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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文学之镜与灯

http://www.frguo.com/ 2013-12-12 李敬泽

 

讲稿正文:

  编者按:文学反映现实,创作源于生活。文学理论批评家李敬泽先生就这个问题在演讲稿中有着精彩的阐述。他认为,作家写作时不能简单地反映现实,而要给现实以色彩,对现实做一次审美的重新创造。文学之镜要注视人,文学之灯要照亮人物形象。要严防审美上的“大华”,避免重复前人的“空转”,注重“灵氛”的创造。文章还谈及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演讲旁征博引,融汇中外,糅合古今,深刻而生动。

  今天这个阵势把我吓着了,来了这么多的文友。我来之前,我们的跃文老师让我出个题目,我当时正忙着,匆匆的就想了个题目给跃文老师发过来了,这个题目叫《文学及其不满》,就是“文学和不满”。但是后来过了两天,我想这个题目如果被印在背板上,这么大个字,总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我又给跃文发了短信,我说不要《文学及其不满》了,让大家觉得我对文学有多少不满要对大家倾诉一样,还是改成一个比较正面比较好听的题目,叫做《文学之镜与灯》。但我还是想从先前那个题目《文学及其不满》说起。

  今天周六,在座的同学都牺牲了休息时间,坐在这里听我和大家聊天,不是因为大家对我有什么巨大的兴趣,我觉得主要还是大家对文学有巨大的兴趣。但是关于文学这件事,她在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她是怎样在起这个作用的?那么关于文学这些非常基本的ABC的东西,其实我们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分歧。我自己现在开了一个博客,那是六年前开的,微博是新浪强行给我注册了一个。注上以后我到现在也没让微博活起来,就是刚注上时发了一条,后来再也没发,到现在也不看。倒不是说我有多守旧,多顽固,多跟不上时代,我也知道一个人在现在一定要跟上时代。前些天我还跟一个作家朋友谈起过“微博”的话题,因为这个朋友也开了“微博”,而且一度兴致勃勃,每天早上醒来就要先刷上几条。我说你把话在微博上全都说完了,你还写什么呢?比如说开一个微博,要应对如此多的粉丝,有那么多的消息,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和要听。如果一个作家从早晨到晚上要应对如此纷乱和嘈杂的氛围和环境的话,我想我们的作家就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对这个世界做出专注的和具有整体性的思考,我们可能就真的会沉溺于很多很多零散的和零碎的片段之中。

  英国的哲学家伊塞尔·伯林,他在谈到作家的类型的时候,曾举过一个例子,他是引用《伊索寓言》里谈到狐狸和刺猬的一段,叫做“狐狸多知,但刺猬有一大知。”什么叫“狐狸多知”呢?就是说狐狸很机灵,它对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知道,主意很多,话也很多,如果狐狸开微博一定是一个很活跃的微博。但是“狐狸的多知”不一定能比得上“刺猬的一大知”,刺猬很呆,它对这个世界的反应也不灵敏,但是它只知道一件事,面对外界的袭击后,它就马上蜷成一团。对于刺猬来讲,它就知道这件事,这一件事就是它的“大知”。当然,伊塞尔·伯林举这个例子,他的本意不是这个,他的本意也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现在无论是做一个普通人也好,还是做一个作家也好,我们可能都是过于像“狐狸”,过于“多知”,而缺少像“刺猬”那样的“大知”,就是为数不多,但是很管用的,很基本的一种“大知”。

  这个话题扯远了,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博客”上来,我现在开的博客,如果是喂鸡的话,过一段时间就要喂一下的话,恐怕早就要饿死了,我差不多是一个月才伺候他一次。我特别爱看博客下的评论,包括我还爱看别人怎么骂我。我要是写一篇无关紧要的小文章贴在上面,如果新浪的博客频道也不推荐的话,那么这篇文章也就只有一二百人看,这一二百人大多都是我的朋友,我估计他们不会骂我,都是说些好话夸我,让我很舒服。但我要是贴一个比较引起公众关注的话题的文章的话,新浪的编辑就会把我的文章放到博客首页,结果我早上起来一看,就是哗啦一堆人或者是上万人来看了,每逢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有一堆留言,来看我的这一堆留言里的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非常简短的几句话、几个字中来发表对文学的看法。有的也很简洁很痛快四个字:胡说八道。别人也完全有权来说我是胡说八道,我也安之。那么真正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我觉得就是在如此之多的过客中,这些应该是说对文学还感兴趣的、对文学的话题还感兴趣的朋友,很多人在他们的留言中,在谈到文学时候,都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没好气的感觉。比如我说哪个哪个作家还是很好的,哪个哪个作家写的作品真是不错,也许就有人跳出来说中国现在有什么好作家?中国现在这样子能有什么好文学?或者我要是谈一谈中国文学的现状的话,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中国的文学现在都是垃圾,中国的作家怎么怎么样,总而言之作家们都很堕落。每逢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点也不生气。我觉得有意思在哪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现在对文学到底是一个什么看法?我们中国人天天在说“文学边缘化”,说老实话要看怎么说,比八十年代当然边缘化了,但要是比欧美,我们太中性化了,我们一点也不边缘化。在欧美我要是讲课能坐这么多人那基本上是奇观,在欧美一个文学讲课可能也就是坐二三十人。也就是说公众对文学还有巨大的兴趣,那么同时在这种兴趣中又掺杂了很多很多的情绪,尤其是当我们谈论文学的时候实际上涉及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判断,还涉及到我们对于生活的判断,我们对于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判断。你在观察我们很多很多人在发表意见,表达愤怒的时候,你就会常常感到,他谈的其实不是文学,他谈的是另外一种东西,比如社会,生活,时代,政治等等。

