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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文学的精变

http://www.frguo.com/ 2013-12-16 

  

 

 

讲稿正文:

  我觉得一个作家要是真想谈文学,还真得到湖南来谈。这样的场面,这样的规模,大家有这样的热情,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很严肃的,很认真的来谈我挑选的话题。

  为什么要谈到精变呢?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这个社会,我认为是追求成“精”,追求变化的时代。比如说在精神上,在精神上现在记者被尊为“无匾之王”,这是老称号了。在当今中国社会的精神层面上掌握话语权的是哪些人呢?引导社会潮流的是哪些人呢?都是带“精”字的:政治竞争、财富竞争、社会精英、商业精英、文化精英等等。在物质上带“精”字的,几乎是我们生活离不开的:香精、鸡精、味精、糖精、瘦肉精、人工授精、精子库,是不是?无穷无尽的这个“精”,那个“精”,令中国人一刻都离不开“精”,但是又谈“精”色变。一提到“精”既感到亲切,又感到离不开,又感觉毛骨悚然。

  中央有一个口号叫“出精品”,所以在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精”当中,作家那么多年来可曾制造过一个精篇?我是前年还是大前年退休的时候,中宣部的领导请几个退休的吃饭,我在饭桌上向领导同志请教一个问题。中央下令在建国60周年,建党70年推荐优秀图书书目,为什么在媒体报道的时候说这些书多么优秀,多么好,为什么不说它们是精品书?在领导的心目中我们这个口号说了那么多年中国可曾有一本精品?领导的高明在于当他不好回答的时候,他就反问你,他说以你看呢?我说中央推精品十几年了,但是中央自己不敢说,你既是推荐这部书也不敢说它是精品,那么就说明中国目前至少在文学上没有精品。我说照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个口号是不妥、不当,或者是错误。文学作品只有经典,没有精品,工艺品可以有精品。

  比如鞍山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玉佛,它是60年代在岫原县发现的,是一个偷玉者在偷玉的时候发现一块翠玉非常好,当他拿榔头偷这块玉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指砸掉了,砸掉之后,这个地方有种迷信,认为这不吉利,所以就放弃了。然后白天他去看,看到这个发绿的玉非常大,引起了轰动,经过测量之后,6个层厚,周总理下令,当时没有条件开采,等到有条件开采的时候再动这块玉,所以把玉又封起来了。等到改革开放之后,由岫原县开采出来,运到鞍山,雕成了一尊观音,为它建了一个玉佛院。赵朴初老先生亲自提的牌匾。当设计讨论之后一下刀,外皮一掉,设计的部位正好是观音脸的部位,哪块该明哪块该暗,裙带哪块该浅,哪块该白,一般都是自然天成,当雕成之后是精品,不能再动了。如果再动一下这个玉就被破坏了,这个叫精品。像《红楼梦》这是经典不是精品,不是说改一个字就如何,加一个字如何,减一个字又如何,不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狗尾续貂。如果是精品的话,那可以续。所以文学作品不能轻易的就定为经典。

  这暴露了什么呢?我后面会谈一个问题,暴露了我们的文化“两层皮”,说是说,做是做。尽管没有精品,出不了精品,但是报纸、口头、文件,不停的在说我们要出精品,我们要怎样怎样。所以在这样一个追求成“精”的社会,就到处出现了“人精”,你既然鸡有鸡精,牛有牛精,政治有精英,为什么人就不可以成精呢?所以“人精”很多,人人渴望成“精”。现在你放眼看去,“人精”很多。

  我有一个朋友是搞摄影的,20年前改革开放几年之后,他在天津最繁华的地段,如同北京的王府井,他扛着一个摄像机,镜头朝后,只管拉快门,洗出了几百张之后拿到我家。一看改革之初中国人的面孔,那种贼眉鼠眼,眼睛盯着地捡钱包的,嘴歪眼斜的,吵架的,腿瘸的,相貌猥琐,你一看到他就觉得心灵不舒展。但是前不久,我跟他说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你再做一次试试?他又这样到菜市场拍了几百张,洗出来,我们俩一看,中国人的面目大变。浓妆艳抹的,穿着暴露的,喜气洋洋的,接吻的,下小手的……整个形态,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他说你有什么感觉?我说“人精”多了,“妖精”多了。

  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网—搜狐网,我经常上去搜索。现在狐狸少了,“狐狸精”多了。前不久有个新闻报道羊肉掺假,有的摊是用鸡肉,耗子肉,拿羊尿泡了以后拿来卖。

  我刚在晚报发了一个短文《简单和复杂》,就谈去草原的事。我在部队的时候去过草原,那是跟着大列队去的,真的是风吹草地见牛羊,那个草太高了。当年开着车打黄羊的时候,黄羊跟着你的汽车跑,它追汽车,你不用瞄准。以后我不停的去草原,发现草越来越少了,光秃秃的。有的地露着土,像秃子的头顶似的,癞子遍布。去年雨水好,我又去草原,一下车,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不可以在马路上买羊肉串,那是用鸡肉泡在羊尿里弄的,因为羊肉80块钱一斤。可是前不久我们媒体报道,有一个摊用狐狸肉当羊肉卖,这个摊一下子就火了。因为现在狐狸肉比羊肉还新鲜。特别有些女士,好像一听是狐狸肉,大吃特吃,大概是想表达对狐狸精的愤怒,还是怎么回事。似乎想一口把狐狸精都吃光了似的。一说是狐狸肉居然买的人多,反而火了。在文化上也是,现在最火,全球最畅销的一本书《哈利波特》里面,有一个扫帚星,大家是否看到?白色土里炼成了190多种妖精。我想现在恐怕不止,光是“人精”就不知有多少。

  《旧约》“出埃及记”里面说上帝耶和华最早是一位山臣(山神),我联想到我们中国道家、佛家修炼的时候都要进山,都要在山里闭关,恐怕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在这样一个渴望精变,渴望成精的这样一个社会,已经形成一种时尚的情况下,傻子就变得很少了。

  我读书的时候码头,车站,甚至在上学的路上,经常会碰到一些傻子,小孩就追着他后面,扔石头子,玩啊,逗啊。去年北大不是有一个教授说大学培养的都是“人精”,特别势利,钻营,等等,所以为了配合那个大学教授的“高论”,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大学应该培养一些“傻子”》。当这个社会“人精”特别多的时候,“傻子”就成了一种紧缺资源。紧缺到什么地步?

