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您现在的位置是:省作协 -> 文学阅读 -> 散文 -> 内容阅读

通往新疆的灵魂之路

http://www.frguo.com/ 2014-03-19 


  
  当我拿着话筒,在谈新疆当代文学时,刘小东和观众们一样,坐在台下,仰着脖子,炭黑脸庞,瘦削长腿,双唇紧闭,双目灼灼。这是一种我在文学界几乎从未见到过的态度。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态度:把所有负累脱下,把自己的目光和思考推向更深的黑夜和孤独,径直奔向核心。
  作为艺术家,刘小东业已用画笔为自己竖立起不朽的艺术丰碑,虽然,这个出生东北,在中央美术学院求学,并以教师为职业的人,基本上是个没经历什么太大波折的人。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将不可避免地居高临下,毕竟,他属于“艺术家阶级”,但是,生发在2012年7月的“刘小东在和田”的行为,使刘小东变得有点像个贱民,而他给出的理由是:1986年,他曾第一次到达新疆,并在速写本上画下新疆的山、树、清真寺、女人和乘客,故而,他再次来到新疆。
  我感觉这个理由是个幌子;同时,又认为的确是新疆的异质,为刘小东的绘画点燃了新激情。
  
  二
  
  最初注意到“刘小东在和田”这个行为,是我在诗人、艺术家欧宁发布的微博上看到了玉龙喀什河:一群人站在河滩,脚下是浅浅的一滩滩水湾,而石头,灰白色,圆或椭圆,大如脸盆,小如拳头,散落河床。它们像要永远躺在那里,不做一丝改变。
  一股和田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孜然、尘土、羊粪、沙枣花。而这时,我在珠三角,正和蚊子、湿热、台风对抗。2009年1月,春节来临前的那个冬日,我孤身一人拽着箱子,挂着相机,拿着笔记本,抵达那个河床上,采访了一位普通的采玉人,因他的女儿木克热木考入广州广雅中学内地新疆高中班。挖玉人很容易得关节炎。而挖玉人本身,挣不了多少钱。钱被中间商挣走了。这个月,这个挖玉人的收入是156元。全家人靠大女儿当兽医,每月500工资维生。我和这家人的交往礼貌而谨慎,但他们对我却充满着慷慨和暖意。我在他家租住的屋子里吃了顿带肉的抓饭(平时是素抓饭)。他家小女儿成为我的翻译。在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里,正播放着英国电影,字幕是汉语,而主人公说出的话是维吾尔语。我常常回想起那个弥漫着抓饭香味的夜晚,似乎整个和田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独特性,都聚拢于那个夜晚。
  看到玉龙喀什河的图片时,我并不认识欧宁,亦无法告诉他,那些图片和简单文字,在我内心搅动起的巨大波澜。这是种格外复杂,且无法用语言一笔带过的情绪。和大多数到南方打工的人不同,我迁居广东,总以家庭主妇的目光打量这里:房价、物价、气候、学校、交通……我从不会设想自己是个天涯孤客,与故乡已一刀两断地分离。不,我的故乡虽然浩大,但却精密地浓缩在我的头脑中,我走到哪里,就将它搬运到哪里。我似乎已渐渐融入南方生活:煲汤、挂蚊帐、看粤语电视。然而,当看到那一群置身玉龙喀什河,正试图进行一场艺术行为时,我的某根神经受到了强烈刺激。
  某个清晨我醒来,突然想:艺术的方式已然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突变。当代中国,迁徙、移动、置换,全然不似过去的螺丝钉生活,传统的部落聚集被打破,人群变得零散,如蒲公英的种子,每个人都势不可挡地飘零起来: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南,从山区到平原,从沙漠到海边。人们大规模离家出走,奔赴自己设定的那个目的地,而并非选择留在自己的出生地,并在这个迁徙的过程中,学会用一种嘲讽的兴味,来对待自己的外出一搏。这,几乎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共同命运。而刘小东的选择地似乎是逆向的:西北偏北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南缘之地,和田。
