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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长秦孝仪

http://www.frguo.com/ 2014-03-19 

秦孝仪与本文作者水运宪合影

乡长秦孝仪

 

水运宪

 

  这里说的“乡长”不是指官位。乡亲之中的最长者或最受敬重者,我愿意尊其为乡长。秦孝仪先生是湖南衡山人,幼承家传,博览群书,精通儒学经史。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曾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自二十四岁起深受蒋介石重用,从党部议事秘书一直擢升到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中央文宣组副组长(相当于中宣部副部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显赫要职。1983年退出政界,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2000年以八十高龄退休,主持台湾故宫博物院长达十八年之久。
  那次我们造访博物院,秦老听说是湖南客人,竟然亲自前往相迎。除了当局政要和外国元首到来,动用这样高的规格接待参观者是极为罕见的。握着秦老那双号称为“民国文胆”的手,我心中无限激动。一时又想不出合适的称呼。情急之下我便郑重其事地问候说:“秦老,您是乡长啊。身体还好吧?”秦老略一迟疑,马上哈哈大笑。心情十分畅快地说:“好。好。这个称呼妥贴。都是老乡啊。论年龄我还最大,那就姑妄为长吧。”
  过后同行的一位朋友批评我说:“人家中宣部长级的人物呢,你还喊乡长?乡长最多算股级干部。”我觉得那位朋友没有理解力,秦孝仪就理解了。他以年龄称长是一种谦逊态度,以减弱我对他的尊崇。凡官当大了,你把他往小喊没关系。宰相肚里撑得船嘛。假如某个人刚刚从乡长当上县长,你再叫他乡长那就得小心了。
  我们这位乡长可不是一名等闲之辈。记得曾经读过一部写民国时期的书,作者将国共两党领袖进行对比,认为蒋介石的笔下功夫无法与毛泽东比肩,但是他会请人捉刀代笔,居然也就有不少文章和演讲文稿激越人心,震撼天下。他的刀笔吏主要是两个文化人:陈布雷和秦孝仪。号称是蒋介石的两大“领袖文胆”。
  陈布雷是蒋介石在大陆执政时期的“文化侍从”、“总裁智囊”、“国策顾问”。国共两党通力北伐之后,蒋介石仿效三顾茅庐的作法,派邵力子到上海请来了深受孙中山赞许也被中共称道的《商报》主笔陈布雷。陈布雷感动之下,欣然为蒋介石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以一篇激情四射、文采飞扬的文字开始了他的文胆生涯。抗战初期,陈布雷的名望直达顶峰。1937年7月北平芦沟桥事变,蒋介石在庐山召集两百多名知识界名流发表了公开演讲。开篇即振聋发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的地点已经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若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这一部将民族气慨抒发得淋漓尽致的抗战宣言,后来被四万万中国军民广为传诵。起草人就是陈布雷。
  陈布雷被誉为“中华民国第一支笔”,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在他之后,另外一个人也同样被称为“中华民国第一支笔”,那就是湘人秦孝仪。陈布雷在1948年11月不堪时局的溃败,服安眠药以尽臣节。蒋介石政权漂移台湾,秦孝仪便接过了陈布雷那支如椽之笔。年方二十八岁,就成为了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他文采过人,反应机敏,尤其能以毛笔速记,深为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所倚重。蒋介石对传统经典相当仰慕,便不时地与秦孝仪应对四书五经,借以增添自己的古籍知识,加强说话的份量。秦孝仪也因此得以傲立中枢二十多年,侍从秘书的交椅安稳如山。从1949年随扈台湾,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其间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于秦孝仪之手。所有重要的文告、讲稿,都由蒋介石口授大意,秦孝仪在边上记录要点。然后连夜成章,呈送秘书长张群看过,即可向外公布发表。足见这第二个“第一支笔”也是何其了得。