  我认识一个铁路派出所的所长,派出所有管公路的,有管地铁的,有管铁道的。铁路派出所现在有些客车很恐慌,有人在铁道边上拿个小石子坎(此处应理解为北方方言,扔的意思)火车,如果他用的力气大,他胆子足够大,离着火车近,这个石子能把玻璃坎碎,坎碎之后会造成恐怖,整个车厢会乱。所以公安局长就下令,三天破案。在铁道上坎石子的人,坎完就走,这个案很难破。你一蹲,他就不再去了,不知什么时候他又坎一次。所以派出所的所长感到很为难,公安局长下了令三天破案,如果破不了案,派出所所长的地位、奖金,以及其他人员的福利,恐怕都麻烦了,得受影响。怎么办?所以跟搞户口的派出所联系,发现有一个傻子,20多岁,找来了,做笔录。“晚上在哪在干吗呢?干什么去了?”提前就交代好了,让他去了以后,就说“坎火车了,坎火车了”“为什么坎火车”“玩”,录完之后给个盒饭,给100块钱,买糖去吧!搁几个月,过一段时间,事件又发生了,又命令三天破案,把傻子又找来了,“又坎火车了?”“坎火车了”,一盒饭,100块钱。傻子很高兴。我跟那个所长讲,我说这个傻子是你们的贵人哪,是你们的保护神哪,你这个所长能当,将来能再升,你们能发奖金,完全靠这个傻子。而傻子不负法律责任,因为他是傻子,坎石头子就是因为好玩。所以我听这个所长给我讲这个故事,我就想,到底谁是傻子?谁是“人精”啊?傻子保护所长,保护派出所的警员们维持着自己福利。“精变”实际上是一种变态。有些演员很聪明,我有时候听他们的采访,非常地道,偶尔会说出一句话说让我动心,比如女演员赵薇。记者问她拍戏的动力,她这样说;“为了变态的观众必须煎熬自己”。所以从那起我不再看赵薇的电影,为什么?你看她的电影等于你变态。她就公开这样说,为了变态的观众才要煎熬自己。

  还有一个挺年轻的演员,叫王珞丹。她回答拍戏动力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人人皆变态,别把我们逼成正常人”。因为许多年前,我们从苏俄文学引进一个概念叫“文学就是人学”,所以搞写作的目前为止,你必须关心一下,研究一下作为文学中的“人”已经变到什么地步了。《左传》里也有名言“妖有人心”,哪有妖精啊?妖精是人制造出来的,“地反物为妖,乱则妖灾生”。妖精的本质是什么?我说这些丝毫不是想贬妖精,妖精的本质是求胜,求强,求名,求利。“二奶”“三奶”她是为了要求正,要扶正,当大奶,她们都是这种的想法。如果她甘当“二奶”“三奶”,甘居人下,妖就会少得多。所以妖精她是追求成功的,想做一个强者,想做美人,享有足够的美艳,妖有的时候在一种职业上是不可或缺的。

  我说一个演员叫做李玉刚,男孩子唱女声,他身上就有股“妖气”,他得益于这“妖气”。他扮上女相之后,比我们许多女性更妩媚。好多演员没有这股妖气。我喜欢京剧,从小就看戏,对戏剧界有些演员,特别是现在你看那些影视演员简直没法忍受,惨不忍睹。她(他)就是不该当演员,他没有妖气,他就该卖白菜,他就该去捡垃圾,或者他就该去挖土豆,可他偏偏当个演员。往台上一站,你怎么给他镜头,他都不适合。我当年看天津的厉慧莲良,天津京剧大演员。他在幕后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厉慧良。因为那时候我小,跑到后台去看。等到打上高灯,等到锣鼓一响,大家上场了,他往幕旁边一站,整个这人完全就变了,一出台,不管他扮演什么角色,到台上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吸引眼球,这就叫演员的“妖气”,或者说叫精气神,这才是天才,演员就应该这样。我跟一位天津市的戏剧权威讨论李玉刚身上这股妖气的问题,他也同意。我说你们见到李玉刚,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说我丝毫不是贬他,我对通俗歌曲不是十分感冒,偶尔一次我听到李玉刚跟石头合唱的《雨花石》,我突然改变了对李玉刚的印象,我觉得他俩唱得非常好,珠联璧合。

  古代经典里我们有个典记,诗经总论里说,解剖妖,非妖何以惑人?迷惑人的那都是妖,故鬼之有才者才能成妖。那种小鬼,那种乱七八糟的饿鬼,穷鬼,那都成不了妖。鬼有才才可以成妖,目之有灵者才能成妖。所以说妖精,说精变,并不是完全的贬义,我只是提醒同行,在精变的状态下,我们如何应变,如何处理?文学当然不例外。

  现在文学变成一种什么状态?写作变成一种聪明人的新闻。现在写点子靠聪明写作的,特别多。因此文学追求精变,就变成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这是一个全民书写的时代,大家承认吧?人人都是作家,除去几岁以下的孩子之外,或者80岁以上的老头,80岁还不行,得是90岁或者100多岁的老头。为什么?手机。去年中国移动评选出写作量最大的是一个37岁的妇女,每天平均写50段子,发50个短信。一个短信30个字算,几千字,天天这样写。所以现在段子上说,读书的人不如写书的人多,手机段子铺天盖地,微博、微信,构成一个社会。现在这个社会是两块,看网,看微博,看微信,是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世界。看官媒,听领导讲话,又是一个现实,又是一个世界。官和民,虚拟和现实,构成了我们当今社会的两层皮,文化的两层皮。官化不了民,民化不了官,造成一种什么文化现象?在上边说的人知道自己在说假话,他自己也不信;在下边听的人知道上边在说假话,他也不信,但是说的照说,听的照听,只有中国是如此,这是我们的一种文化现象。所以在湖南的文学院里,由唐先生主持,我竟然敢到这来谈文学,就因为有一点自信,我知道我说的是真话,大家听了也知道我在说真话,这就是我们文学还有希望的地方。文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学保留了这一点,我们这个国家还能指望着文学,因为文化的力量,在于“化”字。现在的文化就“文而不化”,到处都说一套做一套。有句流行的口头语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到处都是。

  最令人作呕的是中国足球,请贝克汉姆做形象代言人。中国足球它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他以为请一个万人迷做形象代言人自己就可以混个千人迷,混个百人迷,怎么会这样想呢?殊不知,如果武大郎请西门庆代言,只会让人觉得武大郎更窝囊。大家没人会想武大郎被西门庆一代言,就会像西门庆。这就是中国文化上的两层皮带来的效果。所以现在文学能引起所有读者感兴趣的,让读者重视的,都是艺术品,都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它的细节,它的情感,它的故事,它的人物,一定是发自真心的,有意思的。什么叫文化?经典里有。《经纬天地韵文》,《易经》里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是什么,文化力量在“化”。现在的文化“文而不化”,官场文化不化民俗文化,民文化化不了官场文化,各说各的,装傻充愣。你好好当你的官,老百姓在下边,我骂我的街,我发我的牢骚。这就是这个精变时代的文化特点。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这个现象不光是中国,而是世界普遍的现象。