  2010年7月5日,在玉龙喀什河河套,一顶用帆布和钢管支撑的帐篷诞生了。围绕着这个临时工作室,刘小东和一个小团队,以素描、日记、油画、摄影等多重方式,展开了这个号称“刘小东在和田”的复杂项目。
  那画布的规格是长三米,宽两米半。画布上的人,几乎和真人差不多;而那个在画布前挥动画笔的人,显然,小于那块画布。面对如此巨幅的空白,我不知道刘小东是怎么克服内心的慌张,而将第一笔有力的线条涂抹下去的?这像一位长篇小说作家,要准备启动他的第一句。然后,和积累资料、储备情绪长达几年、十几年,或几乎一辈子的长篇小说作家不同,刘小东的创作方式,全然颠覆了传统方式:先储备,后输出。他的方式是即兴的,当下的,直接的,扩散的:先在一个具体的点上扎根下来,以此为中心,再辐射开,直接面对绘画现场,并努力吸纳与之相关的所有能量,再融汇进画布。他并非要画一种猎奇的场景,而紧紧抓住日常生活。他凭借艺术家动物性的直感,在短时间便摄取了那个点的质感,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于画布。
  一只摄影队拍摄下刘小东作画的那些无言瞬间:他脱下自己的T恤给他画的那个青年,而自己套上了对方的T恤。后来,我在《东》中,看到了刘小东黑底白斜纹的T恤。如果不是看纪录片,单看那副画,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那衣衫是画家自己的。在那副画面中,天空的云是灰粉色的,山灰白;人的影子很短,几乎没有,淡淡的几缕,似游魂跟随;树是绝望的点缀,那可怜的绿色!画面的主体是石头和人。石头簇拥在人的脚下,将“大美新疆”宣传片中虚构的矫情残忍打碎。在这里,没有那种被特写镜头夸张和言过其实的事物,而只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石头,它们和手拿铁锹的人,构成了某种可怕的圆满。它们兀自运转,似乎完全不依靠别的外力。
  如果刘小东选择在玉龙喀什河拍些照片,返回北京,在窗明几净的环境里作画,也许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并且,他极有可能比大多数学院的教授画得更出色;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刘小东在和田的沙尘里作画时,他让自己蜕变得像个诗人。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昏暗的灯光下,我仔细阅读了刘小东2012年6月22日——7月8日的《和田日记选》;在随后我看到的纪录片里,刘小东是坐在床上,盘着腿写下的这些文字。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怀着窥视,怀着觊觎,甚至恶作剧,想要见识见识艺术家的文笔,却被那本真的记录吓了一跳。这是随意记录在一页页白纸上的的文字,显然,和作家为发表的写作,完全不同。它的形式是零散的:有勾画的长线,涂黑的圆圈,删掉的句子,再次加入的词汇……这种记录是粗粝的,也是坚硬。简朴、直接、鲜活、节制……这是刘小东的文字表达。像我这样看惯了装修繁复的文字殿堂,突然来到黄泥土屋时,几近愕然。
  “要像草一样在沙漠中生长出来”;“茫茫河滩、卵石、泥沙、黄水,不见人影,很热,睁不开眼”;“晚饭姐夫请来两位木卡姆老乐手,弹唱如风沙,弥漫戈壁,遥不可及”;“风景一片灰白,真正的灰白,没有色彩倾向,还很刺眼的灰白。真的很难画。越画风越大,只好罢休”;(纪录片中,刘小东一人坐在逐渐暗下来的帐篷里,像被困牢笼的野兽)“不好入睡,睡着也得两三点了,睡了就不愿起来,直到中午还赖在床上,越睡越香,越睡越沉,直到脑子里睡满了水,肿胀得醒来两个小时还肿胀着”;“昨夜狂风大作,无梦中惊醒,狂风沿着空调管道吹出刺耳的哨声,有时还吹成女鬼敲门的声音”;“那顶帐篷——我的画棚,依然站在那片废墟般的河套中”……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画家,并非要像十九世纪的小说家那般,以无以伦比的修辞力量,来干预现实,发表见解;当下,艺术家是自我发言的人,他只说他看到的,他体会到的,他思考到的,他宁可让已肥大到臃肿的艺术被削减成一个简单行为。