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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曾左的友谊与破裂

http://www.frguo.com/ 2013-12-07 

 

曾左的友谊与破裂

 

唐浩明
  

编者按:唐浩明先生的历史小说充满浓郁的湖湘气息,体现出明显的湖湘文化精神。他的作品一方面褒扬经世致用,反对清议空谈,表现为“学为苍生”;另一方面,于事功之外,主张修身、守静,强调“含雄奇于淡远”。儒家文化的“外王”与“内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与“心性修炼”在小说中得到了完整诠释。鉴于左宗棠对新疆的发展与祖国的统一有突出的贡献,特邀请唐浩明先生为新疆作家班和湖南中青年作家班在毛泽东文学院讲授《曾左的友谊与破裂》一课。本文以其独到心得见解史实,深刻透彻地分析了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合与分的背景与根源,诠释了曾国藩与左宗堂的文韬武略、进退宠辱、人生态度、人格学养,再现活生生的历史和文学形象。
  
  近百年来中国人尤其是湖南人,习惯将活跃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风云人物曾国藩、左宗棠并列称呼,简称曾左,如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常常在文字中将曾左并列:“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讲堂录》)。曾国藩、左宗棠的确有许多值得并列说一说之处,他们犹如晚清军坛政界上两颗耀眼的双子星座,在那个混乱衰败的时代里令无数人仰望崇敬。他们曾经是一对亲密的战友,但后来却又老死不相往来。他们的友谊与破裂,是百年来曾左话题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一、曾左友谊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清嘉庆十六(公元1811年)年出生。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嘉庆十七年出生。曾左二人的接触,最晚也应该在道光十五年的北京会试期间。在此之前,曾忙于在湘乡应付秀才与举人的考试。经过七次秀才试,在二十三岁那年曾国藩考中秀才,第二年即道光十四年中举。左则是在二十一岁那年即以纳资的方式成为监生直接参加举人考试,并一举而中。第二年,即道光十三年,左进京会试告罢。道光十五年,左再次进京参加会试。此时,曾也以甲午科举人的身份进京会试。同为湖南举子,应该有见面的机会。三年后,两人又同时参加戊戌科会试。这一次,曾高中进士点翰林,左第三次告罢。按常理,也会有见面的机会。但见没见面,现今已找不到文字根据。不过彼此都会知道对方,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从那以后,一个在朝廷一路顺利地做官,一个在湖南做普普通通的教书匠,未见两人有什么交道。
  两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应该是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底的长沙。此时曾奉命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左则是在这年八月,太平军围攻长沙最危急的时候“缒城而入”。二人办的都是对付太平军的事,自然交往密切。曾氏咸丰三年正月给胡林翼的信说:“日与张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当时实情也。那时,就分工来说,曾在一线练兵打仗,左在二线筹款筹粮,二人配合默契。
  咸丰四年四月,曾亲领八百陆勇、四十条战船到长沙城外靖港与太平军交战,不到一顿饭的工夫,水陆俱败,曾氏率残兵败将逃到长沙,停舟橘子洲畔。曾氏心情沮丧,对自己的无能很是羞愧。他在船上给朝廷写完遗折,趁半夜无人,跳进湘江自杀,幸而被贴身卫士救起。第二天一早,左宗棠闻讯,即悄悄出城来到江边曾氏的船上。见曾氏气息微弱,身上穿的单薄短衣上还留着泥沙痕迹。左安慰曾,说事情尚可为,刚起兵就自杀,不合道义。曾氏睁大眼睛不着声,只是在纸上书写火药、军械的库存数,请左代为检点。在长沙满城都在看曾氏兵败的笑话时,左宗棠能来船上看望,并鼓励他继续干下去。左的高情厚谊无疑给曾以温暖。