  大家可能知道,我有时候爱上去浏览一下,美国有个洋葱网。洋葱网是专门恶搞的网站。它的恶搞比我们中国这些小打小闹还厉害。比如前一段时间,朝鲜搞得很热闹。美国洋葱网,我不知道它是真调查了还是假调查了“欧美民意调查,全世界的女性评选世界上最性感的男人是朝鲜的金正恩”,就是那留着杠头,一个母猪脸的男人。你说这可能吗?在奥巴马竞选最厉害的时候,它做民意调查,美国人认为骂美国最厉害的伊朗总统内贾德最适合当美国总统。它是大的恶搞,它恶搞之后,整个美国上下都哈哈一笑。它抓住了一个什么特点?抓住了一个网络时代所有人爱听坏消息,爱信,爱传负面新闻的心理。这是网络时代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们往深处想想,一个民族,它的民风、民气、文化如果老是向下的,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前途?你看我们那些娱乐经,看我们的影视,恶俗、低俗、俗不可耐,叫你没法忍受。我们这个民族,它的文化不是向上而是向下,怎么来挽救呢?真的很麻烦。所以给文学留出了巨大的空间。我觉得文学如果能给中国这个民族的精神提供一种支撑,提供一种精神,这个作品肯定会成为一个跨时代的,重要的好作品,或者是大作品。

  由于是这样一个文化特点,社会特点,追求精变,所以对作家来讲,他的语言叙述方式和表达方式必然改变,不改变便难以生存。现在中国的文学开启了一个有话不好好说的时代,现在的小说,好多文章都有这毛病。你看到好多作品,除去花里胡哨之外,鸡零狗碎,看不到东西,就是有话不好好说,它不往题上点。

  刚才在下面聊天的时候,我在飞机上带了一本唐浩明先生最近的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写曾国藩跟左宗棠的恩恩怨怨的,就几千字,说得非常之透彻。曾是什么特点,左是什么特点,曾扶左十之三次,左扶曾十之六七,而且之后,后代的来往,一针见血非常地道,省得我再翻好多著作了。这就是精华,就讲究语言的功力,一是一,二是二,话说得透彻,经典。但现在说话不是这样说,怎么绕,怎么胡来怎么说。

  我到徐州去,有一个很大的广场,现在各地都有大广场,广场上狗屎特别多。他们市里的领导拍桌子说,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法制止。我写了一篇文章,好多报纸都转载了。就写这个胡说八道的时代,我就举这个徐州广场的例子,它立了好多牌子,比如说“亲爱的市民,亲爱的朋友,管好你们的宠物,不要随地大小便”,没有用。管理委员会有一个管垃圾的,是个高人,底层有高人,他给头头出主意,我出个词,你换一下。出什么词呢?“亲爱的狗朋友们,管好你们的主人,请他们不要随地大小便”,就是你不要把人当人,把人当狗,把狗当人,试试。就是你骂他试试,现在的人缺骂。他说为什么这样写呢?好多厕所旁写着“前进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根本不管用。然后人家一写,“你尿到外边分明是小”,“哩哩啦啦分明是软”,立刻没人敢在外头尿了。你一骂他就行。这个管理员骂了“亲爱的狗朋友”,果然,广场上的狗屎、狗尿少了。

  你看我们文化正式的媒体,他们报道的新闻,标题是《官员正在学讲人话,政治才可以温暖》,这都是正式的媒体呀,国家正式的报纸。为什么呢?这不都是反问,难道我们的官员解放那么多年了,一直没说人话吗?他就是说官话、套话、空话、雷人的话。就像我们家乡沧州环卫局的,明明地下水污染,井水打上来是红的,他说红的不等于不合格,这是人话吗?今年我们中央发了个八号文件,要求官员不说空话、套话。王岐山4月12号开中纪委会议,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王岐山的原话“在我王某的会上请不要念发言稿”。中央领导同志开会,先得告诉大家怎么说话。那么我们作家该怎么说话呢?我得举例子。比如说用最通俗的“放屁”,看看现代的作家怎么写放屁。

  传说北宋时期苏东坡跟佛印关系很好。苏东坡有一天觉得收获很大,回去之后感到自己成佛了,端坐莲花台,八风吹不动,立刻写了一首禅诗,派人送给佛印。佛印看完以后在上面批两字“放屁”。苏东坡恼了,那么好的诗,那么大的和尚说粗话?立刻过江,要找佛印理论。佛印听说苏东坡生气过江来了,哈哈一笑,写了两句话,派小和尚送给苏东坡,苏东坡没有进庙,火气一点没有了。说的什么话?佛印写两句话“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你不说自己成佛了吗?有定力了吗?八风吹不动吗?为什么我说你放屁,你就气冲冲的过江来了呢?这是关于屁的一段佳话,多好的佳话。

  明代的陕西大家有个叫赵南星写过一篇《屁颂》。一个秀才被无常抓到阴曹地府,等着销户口,一销之后这秀才就成鬼了。正好这时候阎王爷出来了,阎王爷一出来放了个屁,秀才就是记者,说不定是中央台的记者,拍马特别快,立刻拍阎王爷的马屁,“高竦金臀,弘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爷一听,哇,真好,看来中央台的记者水平不一般,增寿十年,又放回去继续当人。这是我认为关于屁的两个经典典故。

  现代作家精变,写作成为一种“人精”的行为。我经常会看到有“屁”这个字,我一开始没注意,我是翻得很潦草的,因为我了解这些人一天一万字,而且是一个月好几本书,几年的功夫几百本书。我一天写过一万字,写了大半生一天写一万字的几率加起来不会超过一周,都是写长篇到一定的,最满意的时候,到过一万字,就是那么有数的几天而已,他怎么可以天天一万字?原来他有好多是标准件,你比如他写女孩,3岁—17岁的女孩,鼻子是什么形状,耳朵是什么形状,头发是什么形状,就跟那个做暖壶一样,盖是都一样,拿来一装就行。写这个女孩也是这样,写那个女孩也是一样,一装一个。而且我老发现,自己身边怎么老有屁呢?怎么老写放屁呢?我举他们怎么在屁上做文章的例子。

  第一次写屁只有十几个字,“沉积多时的气体烟消云散”,这有点小资味,忽悠少男少女也很好。第二次屁一下变成五十多字,“那困扰我多年的哀伤之气,却在此时此刻轻轻的飘散而去,不留一点痕迹。”这就是放屁,一下变成了五十多个字了。再后来我看到还是这个人,他把屁一下子变成了将近200个字,“这么多年来,我都不曾想到这些不分昼夜,令我郁结的,哀伤的气体却在这一瞬间,如此轻而易举的离我而去,我再也感觉不到它们所带来的焦虑和忧愁,这不易得的轻松简直令我飘飘欲仙,让我对这个世界再度充满了希望。”放屁!放个屁就对世界充满了希望?放个屁就飘飘欲仙,而且是昼夜,这是屁吗?所有的都是这样,我只是举一个屁的例子而已。拉屎、失眠、吃饭,都可以往里这样掺水,往里泡。