  我想在其他的国家或者其他的文化中,可能这种现象不是很突出,比如在欧洲谈论文学的时候,不会把文学当成一个关于社会、关于政治、关于生活的一般状况的那些意见分歧的一个焦点。直到现在,文学的话题依然能够在我们的媒体上激起极其激烈的争论,依然会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文学很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文学很好。或者有些人认为我们的作家就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是体制内作家或者是非体制内作家,在这些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我们会发现大家的情绪都极为激烈。有的时候我看着这些我常常会想何至于呢?尽管我是搞文学的,我这一辈子恐怕也不会搞别的,就是搞文学,做文学。但我常常想,我们何至于围绕着“文学”这件事我们把自己搞得这么激动,这么愤怒,这么焦虑。当然我也试着去理解这件事情,理解我们的公众和我们的读者有关文学的这样一种焦虑。在这个过程中,我同样认为,我们有如此多的中国人还在爱文学,但是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关于文学究竟它能否提供给我们什么,它在这个社会和这种文化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我觉得依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依然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爱好文学的人或者每一个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去反复面对的问题。所以我想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文学的镜与灯》。

  这句话我也是抄来的,天下文章一大抄。我们现在其中一项愤怒就是现在有些人在看一些批评家在报纸上关于文学一些批评的时候,经常有人会说,现在的作家已严重地缺乏创造力,严重地缺乏原创性,他们说过的话都是前人说过的话。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文学毫无疑问地需要创造力和原创性,或者说文学的生命就在于此。当然世界的事物有它的复杂性,道理永远是两面的,或者按辩证法说有一个正一定还有一个反。那就是说如果离开前人的话,如果离开前人的创造成果,我们可能连话也说不出来,我们可能根本无法写作。也就是说我们的“创造”,我们的那个“原创”,一定是在和前人的关系中构成的,绝不存在一个什么“创世”般的原创。我们看《圣经》,基督教的说法,原来世界上什么都没有,然后上帝有了,也不知道上帝怎么有的,但反正是有了;然后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要有水,于是就有了水……那是一种创世,是从无中创造出有的。但我想文学肯定不是从“无”中创造出“有”。我们实际上都是生活在一个既成的话语和文本之时。比如我今天在这里讲话,我讲一千句话,一万句话,我想其中可能有八百多句、九百多句都是我的前人在前面说过的,都是前人的声音的回声,它可能只不过是通过我的嘴再说一遍,通过我这个脑袋按我的意思整理一遍,大家同样如此。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有多少新话好说呢?我们没有多少新话好说。今天下雨了,我要想形容一下今天的雨景,那么我相信我们说出来的基本上是我们前人已经说过了、已经说好了的。今天的月亮是多么的明亮,月亮像什么?到底像个什么呢?它像个盘子还是像个什么,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其实前人都说了。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创造的前提,也是我们任何一个写作者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必须面对的东西。只有最为无知狂妄的先生,才会认为他能够每一句话都是自己的创造。绝大部分情况下,我相信,理论上说,或者在语言上来说,是“人说话”,我在这说话,李敬泽在说话。实际上我觉得不对,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话说人”,是有那么那么多的话等着李敬泽来说。我想大家其实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同样也是“被话说”,而不是“在说话”。你今天提着礼物去见丈母娘,见了丈母娘你说这说那,说了一车话,其实那些话都是在那等着你让你说的,见到丈母娘你就应该这么说。在这里你的创造性表现在哪呢?你表现在对那些现成的话以及你自己的特定境遇下的这种特定的情况,那么你依据这个做出一些轻微的相应的修改和调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深刻的,或者我们要从常识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什么叫做“创造”和“创世”?文学的创造和创新,当然肯定不是一个凭空架起来的东西,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东西,永远是一个我们在已有的话中,在已有的文本秩序里,我们来做出调整,我们来努力说出一点“新话”。那么这个“调整”和这个“新话”真要说出来还很不容易,即使是一个作家做出了这样的创造它才很可能让很多人不舒服,让很多人不满意,让很多人不高兴。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话本来应该是这么说的,为什么你现在要那么说。你那么一说,很多人都会感到是冒犯。