  然则二人相处,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世传曾左之间的芥蒂最先缘于募捐。因军饷紧绌,湘军创建初期,强迫大户人家出钱资助。原两江总督陶澍号称三湘名宦,陶家自然首当其冲。据传湘军曾以粗暴手段威逼陶澍之子陶桄,而陶桄乃左的女婿。此事一定令左不快。多年之后,曾在与心腹幕僚赵烈文聊天时,证实了这件事:“起义之初,群疑众谤。左季高以我劝陶少云家捐资缓颊未允,以致仇隙。”不过,这件事对曾左之间的关系似乎影响还不算大。初期曾左之间最明显的一次不愉快,发生在咸丰七年二月,曾回籍守父丧一事上。
  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日,曾氏之父病逝于湘乡老家。十一日,曾氏得到讣告。他立即向朝廷奏报此事,不待朝廷批准便擅自回家。曾氏此举引来不少诘难与指责。欧阳兆熊说:“咸丰七年(曾国藩)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谓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眠之症。先是,文正与胡文忠书,言及恪靖遇事掣肘,侈口谩骂,有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从这年三月六日左给曾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左对曾是如何肆口诋毁的。左一开头便指责曾不待朝廷批准擅自回家奔丧是不对的。因为此时曾的身份是军事统领,做的是“金革之事”,与五年前的乡试主考的身份大不相同。接着又批判曾对自己在江西“过多功寡”的辩护,义正辞严地指责曾:“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再接下来,又奚落曾:你再出不出山,我不知道,你出山后有用无用,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不等朝廷的批复就回家,这一点就做得不对。
  曾心里本有着大痛苦(仗未打好)大委屈(朝廷不给地方实权,无法筹粮筹饷),而左不知安慰,还这样以大道理来压他责备他。曾如何不恼怒不伤心!他拒绝回信。不过,曾守父丧这段时期,也是曾的思想经历大转变的时期。他接受朋友的劝告,认真研究老子与庄子。从《道德经》《南华经》里悟出了顺其自然、以柔克刚的大道理。通过一年多的反思与检讨,曾终于完成了学理修持上的从法家到道家的转变。他一改过去刚烈过分、急于求成的心态,向圆融、变通一路转化。咸丰八年六月,曾再次奉命出山,刚一到长沙,便去拜访左,并自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联,请左代为书写。左也很高兴地答应。曾左交欢如初。
  两年后,曾与左有一段生死之交,事情起于著名的樊案。
  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在他的自订年谱中是这样叙述樊案的:永州镇总兵樊燮声名恶劣,同在永州的文武官员及属下兵士都对他有怨言。骆在咸丰八年进京陛见时参劾樊的劣迹。朝廷将樊交部严议,即行开缺。接下来,骆又参樊贪污公款的罪行。朝廷下旨,将樊捉拿,交骆严审究办。樊不服,向湖广总督及都察院告状,声称是永州知府勾通左宗棠的陷害。朝廷于是命湖广总督官文、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事情牵连到左宗棠,他因此事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湖南巡抚衙门,北上参加会试。
  有野史记载,左因讨厌樊的人品,对樊极不礼貌,公然骂樊“王八蛋”,叫他“滚出去”。左不过一师爷而已,竟敢如此对待身为二品大员的樊总兵。这令朝廷很愤怒,故而咸丰在樊的告状折上亲批:湖南巡抚为劣幕把持,若查明属实,将左宗棠就地正法。如此,这件事对左来说便很严重。皇帝将朝廷制度看得更重,且不管这场官司是骆有理还是樊有理,只要坐实左是这样骂了樊,左就会被杀头。所以,左宗棠不得不出逃。
  左在走到襄阳时,被胡林翼的信止步了,转而来到曾国藩的安徽宿松军营。曾闻讯,派专人去英山迎接。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六日,左来到宿松。曾氏当天日记说:“未正,左季高、李次青二公到,畅谈至二更尽。”可见,曾对左之到来,所取的态度一是重视,二是热情,一点也没有顾忌到左当时是惹皇帝生气而要严办的身份。