  民国政权迁往台湾之初的1952年5月,蒋介石率政要前往金门岛驻军视察,亲笔挥毫书写了四个字——“毋忘在莒”。军方为这四个字刻了一块十来米高的石碑,立在金门太武山南面山坡上,意在鼓舞士气,激励官兵反攻大陆的决心。而在当时,官兵们大多看不懂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是什么典故。1959年,秦孝仪便编撰了另一篇碑文,以激昂的文字诠释旧典。他首先介绍了典故来历,说蒋公中正题写的四个字“有轨於齐安平君田单,以区区莒、即墨之地,尽复齐七十余城,特勉国人毋忘此义,必日以反攻复国之志相勉也。”
  然后他详细地讲解了那个故事。战国时期,燕国横扫齐国,只剩下莒、即墨两处地方没被攻下,两地一致推举田单将军率军民抵抗燕国军队。田单很了不起,衣不解甲剑不离身。不仅亲自操舞“版锸”(古代挖土筑墙的工具)和士兵一起加固城防,还把自己的妻妾编入军中,令她们烧饭做菜分给士兵吃。足智多谋的田单还在城内收集拢来几千头耕牛,在牛身上绘满绛红的颜色,还画上五彩龙文,将锋利的尖刀绑在牛角,再将芦苇灌上油脂捆扎在尾巴上。趁着天黑燕兵没防备,田单一声令下,士兵一齐点燃牛尾巴,“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出,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走燕军。而城上鼓噪,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奔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而齐七十余城皆复,乃迎齐襄王入临淄听政。”
  秦孝仪在碑文最后写道:“我今日金、马、台、澎,亦犹当时之莒与即墨”,“以我全体军民,皆以毋忘在莒自勉,则所谓德慧术智,恒存乎疢疾。所谓殷忧启圣,多难兴邦,胥将於此中验之矣”。
  秦孝仪这段文字后来也被刻成石碑,立在蒋介石那块巨大石碑的左下方。看上去比较渺小,毕竟也是一块碑。大碑署名蒋中正,小碑尾款为“秦孝仪承命敬撰并书”。像秦孝仪这样能够与“总统蒋公”并碑而立的情形,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转瞬之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这一大一小两块石碑已经成为了旅游景点。凡去金门的游客都要在那里留影纪念。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天气骤变,风雨交加。台南的阮先生先是试图用伞挡雨,那伞立即翻成了一顶蘑菇,然后找来了几件军用雨衣。我紧裹着雨衣趋上前去,将秦先生的碑文读了两遍之后,心中竟暗暗庆幸那场风雨来得及时。碑文中还有一些对大陆政权极其不恭的言语,在我看来还是相当“反动”的。因为风雨猛烈,阮先生他们也就没有执意让我在那碑前留影。否则我照也不是,不照也不是。
  同去金门的朋友当中有一名也曾在台北“总统府”侍从二室当过文秘的老作家,指着那块巨大的石碑,毫无顾忌地告诉我说:“我听侍从室的老人说,‘毋忘在莒’这四个字当时是秦孝仪替蒋介石想出来的。以蒋公的才学,他哪里想得出来嘛。”
  我当即回想起去马来西亚游览马六甲海峡的时候,也亲眼看见过蒋介石题写的石碑。那上面四个字同样颇费理解——“忠贞足式”。于是我问那朋友,马六甲那四个字也是出于秦孝仪的脑子?
  “怎么不是?”那朋友根本就没有多想,“那次秦孝仪老也跟着去了。肯定是他想出来的。不是他还会有谁嘛。”
  这么一说我又有点怀疑了。随行的文秘替喜欢题词的首长想词,本来也不是什么机密事,可要说蒋介石连四个字都想不出来,似乎也过于淡看了这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只是这种似讹非讹的说法证明了一点:秦孝仪的学养与文才,在台湾政界是有口皆碑的。
  秦孝仪还有一段最为人知的传奇经历。蒋介石去世前,宋美龄亲自点名让秦孝仪预先撰写“总统遗嘱”。这一使命非秦孝仪莫属,因为他是“党国要人”、“蒋家家臣”、“蒋总统的文学侍从”。除了秦孝仪之外,任何人都不具备如此多重的身份。
  1975年3月。蒋介石的身体已经没有能量与死亡抗衡,陷入了昏迷状态。宋美龄便让秦孝仪“先行预拟”,等蒋介石苏醒过来,回光返照的时候,让他“大致口叙草稿再行修订”。
  秦孝仪不愧为蒋介石的文胆。他预拟的遗嘱不仅风格与总统身份相符合,语气也与蒋介石吻合。当然这事也说不好,蒋介石平时的讲话稿子就是他起草的,谁吻合谁恐怕也难得说清楚。重任当头,秦孝仪全神贯注,将一篇预拟的遗嘱写得情感充沛、文笔质朴,读来极具感染力。后来当局规定各个学校都要让学生朗读背诵,更使得秦孝仪成为了台湾家喻户晓的人物。