  在这样一种语境下,社会文化的评判下,我心目中的文学分成了三个方面军,三大块。第一块就刚才一个记者问我的,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是当今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我去广东网络班谈过一次对网络文学的看法。网络作家,光一个网就有网络作家十几万人。网络作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最主要、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上一次连续两次换届,铁凝她们当主席,当这个那个的时候,总监票人是第一个网络作家,在中国号称网络第一人。他的笔名叫“赫连勃勃大王”,真名叫梅毅。他那个年代,最近刚出的《南北英雄志》,应该是网络文学的经典,非常好的。写南北朝时期,晋朝的末期,隋晋之后的一段历史,写得非常好。他就是网络文学。所以在网络文学的前十年,或者是前五年,出了网络文学的经典,如《明朝那些事》,《盗墓笔记》等等。这两年最火的是唐家三少爷。但是近几年来网络文学泥沙尽下,掺水太多。就像一个屁写到200字,这个小说里有屁,下个小说还有屁,原封不动,照搬,所以就这样放屁连篇,是掺水很多的一个标志。但是它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声势,网络文学主要追求点击率,对他们而言,流行就是生命,不可小瞧,不可忽视。目前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只是搁一段时间,把他们有代表性的东西拿来翻一翻,了解一下。所以我有些朋友是做编辑的,最怕,根本不愿意编辑网络作家的书。因为下功夫太大,文字太粗糙了。悬疑、惊怪、迷幻、穿越,等等,无奇不有。什么能够吸引眼球就写什么。其实鲁迅在小说史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谓中国传统的小说,无非两大,一曰志怪,一曰志人。就一道是志怪,就是网络这些稀奇古怪的。一道是志人,志怪者主虚,志人者求实。主虚的人就“身世八级,心怀世明”(音51:30),求实的人们就要秉籍《春秋》,重感之极,追求逼真,追求深刻。所以与网络文学相对应的,就是传统文学,即我们平时所大多见的。

  但是中间还有一批文学,现在占很大的力量,这批人最春风得意就是影视文学。影视文学最能体现“人精文学”,都是“人精”在干这种事。按我们天津作家的状态,现在中青年作家对影视文学几乎全军收编,完全成了影视文学的俘虏,完全成了导演、制片人的枪手。从一写小说就追求剧本效果,完全按照电视剧本和电影胶本来写,场景简短,献媚。有的时候那个大导演像到洗浴中心挑捏脚的一样挑作家。你像张艺谋拍《山楂树之恋》。《山楂树之恋》有一段写的是文革期间的爱情,原小说提供的他不满意,他要找一个五十多岁的作家能够懂文革时期爱情的来谈。张艺谋在那坐着,作家谈。拼命的表现,应该怎么写怎么写。我理解文革,要是我写我会怎么写,拿准了张艺谋的心思,“就是你了,给我写这一段”。这个作家如同中彩一样很高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作家的版税跟影视改编的版权差距太大,所以都追求版权。但这又是一个“人精”的产业,导演就是“人精”,制片都是“人精”,给他们写剧本的都是“人精”,糟蹋经典,我举个例子。

  陈凯歌拍的《赵氏孤儿》,完全是糟蹋经典。他认为程婴为了救赵氏孤儿,舍自己的亲生,不可理解,现代人不会干,不相信他,这就是“人精”。但是恰恰那个可信,他绕了那么大弯子不可信。现在拍三国,让曹操等着小乔来泡茶。小乔裙裾飘飘,完全像个妖精,入那个曹操大帐之后如入无人之地,曹操等着她来沏茶,然后这时候火烧战船,全军覆灭。哪有这回事?曹操是没喝过茶,还是没见过美女呀?他是“人精”啊,导演是“人精”,演员是“人精”,编剧是“人精”,这都是作家给编的,而且都是很优秀的作家。一改成了写影视文学都是这样,不顾经典,他脑瓜里有个印象就是观众都是“人精”,为了讨好这样的“人精”,我必须就自己变成“人精”,也就是赵薇说的那句话。

  第三块传统小说,我认为现在支撑中国文坛,中国文学还能给人以希望,还给人以力量,还是第三方面军。尽管这方面军力量不大,因为我是一个过时的人。一谈到中国文学,我会想到网络,想到影视文学,但是平常朋友们一聊天,我脑子里出现一个文学地理图,还是传统这一块,东北是谁,西北是谁,东南是谁,湖南是谁,湖北是谁,大概有那么几十个重要的作家在支撑着中国的文坛。所以有希望的,目前提供力量的还是这一块。因为我是属于这一块的,所以对这块偏爱,当然我在这块已经淘汰了,已经边缘化了,已经成老朽了。

  对文化的精变,尽管中国作家里“人精”多了,但是在传统写作这一块,精变的程度还是比较轻,“人精”还是少。我要说明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人精”多了?“人精”们就怕碰上外国鬼子,你比如中国作家出访,接受外国记者访问的时候,老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创作自由?中国作家无论怎么说,自己心里也不能够感到服气,外国记者也不服气,你怎么解释这个创作自由,老是说不明白。你说不自由吧?现在非常自由,哪还有人管你?你写什么都行。你看我们写性都写到什么地步了,再说作家写的那点性跟现实生活比,那没法比呀。你现实生活中的那种性,你看重庆一个不雅视频,“哗”有十几个高官落马了。小说哪有他们那么脏啊?那个校长带着自己的小学生去开房,这种性小说里也没有啊。你像那个中央编译局,我说这些例子不都是中央媒体报的吗?在我的心目中,中央编译局应该是个最严肃,最干净的地方,你甚至可以想象,他们是最枯燥,最认真,最古板,甚至他们是不会结婚,不会接吻的人,可是没想到编译局局长搞出那么花哨的性。这是任何文学都无法匹及的。这不是够自由的吗?可是不管你怎么说,人家还是不能服气。为什么呢?我认为现在中国每一个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每一个作家都是一种“小玄船夫”(59:37音),一个个都是“人精”,“人浆”,他只写鬼、怪、性,乱七八糟,什么都可以写,怎么吸引眼球怎么写,但是他总有一个不触动的地方,总有一个不触及的地方,自由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灵魂的强大,是一种长时间的,从小养成的自然习惯。不是别人给你自由,你就有自由,不是没人管你,你就能够自由的。中国的作家,他在思想上,在想象力上,他是缺少这种深刻的自由,因为经过许多年的锤炼,教育,他已经形成,或已经被摧残,没有那个遗传基因,没有那个想象,所以不可能不缺乏想象力和思想。

  我觉得有一些人很聪明,比如莫言。在莫言去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时候,好多人操心怎么发表领奖词。中国作协就操心,出主意,出什么主意呢?没事的人给他出主意,说怎么穿衣服,穿什么衣服,作家给他出主意讲什么。为什么呢?在以往的诺贝尔领奖台上,获奖作家都要有一番演说,这个演说都要提供一个思想,提供一种精神,要留存在诺贝尔奖历史的。这些演说都非常经典。每一个讲完之后都会成为经典,传遍全世界,思想非常深刻,而且不能跟前面的人重复。那么多年了,又要讲出深刻的思想,又要感到新颖,还得符合自己的个性,符合自己的身份,这太难了。你像美国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刘易斯,他演说的题目叫《美国还怕文学》,到现在还是经典。他当时对美国文学的预言,到现在,到今天都一一实现了。他说文学创作不依赖任何艺术规则,所有关于文学,关于其他的规则艺术规格在文学上都不适用。不能相信那些话,美国必须要产生一种足以满足全人类最强烈需求的文明。他说美国是一个有着无数的金钱及众多信念的国度,像俄罗斯一样欺客,像中国一样复杂。它必须产生一种与之相称的宏大的文学。所以他一开始骂美国还怕文学,为什么害怕文学呢?美国这样国家它不具备与它相称的文学,是从我开始,美国的文学必须适应这个。在美国如同中国的圣旨般学习。觉得刘易斯说的真是美国心里想的。

  英国的诗人安略特在领奖词上提出了三种声音,到现在他写诗的三种声音仍然是世界诗人的经典。他说一种诗人为自己发声,第二种声音给听众发声,第三种声音,最重要的声音,一种是隐藏于诗行当中的声音,就是诗外之声。你这首诗之外还有一种声音,这才是好诗。厉害吧?

