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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小说的艺术表现特色

http://www.frguo.com/ 2013-12-12 

  丁玲小说的艺术表现特色

  一

  丁玲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倾注于她痴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能够触摸到一个沐浴五四阳光迅速成长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发现其孜孜不倦地坚持探索和追求文学的历程。她的创作道路视为现代女性文学成长的一个典型范例。纵观丁玲的创作,明显的有这样几个阶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这些作品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另一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她们身上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莎菲女士就是她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者。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丁玲作品虽有五四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伤情怀;但刻画的大胆而富有饱满感情的倔强女性性格、细腻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复杂内心,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标志着五四感伤小说的终结。

  其二,1930年至1936年。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由此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前者叙述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热情浪漫的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重心却在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上,面临不可解矛盾的韦护最终忍痛出走,丽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社会;后者只是将人物换成了望微和玛丽,革命与爱情矛盾的结局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些创作形式带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对于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准确刻画,对现代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实揭示。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由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转变所作的探索性的积极实践。当时,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呼吁作家们:“要产生新的作品”,“用大众作主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积极进行尝试。她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水》(1931年)、《夜会》(1933年),长篇小说《母亲》(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地再现激变的农村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灾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线条地勾勒出农民觉醒、反抗的群体雕像,当年就被冯雪峰称赞为“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新的小说”。[2]丁玲的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广阔生活图景的写实性。在此实践中,丁玲摆脱描写知识阶层的巢臼,开始描写农村生活,反映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执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这里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时期。1936年冬丁玲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后以小说谱写解放区新的时代风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4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等。这些作品标志丁玲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与她过去的作品相比较,与其他同在解放区的作家创作相对照,丁玲小说最成功之处是,她尊重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展示一个伟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巨大颤动。她既满腔热忱地歌颂和描写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讳地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使其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被列入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农村少女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却未能挣脱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尽了凌辱和蹂躏。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灵魂,呼喊着“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在日军军营里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最大的精神痛苦,还是回到村子里她的经历和努力并不被人们所理解,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小说的价值正是通过人物灵魂的透视,展露了特定环境里人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坚强女性,在灾难的泥潭里复杂的心灵,作家层层深入的揭示,引导着读者对沉重历史进行深深思索。作家新颖别致的心灵切入视角,细腻委婉的笔调,反映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性的艺术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医院中》却很长时间在文学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并且使作家受到许多责难。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的女主人公陆萍,来到延安成为共产党员,并服从组织需要到一个新办的医院当产科医生。丁玲将故事叙述侧重于陆萍在新的环境里所见所闻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现心灵体验的真实,因此,着力披露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某些弊端,医院里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般医护人员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产意识,还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状态等现象;并通过代表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陆萍与这些现象的矛盾冲突的对照描写,展示了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双向互动的精神成长的艰巨性。在那样的环境里,丁玲能够提出这样深邃的问题,正是因为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给了她胆识和勇气。丁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从反面说明了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力度。从由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作家创作整体性的深入和发展。

  综观丁玲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她在现代文学史中是有独特贡献的女作家。其小说创作的特色鲜明而有个性,主要有两点:第一,丁玲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她创作的阶段虽不同,但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品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思想穿透力这一创作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从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到解放区创作真诚地揭露封建观念和种种现实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女性文学突破个人狭小范围,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态和现实主义创作为标志。她是现代女性文学的探索者和开拓者。第二,丁玲小说创作艺术的创新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丁玲善于写出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长于透视性格多重性复杂性的特点,重视表现人物情感和讲求写作笔触细腻,这在女性作家中更显其艺术的独特。莎菲、贞贞、陆萍等形象,在现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样在刻画时将自己人生的体验,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们身上的;尤其那来自心灵的振荡、灵魂搏斗的对于历史变革感受深切的描写,更凸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丁玲创作从最初的革命文学的峻急,到后来的深入现实的厚重,以及从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她突进主体(作家)和客体(人物)双重内心深处密切相连的。