在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前几天,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后从11日到现在,到前天晚上,就在这几天里,我每天都要被记者所追问,每天就捧着这些话在谈莫言,而且同样的话也说很多很多遍,到前天晚上我终于把一个记者的问题打发完了,我说从现在开始,谁要再和我提“莫言”这两个字我跟谁急,再不接受这样的采访了。那么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包括我在和很多记者想谈到的是什么呢?很多记者都会问到,说莫言作为一个作家的创造力究竟体现在哪里?我们都说莫言很牛,很厉害,那么现在终于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老先生们也承认他很牛很厉害了。那么他究竟厉害在哪里?他的创造力体现在哪里?我说他的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就体现在他通过他的写作在很多个角度上改变了和影响了中国人的说话方式和感受世界的方式。这个我想是一个作家能够给他的母语,能够给他的人民所做出的一个最大贡献。什么叫改变人们的看世界感受世界的方式?于是我举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举了他的写于1986年的《红高粱》。在这些小说中,莫言的其他方面的文学意义我不谈,在这些小说中他的语言的革命性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我们回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今天在座的我刚才看到的很多老朋友,都是20年前、30年前我当编辑时候的老朋友,我们都是从八十年代过来的,有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我们可能忘了在80年代是多么石破天惊的事。在八十年代,我们看到莫言的一系列小说,忽然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们的语言是有感观的,而且这感官是可以如此地丰盛,如此绚烂,如此的庞大,如此的敏锐,我觉得这个在80年代以前是很少见的。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或者对中国当代文化,对中国当代人的一个重要影响就在于他通过语言打开了我们的感官。在这之前,我们对语言有一个基本看法,某种程度上讲,到现在我们主流的看法也还是这个看法。什么看法呢?就是叫做“反映论”的看法。“什么是语言”呢?是这样一个“杯子”,语言的功能和任务就是努力地把“杯子”描述出来,这个“杯子”是什么什么样的。语言是关于世界的一面镜子,好的语言一定是准确地有力地把外在的事物准确地写出来的语言。对不对呢?有它对的一面,肯定是对的,但是事情可能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我们忘了语言是可以创造的东西,语言自身是可以创造现实的、是可以创造世界的。也就是说,语言可以对这个“杯子”负责任,语言可以在空无之中创造这个东西,同样语言也可以说不是在反映这个“杯子”,或者说不是在一个平常的反映上看这个“杯子”。在一个作家绚烂的语言中,这个“杯子”可能是从天上看的,也可能是从地上看的,可能是用人眼的正常水平看的,也可能是用一个苍蝇的复眼的那样一个水平看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是可以创造现实的,是可以创造世界的。所以在80年代中期,在文学史上我们把它叫做“85”新潮,“85”新潮前后的这一批作家,包括我们,也包括当时湖南的一批作家,像韩少功这样一批作家,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重新发现语言的这种创造力,语言可以创造干预现实,这在当时引起极大的震撼。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时候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是在《中国作家》杂志发的。当时莫言在军艺读书,当时军艺也集中了一批和莫言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作家。《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之后,作协开了一个小小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有了很激烈的意见和交锋,很多比较传统的同志对这样的写法很愤怒,也有很多类似于莫言的同学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对这种写法感到很兴奋。这个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之后,我的感觉是莫言的支持者——年轻人占了上风。当时我是一个21岁的小屁孩,肯定没资格参加研讨会。但结束后有几个同学给我电话庆祝喝酒,当晚几个年轻人狂喝酒庆祝了一番。庆祝什么?我想庆祝的不是一部作品得到承认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庆祝的是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学通过自己的创造,通过自己的写作去有力地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感觉,有力地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有力地扩张我们的感官和我们的心灵,我们庆祝的是这个成果。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刚才讲了,事情永远有两面,一面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如此有力地在改变一些什么,另一面,这个改变也一定是冒犯性的,一定是让很多人不舒服的。

