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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白薇

http://www.frguo.com/ 2013-11-25 

  苦涩的白薇

  ——记中国二十世纪初著名女作家白薇

  曾广高

  一

  黄彰苦,一生下来就苦。那苦,起初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苦,到后来却是一种没有自由、没有人格、被奴役的苦。

  白薇,本名黄彰,小名碧珠,1894年2月5日出生在湖南资兴一个叫秀流的美丽山村里。黄彰的祖父是一名曾国藩手下的湘军小头目,亲祖母却是太平天国女将洪宣娇手下的一名亲兵。小黄彰三岁前一直跟着祖母,形影不离,于是受祖母影响,自幼向往自由平等。

  可是事与愿违,小黄彰偏偏遇上个封建守旧,且有些霸道的母亲何姣灵。由于祖母是祖父纳的小妾,又是太平天国女兵,当地斥为“长毛”,在村里被人鄙视,受尽凌辱,在家中也没有地位,到父亲时家道中落,生活困窘。父亲十四岁时便结婚,娶了23岁的何姣灵。何姣灵本就高大健壮,且机灵能干。于是这个家基本上就是媳妇说了算。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黄彰的父亲黄达人因经济困难,提前由日本回国。一到家乡,他立即募集教育基金,联合当地热心的朋友,废书院,办新学,自任校长兼理科课程。同时,他把自己的大女儿碧珠、四女儿碧诫接到学校读书,并取名黄彰、黄显。这算是小黄彰最快乐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黄达人染上重病,卧床不起,黄彰停学料理父亲。继之,辛亥革命失败,清庭到处追捕革命党人。黄达人只得辞职,带病逃离家乡,投靠了反清部队。白薇姐妹俩只读了一年多书就失学在家,重拾农事。

  就在黄彰六七岁时,母亲有一次出门看戏,在一群婆婆妈妈的嘻闹声中,喝了人家两大碗鸡蛋汤,就将黄彰与四妹黄显两姐妹许给了人家做童养媳。家里人都觉得这两件事办得太草率,但母亲一向当家作主贯了,又是黄家兴家立业的功臣,谁也不敢多说什么。何姣灵很能干,也很专断,由不得他人插嘴。这事也就毫无商量余地,板上钉钉了。

  可怜的小黄彰,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到她十四岁左右,男方时常前来催婚,她才知道她的男人就是她最不喜欢的一个姓李的同学。这桩婚姻,打黄彰一懂事起,就不断地反抗,坚决不同意出嫁。她向父亲黄达人求助,然而一向开明的他竟然屈服于封建思想之下,屈服于妻子的霸道,置女儿终生幸福于不顾。黄彰彻底地绝望了。

  十六岁那年,黄彰在父母与婆家的精心策划、严密监督下,被迫出嫁了。从此,她跌入了一个奴才般生活的深渊。

  由于黄彰的父亲给女儿嫁妆太少,与婆家的期望值相去甚远,婆婆对黄彰便似有了一种刻骨的仇恨,总想方设法对她施以磨难,奴役她。稍不如意,不是打就是骂。黄彰在婆家所受的苦,馨竹难书。她就像山间的一株小薇草,任烈日蒸烤,任野兽蹂躏,在风雨中摇曳……

  二

  后来,黄彰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在二舅的帮助下,用一把斧头砸了夫家的灶头逃走了。她在亲友的帮助下,逃到了衡阳第三女子师范,成为该校一名二年级的学生。

  这大约是1915年初春的事。

  黄彰在这里刻苦读书,每学期都考班上第一名。她获得了奖学金,被选为全校的“学友长”。黄彰品学兼优,人又亮丽,牵动好多人的视线。这一时期,黄彰快乐无比,有如出笼的鸟儿,自由幸福,充盈心间。然而,命运之神总是在不经意间拨转人的航向,让曙光中的前行者瞬间坠入黑暗的深渊。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当了83天皇帝,便一命呜呼。眼见天下襄襄,革命风起云涌,共和事业有望,不料,1917年7月,又来了个张勋复辟,弄得国不像国,天下纷乱。这时,湖南省教育界也漆黑一团,各种倒退现象接连发生。衡阳女三师竟然来了位七十岁的前清遗老当校长,学校取消英文课,不许发行任何新派报刊,而英美教会的女传教士,却公开闯进女三师,引诱女学生加入教会。身为学友长的黄彰,负责全校学生自治会的事,本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出面制止,却反遭讥笑,校长竟也怪她多事。她联络开明教员,联合男三师,开展驱除洋妖,反对洋教的学生运动,当局却拘捕进步学生和开明教师。黄彰义愤填膺,联合起衡州七个中学和男三师的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局畏于民众的压力,释放了拘捕的师生,最后却拿黄彰出气,将她开除出校。在学生们的激烈反对下,当局将开除改为“除名”。将黄彰转学长沙女一师插班就读。而女一师当时封建意识浓厚,简直就像是尼姑庵。黄彰气闷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不久,衡阳三女师撤消,黄彰的几个妹妹也转入长沙女一师学习,姐妹相聚一校,其乐融融,让黄彰心情刚好了一点,不料,封建的父亲又赶到长沙女一师,买通学校,要将黄彰姐妹“引渡”回资兴,履行卖身婚约。黄彰得知这一消息,悲愤不已。她宁愿以死相抗,绝不重回虎穴。1918年夏,在一个炎热的午后,黄彰在同学们和她的四妹黄显的帮助下,怀揣六块银元,她一人钻进腥臭难闻的下水道,逃出父亲用二百大洋织成的校园铁网,连夜奔向湘江,出洞庭,入长江,过上海,东渡日本。