  就在这段期间,胡林翼、郭嵩焘、王闿运等人在极力营救左。他们不但自己出面,还疏通肃顺、潘祖荫等朝廷中强有力的人物从中斡旋。据说潘祖荫的那道著名的保折,就是郭嵩焘用重金换来的,其中“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两句话,已成为传诵久远的近代文人佳句。此时曾氏也以湘军统帅的身份上了一道保折,称赞左“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以当时曾氏被朝廷倚为长城之身份,这份折子的份量自然非比一般。
  左宗棠在曾氏军营住了二十三天,从曾氏日记中可知,他们几乎每天在一起畅谈。谈什么?《曾国藩年谱》中说:“昕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原来,此时东南战场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个因军事大变故导致的政治大变动正在酝酿之中。
  咸丰十年三月下旬,太平军一举踏平江南大营,乘军威全力南下,将苏南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昆山全部收入囊中,江南大营主将和春、张国樑死在逃亡途中,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逃命,江苏巡抚徐有壬城破自杀。清朝廷在江南的整体部署被完全打碎,在四顾无人的状态下,只得调整多年来所实行的对待以曾氏为首的湘军集团又用又疑的政策,转而更多地信任与依赖。左宗棠恰好在这时客居曾营,他在对曾氏分析时局时预见:江南大营破了是好事,脓包穿破后,转机反倒会很快到来。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果然,左宗棠离开军营十天后,曾氏收到湖广总督官文寄来的咨文,得知朝廷已任命他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很快,曾氏又收到朝廷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上谕。
  左宗棠随即在长沙招募五千人,号为楚军,开赴安徽,投身以曾氏为主帅的东南战场的最前线。左的军事长才由此得到充分的施展,从那以后战果累累,威震天下。
  一旦摆脱客寄虚悬的尴尬局面,曾国藩也便从困境中走出,开始走向坦途。一年后,咸丰去世,慈禧上台,加大了对曾氏及湘军集团的倚重,提升曾氏为协办大学士,节制两江及浙江四省,凡苏、皖、赣、浙四省包括巡抚、提镇在内的所有文武官员一律由曾氏节制。曾氏的权力达到一生的顶峰,曾左的合作也达到一生中的最为亲密的阶段。曾氏保奏在浙江打仗的左宗棠有“独当一面”之才,可以独任浙江军事。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五十岁的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
  从咸丰九年底的布衣出逃,到咸丰十一年底官拜巡抚,短短两年间,左宗棠经历过一场少见的人生巨变。这场巨变发生在左的身上,折射出官场的迷离与吊诡,当然,也见证了曾氏对左的情谊以及左的超凡绝伦的才干。一年零四个月后,左升任闽浙总督。长久压抑的左宗棠,到运气来了的时候,其青云直上的速度,也令世人惊艳不已。
  曾左携手合作,东南的军事进展顺利。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六月十六日,南京被曾氏亲弟国荃统率的吉字营攻克,他们所共同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令所有人都不曾预料到的是,随着这个大胜利的到来,曾左之间的友谊顷刻间便从顶峰跌到谷底。


  
  二、曾左破裂
  南京打下后,曾氏兄弟向朝廷报捷,说幼主积薪自焚,逃出去的六七百人,也被追兵在湖熟镇全数斩刈,未留一人。但是幼天王洪天贵福其实并没有自杀,而是在一支人马的保护下从太平门缺口中冲出去了。七月初六日,左宗棠将此一发现奏报朝廷:“昨接孝丰守军飞报,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福瑱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
  左的这一奏报,无异于是在说曾氏欺君,罪名不小。在没有确凿事实面前,曾氏自然不能接受。七月二十九日,曾氏就此事向朝廷作答:一是逃出去的人马不会很多,顶多不过数百人。二是“贼情诡谲,或洪福瑱实已身死,而黄文金伪称尚存,亦古来败贼常有之事”。三是杭州克复时逃出太平军十万之众,并未遭到纠参,故请朝廷不要参办曾国荃。