  萧伯纳获奖的时候说“我关心的只是人与上帝的关系,我不关心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每个作家都有一个思想,中国的作家为什么要替莫言操心呢?中国的作家都心里有数,谁能提出思想,能提出什么样新鲜的思想呢?到国际舞台上还受国际认可,还叫大家感到是那么回事,还能在世界如何如何,担心。所以莫言很智慧,不谈观点,不谈思想,讲故事,讲老娘的故事,人生都是父母养的,到那个场合一讲故事,非常得体。

  我前面说到三种写作,尼采曾经说过,他说写作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灵魂写作,一种是俗事写作,即世俗写作。传统文学应该属于灵魂写作。但是我对世俗和灵魂怎么理解呢?每个人,作家也不例外,我们都生活于世俗之中,世俗是灵魂的庙宇,没有庙宇神灵何以安放?风吹雨打,观世音菩萨怎么办?佛陀怎么办?第二,俗世的、初始的欲望,其实人生就是一团欲望,一个欲望接一个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痛苦,痛苦容易激化艺术,激化创作,所以我理解尼采的灵魂跟世俗,我认为作家,文学不可能从灵魂到灵魂,只能从世俗到灵魂。通过世俗,穿过世俗,达到灵魂,这是好作品,就像拜神一样,你进庙再拜神,进教堂见上帝。通过世俗走向恶俗那是向下,那是俗世写作,通过世俗向上这是传统写作。所以巴尔扎克有一句妙言“写出一个人的灵魂史就写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史”。

  我们现代文学作品缺什么?缺少一个人物的灵魂史能够概括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史。为什么现在一年四千多部长篇小说,四千多部长篇小说一个小说里有10个人物,也就是4万个人物,4万个人物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物的灵魂能够概括,能够影射,能够集中,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民族当下的灵魂?

  还有一个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叫索尔·贝娄,他说小说要复兴,或者繁荣,需要,极端需要有关人类的思想。也就是说小说要好,中国的小说要繁荣,缺灵魂,缺思想的力量,缺精神的力量。因为现在乌七八糟的,各种鬼怪,乱贯,所有新鲜事你都写过了,而且现实当中发生的新鲜事,比你任何想象力都更邪乎。你写事件是可以的,但是你通过什么事件能够写出,表达出一种灵魂。我今天必须得给出一个我的思考,我的答案,这太难了,我真的没有招,我只能求助于经典。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什么文学,不管是网络,还是影视,都不管;不管现在是什么文化,不管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不管什么社会文化,还是经典是文化的灵魂。所有世俗的成功里都有经典的因素,包括莫言。莫言是把自己定位为讲故事的人,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是靠讲故事成功的。讲故事就是经典手段,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段,是历来小说传下来的圣典,现在好莱坞的成功也是讲故事。

  好莱坞有一个金牌编剧叫曼迪,他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故事》,有中译本。他说一个作家70%的劳动应该下在结构故事上。所以为什么说世俗的成功往往也靠经典因素,我举一个世俗成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赵本山“小品王”,占据中国春晚20年,成为对中国语言的破坏,忽悠有巨大的影响力,助推力的典型人物。我看了一篇他的传记,我翻得很潦草。但是有些细节我看得很仔细。50多岁,头发花白,现在满肚子的心眼。他所有的小品,剧本至少要改30多稿;给他当编剧,连续编3个的,很少。大部分都编一个,有的编两个,或编一个半,就受不了了。晚上谈完,该怎么编怎么编,到夜里11点突然又有一个点子,又敲门,到重要的阶段都是跟编剧在一起了,赶紧改,怎么写怎么写,我想起来应该加个这个,加个那个。到早晨8点钟会准时敲编剧的房门,要看你夜里改的稿,天天这样,没有办法。他有几条定律,一般我们认为小品到关键时刻要抖一个包袱,大家哈哈一笑,而赵本山对编剧的要求,对下边的要求,坚决不要包袱。第一不要包袱,第二不要网络语言。这都是我想不到的,网络语言是大众语言,大家知道得很多,容易会意,容易会心,不要网络语言。赵本山有句名言“很多时候真话最有用,到关键的时候讲一句真话,哈哈大笑。我看完他的传之后,我再回想他的小品,确实。他讲一句真话,这句真话是大家心里有的,是社会生活当中有的,他是蹦出来,引起效果。所以这是成功的案例。

  因为在这样一个变化的,眼花缭乱的,人人成精,人人精变的时代,谁有定力,谁定得住绳,谁定得住自己的魂,谁自然就沾光。中国围棋界这一两年刚好一点,20多年来怕韩国的棋手李昌镐。一个17岁的男孩,外号叫“石佛”,石头佛,多厉害。石头佛,石佛也有绝招。17岁当世界冠军,而且连续多年。他有什么绝招,他有什么妙言呢?我也是看了他的书才知道。“下围棋老幻想着出妙招,一招把人致死,往往容易出昏招,昏招一出满盘皆输。极品的妙手,就是看破妙手的诱惑,然后落下平凡的一子”。我看到他这话之后,我触动非常大。作家不都是人精吗?不都是追求精变吗?如果你能看破“人精”的精变招数,你不被那个精变所诱惑,你就踏踏实实的,认真的写自己独有的东西,写你能写的,写只有你能写的,反而是一条近道。

  我看唐先生的巨著《曾国藩》的时候有一个感受,曾国藩的成功里面有两个字,叫“拙诚”,笨拙的“拙”,诚实的“诚”。他大概的意思是,因为原话我记不住了,“依旧是泛尾,有万般作为的技能不如一拙;你万般的巧妙不如诚实,不如一诚”,大意是如此。所以笨功夫创作上需要才华,但不排斥笨拙,笨也是一种天赋。有时下笨功夫是捷径,想走捷径,说不定是弯路。我举演艺界的例子,因为作家的例子不好举,举大家都知道的舞蹈家杨丽萍。