  最后,不妨从丁玲早期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简析中,进一步印证作家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探索。这是一部日记体的小说,它在《小说月报》1928年19卷2号上发表后,主人公莎菲这个“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3],便引起了当时文坛极大的震惊,作家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这正是五四落潮以后知识女性精神追求和心灵颤动的生命真实在莎菲身上的集中体现。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叛逆的、苦闷的、彷徨的知识女性形象。莎菲充满矛盾的性格,在她与懦弱的苇弟、表里不一的凌吉士失败的爱情选择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从封建家庭出走,崇尚个性的真正解放,但总是求爱失爱,在无乐可寻中抱着“及时行乐”的幻想。她鄙视社会的隔膜、欺骗,以个人的孤独的灵魂进行倔强反抗。不甘幻灭的内心骚动,不满世俗的放纵,反抗充满着病态,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则构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征。丁玲以这个形象生动折射出时代剪影,即五四的个性解放随着历史的进步只剩下了凄厉的哀伤和疲惫。作家高度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苦闷青年的精神面貌,并且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率真的心理描写,深入到人物内心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翻开了五四以来郁达夫式的感伤抒情小说新的一页 ,从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基调。

  二

  丁玲作为一位对生活有独到观察和深刻思考的作家,她塑造了一大批女性 形象的典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女性形象系列,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了女性解放这 一布满荆棘的路上那些带血的足迹,像她自己所说的一样“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性的痛苦”①丁玲是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一个战友来写那些平凡又平凡的女性的。她用女性的眼睛看着她们,含着无限的悲悯;她用女性的笔抒发着她们,带着无限的慰藉;她用女性的心感受着她们,怀着无限的赞叹。她以这种创作方法,再现了一个个血肉丰满如同五月鲜花般开满大地的新女性。也使得她的小说有异于他人的独特风味,如橄榄般耐人咀嚼。

  一 题材: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过滤后的题材

  题材是创作的主要组成部分,有成就的作家总是从现实的土壤中选择、提炼题材,并用自己的思想、意识审视和照亮题材。丁玲是旧时代的叛逆者,以后又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她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女性小说创作中,一方面从时代的潮流中吸取题材,描绘女性生活,表现女性世界;一方面又以女性意识、革命意识去评价题材、透视生活。“女性意识”的高扬,使丁玲有别于其它的革命的男性作家;“革命意识”的确立,也使丁玲与其他女性作家的创作有了明显的区别。丁玲的女性小说题材是“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过滤后的女性世界。

  丁玲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从小就死去了父亲,孤儿寡母被人歧视的滋味,她是深有其感。她从母亲豁达倔强的身上,看到了女性的伟大与可爱;从专横势利的舅舅身上,感到了男人的虚伪与卑劣,这使她从小就有了反抗的叛逆心态,对中国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深恶痛绝。这种女性主体意识的光辉也一直照亮她以后的人生道路:扬言登报揭露舅舅包办婚姻丑闻而逼迫其解除自己的婚约;因看不惯早期某些男性共产党人生活而离开培养妇女青年干部的摇篮,险些与中国革命失之交臂;为了生存考取上海某家电影公司,终因不愿陷入这纯肉感污浊之境不辞而别;因鄙视男同事的冷嘲热讽,公然与爱人“同居"反抗之„„她还把自己强烈而成熟的女性自我体念和自我意识融汇进她的女性创作中,她笔下的莎菲们既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女性尊严的维护者,又是女性生存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探索者,她们是一些富有自主性、开放性、自强自立的现代女性。相同的性别、类似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使她对女性的生存状态,心路历程以至种种弱点,有着男性作家难以企及的认识和理解,也使得她的作品有着男作家作品中不可能有的强烈的女性意识的光辉。尽管茅盾与丁玲一样写新女性在性的苦闷与时代苦闷中,寻求“性”的解放和“人”解放。但由于他们的性别及审美观的不同,他们对性爱描写的区别也是如此的鲜明。茅盾是以男性的审美眼光来描写新女性在性爱中的美的。这使茅盾小说中无论是“浪漫型”女性还是“淑女型”女性,都是以其惊人的外貌美来吸引读者的,并让人物在充满性感的立体美中展现她们的风采和个性。如章静女士,茅盾让她在革命和爱情的幻灭中来展露她女性的温柔和美丽;孙舞阳,让她在浪漫中来展现女性高超圣洁的灵魂;梅行素,让她在时代的彩桥上展现她在性美和时代美融为一体中闪出生命的火花;林佩瑶,则让她在女性的传统美和时代美的折射中闪烁出“淑女型”女性的灵性。茅盾理想中的女性美,就是将女性的性感美和20世纪的时代美融为一体。茅盾的作品有着鲜明的男性作家谨慎艺术构思的特点。而丁玲笔下“莎菲型”的女性美,决不是用女性或女性充满性感的立体美所能囊括的。而是在女性的洒脱、浪漫中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之美成为她笔下女性美的主旋律。这就使莎菲在性的苦闷和时代的苦闷中以强烈的女性意识战胜男性的诱惑,以向男性无限傲慢的神态中展现她倔强的灵魂,让黑妮心中炽热的爱,哪怕是在覆灭之前,也不流露任何痛苦的神色,仍以女神般的神韵展现在她的心上人面前;李子俊的老婆在她的阶级覆灭的日子里,她仍以女性柔中有刚的风姿,复杂女性的心态来袒露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怀,这就使丁玲笔下的女性美决不是以女性的温柔美或性感美赢得读者的赞美,而是以傲慢、洒脱、不驯服的风采,亭亭玉立于大千世界的暴风骤雨中,显示了女性也是“人”,决不是男人的奴隶,展现在人们面前。丁玲以女性作家深层的女性意识的笔触,通过女性在探索人生路上“自爱、自尊、自强”的思想意识,来展露她们高超圣洁的灵魂。