  曾国藩的不承认,尤其是反过来指责左,这令左很恼火。九月初六日,左宗棠上奏,声称杭州逃出十万之众之说毫无根据。并说南京与杭州两城不能并列:南京早已合围,杭州并未合围;城破后,南京捷报上称诛杀净尽,杭州捷报上说明首领已逃出。左严辞辨白:杭州一事,即使有人要参劾,也找不到参劾的理由。接下来,左对曾的这种态度严厉指责:“因意见之弊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一个多月后,洪天贵福在江西被抓。事实证明,洪天贵福“积薪自焚”一说是错误的。
  曾左之间的这场争论,导致的结果是两人从此失和,直到同治十一年曾氏去世,八年之间互相不通音讯,私交完全断绝。这样两个在当时声望极大、地位极高的湘军首领的绝交,自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议论,也为曾左共同的朋友们深为挽惜,不少人试图从中劝和。王闿运在存世的《湘绮楼日记》中多次提到他劝曾氏与左复和的事。曾氏对此虽不反感,甚至在左与郭嵩焘的交恶中还替左说话,但他毕竟没有主动迈开和好的步伐,这真是令历史遗憾的事情。
  事过一百多年了,我们重提这段往事,平心而论,曾负左占十之三四,左负曾占十之六七。
  在江西期间,曾作为统帅在前线作仗,左作为后勤统领在湖南筹饷,左为曾筹饷高达二百九十万两。湖南是一个穷困的省分,能挤出如许多银子确不容易,所以后来王闿运在光绪年间写作《湘军志》时为之感叹:左生对江西贡献很大。但曾的仗没有打好。在江西可谓是屡战屡败,水师遭人腰斩,老营经常被人包围,又与江西官场闹不团结,很窝囊。曾氏本人也认为自己很无能,是个通国不能容的人。父亲死后,他不顾身负重责,不待朝廷批准,便私自回家奔丧,内心深处,也是有点想扔掉江西这个烂摊子的想法。这是曾负左之处。
  左所统率的楚军纵横赣浙,大量消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收复朝廷在这两省的失地,使曾国荃包围的南京不断减少外援和供给,逐渐变成一座孤城。无论是作为朝廷所任命的东南战场的最高统帅,还是作为曾氏家族的兄长,曾国藩都应该感谢为他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左宗棠,即便左宗棠说过一些过头话,曾氏也不应负气绝交。这是曾负左的第二点。
  作为多年相交的老朋友,曾对左的个性应是非常了解的。曾一向主张谦抑待人,宽容待人,且对人才极度爱护,为什么就不能谦抑、宽容对待这样一个天下奇才,主动与他讲和呢?这是曾负左的第三点。
  至于说到左对曾的辜负,那似乎要更重些。
  首先,曾对左有救命之恩。左当年陷于樊案官司中,尽管有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的援助,但他们的分量都不及曾国藩。曾手握重兵,俨然南天柱石,支撑着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曾当时的保折话不多,却是字字千钧。“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曾对左的评价很高。“办理团防”、“简用藩臬”,曾对左倚恃很重。这样的话,虽无“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文采,却有实实在在的重量。曾的这份保单,对左的命运有扭转乾坤的作用。对于左,面对着如此救命之恩,结草衔环以报都不为过,怎么可以那样意气办事呢?
  其次,曾对左有知遇之恩。脱离樊案官司后,朝廷命左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此后的左宗棠应该是曾的直接下属。不久,曾氏就任两江总督,接下来,朝廷又命曾除节制两江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外,还要节制浙江省,左宗棠的楚军此时正在浙江作仗。曾氏在辞谢节制四省的奏折中说:“节制四省,自顾菲材,实难胜任。左宗棠之才,实可独当一面,即无庸臣兼统浙省,苟思虑所能到,才力所能及,必与左宗棠合谋,不分畛域,不必有节制之名而后尽心于浙事也。”
  正是有这句“可独当一面”的评语,一个月后,左宗棠就被特授浙江巡抚,顷刻之间成为一个二品方面大员。曾对左,亦可谓恩重如山。左即便不厚谢,也不应该以恶报。
  再者,出于对大局的责任心与对朝廷的忠诚,左向朝廷报告幼天王逃出南京城一事是应该的,但作为同一营垒的战友,如此大事,应该先与曾氏兄弟沟通,至少是一面报告朝廷,一面知会曾氏。像这种类似于打小报告的做法,不要说曾氏是东南战场的主帅,是一个曾经于自己有大恩者,即便是一般的同事,心里也难免不愉快。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曾负左占十之三四,左负曾占十之六七。