抛开一切繁杂,刘小东恢复到一笔又一笔的状态,像作家,无论发表再多的创作心路,依旧要从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作开始。那些被艺术家小心灵巧地折叠起来的感悟,最终,都铺展在画布上。“不要在其上”,刘小东申明。他强调:“时间很短,环境复杂,我不可能了解这么复杂的状况,我想千万不要概括别人的生活,我只就这条河,这个河床上采玉的人,一棵树,哪怕是一块石头,我画他们,两个月,很小很小的点,开放的信息。成为被画的人和景物的一部分而不要在其上。”
  我惊诧于那个男子:在四幅大画中,他皆存在。他的面孔消瘦、黝黑、淡然,如梵高,似耶稣。他:那个画面上的人,和现实生活中的他,像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神似,但,却不同。画面上的那个人,是经过刘小东眼睛审度,重新雕琢出来的人。刘小东的脸颊也被风沙吹得黝黑,这让他一笑时,牙齿特别白:“他并不知道他长着那样一张脸。”
  那是一张怎样的脸——被刘小东从人群中遴选出,再反复出现在画布上?没有喜悦、愤怒、哀怨,某种更神秘的血液循环在他的皮肤之下,他看起来像个大男孩,从黑暗中走来,表情凝重,且携带着某种典雅,但又并非抑郁,也不轻狂,更不冷漠,而只以某种坦荡来接纳一切。他是沙漠里的人,他的头发里有沙粒,衣服的皱褶里有沙粒,鼻孔里有沙粒,甚至他的目光里,也有沙粒。沙漠已让这个男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过着更为深刻的精神生活,似乎通过谦卑,能够重新创造另一个自己。
  在此后我观看到的纪录片中,有一节很长的婚礼场面,镜头中,刘小东拥挤在人群里,听阿訇布道。阿訇的声音格外响亮,讲述着男人成年后要担负起责任,男人要爱女人,而女人则要尽自己义务……所有的聆听者都睁大眼睛。那声音一直在空中循环、循环……我想后来,刘小东再次进入创作时,那婚礼、那阿訇、那新娘、那眼神……都将一起翻涌到他笔下,被他画进那张年轻人的脸上。
  刘小东对新疆的最早记忆来自1986年。一本介绍他的册子里,展示了那些他用铅笔涂抹过的素描;和2012年,戏称自己为“中年发福的臭皮囊”的时代所创作的“东、南、西、北”四副大画相比,这两次创作之间,似乎有个隐秘的通道。那些早期的素描,如果不是因为后来艺术家的盛名,大概不会有机会面世,也不会引发公众的太多兴致,然而,那次经历犹如埋下一道暗线,让刘小东在二十年多年后,要选择一个新疆的点时,定下了坐标系。刘小东没有选择喀什,而去了更遥远的和田。
  喀什与和田有什么不同吗?喀什已相当国际化,而和田,一出机场,便是黄土路、稀疏白杨、零落土屋。在和田,人会感觉受挫,会无端沮丧,被风沙和烈日笼罩,不断收缩和枯竭,变成一粒皱巴巴的葡萄干。和田比喀什更“去旅游化”,故而,更真实,更像当代新疆的某种隐喻。刘小东在短时间内选择了和田、玉龙喀什河、现场作画。他的目标那么单纯,同时,又那么狂妄:他试图表达对新疆的理解。可怕的石头就那么滩在河套里,它们和挖掘它们的人,成为刘小东画面的主体;同时,还有粉红、晕黄色的天空、灰蒙蒙的山坡、拖鞋、铁锹、眼神。
  凝视悬挂在新疆艺术中心大厅里的《东、南、西、北》时,我感到的不是有趣,而是惊讶。很难想象,在别处能看到比这些画更具有同情心的作品。刘小东在日记里抱怨那些河套的大风沙侵蚀了他的颜料,事实上,它们同时还侵蚀进他的肉体和灵魂。现在,那些石头跳跃出来,大面积出现,看上去,像某种有力量的小野兽,像荒野中低低喘息。而那些挖玉人——主体中的主体——完全迥异于电视、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刘小东为我们描述的是一种简朴而充满渴望的西部灵魂:他们的天性不好也不坏,他们没有更多的奢望,只漂泊在他们的命运里。石头和挖玉人组合成一个巨大隐喻:这,就是新疆生活。
  