  我在此之前当了近三十年的编辑,现在介绍我的身份,说李敬泽是理论评论家,其实我更愿意是一个编辑,我也更喜欢做一个编辑。我经常跟我的年轻编辑交流,我经常提醒我的年轻编辑,有一件事你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什么呢?就是那些让人看了特别舒服的作品你们一定要对它保持应有的警惕,那些让你们看着不舒服,甚至是有些愤怒和恼怒的作品你们一定要郑重地、慎重地对待它。你不能说这个作品让我看了不舒服,它怎么能这么写呢,太不像话了。我说这样的作品可能恰恰要让你多读一遍,第一遍不舒服,那么对不起,作为一个编辑,这样的作品我还要再看第二遍。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创造的本质中就一定包含着那种最初的、令人震惊的或者是令人不适的因素。

  我常常想,无论是作为一个编辑还是一个评论家,我们要严防的是一种审美上的“大华”,或者是审美的“空转”。什么叫大华,就是太好的作品。经常有记者问,或者我的博客,或者我的读者,包括在这种场合,经常有朋友会站起勇猛地问,说李老师你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好像我没有标准是我的罪过,好像他抓住了我露出的一个马脚,原来你谈了半天文学,你没有标准。文学要面对的永远是一个可能性的区域,我们只对已知的东西,这个“杯子”是已知的,但是当我们面对未知的东西时候,面对可能性的东西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有标准?或者我们拿着一种现成的标准去等待那个出现的时候,我们是对的吗?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我们要防止审美上的“大华”。那些让你看了如此正常、如此舒服的、那些让你看了没有一点困难的东西,我觉得恰恰是让人警惕的东西,恰恰是一个在原路标准上的反复“空转”的东西。所以我作为一个编辑,一个评论家,我也有标准,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呢?我喜欢那种有点“结巴”的东西。有点“结巴”就是不那么流畅,不是语言不流畅,就是说一个作品在它内在的思想、情感、表达过程中你能够感觉到这个作家是有很多话要说,而且在为这些话找语言,你能感觉到他找语言,而不是有很多现成的东西在等着他,而在找语言的这个过程中,创造的可能性就发生了。你能感觉到他在找话过程中遇到的难度以及他为克服这种难度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才华,那样一种张力。当这个作品看起来下笔千言,无限流畅,我们看起来也很流畅,这个情况按我这个标准我认为是非常可疑的。它恰恰就表明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作家是在“被话写”,而不是在说自己的话。创造的难度始终贯穿在整个文学创造当中,他对我们是极大的考验。同时一个文学、一种文化能不能有效地很敏感地理解这种创造的难度,这个恰恰是对一种文学、一种语种极大的考验。我们过去常常讲,有的作家很伟大,但是一百年后才发现,为什么?因为在被发现之前这一百年里,那么多的聪明人就是没有听到这个作家的声音,奇异的特殊的创造性的因素,或者是听而不闻。经常有人在博客上骂我,骂我什么呢?说我老说好话。你是个批评家,你为什么不有力地批评?现在我看来,说好话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一件比批评人更难的事情。看你怎么理解说好话,如果今天人家办喜事,我去参加,像鲁迅说的,如果不想让主人很不愉快的话,我还是得说一点假话,说一点好话,说一点令人愉快的话。我会说这孩子长得漂漂亮亮的,长大了一定是有出息。这个好话是不难,但有些好话是有高度的难度。我最近有一个“乱翻书”的习惯,我翻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翻到一个唐代时期到中国来学习的日本人,学习中国的文字、语言、文化、诗歌等,全都搬回日本去。日本人有很多坏毛病,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做事很认真。他们要是想学什么,那他就很认真,巨细无遗地把对方调查清楚。所以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有个日本人到中国来,主要是考察中国当时唐代的文学状况。回去以后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叫《文镜秘府论》。这位日本先生唐代时候到中国来,相当于现在到了中国,去了作家协会,也听取了关于中国详细的文学介绍,也到各地去考察了,也见了很多作家,把当时他认为的中国最厉害的诗人都见了个遍。唯独没见两个人,也唯独没提两个人,谁呀?一个李白,一个杜甫。不是他遗漏了,而是李白和杜甫在当时不知名。如果在开元或天宝年间,我们写一份中国文学状况的报告的话,提一百个人还没提到李白和杜甫。李白和杜甫真正有名还是等到他们身后一百多年,中晚唐之后逐渐到宋代才大大有名。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什么呢?