  左为什么要这样负曾?左也不是完全不通情理知恩不报的人。对于上了那道“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折子的潘祖荫,左在发迹之后,每年送敬银一千两给他。潘好古玩,左把在西北得到一件价值连城的三代时期青铜鼎送给了他。但为什么对同样上折说情的曾,左却要这样跟他过不去呢?论者大都认为这是源于左的功名情结。左是举人出身,他其实终生以自己的乙榜出身而遗憾,但他却偏偏要极力抬高乙榜的地位,贬低进士翰林。不少野史都记录这样一个故事。
  左外出巡视,按见官员,先看名片。名片上写的进士出身,就压下来暂不见,若写的是举人出身就先接见。《清稗类钞》上记载一则故事。说是光绪十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京督办福建军务,路过九江时接见当地官员。见官员们皆为进士出身,他毫无兴致。后来见到九江府同知王惟清,名片上写的是举人出身。左见之大喜,以极恭敬的态度请王上座,并问王:举人与进士谁更优秀。王知左的心思,就迎逢说:举人优秀。左心里高兴,但故意装作不理解,问王为什么。王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于是当着左的面做了一篇大文章。王说一个人做秀才时,他经营的仅仅只是八股试帖,没有功夫去做其他事。考上进士后,若为翰林,则得应付大考、差试等麻烦事,必须腾出时间来练习书法,攻读诗赋;若为部曹、知县,则事务繁多,还要奔走于应酬钻营之间,更无心思去积累真才实学。惟有举人,功名告一段落,胸襟得以初展,志气开始恢宏,既有心情,又有时间去研究经世文章、政治沿革等实在有用之学。若幸而出来做官,担任要职,平时的积累,这时都派上用场。世上举人出身的官员,少有尸位素餐者,所以举人优秀。左听后拍案叫绝,一再称赞:真是一篇好议论,我能听到如此议论,真是有幸,足下是近几十年来官员中的佼佼者。说完后,亲自将王惟清送出门外。又对站在门外的官员们说:九江府里的好官员,仅仅只有王惟清一个人,可惜他长期得不到迁升。
  曾科举顺利,二十八岁即中进士点翰林,已为左眼中的不喜之人;何况戊戌年两人同考,曾中左不中,而中的曾考过七次秀才,不中的左连一次秀才都不考,可以想见,左心里是如何的愤懑,是如何的对曾看不顺眼!
  其次是左的瑜亮情结,即左有三国时期周瑜的心态:既生瑜,何生亮!也就是说左容不得居他之上的曾。此说也有道理。从左的功名情结上可以看出,左的胸襟不够宽阔。左经常批评曾在调兵布阵上的“才短”、“钝滞”、“才略太欠”、“非勘乱之人”,晚年更是与人谈话只有两个话题:一是夸耀自己的西北战功,二是骂曾不会打仗。他也经常跟人说,人们都说曾左,为什么不说左曾?左这样做,无疑是在向世界宣布,中兴名臣左应为第一。
  这些分析都对,但导致曾左最终决裂的真正罪魁祸首,是朝廷,是朝廷阴险地利用了左的报告,有意挑起曾左之间的这场争辩,导致二人不和的这个后果,正是他们所希望的结局。如果朝廷不把曾左单独上的奏折通报对方,一个在南京,一个在杭州,曾怎么知道是左打他的小报告?左又是为何知道曾揭他的短?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能看到对方所上的奏折。若是朝廷不希望造成这两位有功之臣的对立的话,完全可以隐去左氏的名字,也完全可以不把曾氏的意气之辞告诉左。
  朝廷是存心的。这个心并非起于此时,而是已存于许多年了。自从曾氏的湘军诞生那一刻起,朝廷对曾氏采取的就是又用又疑的态度:一面利用曾氏为之卖命,一面又对曾氏严加戒备,怕他拥军坐大。这里明显的证据就是九年间不给他地方实权,让他长期处于客寄虚悬的状态,人为地造成曾氏因粮饷筹集不易影响士气而使得军事不利。到了湖南军事力量抱团结伙迅速崛起的时候,朝廷又采取以湘制湘分立山头的办法,以形成互相牵制,互不买账,曾氏不能一人独掌大权的局面。在曾氏客寄虚悬的年代,将资历、贡献都不如曾氏的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先后擢升为安徽、湖北、广西巡抚,便是最好的证明。
  左的奏报,为朝廷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利用机会。朝廷中那些打仗无能却倾轧有方的人充分把握这个机会,做足文章,最后收到了如愿之效。从前有人说这是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个人事先商量好的一个苦肉计,故意互相打压,借以消除朝廷的嫌猜。这种说法,根据似乎不太充足。但也正好说明了曾左不和的根子在于朝廷。
  世人多以“凶终隙末”来概括曾左一生的交往,并给予很多的叹息。其实,以“凶终隙未”四字来概括,并不很确切。在那些年月里,两人虽然没有直接的交道,但在公务往来中,依然可以看到先前的战斗友情在其间起着明显的作用。