  丁玲的女性意识以“强己”为核心,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出于对女性命运的深切感受,从而更痛恨男尊女卑封建制度,并爆发出不共戴天的激愤之情;出于对女性不公平待遇的强烈愤懑,从而对愚昧落后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反思与鞭挞,并歌颂女性的坚韧、孤傲、狂妄的正义之举;出于对女性感情的深刻理解,从而积极倡导男女平等,提倡女性的自尊、自信、自立与自强,并努力挖掘女性身上的崇高之美。当然,这些女性意识也不是孤立、静止的,它与时代、社会紧密相连,与作者思想、生活息息相关。丁玲说:“时代在变,作家一定要跟着时代跑,把自己的生活、思想、感情统统跟上去。”

  ②“五四”后期丁玲较多的是关注妇女的恋爱,婚姻和个性解放;左联后期更多的是剖析妇女恋爱与革命的关系,以及妇女走向革命的历程;到了延安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丁玲更多的是歌颂妇女的顽强、坚韧以及她们对待革命的忠贞与热情。

  丁玲的女性小说还经过了她革命意识的过滤。丁玲自觉的把女性问题的解决和时代的解放、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的考察女性问题。她说“不能仅仅从妇女本身谈问题„„妇女要真正得到解放,得到平等,必须整个社会、整个制度彻底改变”。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多少像秋瑾一样有“身不得,男儿列, 心却比,男儿烈”的与男子求同的意识,甚至还有要赛过男儿的大女子气概,她们丢掉了传统的女性生活定势,她们没有围着丈夫、儿女转,围着灶台转,而是把目光移向广阔的社会,由女性小我迈向社会大我,融入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的斗争过程中,成为一批批比男人更加坚毅的战士。在被冯雪峰称赞为“革命现实主义的一个胜利”的小说《新的信念》中,陈老太婆把个人与民族仇恨和而为一,冲破和压倒了一般的贞操观和伦理道德观,并把这种仇恨激发为厚实、强大的抗敌力量,将“抗战必胜”的信念转化为千千万万“新的信念”。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的主题,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如果没有丁玲革命意识的过滤,她就不能及时的选择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作为题材,紧握时代的脉搏,表现出如此深刻的主题。

  丁玲笔下的这种女性形象,不要说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西方女性文学塑造的那些优雅、纯真、温柔、顺从的“家庭天使”与之相距甚远,就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掀起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就其思想来说,也仅仅停留在争取女性“权益”上,而没有如此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至于冰心、庐隐,冯沅君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倾向,也如沈从文所言“丁玲女士 的作品„„把前一时期几个女作家所有的爱好者的兴味与方向都扭转了”。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对于先前的女作家是一种超越,又给当代女性文学以深刻的影响,当代文学中出现的“女强人形象”都与之是“近亲”。