说明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能够对我们之中的创造性因素做出感受,做出发现,做出有力的判断的能力,有说这种好话的能力其实是特别珍贵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没这个能力的,我们有的时候只好交给时间去慢慢地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看完了《文镜秘府论》,我看开元天宝年间的其他文章,难怪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和杜甫两人之间天天互相夸。现在我们说这是佳话,但在当时看来,就是两个当时被认为是三流四流文人天天喝酒互夸,而大家都不承认他们的诗歌好。这种情况说明一个什么?就是说明我们无论是写作的人还是从事文学相关工作的人,包括我们的评论家,编辑,如何感受,如何认识。当然具体到写作上来说,就是如何捕捉文学的这些创造性因素和创造性方向。这其实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受到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很多很多因素会让我们,哪怕是和李白杜甫天天喝酒我们都意识不到原来他们是伟大的诗人。什么因素遮挡着我们的眼睛?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们中国人一大特点永远不认为天才出在自己身边。毕飞宇有次和我发牢骚,说他在鲁院讲课的时候,偶然提到他觉得中国作家里还是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大师型的作家的,比如莫言,他认为就是大师型的作家。结果鲁院的学员中腾的站起一位同学说,中国文人真无耻,互相吹捧。我问毕飞宇是怎么应付这个局面的,毕飞宇说自己毫不客气地问,难道你认为中国文人互相撕咬才是崇高的吗?我要说的始终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自我警惕到底是什么东西遮挡了我们?使我们看不到那些真正的、创造性的东西?同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也要思考到底是什么东西遮挡着我们,拦着我们?使我们一直在那“空转”,使得我们说出的全部是别人说过的话?1949年到1976年,中国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是427部。然后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我们经历了30年文学的巨大繁荣时期。到现在我们中国一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保守的数字是三千多部,不保守的数字是四千多部,如果再算上网络上的长篇小说,那就是不计其数了。在这么多数量的作品里,我觉得肯定大量、大量的作品是空转的东西,甚至不会留到第二年、第三年的东西。这种情况正常吗?从某种程度上,我也认为它有正常的一面。经常会有人来指责,说你们文学生产了这么多东西,这么多长篇,为什么好的那么少?我说这就像大自然一样,我们当然希望大自然能够长出参天大树来,但是我们不能规划好了说杂草和小树都不能长,灌木也不能长,咱专找那参天大树长。如果按这个思路去做,那么参天大树也长不出来,我们只能任由杂草、灌木、小树等一块长,这其中从概率上讲才有可能长出参天大树。话是这么说,另外一方面,我们依然要承认,我们的文学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数量级中,是有着严重的令人不满之处。那么就写作而言,无论什么数目,那种真正创造的精神和意愿是严重不足的。某种程度上说,这次莫言得诺奖,经常会有记者来问。还有个记者来问,李老师,为什么金庸不能得诺奖?金庸的影响力这么大。这个问题把我搞愣了,我在他面前有种无力感,跟他谈这个问题会很费口舌。我只能说没办法,瑞典文学院那班老先生食古不化,他们应该把诺贝尔文学奖也颁给罗琳,因为《哈利波特》也很受欢迎,很多人也在热烈地喜欢和读着《哈利波特》。无论是金庸或者《哈利波特》我至今也非常喜欢,我至今也是他们的读者。但是我真的不认为他们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文学的某些不同层次的判断和某些不同层次的认同。那么仅就类似于诺贝尔文学奖或严肃文学来讲,我想我们绝不仅仅是提供相随性的评论,我们衡量它判断它的标准绝不仅仅是我看着爽不爽,我看着舒服不舒服,我看着高兴不高兴,这不是标准。什么是标准呢?就是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向你提出某种你必须在情感上、理智上严肃对待或深思熟虑的这样的挑战和考验,那么我想这样的作家就是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我想在文学中应该有更高的志向,就是文学如何应对这个世界,如何在应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如何为我们的读者为我们的人类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柱。所以在漫长的话题之后,我还是想回到我们的主题《文学的镜与灯》。