  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在赴陕甘总督任上,奉命先进陕西对付张宗禹的捻军。曾氏特派身边得力战将皖南镇总兵刘松山,率老湘营九千人帮助左。捻军平定后,左宗棠在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专门上奏,为刘松山请功,并极力赞扬曾氏的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说自己十多年前就知道刘松山,但未特别看重,曾氏却格外赏拔刘。刘松山一军,曾氏为之解饷一百多万两银子,使刘能一心打仗,无后顾之忧。左诚恳地说:“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论,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并请朝廷“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主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
  曾则对左在西北的军功由衷地予以赞扬,称左为天下第一人,即便胡林翼活到现在,他的成就也不能与左相比,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当左与郭嵩焘闹意见时,曾为左说话,称“季高毕竟是我辈中人,而非曲性小人”。
  曾去世后,正在甘肃平回的左宗棠送来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短短的二十八个字,把自己对曾的敬重之心及与曾的相处之道,说得恳挚真诚,令人推服。挽联上自署“晚生”二字,以示格外的尊重。同时,左又致信儿子,说明他与曾的争论是在国事兵略上,非私人之间的争权竞势,令儿子在曾氏的丧舟路过湘阴时,代表他登船祭奠,并送上奠仪四百两。
  曾死后,左对曾的儿女也尽力关照。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曾纪鸿寓居北京,因生病向人借钱。远在新疆的左宗棠得知,致信老部下时任甘肃布政使杨昌濬。告诉杨,他去冬赠送京官银两中尚有三百两存入某处,可以送给纪鸿,并说:“栗諴(纪鸿字)本同乡京官,弟应修馈岁之敬,且故人子也,谨厚好学,弟所素知。适因音问未通,不知其留京与否,遂偶忘之。台端书复栗諴,乞代为道意。”
  曾的小女儿纪芬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深情地谈到左对她及其丈夫聂纪槻的关爱照顾。光绪八年,左氏任两江总督,时曾纪芬夫妇正在南京。左委聂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这是所谓办洋务的肥差使。纪芬说,她的丈夫“一生感激文襄知遇最深”。左又邀请十年前在两江总督衙门里住过的纪芬旧地重游,特开中门,让她的轿直接抬到内室。左与纪芬聊天,要纪芬以叔父视他。左甚至高兴地对别人说:“满小姐已认吾家为其外家也。”
  光绪十一年七月,七十四岁的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身份病逝于福州。消息传出,曾氏长孙广钧含泪赋诗悼念:“全将浩气还天地,更作明神翼圣朝。图史馨香有磨灭,不灭名字在云霄。”曾广钧这些诗句,表达的应该是曾氏家族的共同心声。
  种种史册所载,都可以看出左氏挽曾氏联中的“同心若金”的话,并非虚言应景。


  
  三、曾左比较
  曾左二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他们同为出身耕读之家的平民子弟,从小都有大志。他们同为信奉孔孟之道有过功名积极入世的读书人。他们同为书生领兵并建立赫赫军功的典范,并同为封侯拜相的大成功者。他们同为晚清的中流砥柱,同为洋务运动的先驱。他们同为廉洁自守、不谋私利的高级官员。他们同为对中华民族有过巨大贡献的炎黄子孙(曾捍卫中华文化,左收复新疆)。
  但他们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是他们的才具不同。曾氏属于全才型人物。他做京官,十年七迁,遍兼五部,三十七岁就升到从二品高位。做地方官,管理天下最富庶的两江与最重要的直隶,都游刃有余。不仅是行政长才,更是军事高手。他的军事之才主要表现在:一,白手起家组建一支军队;二,为这支军队贯注精神灵魂(树起一面大旗:卫道。倡导一种风尚:血诚。规定一条军纪:爱民);三,制定战略规划。他做官最大的长处是能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所谓善于将将而不善于将兵。他为国谋画的最大成就是师夷之智以徐图自强。除开从政外,曾氏还是散文家、诗人、书法家。一句话,曾氏是政治家、领袖,是通才,是帅才。