  三
  
  为了使“刘小东在和田”表达得更完整充分,主策展人侯瀚如启动了一个和绘画项目平行的复杂项目:现场研究、历史研究、巡展、电影放映、研讨会、在线出版物。联合策展人、诗人欧宁则带领一支研究员和记者团队,展开由当地作家、历史学家、音乐家、工匠和其他人士的自由表达研究项目。访谈被制作成视频,公布在网上。“刘小东在和田”及欧宁的微博,每日不断刷新,以图片、即兴文字、短片等形式,将新疆细节呈现出来。
  我在欧宁的微博中看到南疆随处可见的巴扎(市场),逛巴扎的人,巴扎上的货物时,总惊诧于他的角度:这些曾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已烂熟的场景,被他重新发现,并展示出来时,我像是第一次见到。这让我对艺术的表达充满惊叹:这种力量既是哀婉的,又是尖锐的。哀婉,是因为艺术当然无法以强行参与的方式,顷刻间改变现实;尖锐,则有众多理由,其中之一,是包括不论何种人群,其内心向往善、渴望更理想生活的愿望是共同的;艺术将这种想法描绘出来时,从心理学、情感学等多种角度,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在我参加的有关“新疆当代文学”的讨论中,一个百分比被反复强调。两位少数民族作家(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维吾尔族作家狄力木拉提,同时从事翻译工作,可直接用汉语创作),都谈及一个问题:在新疆,百分之九十九的维吾尔族作家和哈萨克族作家,都是用母语写作,因翻译力量薄弱,故,并不为大多数内地读者熟悉。“百分之九十九……”!我的震颤,来自于另一个角度。是的:我是那少数的“百分之一”。我用汉语写作,直接面对汉语读者,似乎,并不存在交流障碍,然而,当我面对广大的,被新疆人称为“内地”的那片领域时,我和少数民族作家存在着同样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化解陌生与隔阂。
  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域的变迁,我越来越意识到,新疆之于整个中国、亚洲和全球,都是陌生的。当旅行者以猎奇的眼光打量它时,看到的是雪峰、松林、水果和新娘。这种打量是傲慢的,同时是偏狭的。迁居广东后,我深刻地感受到一种陌生感。我经常在写满汉字的街道上愣怔,像被一股刻骨的寒风钉住。在我的耳边,响起一片片白话、客家话,它们是汉语,但因发音并非我所熟悉的普通话腔调,故而,我对它们是陌生的。这种语言上的陌生,令我在南粤大地显得格外孤独可怜。似乎,某个密闭的群体,我就是撞破脑袋,也进不去。我从白话电影的字幕中获悉,原来“我中意你”,就是“我爱你”,但是至今,我依旧无法用白话说出数字1至10。
  在一辆南方公交车上,两个女人在聊天,其中一个大声说:“新疆小孩都是小偷!”我的脸像被打了一记耳光,登时红起来。说这话的那个女人,一定不了解这样的语言,不仅会让人疼痛,还会致人伤残。我的孩子出生在新疆妇幼保健医院,喜吃孜然味很浓的烤肉串,馕和拌面。他五岁半到达广东,六岁半背着书包上小学一年级,因听不懂白话,挂着泪痕回家。他最终交上的两个朋友,是因为同玩“洛克王国”游戏。他是新疆小孩。如果有一天,他回家问我,“新疆小孩都是小偷吗”,我将如何回答?!那晚,我在微博上发了条消息,呼吁大家不要轻易说出这种具有伤害性质的话语,加剧人与人的疏离,而非亲密。在粤东梅州,参观客家博物馆,看到那群由中原迁徙而来,经过几百年生活,终于将“他乡”认作“故乡”的庞大群体时,我不禁为这种强大的“扎根能力”而钦佩。
  身为作家,我对语言有某种偏爱。无论是鲜活的日常用语,还是强有力的书面语,都能激发起我的沉思:何以语言能激发起人的情感,产生视觉形象,表达复杂思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言和人的行为密不可分。每一个词语,都携带着一把灵魂的刨子,在呲呲作响地刮擦着现实的木板。然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甚至使用同一语言,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发音的人,最终,在语言的诱导下,形成了差异性很大的世界观,而这,又最终导致整个世界时刻处于熔岩爆发前的炽烈紧张中。
  在新疆,多民族常年杂居,其语言形态的丰富性,远大于中原、东南等汉文化集中的地区。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外婆和舅舅们,为躲避来自甘肃老家的政治迫害,被迫走西口,在新疆哈密白杨村停下脚步,住了下来。那个村子从未有过汉族人。为了在这片干涸缺水、自然环境极为险恶的地方活下来,我的舅舅和他们的孩子开始学习维吾尔语;甚至,我外婆以七十岁高龄身份,也加入学习行列。最终,全家人都掌握了基本日常用语。我在这个村子出生的表哥们,从小就过着双语生活(若他们写作,那类似于同时使用俄语和英语的纳博科夫)。我的大表哥放弃种地(太缺水)转而经商:从乌鲁木齐发货至哈密,再从哈密零售到更偏远的乡村。在那些乡村,因语言无障碍,他总是做得比同行更好。