  二 视角:悲剧命运与崇高感情结合的女性视角

  视角,是作家切入生活的观点,是作家塑造人物角度。不同的作家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反映生活,去剖析人物。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凄绝而壮美,呈现男作家作品中女性少见的奋不顾身的激情,正是由于她们出自这位女作家之手。她用女性的眼睛注视着她的人物,用女性的心灵感受着她们,用女性的笔触描写着她们。这样,就有可能从女性的富于穿透力的视角,去发掘那些爱着又压抑着走在艰难的解放之旅的女性内心最隐秘、最激情的内涵。丁玲小说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从梦珂、莎菲、贞贞到杜晚秋,除了杜晚秋以外,其余几乎都是悲剧人物,或带悲剧倾向的人物。活过、爱过、恨过、死过,可以说是莎菲一类女性的墓志铭。她们是悲的,但她们更是勇的,有着勇敢的行为,崇高的感情,她们像希腊神话中那位能工巧匠之子,借助蝉的翼翅,爱的渴望,飞向象征着自由的太阳,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永不回头。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将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女性,既是美的尘世的化身,也是红尘中悲剧的源泉。在中国,妇女身上绑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宗法,家规“像狼一样的凶狠”,如铁镣桎梏,钳制着家庭妇女,造成她们各自的不幸。莎菲冲出家庭的樊笼,在黑暗的社会,却是追求不被理解的痛苦;陆萍为摆脱落后、因循保守的习俗风气,提出一些合理的意见,就被视为“爱出风头”、“党性不强”;黑妮在改革年代中,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者。然而 面临着不幸,莎菲发出时代苦闷的绝叫,与封建礼教作勇猛的斗争,既不“回归”, 也拒绝“堕落”;陆萍无畏顽强的抗挣着,热情勇敢的行为,逐渐被周围的人们所理解;黑妮以女性的傲慢和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再次赢得程仁的爱情。人们喜欢丁玲笔下的这些女性,与她们的这种崇高的感情密切相关。

  霞村的贞贞是丁玲的悲剧命运和崇高感情相结合的女性视角最充分的体现者。贞贞是根据地的一个农村姑娘,村里已经建立了革命政权,这就是说她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已根本改变了,但可悲的是“五四”新女性已经挣得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权利,她依然没有得到。她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与恋人夏大宝结合,被父母逼迫着嫁给她根本不爱的米铺老板。为了抗婚,她跑到天主教要求当姑子,却不幸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沦为了军妓,受尽折磨鄙视。然而当她侥幸逃脱,回到村子以后,却遭到了许多村人的嫌弃鄙视。人们不声讨日本鬼子的暴行,也不念她扶病冒险,给游击队送情报,为抗日立下的汗马功劳,却指责她“不干净”、“比破鞋还不如”,连她的父母也以她为耻,巴不得夏大宝把她娶走了事。贞贞的悲剧是多重的,她既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也是民族战争的殉难者,还是传统习惯的牺牲者。同时贞贞的感情又是崇高的,行为也是勇敢的。为了抗婚,她跑到天主教要求当姑子;为了民族战争,她往来于敌营为我军提供情报;为了“人”的尊严,她拒绝了往日情人的廉价怜悯,要求去延安学习。可以想见,她走向新生活的道路是万分艰难的,不容乐观的,但她却是这样的毅然、决绝。她是一尊真正的复仇女神。丁玲正是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揭示了贞贞悲剧的历史、现实原因。

  同样是描写战争事期解放区妇女的生活,同样是表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妇女的命运,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创作视角:孙犁《荷花淀》中的妇女是美的生活,美的性格和美的心理;孙蕨的《受苦人》着眼的却是在解放区温暖阳光下,被包办婚姻紧紧追随着的受苦妇女。丁玲迥异常人的视角,使笔下的女性既有“孙犁”那种妇女的尊贵感情,又有“孙蕨”那一类的悲惨命运。正如她自己所说“女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崇高的感情”。她把人物悲剧命运与崇高感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三 感情:真实强烈、细腻广阔、稳固发展的女性感情

  艾青说过“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没有感情的华采,思想也飞翔 不起来”。罗丹也说过“艺术就是感情”。读丁玲的女性小说,读者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强烈的感情。沈从文说丁玲“一切出于感情推动者多,处于理智选择者少”

  ④丁玲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作家,作为女性,她对于人,特别是女性的心灵,有着深切的感受,是一位“和莎菲十分同感而且非常浓重地把自己的影子投入其中的作者”。