  我认为文学和其它任何一门学科都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呢?文学和自然科学不同,比如一个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当你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你不能再论证“牛顿第一定律”,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你必须是在爱因斯坦或霍金的基础上去解决更尖端的问题。科学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个累进性的学问。但文学不同,文学的特点在于我们可能每一个作家都必须反反复复地回到那个原初的一加一的问题上,反反复复地回到“文学是什么”,“文学应该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这个不能因为是前面作家已经解决了我后面就不用解决了,不对,前面伟大作家解决不代表你已经解决了,所以当我今天想谈这个《文学的镜与灯》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想谈我们的文学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它能做什么。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是文学的标准论述,大家耳熟能详,而且对文学的批评多半也都由此而来,在我博客上留言骂我的,都是说文学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你们躲在自己的书斋里怎么怎么样,当然我想作家如果不躲在书斋里他反正是不能在大街上写,怎么着也是躲在书斋里写。所以有时候语言是很误导人的,比如说我批评一个作家,说你整天躲在书斋里,这个作家不好说。但我们反过来想,一个作家他不躲在书斋里在哪呢?他天天在大街上那叫作家吗?那叫交通协管员。所以这个就不说,这是语言的问题,文学反映现实,或者说文学应该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这个世界,让我们通过文学这面镜子看到世界的景象。这个可以说是从古至今关于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性论述,也是我们现在关于文学的一个主流论述,官方论述。对不对呢,非常对。文学一定是关于世界的,关于现实的,关于人生的。但是,由于它这么对,这么具有真理性,以至于在我看来,如果仅仅是这么说的话,基本等于没说,这基本上等于告诉我们人应该吃饭,人不吃饭不行。是不是真理?是真理。但是这个真理你说有多大用,不一定有多大用。就是“关于人应该吃饭的必要性”不需要人坐在这没完没了地讲两到三小时,大家听完了可能会觉得你疯了。文学是在反映现实,但是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不是在反映现实呢?新闻不是反映现实吗?电视不是天天在努力反映现实吗?一个经济学家研究人类的经济生活难道不是关于现实的吗?一个历史或一个法学家难道不是在反映现实吗?哪怕医生天天动手术,这个难道不现实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究竟又有什么是现实之外的东西?没有!文学依然还是要回答,在这么多的人类力图把握现实、把握生活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中,文学的特点是什么?文学的脚步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多的形式中,我们还是离不开文学?我想我们的很多同志、朋友在谈到文学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可敬的激情。就是他们都希望在自己或别人的作品中发现或看到很正确的人生或世界的途径,如果他们认为这个事不正确,他们就会很愤怒。但话又讲回来了,我碰到这样的先生或女士就常常很纳闷。我在当编辑的时候,还真遇到有的读者看到某一篇小说里他认为很不正确的东西还专门转车来编辑部兴师问罪。遇到这样的人,我通常都会劝他,说不看就行了嘛。但实际上我们面对的还是那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小说中,在文学中,我们要看到什么。如果我们一定要在文学中看到那些重要的东西,看到那些我们认为对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在文学中找。

  在我看来文学是什么呢?文学就是关于人类之错误的这么一种艺术。如果文学中人类不犯错,那简直就没有文学。文学一定是人类在生活中,在这个世界上的探索、错谬、误区以及我们的困惑,一定是关于人类如何“不靠谱”的这样一种想象。《红楼梦》严重不靠谱。你可以想象你的周围你们家有这么一孩子,不想上学,就爱跟女孩子私奔,还就喜欢女孩子的化妆品,不思进取还挺能花钱,那你肯定也像贾政一样摁在地上狠狠打屁股,靠谱吗?严重不靠谱。那是在小说里,如果在现实中,哪个家长都会急得要了命。为什么一两百年来,我们明知这个人不靠谱,但是在看小说的时候我们忘了他是这样不靠谱。我们喜欢他,甚至很多女读者迷恋他,为什么?我觉得它使我们意识到,文学有它某些本质性的东西,在文学和我们的生活之间有它一定的区隔,这个区隔在哪?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按照可行性的逻辑来演进和进行的。文学是关于可能性的这样一个区域,如果人类只限在眼下的生活状况,我想人类的精神会枯竭,人类的生活会极为枯燥。即使GDP发展的再快,我们也会无聊死。为什么?是因为人类还需要一个可能性的方向。需要一个说生活是不是可以不这样而那样。我们每个人都像铁一样受限于生活自身的限制,比如我想浪迹天涯,但很快会因为现实生活而中断这种想法。但如果写小说的话,就会给自己的人物这种自由的安排,这在现实生活中不靠谱。但是,可能性的维度就会向着我们打开。而这种可能性常常意味着是危险的,是冒犯性的,是我们正常的生活逻辑和生活理性所不接受和不容纳的。从古自今,那些深刻的感动着我们,深刻地使我们为之向往的小说作品,它一定是一个关于人如何脱轨,如何滑向某一个深渊,如何走向某一个荒野,如何开始某一项冒险这样的故事。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写作者和我们的读者都有如何看待文学的功能和力量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读者就是一个花岗岩的脑袋,对任何可能性都予以拒绝,对任何想象都很生气;在一个小说中,如果读者认为必须家庭和谐,世界平安无事,一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那就不要看小说了。小说一定是秩序有点乱的结果。就像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作家和读者都有一个如何看待文学的功能、文学的力量的问题。我们的作家在写任何东西的时候,都要考虑我们的价值何在,我们是否在某一个方向,某一个层面,某一个角度上试着打开人类生活或精神的某种可能性。这个世界之所以需要文学,之所以在那么多的自然科学之外还需要文学,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保存人类对于自身生活和自身精神的“可能性”的探索的激情。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有价值的,我是对文学抱有信念的,我觉得除非我们大家都变成灰扑扑的套中人,否则在我们中总是会有人热爱着文学的。