  杨丽萍一个小姑娘跳舞跳得好,从州文工团一直到省文工团,国家民族歌舞剧院,叫草根升为庙堂,成为世界著名的舞蹈家。条件优秀,有演出机会,而且都是大的厅堂,粉丝很多。几年之后,一直在辞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重回云南。重回云南,重回老家,重回云滇,几年之后把房子都卖了,排了云南印象,一演,一戏成名。好多记者采访她,记者根本不能记录她的心灵,她根本就不管你,她说舞蹈家,艺术,我根本不是,她说我的生命就需要跳舞,就是为跳舞而生的,就是一个舞蹈的精灵,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生命不能不要,我就是生命的舞者,所以我活着就是跳舞。你说她是笨还是巧?尤其现在很多草根都想进入庙堂,而她到了庙堂宁愿进草根。我们中国作协有个副主席叫丹真,他说国家主席去访问拉美,是丹真带着杨丽萍到拉美开道。拉美那些国家,那个舞蹈,足球都是很好的,他那女士的臀部扭起来那么奔放,像个茶杯,但是当看到杨丽萍在台上一跳之后,整个台下都疯了,哎哟,能跳出这种舞蹈的人,这个民族不管知道不知道,都是亲切的民族。那个臀部舞起来,那个腰比拉美更厉害,更艺术了,出神入化。

  现在文学作品为什么显得特别轻巧,思想苍白,智慧不足,想象力不够。但是一看文字花里胡哨,一开始看几行之后,你就觉得没多大意思,鸡零狗碎,不痛不痒,自以为有趣。他是凭着聪明,为什么“人精”聪明?过去你像我们这一代人写作,他都是由笨开始,我现在不是主张大家都笨,夸笨,现在笨人太少了,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我周围的人,发表作品很难,写了多少年还不能发表一篇文章。门槛太高了,要发表简直就是圣殿。但是一般发表,他那个基本功,那个基础还在那,现在相反,发表很容易,你不给我出,我自己出本书很容易;你不给我发,我在网上可以发,到处可以发。但是发完之后,觉着功力不够,能意识到功力不够的人还好,意识不到的人,就一直靠聪明写聪明,靠感觉写感觉。

  去年第十届波轮(音)双展会上,有个中国雕塑家叫徐坦,他有一句惊人之语“艺术家只会跟着感觉走,现在将被视为白痴”。非常深刻,这个人在国内被压抑好多年,无名,突然一鸣惊人。跟着感觉走,曾经是中国文坛的一个口号,因为作家的才华有一种理论,就体现在感情的新颖上,写作的全部才华在于感觉的新颖,突然现在靠感觉变成了白痴,就痴感觉已经无效了。为什么呢?现在这个世界靠感觉太表面了,太取巧了。生活当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你比如过去我们可以预见每个人,每个家庭,国家都可以很清楚,五年计划,三年计划,我明年干什么,后年干什么,哪年结婚,哪年生孩子,孩子将来上什么学校,都很清楚。现在谁敢预言三年以后怎么样?我看今年下半年你都难说,朝鲜会不会再放个导弹,钓鱼岛会不会打下来,菲律宾会出什么事。过去五年计划,十年计划,人人关心,一想到未来的前景大家都欢欣鼓舞,现在谁还对这个计划有一个轮廓啊?除去数字以外,没一个人会有一个形象的东西,五年以后生活变得无法预测,无法规划。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的感觉还靠得住吗?感觉不会肤浅吗?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何表达自己,首先得认识你面前的这个世界,在世界的现实中认识自己,才能表达一种多少有些意义的自己。

  我谈到这的时候,要举几个作家的例子。作家的例子让我非常触动。前不久我主持中国报告文学的大奖,12万元的大奖,我力主,然后评委又一致给了《14家》,作者我们都不知道,何方神圣一概不知道。他就完全用史家的文笔写了14户农民,这60年的命运变化。没有任何观点,不触动任何敏感,但是他写得非常的干净,地道,非常让人动心、动情。改革开放30年农民没有跟着一起受益,有些农民转了一圈,像做梦一样又回到原地了,有些根本没有回到原地,一身病,有的死了,有的被抓了,非常有意思。所以我突然发现一个趋势,报告文学已经边缘了许多年了。从80年代,90年代初报告文学兴振之后,报告文学没人看,浮光掠影,都是麸皮潦草,写些个鸡毛蒜皮的,歌功颂德的事,没有好的报告文学作品,突然一大批好的作品出现。

  还有一个作家到丹东的看守所过了6个春节,去那干什么?他写了14个看守所的故事,各种各样的犯人在看守所。所以我突然意识到不光是中国,在世界上有一股潮流,向生活,向现实的深处走,挖掘。比如台湾有个作家叫吴念真,好多年没看到他的作品了,突然今年我看了他一本书《台湾念真情》,这个人以前给我的感觉,写小说,写散文,文字很优雅,很悠闲,很闲适,小情小趣的,很优美,很好,看着很轻松,突然消失了。哎哟,看他的念真情,原来他下去好多年,就在台湾基层里走,寻找生活,寻找生活的灵魂,他说我活了。当今有一种怪谈“我活着就是生活,我喘气就是活着”,他不是。他认为我没有活在生活里面,我总觉得这个生活是虚假的,是表面的,它总不能触动我,我要寻找生活的灵魂。其中他讲到一个故事,我们大陆不是有一些老兵去了台湾吗?有些老兵死了之后就葬在龙民医院的墓地,一个庞大的墓地,现在这个龙民医院要搬迁,墓地就没人管了。有一个人,一个老头,募集了一批钱,想把大陆老兵的遗骸都给收拾起来,装到金斗瓮,台湾的骨灰盒里面,那个骨灰盒很大,然后给移到另外一个新的墓地去,就办这件事情。由于尸首都腐烂之后,会有尸臭,尸臭沾到身上之后是洗不掉的,用什么洗衣液都洗不掉。家里人都很反感,他一进去,满屋都是尸臭味。家里人很恼火,很讨厌,他说你们就是讨厌我,我自己到外面住,我也得把这件事办完。吴念真就写道“挖开土,如果是男尸,先挖男尸的左手,他不是在坟墓里吗?先摸男尸的左手,然后念念有词,双膝跪倒,把他扶起来,把他的脊椎给扶正,烧香、烧纸、念经,然后一套程序之后再把他放到骨灰盒里”,如果吴念真不是在现场,不是沾染一身尸臭,他不会写出那么感人的情节。

  我最近读葛水平,她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说家,读她的一个小说。她写她农村的一个老绝户,去世之后,没人管。一个邻居突然发现好多天没有看到他,就到他屋子里去,一看,已经死了。在床上躺着,但是肚子上鼓起一个大包,这个邻居一摸那个包,那个包还会动,吓他一跳,然后“哇”这个包瘪了,从肚子下边跑出一个大耗子来,原来这个老绝户死了以后没人管,被耗子爬到肚子里给掏空了。你想这样的细节就非常难得。所以现在有些小说里面它没有像样的,动人的那种细节。你像一个短篇至少有一个细节,一个中篇要有两个,最好三个,开场一个,中间一个,结尾一个,这是起码的,有这个细节一下子就把故事,把人物撑起来。