  左的才干集中体现在用兵打仗上。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卓越军事家,出奇兵,谋奇策,以少胜多,特别是以六十九岁高龄,满头白发舁榇出关这一情景,真是一幅令人不能不感动不能不佩服的英雄图。但左氏在行政上,在学问上,在识人用人这些方面,过人之处不是太多。左氏只能算是军事家,是专家型人才,是将才。
  其次是他们的为人上有很大的不同。
  曾氏为人,最大的特点是自省克己。曾氏其实也是一个缺点不少毛病不少的人。我曾经据曾氏日记,归纳出青年时期曾氏的九大毛病:浮躁、虚伪、狭隘、自以为是、无恒心、好名、好利、好色、有不良嗜好。但他在史册上留下的形象是为人谦抑自退,宽容忍让,不居功,不凌人,别人对他的尊敬不仅出之于口,而且服之于心,被称为一代完人,千古楷模。之所以这样,完全取决于他的修身工夫,具体的表现一是自省二是克己。曾氏在三十一岁至三十九岁时,在翰林院期间有一个长达八九年的刻苦自励的修身生涯,他以诚意、恭敬、谨言、静心、有恒作为每天的功课,对自己做一番涤旧生新的修炼重铸。这段时期帮助他克服不少自身的毛病,培育了一些良好的习性。这种修身,他后来一直坚持终生,直到去世的前夕,他还反省自己“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他面对功劳的“功成身退”,他做事方式的“拙诚”“平实”,他对人生期望的“求阙”“惜福”等等,足以体现他为人的特色。
  左氏为人,最大的特点则是率真任性: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任着自己的性子来,不加约束。他不知掩饰,也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他对自己的毛病和缺点也从不知道要修缮,要改正,要克服。
  他自尊心极强。三次会试告罢,就一气之下绝意仕途。其实,以左的才学,再参加一次会试,说不定就中了,整个的人生,就将是另一番模样。
  他自视很高,自我期许很大,在人前也不加以掩饰。他自比诸葛亮,给人写信,常以“今亮”自署。晚年平定西北,甘肃学政吴大澂为讨好他,以杜甫的“诸葛大名垂宇宙”一诗为诸生试题。左听后,非常高兴。第二天故意问身边的官员们,学政出的试题是什么。官员们据实回答。左拈须微笑,一边不停地说“岂敢,岂敢”。一派今日诸葛亮的模样。
  他好说虚夸之话,喜欢高自标榜。他路过洞庭湖时,梦中见有人来打劫。他给夫人写信时,就说自己在洞庭湖与水贼打斗,将贼人打得狼狈而逃,保护了大家。他的谎话被朋友揭穿后,不但没有愧色,反而挺认真地对朋友说:你不懂,史册上将巨鹿之战、昆阳之战写得栩栩如生,你以为真的就是那么一回事,说不定只是司马迁、班固的笔底生花而已。天下事,都应当作如此看。
  他不但对夫人说大话,甚至在慈禧太后面前也敢于说大话。陈声暨编的《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中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时,左宗棠被朝廷派往福建督办军务,离开北京前,他向慈禧辞行,竟然对太后说:臣这次去福建一定会旗开得胜,臣过去放生的牛已托梦告诉我了(左自认为是牵牛星下凡,对牛格外礼遇。有次他看到一条牛将被杀,就买下来将他放生)。慈禧知道左的这个性格,听后大笑,连声说:好,好,我等你的喜讯。
  他的脾气很大,常听任发作,也不加以克制。他为巡抚做幕僚,居然可以骂二品大员“王八蛋”,并用脚踢人家的屁股,高叫“滚出去”。他在前方打仗,遇有粮饷稍有迟延的官员,他就以严厉的口气斥责别人,说:倘若仗打败了,责任要算到你的头上。
  马叙伦的《石屋续渖》记载一件事。左任陕甘总督时,一知县来禀事。左微闭双眼面无表情,一言不发。知县见状,心里恐慌。说着说着,突然见左宗棠张大双眼,目光凌厉,问某某是你什么人。知县诚惶诚恐地回答是我叔父。左大声叫道:“好官呀!”知县不知左这三个字是褒奖还是嘲讽,大惊不已,回家后即病倒。后托人悄悄打听左之本意,知果是称赞,知县的病才慢慢好起来。
  左调任军机大臣,对身边或为协办大学士或为尚书的其他军机大臣,也随意呼唤,稍不满意,即大声呵叱,就如同他在军营中的表现一样。一军机大臣对另一军机大臣抱怨说:“左相将我辈视同他的军中下属一般,随心使唤。”那个军机大臣冷笑道:“军中下属,你这是抬高自己的话,在左相眼里,我辈就是他的奴才仆人。”