  预拟遗嘱的开篇,首先是一段精诚所至玉石为开的回顾,“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接着说了几句大业尚未完成的遗憾之语,然后提出了期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
  写到这里,秦孝仪代蒋介石挥泪表白说:“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重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遗嘱拟好之后,宋美龄执意要秦孝仪加几个字。她说蒋介石已经皈依基督教,应该把基督耶稣放在孙中山之前。第一夫人的话是不能违拗的,秦孝仪只得照办,于是便十分地不合逻辑了。蒋公明明说了“我自十五岁开始,就追随总理闹革命”,显然跟基督教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怎么接下来成了“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呢?这样的句子只能叫做败笔,秦孝仪也因此屡遭诟病。他又不便委过于蒋夫人,只得背了那口黑锅。最为失策的地方还在遗嘱的结尾处。当年汪精卫作孙中山遗书,在结尾处落了“汪精卫书”,秦孝仪如法炮制,也落下了“秦孝仪书”四个字,引来了史家众多的非议。
  蒋介石逝世后,蒋经国接任“总统”。一朝君子一朝臣,蒋经国任用张祖诒为总统府副秘书长,周应龙任文工会主任。这两位也是很著名的文胆,秦孝仪便感觉到自己被放上了冷板凳。应该说他是有思想准备的。1975年4月5日晚上11点50分左右,蒋介石宣告不治,当时台湾仍在实行宵禁,国府五院的院长都被紧急召往台北士林官邸,为遗嘱签字并瞻仰遗容。在宋美龄的注视下,其他人都照办了,蒋经国却没在遗嘱上签字。蒋经国后来在自述中说,当时自己“极尽悲哀,头昏不支倒地跪哭”,秦孝仪拿遗嘱要他签字的时候,“余手发抖写不成书。向长辈答礼时亦不记得来者何人。”这样的说法也还合乎情理,但是秦孝仪心中已经感觉到了一种不祥之兆。
  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老院长蒋复骢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且中风准备辞职。代总统严家淦便主动出面向蒋经国建议,请蒋经国说服秦孝仪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蒋经国巴不得他赶紧走人,便一拍即合,立即应允。秦孝仪也就脱离了沉浮难料的那片宦海。
  中国历史上能够成为两朝股肱之臣的例子并不多。乾隆皇帝的爱臣和珅曾经心怀幻想继续为嘉庆皇帝打理江山,不料嘉庆突然下手,乾隆尸骨未寒,和珅就被皇上赐死。都是因为他与乾隆过于亲密,触犯了内宫之大忌。秦孝仪与蒋介石,宋美龄关系之密切超乎常人,直到2003年宋美龄在美国去世,他还和郝柏村少数几个人飞到美国去吊唁。蒋经国发落他去故宫博物院,应该说是手下留了情的。甚至还可以说是给予了重用。所以秦孝仪不仅没感到有所失落,还十分心满意足。本来只打算做两年,一做就做了十八年。
  而且秦孝仪也相当喜爱这个职务,对博物馆里面的文物精心研究,优游浸润于国宝与艺术之中,兴味无穷。一位知名收藏家曾经形容说,他这一辈子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乾隆,另一个就是秦孝仪。因为这两个人都遍览过天下珍宝。
  秦孝仪也倾注所有的精力和心血,把这座声名远播的博物院操办得有声有色。要不是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执政,国民党下野,他这个院长恐怕还得做下去。
  我们访问台湾是1997年。三年后,秦孝仪就卸任了。如果在那之后再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就见不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乡长”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还算是走运的。

2014年3月18日

转载自《文学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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