  她还写到一个山里的老农民,这个我一看就很亲切,我在老家也是这样。到过年的时候,到河堤上挖沙子,挖沙子到锅里边炒热,然后把棉袄脱下来。农村里穿棉袄是光心棉袄,里边不套衣服的。然后把沙子装在棉裤里面,装在棉袄里面,拿绳子把口封好,搁在锅里盖上锅盖,听到锅里“嘭嘭”乱响,然后再拿出棉袄,把沙子倒出来,那个棉袄里的虱子全都死光了,然后给洗过的棉花又干又蓬松。这样的细节,一下子就入木三分,生活气息有了现场感应,人就活了,血肉就有了。所以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2012年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两大报纸,畅销书榜的第一名都是一本书叫《永恒美丽的背后》。这个作家叫凯瑟琳,是美国一个著名的作家,纪实作家。她之前专写大人物,写戈尔,所有美国的普利策奖,美国的突出奖她都得过。她突然辞职,到了巴西里约热内卢郊外有一个7000吨的废弃物堆积场,号称是世界第一垃圾场,到那去寻找自己丢失的灵魂,寻找生活。然后写了一本书就是《永恒的美丽》,花了4年的时间。你看一个美国的成功人士,著名的,得奖无数的作家跑到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垃圾场去寻找丢失的灵魂。

  我在日本的时候给我触动最大的就是日本作家的行走,他叫“行走作家”。从井上靖,从水上勉等等,最多的来中国57次。其中有一个陈舜臣,我到他家去,他那个房屋比较矮,但真是著作等身,一摞书已经顶到房顶,第二摞书又有半米高。有时他一年到中国来两趟。日本统称这种有行走习惯的作家为“行走作家”。所以我在他那书房里坐着,我有一点触动。中国作家太在乎家了,刻意有家,真正的大作家精神上是没有家的,永远在行走。以你们湖南最优秀作家,他不仅是湖南的骄傲,还应该是中国作家的骄傲,韩少功为例。哪里是他家?海口?长沙?还是现在那个农村?他有家吗?他有家,但是他的精神老在寻求,老在走,所以他每一篇作品都不会让人失望,你总可以等待他会写出新东西,他的新东西一定有新的味道,有新的进步,而且他的作品一定会给你提供一个思想,给你提供一种精神。所以我想到前面那些人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精神上不要求有家,不在乎成名成家,永远处于行走的状态,处于追寻的状态,处于搜索的状态,哪怕是搜索狐狸精。所以在这个同质时代,这是个大家很流行的词,我用的是网络语言,品质相同,吃得差不多,看得差不多,听的音乐差不多,全国人民都在看星光大道,都在看非常“6+1”,都是这一套,因此思维差不多,兴趣差不多。你作为作家一定要写出与人不同的地方,靠什么?你凭什么才能与人不同?所以同质时代经历就是财富,差异就是优势,有时候偏激就是深刻,或者深刻就是不凡。

  西方心理学家有个命题,相同时我便愚蠢。我觉得这个命题对作家非常重要,相同是愚蠢。那么在这个同质时代,障眼的东西很多,吃的一样,看的一样,坐的汽车差不多就那几个牌子,烧的汽油差不多。那么你怎么样保持新颖?怎么擦试自己的感觉,擦试自己的心灵,擦试自己的感官呢?你怎么让自己的感官保持新颖呢?找到想用的东西呢?我们没有韩少功的智慧,那么多年他就下去了,就寻找去了,就找去了,就给自己的灵魂找一个安放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凯瑟琳的条件,到巴西,到哪去,也没有吴念真那样的条件,那怎么办呢?还是要寻找。哪怕在家里,在单位,也还是要经常洗心。现在医学上不是有洗肠子吗?作家洗洗肠也没关系,但至少把脑子经常洗一洗,洗脑,让脑保持纯洁,保持敏感度,有新颖的感觉。因为现在诱惑太多,信息太多,特别是上网。一上网打开一看,一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但是现在有个什么特点,新闻特别多,乌七八糟,负面新闻,段子,哈哈一笑,特别多,让你感动的很少,让你动心的很少。所以作家到真正处于写作状态的时候,是改变什么,不是改变社会,改变生活,不是改变故事,改变人物,我怎么结构故事,不是。在座的都是作家,是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心灵,完全变了,变得像蝇虻一样,非常单纯,非常敏感,然后这时候你看到什么都跟自己的故事,跟自己的小说挂钩,都会引起你的联想,这个境界是写小说的境界,是创作的境界。所以每一个作家,在这之前,他首先的是自己的感觉,是改变自己,是洗自己的心。

  《罗丹传》写他在雕塑的时候,进入状态之后,罗丹他会深吸一口气,当他闭上眼睛,深吸这一口气之后,他突然两只手连空气都能感觉到,他能感觉到空气的光滑,感觉到空气那种没有皱纹。所以美国有个舞蹈家邓肯恩,邓肯恩去拜见罗丹的时候,她是从俄罗斯去的世界著名的舞蹈家。罗丹要摸她的身体,舞蹈家摸的那种奇特的感觉,但是罗丹对她那种身体的美妙,那种肌肉的组成,线条的组成,体现的性感,没有一点性,没有一点脏,他没有那种感觉。作家实际上也是这样,进入创作状态之后,他把自己的心洗干净了,然后非常的柔软,非常的敏感,所有的东西都跟他要写的东西发生联系,这时候创作力就进入一种状态,就开始活起来。

  养生上有一种运动叫“反序运动”,比如倒立,等等。当今在这样一个同质时代,精变的时代,有的时候你反序一下会受益无穷。什么叫“反序”?就是他精变,你傻变;他成精,你别成精,你还是当普通人,我见过好多这样的成功例子。你像卖猪肉的北大高材生陆步轩,他是北大的天才。还有陈升,像我到那个毛乌素沙漠里去;石光银,石光银就是一个农民,一个生产队长,当过大队长,就是一个土皇上,多大的权力?当82年一承包土地的时候,坚决辞掉大队长,包了一万亩沙漠。然后把家里的羊卖了,所有的东西都卖了,买成树苗,去栽树。20年,他栽的树单行排可以围着地球一圈,08年北京奥运会得感谢石光银这样的人物,没有他,沙尘暴会多很多。他这个沙漠一种上树之后,固定之后,那块土地就是宝地,不用施肥,茄子,土豆,各种药材都有。那两天他给我吃了什么饭?茄子、土豆、辣椒,什么东西都有,没用任何油。他现在已经有40万亩森林了,应该发大财了,但是他非常穷,为什么呢?因为沙漠里的树是不能砍的,银行可以贷给他款,他只能靠在树林里种的那些土豆来卖些钱,所以仍然还是比较贫穷。锅是烧热的干锅,土豆、萝卜、茄子,“哗”开水一煮,非常之香,真的好吃。等到回到天津之后,怎么弄也弄不出那个味来,它不是那个土豆,它也不是那个茄子。联合国给过他两个大奖,我去了以后才知道,他也不知道那个奖的价值,我们的媒体也不宣传,所以我们的媒体也是整天跟着明星跑,天天是哪个明星又怎么样了,哪个明星又有私生子了,哪个明星又离婚了,哪个明星走光了,哪个明星泄火了,都是这个。你说媒体真是!像这样的人物没人知道,说到石光银好多人都眼睛发楞,他才是我们国家的栋梁。