  他在军机处,也不把朝廷的规矩放在眼里。请他看一道奏折,他每看一段,则议论一番,摇头晃脑,大声评论。一道奏折,三四天还看不完。按惯例,军机大臣全班见慈禧太后,只有领班大臣一人上奏,其他人不问不作声。左不管这些,待领班大臣恭亲王说完后,他不等慈禧发问,便越次为他的老部下王德榜求官。慈禧尊重左,立刻答应。出廷后,左便要军机处下令王德榜谢恩。恭王哭笑不得,劝道:莫着急,且等诏命下达以后,再令王德榜谢恩不迟。
  凡人来见他,他议论滔滔,不着边际。要么一个劲地吹嘘自己在西北的战功,要么就是骂曾国藩打仗没本事,弄得别人在他面前不知所措。
  慈禧太后过生日这样隆重的祝贺集会,左宗棠居然都迟到。朝廷大员本来就多有对他不满之处,这下有题目做文章了。于是礼部尚书延煦就上奏弹劾他。说左以举人拜相,已属格外优待,不知感恩而竟日骄肆,应予以惩罚。慈禧太后念左功高年老,将折子留中,也不处罚左。但左却大感委屈,高叫军机大臣不是人做的,他不要做这个官了。慈禧也便顺水推舟,只做了半年军机大臣的左宗棠便被外放两江总督,离开京师南下。左倒很高兴,如同遇到大赦一样。
  左到了晚年,更是有点老顽童的味道。他听说乡亲们都想来看他,很高兴,说:好,好,你们都来看吧,看看左三爹爹吧!又问身边的老乡亲,你们看如今的左三爹爹跟以前的左三爹爹有什么不同。有的说没有不同,有的说老了点,也有的说,其他都没变,就是肚子大了。左听后很高兴,拍拍自己的大肚皮问:你们猜,我这肚皮里装的是什么。有的说装的一肚子人参燕窝,也有的说装的是一肚子屎尿。左听了也不生气,反而笑哈哈地说:你们都猜错了,我这里装的是一肚子绝大经纶。有一个老农民大为奇怪,问道:左三爹爹,你把车轮子装到肚子里去了。弄得满屋大笑,左更是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很享受这种不受任何礼仪限制的乡居生活。他常对别人说,湖南近几十年出了三个著名的两江总督,一个是陶澍,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我。陶、曾不如我,没有进军机处。不过,我也有不如他们的地方,我没有他们的长胡子!说得大家都开怀大笑。
  七十三岁那年,法国军队侵犯福建。朝廷命左以钦差大臣身份视师福建。左那时已老病衰弱了,但他不服老,坚执要带兵渡海到台湾去驻扎。身边的人都知道左已根本受不了海涛的颠簸,于是早上用船载着左出海,在近海一带行驶一段时间再返回海边。对左说,遇到逆风,船不能再开。每天都如此来回一趟。这样折腾七八天后,左只得放弃进驻台湾的想法。
  左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个为人作派完全不同于曾的人。
  第三是境界不同。
  曾事事处处以圣贤要求自己,在事功建立的同时,不断地对自己的人格予以完善,反过来,又以日趋完善的人格力量去推进事功的进展,并以这种作为去教育感化人群,感化社会。曾氏的这种作为,就是立德之举,就是内圣工夫。他做的就是儒家学说所极力推崇的圣贤事业,是人类社会最崇高最伟大的事业。曾氏因此也便被视为圣贤。
  左则事事处处张扬自我,他努力之处是在建立最大的事功,并在事功建立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为团队立功,为国家立功,为民族立功,在建立丰功伟绩的同时,也便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在青史上。左做的这种事业习惯上被称作豪杰事业。比起圣贤事业来,要略逊一筹。左被认为是唐太宗以来对国家疆土有最大贡献的第一人。左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豪杰。
  在各自事业上,曾左二人都做到了极致;在为人上,二人也把自己的特色,发挥到了极致。因为他们都为人类社会的推进,为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做出了大贡献,都为人们树立了一个极高的样榜,所以值得人们景仰。百余年来,曾左都有不计其数的崇拜者、追星族。但曾的目标太高,过高的目标便显得有点虚幻,其实也将永远达不到。曾对自己的要求太苛严,过于苛严的自我要求也就会约束太多。所以曾一辈子过得很累很苦很不自在。左从心所欲,肆意挥霍天性,活得很潇洒,但过于自我的人,容易伤害别人,不宜于团体的组合,最后也就不利于自己。左是遇到了百年难逢的天赐良机,否则他这一生就被埋没了。
  所以,我想以两句简短的话来概括曾与左,并结束这篇文章:
  曾国藩可学但不可全学,左宗棠可爱但不可模仿。
  
  辛卯十一月于静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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