  2010年夏,在北疆托里县萨孜湖畔,一个名叫阿合别斗的小村,我拜访了一位在当地很有声望的男子。他是汉族人,头脑灵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用拖拉机载人进城。这个村百分之七十是哈萨克族,这位男子由中原迁居此地后的第三年,便能说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他赢得村民敬重的一件事是:去城里的途中,一位哈萨克族孕妇要生产,他当机立断,让大家脱下棉大衣,将孕妇围裹起来,请车上一位年纪大的老太太接生。孩子百天请客时,他是贵宾,席间喝了很多酒。他脸颊上的皮肤粗糙,头发蓬乱,手指关节粗大,裂嘴大笑时,连房梁都微微颤抖。他简直像头野兽,浑身充满不羁的味道。他说:“我开心啊!”
  这就是新疆:严酷的自然环境,边缘地带,人们陷入世纪之初的蛮荒境遇。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学习语言的目的很简单:相互交流,更好生存。这种学习和考试、学分无关,和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的理论无关。在这种特殊的场域,语言因丧失被另外赋予的含义,而变得轻松起来,而恢复成最初被发明的模样:只为交流。然而,这些发生在新疆内部的故事,通常,不会出现在报纸、电视和公众的话题中。
  在某种程度上,我很担心外地人怎么看新疆。事实上,这种焦虑经常让我陷入痛苦,甚至,模糊了我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一觉醒来,我不觉得自己在东莞,反而迷迷糊糊以为,我在乌鲁木齐。于是,新疆成了我的暗伤。我不愿在口头上轻易提及,也不愿在笔端轻易写起。我尤其厌恶那种观光一番,便开始动笔,大肆使用新疆地名的写作。那种轻飘飘的文字,往往会因为对某些细节的过分关注而歪曲整个事实。任何简单概括新疆的做法,都是恶性循环。在新疆,因人口相对较少,人们的生活场域并非是内地所见的立交桥、摩天大厦、地铁、快餐店,而被荒漠、戈壁、青石、草原、湖泊包裹,这些自然之物,业已成为新疆人生存经验的一部分,故而在这片土地上,至今,依旧残存着某种和现代主义关注城市为中心的写作相悖的写作:关注自然。显然,这类书写无法和当代主流题材(道德困惑、心灵探索、强者故事等)相抗衡,但它,至少在工业秩序之外,提供出大片野生勃勃的旷野。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当代中国,国人对美国、对加拿大、对日本的了解,也许远远超过对新疆。这种陌生,常令我惊诧到倒吸凉气。我讨厌“大美新疆”之类的广告片:沙漠、驼铃、蒙着面纱的舞蹈的姑娘。这种程式化的,已僵死的宣传模式,牢牢印刻在内地人心中,以致于他们问我:你们那有鱼吗(广州广雅中学饭堂)?你们骑马上班吗(深圳中心书城酒吧)?你们那也有电脑(东莞樟木头)?对新疆的阐释,一直以来,都被瓜果、舞蹈和草原统领,而非新疆人真实的生活。如果出现人,也是正在唱歌跳舞的人,而是日常状态中的人。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你不像新疆人啊!”于是,我解释:“新疆有十几个民族,我是新疆的汉族人。”这是我迁居南方后所遇到的最大问题:身份认同。表面上,我和本地汉族人无任何差别,但骨子里,我的新疆背景,让我总像鸡入鸭群。另一个发现佐证了我的这种疏离感:内地小孩清楚地知道美国有多少个州,却根本不知道新疆有多少个民族。
  被陌生化的新疆,被广告化的新疆,被简单化的新疆……这就是新疆的现实所在。如果这种被误读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九”,那么,要通过怎样一种方式,来重新进入这片土地,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理解新疆就是理解中国,理解新疆人就是理解中国人呢?
  这个时候,刘小东出现了。刘小东横空出世,来到和田玉龙喀什河,在河套上撑起一顶帐篷,手拿一只笔,蹙眉,瞪着几个被他定格,但命运依旧按部就班向前的挖玉人。多年后,当刘小东自己回忆这一幕时,也许会哑然失笑:这种行为,几乎类同唐吉可德。然而,艺术的可贵,也许就在这种执拗,这种不合时宜。刘小东手中的画笔,业已成为一缕温暖的曙光。那些石头,石头上的反光;那些人物,人物眼睛里的反光……当它们被刘小东注视时,组合成某种立体的暗喻。画中人和其原型,恍惚于像与不像之间,而刘小东,凭借着艺术家的天然敏感,画下了那种非常难以把握的度。
  艺术之路是条虚弱之路,也是条魔术式的道路,它将在自我与真实世界间的辩证法中,获得某种小小的胜利。我觉得“刘小东在和田”从根本上是成功的,因为,当我站在四幅巨型油画前时,不禁脱口而出:真像。
  