  所以在“反序时代”,在“人精”时代,有时候特别需要组合社会的条件,找到自己的优势,看看我有什么。我不能再去研究曾国藩,看了唐先生的《曾国藩》,我觉得我简直看他就行了,我看《曾国藩家书》还不如唐先生写的《曾国藩家书》,所以用不着。我必须找到我会什么,我有什么,我能够干什么。在规定的时间,结尾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年代每个人都有个特点,因为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相同的两个人,所以我们每个人肯定有一个优点,找到这个优点,不要管别人,谁爱成精,不成精,都不要管。

  有一年中国体育报上发了两大版《谁关心体育》,因为我是喜欢体育的,所以会知道这件事。有一年老年马拉松在纽约举行。老年马拉松跟正式的马拉松赛不一样,它距离很短。就像美国那个玫瑰车游行似的,那是很随意的。涂脂抹粉,老妖婆,中年妇女,50岁以上的,老头,谁都可以参加,穿着高跟鞋的,半高跟鞋的,随便。扭秧歌的样子,都可以,跑。看的人挺多,因为出洋相的很多。可以搀扶,可以拉着走的,甚至残疾人都可以参加。

  贵阳有一个中学的体育教员下乡扶贫,发现一个老头跑得很快,回到贵阳拉了一点赞助,找到乡政府给这个农民打了个招呼,然后带着这个农民又买了机票飞到纽约,因为他们不敢提前去。这个老头从山底下到贵阳,从贵阳又到机场,上了飞机之后拉肚子,对飞机上的饮食又不习惯,主要是拘束。有一个词叫“神经性拉肚”,我见过神经性拉肚。我一个很好的朋友,陕西的一个大作家,因为他毕竟是拉肚,所以我就不把他的姓名说出来了。突然拉肚子,拉得脸都绿了。从一报道,到北京我们一开会他就开始拉,最后送到协和医院,检查完了以后,什么毛病都没有,神经性拉肚,给弄到凌晨6点。我想实在止不住,得塞住。因为8点我们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开幕式。所以这老头也是,飞机上也不吃,拉得直不起腰来,到了纽约就睡了半宿觉,因为他又不敢提前去。第二次早晨参加马拉松,那个老师跟他讲,无论如何你跑几步,跑几步,我给你照个像,回去好交代。要不然的话,我这老师就当不成了,人家给拉了赞助,你不跑不成。这个老头说没问题,跑几步又没关系,跑吧。越跑他越舒服,肚子就发热,虽然是没有食,但跑来跑去,他就发现其他人都往后跑,他就问那老师,老师在后面又累得够呛,他说怎么别人往后跑,老师说不是。“你肚子还疼吗?”“不疼了。”老师说你跑得快,显得那些人往后跑。跑来跑去,他跑到头一名。美国的老年人马拉松是招待非常好,得了第一名之后,人家就广播了,说这个人的教练是谁,家属是谁。又上了小汽车,旁边有医生,有护士,有水,“哗”两边看热闹的欢呼,这老头第一服装不像地球人,你想想贵州那山民;第二没穿鞋,光着两只脚,光着头,是黑社会吗?又看着不像;像外星人吗?又看着像地球人。等到他回到大操场之后,整个体育场都沸腾了,一看他都问,这是哪个星球来的人,跑了个第一,后面的人落下那么远?跑到头之后有人拦住,老师说行了,他还继续往前跑,为什么呢?他说美国人愿意看跑步,所以他又绕了一圈,绕了一圈之后跑不动了。围的人太多了,台上懂汉语的人就问他,首先得回答问题。管理人员问哪里人,如果是外星人不记成绩,你到底是哪的人?中国人,贵州的。怎么不穿鞋?有鞋,你们可以问老师,老师给我买了一双很好的鞋,舍不得穿,那鞋留着给孩子娶媳妇。为什么跑那么快?不快。这叫跑得快?如果有我们贵州的酸菜鱼跑得会更快。不对,你肯定练了,你怎么练的?他说我确实不练。不练怎么跑那么快?那个老师启发他你们乡长不在,说什么都行,你就说为什么跑这么快。他说我平常就这样,我们家里穷,打猎,有时候看到兔子,为了省这颗子弹,一直得把这兔子追死。所以什么教练也不如贫穷,他在山里头追兔子,能把兔子追死,到老年马拉松,正式的马拉松也不会喘,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祝福在座的诸位都找到自己的兔子,然后把它追死。

 

  ♦蒋子龙简介♦

  蒋子龙,1941年生于沧州。1960年应征入伍,成为海军制图员。1965年复员回到天津重型机器厂,历任厂长秘书、生产工段长、车间主任。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

  1960年发表处女作《西瓜熟了》,以后就经常发表一些故事、散文、随笔,到1965年才发表了第一篇像模像样的小说《新站长》。以后搁笔10年,到1976年,以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引起强烈社会反响。1979年以《乔厂长上任记》再次轰动社会,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次年又以《一个工厂的秘书日记》再获此奖。蒋子龙一发而不可收,文学的责任承载着现实的严峻,追求沉凝、厚重,有时也难免锋芒直露,1982年又以《拜年》,第三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

  同时,以1980年的《开拓者》、1981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1984年的《燕赵悲歌》,共获得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6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讲一个常年和毒蛇打交道的蛇医与一名女演员的爱情故事。1989年出版长篇小说《子午流注》,表现了在唐山大地震中致残的人的生活,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饥饿综合症系列小说》。创作基调以沉静为主要特点,沉静中有反思和热望,更重视文学的现实品格。

  1996年出版了八卷本的《蒋子龙文集》。此后,蒋子龙的写作转向散文、随笔,风格轻松自然,辛辣幽默,知识丰富。

  2000年初,发表了45万字的长篇小说《人气》,被批评家称为:“遥接了他在八十年代的豪气,终究是小说强手,是善于通过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把握生活的作家,传导和表现了蒸腾在大都市中的那股丰沛而复杂的人气。”

  2001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空洞》、2008年出版长篇小说《农民帝国》。

  至此,蒋子龙已经出版小说集和散文集90余种。

 

相关视频链接:

►作家蒋子龙长沙讲述《文学的精变》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NKj7OZlANg/?tpa=dW5pb25faWQ9MTAyMjEzXzEwMDAwMl8wMV8wM/?union_id=100501_100500_01_01

►蒋子龙:改革开放与市民文化的发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4ODMwMDc2.html

►聆听蒋子龙 http://www.56.com/u77/v_NTA1MzUyM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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