  ⑤ 丁玲女性小说的感情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真实而强烈。作家真实地描写着作品中的人物,并努力使自己和描 写对象“感情相通”,同时,作家也在真实地抒写自己的内心世界、内心体验。相对于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作者与叙事者之间几乎没有太大距离的情况下,丁玲在处女作《梦珂》中就拉开了这两者的距离,追求一种“客观真实”的效果小说的叙事者以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审视小说中人物的处境,真实再现了人物,“她是直向地狱的深渊坠下去”

  ⑥,“她不知道这是把自己弄到更不堪收拾的地方去了。”

  ⑦这种作者与叙事者之间的距离,也是作家逃离社会情绪而追求把自我切身的体验感受和生存感受溶入作品的结果。梦珂从学校到家庭(姑妈家)再闯入充满物欲的社会,他的人生轨迹蕴含着作家突破自我感情生活小圈子的内在冲动以及抗击身外丑恶现实的种种努力。投射到梦珂的性格中就是正视各种来自身外的打击,不作任何精神上的逃避。梦珂的人生哲学就是“不回去”,尽管 她遭受到了来自那个污浊社会的种种难以承受的打击,她内心还是坚决否定了曾一度萌生的向旧的家庭再一次归顺的念头。“呵!为什么我要回去!我还能忍耐回去吗„„”

  ⑧这也是丁玲在人生道路上追求自我幸福所受的苦闷而发出的“呐喊”。

  其次是细腻而又广阔。丁玲的女性小说往往记录人物心灵的阵阵悸动和一声声灵魂的叹息。她表现感情是细腻的,显示出女性深切的感受力和温柔的情愫。如《新的信念》中,一个细节描绘让人印象至深,当老太婆在演说自己受辱的历史时,“做娘的看见儿子,她停止了述说,呆呆地望着他”,当儿子伸出他的手说要为她报仇时,“老太婆满脸喜悦,也伸出了自己的手,但忽然又缩回去,象一只打败的公鸡,缩着自己,呜咽地钻入人丛跑了”。面对儿子,母亲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羞耻和痛苦,变得那么可怜而脆弱。丁玲的女性小说描绘了时代的风云,响彻着历史的足音,她从时代、生活的潮流中吸取激情,她表现的感情是广阔的。莎菲、丽嘉、陆萍、杜晚香„„丁玲笔下的人物走过了历史的各个阶段,丁玲为她的女性形象提供了一幅宏伟的历史背景,他们随着历史的潮流艰难地前 进。这是一幅无价的背景,正因为有了它,才使丁玲笔下看似平凡的人物焕发出逼人的光彩,因为她们的优点和缺点,欢乐和苦闷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吸取的。”

  ⑨以黑妮为例,如果黑妮的形象没有广阔的土改运动作为背景,那么黑妮的形象就不可能像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那样动人心弦。最后是稳固而又发展。强烈的感情始终贯穿于丁玲小说创作的始终,从《 梦珂》到《杜晚香》,无不顽强地表现着这一艺术特征。丁玲笔下的女性,构成的这个完整女性系列,尽管他们的时代不同,所处阶级地位不同、文化教育、生活 经历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大地的女儿,沿袭着历史与现实的重荷,必然有由性别的相同而构成的维护女性的自尊、价值和骄傲的精神实质上的相通。丁玲对她们有最强烈的赞叹和最深切的怜悯,同时,丁玲女性小说的感情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随着作者世界观的变化而发展。她最初塑造的妇女形象梦珂是冲出家庭刚踏入社会,尚不懂得革命的新女性。莎菲和梦珂是同类 型的新女性,但是她在反封建上更加勇猛,她更强烈地追求自身价值,更有主体意识。“与苇弟相交,莎菲看到了男人的懦弱;与安徽男人接触,莎菲看到了男 人的粗俗;与云霖往来,莎菲看到了男人的呆拙;与菱吉结识,莎菲看到了男人的卑劣。”莎菲以一个居高临下的俯视视角去审视,对男性社会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而与这一时期的知识女性柔弱而纤细的感情相对的,是以后的无产阶级者的胸襟、气魄和心理,是强烈而乐观的。

  丁玲是中国女作家中命运最曲折、最坎坷的一个,她所塑造的妇女形象融入了她刻骨铭心的人生感受。她的女性文学发前人之未发,发出了女性追求自我价值,体现自我意识的呼声。她在女性文学中,处于独特的承前启后的地位,对 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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