  四
  
  阐释新疆是重要的,无论从绘画、摄影、生态、新经济或当代文学的角度进入,都是一条通往高原的小径,这种直接触摸将会引发一场内心的转变,继而,在精神上有种再生,并同时获得崭新而更丰富的体验。
  当我回答新疆文学的DNA时,给出一个字:信。也就是相信。这个字的总结,并非我身处新疆时获得,恰恰相反,当我在东南沿海的电子厂、音箱带盒厂打工时,被簇拥在这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所惊叹,他们颠簸于求生之路,渴望打破旧世界,力图寻找出一个新世界。而在新疆大地,世界似乎就是那个固定的世界,那里的上空,至今还凝聚着某种经典史诗般的情绪,人们的生活场景相对安定,是非、善恶等价值取向的标准貌似恒定,生活的可变性和易碎性,远不及商业社会。在北疆托里县的萨孜湖草原,毡房间貌似距离遥远,但邻居们却能轻易判断谁家宰了羊,准备煮肉。在新疆,当男人对女人说“我爱你”时,人们会相信,爱情发生了。而在北京、上海或广州,同样的场景,人们也许会反问:他们是不是在打一张爱情牌?故而在我看来,“信”是新疆文学的内在核心,而这种“信”,也将为也已混乱、溃败的工业生活,提供一种游牧式的、去中心化的、对立法的思维方式。
  当人们欢呼新技术带来新利润时,惊诧地发现:人类的进化和异化,居然,是并肩前行的。人用聪明才智创造了发达社会,同时,人的自我发展却面临着自取灭亡的前景。于是,整个二十世纪变成了一个否定的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虽然各种利益引发的民族、文化的碰撞乃至冲突更为激烈,然而,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在进行着各种方式的沟通和交流。
  在新疆,多元视域让人们意识到,在一种文化、一种背景、一种家园之外,还并存着多种维度。如何返回古典式的健康存在,如何不为物欲和机器所统治,如何让生活更人性,新疆大地,也许能提供出这样一种旁证。交流是为了相互了解,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而非倾轧和取代。人们不必事必躬亲,到达地球任何一个现场,而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感同身受地体察别人的生活。人们越来越明白,边界和壁垒会把我们封闭在熟悉的安全地带,而有时,那个地方又会变成思想的监狱。跨过边境,突破壁垒,以一种拥抱之姿,面对人类生活的多样性,似乎,才是一剂治愈当代生活顽疾的良药。
  2012年之夏,所有参与“刘小东在和田”艺术活动的人,都成为“刘小东”。无论摄影家、作家、学者、乐手、歌者、舞者……大家以各自技能,加入进这个阐释大军,为让更多的人,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新疆的多义性,而溶解此前抽象化和粗略化的印象。结果成为这样:我们都刘小东;而刘小东自己,则成为一个符号,一个他不得不扮演,并比他本人更具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当这个由众人组成的“复合刘小东”,以一种简洁、立体、跨界的艺术方式,来阐述当代新疆的真实模样时,我感到,我那根曾被强烈刺激的神经,稍稍得到了平复。然而,另一种不安分的力量,也许已重新凝结。


2014年3月18日

转载自《文学风》杂志

网站公告
图片新闻
热点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