  “镜与灯”,什么是“灯”?是美国很有名的研究学者艾布拉姆斯在研究十六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时提出的。什么是“镜”?“镜”是在反映现实,是在表现文学外向性的维度;什么是“灯”?就是表现内在的形式,体现作家对于内在精神和世界的挖掘。我在这里是借用“镜与灯”这个词,和艾布拉姆斯本意是有很大区别。我认为,文学的“灯”是照亮了我们人类生活中那些可能性的区域,照亮了对可能性的探索。文学的“镜”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如此真实,星毫不变的镜子。英国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哈罗德・品特在颁奖演说中说过一句话,品特说,在我看来,事物不是只有真和假,事物常常是既真又假。我觉得这个话非常有意思,当我们谈到文学的“真”的时候,我们觉得文学就应该“真”,但我们很少想到文学在什么意义上是“真”的?文学的“真”和照相的“真”和电视的“真”新闻的“真”又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是我们创作和阅读中常常遇到的。想起来很复杂、缭乱,但其实是一个作家在形成自己最基本写作伦理和写作错觉的时候迟早会面临的。德国有一个犹太籍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写了很多文章来论述摄影,他特别喜欢早期的摄影作品。早期的摄影水平不高,不像现在人人都是摄影家,机器很好。但早期技术都不好,拍出的都是黑白片。本雅明在赞扬早期的摄影作品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做“灵氛”。早期的摄影中可能都是由一些无名的摄影师拍的,但你能够感觉到这个照片绝不仅仅是一个机器的产物,它还是摄影师的眼光和创造的差别。为什么呢?本雅明说,早期摄影绝不仅仅是传达了人的形象,它有些微妙复杂的东西,让我们意识到这是艺术,有一种灵魂的、空灵的氛围。“灵氛”到底是什么?这种氛围和调子难以言传,但能引起触动。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是在机械复制时代,人的作品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都不是一个直接的映照。我们衡量它的价值是看它除了映照那个现实之外,映照这个人之外,还有没有附加一个特殊的东西,本雅明把这个特殊的东西叫做“灵氛”。当有了这种“灵氛”的东西,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作品不仅仅是艺术家对于现实的摹写,而是艺术家的某种创造。所以现在的问题始终是我坚决地同意我们的文学是反映现实,但是即使是在你最力图真实准确地在最细节的层面上反映现实的话,也存在着一个“灵氛”的问题。通过那种“灵氛”,通过作家在反映现实过程中,我们会给现实一种语调、一种色彩、我们会给现实一种风格上的微妙的修改。即使是非常微妙的修改,某种程度上讲,我们都是给现实做了一次审美的重新创造,都等于把现实作了一种重新的调整。我记得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嘲讽过一个作家,说他老实得像一根火腿,他的作品是对现实老实的再现和模仿,几乎没有加入自己的东西,除了小说中女人的脚之外,他对现实一无修改。就是说即使是小说中“女人的脚”这样一个细节,也是你对现实做出的调整和创造。所以如果是“镜子”,这面“镜子”就一定是作家对现实的一次重新组合、重新选择、对现实的着重点的一次重新调整,这种调整有时是思想上的、认识上的、对现实的基本看法上的,也常常是读者能接受的。如果说到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文学打开我们对现实“可能性”的认识。如果我们对现实都是一个看法的话,那么文学告诉你对现实可能性的看法。除了坐在这个台上从下看现实的话,还可以从天上看,从地上看,从各种各样的角度看。文学作为艺术,在自己独特的创造的世界里,每一个赋予创造的作家都对自己的世界有一种很重要的有自己特质的修改。比如在莫言的早期的作品里,天气永远灿烂,阳光永远猛烈,人的视觉、瞳孔永远是处于一个放大的状态。他在反映现实吗?也可以说他是在反映现实。但这种“反映”已经是作家做出重大的调整、修改之后的一个世界。所以我想,我们衡量一个作家,衡量自己和别人的写作,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我们可能都需要在作家所提供的那些信息之外去感受那种“灵氛”式的东西。作家绝不仅仅是告诉你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伟大的作家除此之外告诉你多得多、给你的多得多。即使是当我们的文学力求一种“镜子”式的指向去看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现在也面临着极大极大的难度。文学的力量在于哪里?文学在什么层次上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的?我想在这一点上,可能到现在也没有一致的意见。我想很多朋友到现在坚决地认为文学应该不仅是反映现实的,而且要给出什么解决办法。我觉得这种解决办法要文学家来提供是文学家力所不及的。文学所要做的我觉得只有一件事——就是注视人,而且是注视着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我们看新闻,看报纸,每天给我们提供现实的海量的信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千奇百怪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现在经常有作家慨叹说现实比小说精彩得多得多,人类自身的创造当然远远大于小说,没有一个小说家敢说自己的小说比生活大。如果要比情节的复杂、曲折、丰富、离奇,生活永远比小说强。那么小说家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每天看电视、新闻、网络,知道这个世界上每天在发生千奇百怪的事情,或者一些重要的群体性事件,关于真相到底如何、起源、如何发展等,这都不是文学擅长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盲点,就是当我们注视着这些身边事件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看不到这个人,文学看到什么呢?文学看到这些纷繁复杂的事件之下的那些连名字都不被我们记住的那些活生生的人,那些人的复杂经验,那些人的真实感受,那些人的困难和纠结境遇。我觉得这个是文学的力量所在。我们读历史,永远看到的是英雄的正义与邪恶和成王败寇,我们看不到一个普通的人。就像我们看不到在一场大战中死去的一名女子或男人,但是文学引导了我们去看到这些活生生的人。看到这些活生生的人有什么用呢?某种程度上讲,它深化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它甚至会挑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我相信,即使在一个新闻事件中,我们只知道这个人的好坏,但当你和这个人面对面地坐着的时候,你和他谈话的时候,你的看法就会很不相同,原来新闻里是有很多东西被简化了,被遗漏了,很多东西被大众所忽视了。原来这个人没那么简单,同样这个世界也没那么简单。所以,当我们说文学是人学的时候,当我们说文学是“镜与灯”的时候,我也愿意把文学理解成是“人的镜”,是人的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自己。同时它也是我们作家手里的“一盏灯”,它照亮了人的形象。尤其在现代社会,一个网络、微博社会高度发达的众生嘈杂的社会,可能恰恰被淹没的是那个具体的、生动的、带着血肉的人的形象。当我们在微博中把人的日常经验都自我喜剧化一个一个小片段的时候,我们淹没的是真实的、具体的人的形象和人的镜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希望也相信文学应该是作家手里的“一盏灯”,照亮了人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不在于人说什么,不在于人在新闻中被写成什么,在社会的一般看法中被看成什么,在他的微博中被自我表达成什么。而是一个作家端着“一盏灯”,看到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的真实面目,真实灵魂状况。

  我今天拉拉杂杂说了很多,但其实说到一点,就是就我个人来讲,还是我们所有这些热爱文学、献身文学、从事文学写作的人来说,我认为文学在现在中国从未失去它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讲,它的意义在它的寂寞中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文学在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生活中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我想,有些东西,如果没有了,我们可能无法断定世界是好或者坏,但是如果文学没有了,这个世界会更坏一点。

  谢谢大家!

  (这是作者2012年10月在湖南毛泽东文学院“湖南、新疆中青年作家研讨班”上的演讲,黄丽娜根据录音整理)

 

♦李敬泽简介♦

  李敬泽,1964年出生,祖籍山西芮城县。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小说选刊杂志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李敬泽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长期编辑生涯中,编发了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作品。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最活跃的批评家之一,其文学批评在文学界和读者中享有较高声望。2000年获中国作协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优秀青年批评家奖。2005年获《南方都市报》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批评奖。著有各种理论批评文集和散文随笔集10余,作品被翻成法文、日文等。2012年出版新作《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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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称《一句顶一万句》是革命性写作 http://video.sina.com.cn/p/book/v/author/authorbook/2009-03-24/100160278828.html

►李敬泽谈未来小说发展趋势 http://video.sina.com.cn/p/book/v/author/authorana/2010-08-30/190661130463.html

►李敬泽授课——作家的目光、腔调和手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IyMDIzNDEy.html

►李敬泽谈中原作家自我突破的再认识 http://video.sina.com.cn/p/book/v/author/subject/2010-11-24/000161191635.html

►李敬泽 都市的文学表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xMjgyODI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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