  黄彰途中得一好心的陈妈关照,接济了她两块银元,到达上海时,还余五块银元,又得音乐老师陈组威支助十二元,刚够买一张到东京的船票。到达日本,她已是身无分文、无国无家的难民。这株山野里的薇草,连根拔起,被无情的狂风,吹到了异国他乡,沿途的艰辛苦难,已非笔墨所能形容了。

  三

  1918年冬,黄彰逃到日本,孤身独影,贫病交加,有感于自己的悲苦,她给自己起了个“白薇”的别名。为生计她做过家庭女佣,咖啡厅下女,饭店杂工。在饥寒交迫时,她还曾卧轨自杀,只是铁轨的震荡才使她醒悟:“天无绝人之路”,而翻身下轨,死里逃生。通过勤工俭学,终于毕业于东京御茶水高等女子师范。

  在这里,黄彰得遇湖南老乡、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并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以文学为武器,解剖封建资本社会的黑暗,同时表白被压迫的惨痛。由于黄彰文学创作的成功,笔名“白薇”享誉学界,此后,黄彰之名渐渐地被“白薇”笔名所取代,人们只知她叫白薇,黄彰之名反而无人知晓了。

  1922年,白薇在日本创作了三幕剧《苏斐》,与留日学生一道演出,并自演主角,引起了轰动。当他1926年回国后,将此剧本交到鲁迅先生手里时,鲁迅仍然给了极高的评价。

  1926年4月,《现代评论》上刊出了著名女作家陈西莹的一篇文章,该文对白薇的另一剧作推崇备至:“白薇女士的名字,在两个月前我们谁也没有听见过。一天有一个朋友送来一本她的诗剧《琳丽》,我们突然发现了新文坛的一个明星。她与冰心女士很不相同的,除了母亲和海,冰心女士好像表示世界就没有爱了。《琳丽》二百几十页,却从头至尾就是说男女的爱。它的结构也许太离奇,情节也许太复杂,文字也许有些毛病,可是这二百几十页藏着多大的力量!一个心的呼声,在恋爱的苦痛中的心的呼声,从第一页直喊到末一页,并不重复,并不疲乏,那是多么大的力量!”

  白薇独自游荡在日本,经济的压力让她体弱多病以及精神抑郁。在她30岁这年,邂逅了一个心爱的男子——诗人杨骚。杨骚比她小六岁,被她称呼为弟弟。遇上了,爱上了,火花迸溅的激情里,杨骚却很快退缩了。因为他的心里还有一个女人,一个让他受伤的女人。白薇不愿意啊,怎么可以在两情缱绻时分手呢。1925年杨骚不辞而别,由日本回国。白薇相跟着他的足迹,从日本回到杭州,杨骚却又逃回漳州。在他逃到漳州老家时,白薇的信依旧追杀过去。她给他写了无数情书,爱得肆意坦荡。杨骚退缩的不是6岁的年龄之差,而是他无法忘记心底的另一个女人。失望的白薇只好孤身只影,返回日本。而杨骚为了躲避白薇,竟然远离中国,去了南洋。但他们的这段爱情生活,对白薇创作《苏斐》和《琳丽》,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1926年冬,白薇从日本经由香港回国。在香港,手提包被盗,失去了全部盘缠,她只好将行李手表抵押给香港亚洲旅馆,换了30块银元到达广州。在这里,她结识了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等创造社的文友们。得他们的帮助,派人到香港替她还了债务,取回了行李。白薇回到家乡,父母了解了她的奋斗经历后,也深为感动,替她解除了婚约。父母希望她留在身边,留在家乡,但白薇为当时的火热革命所吸引,离开家乡,到武汉投身于国民政府,成为北伐军中的一名女兵,在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当了一名日语翻译。同时又兼任了武昌中山大学讲师,教授日语。除了这些本职工作外,她与当时在武汉的一些热血青年一道,参加一些街头军民演剧活动,白薇自己编剧自己演。在这里,她亲身感受了火热的国民革命的激情,也感受到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血腥。更让白薇刻骨铭心的是,她在这里创作的一部剧稿让人骗走,没有下落。为此她在武昌忧愤成疾,大病了一场。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后,白薇愤慨不已,9月,她毅然辞去国民政府国际编译局的工作,离开武汉这个感触良多,又伤心欲绝的地方,前往上海。

  四

  1928年6月,上海有个新文艺刊物出现,名曰《奔流》,是鲁迅主编的。他一向审稿甚严,所刊作品都极有分量,主要作者有林语堂、郁达夫、柔石、冯雪峰等。创刊就登了白薇的三幕话剧《打出幽灵塔》,连载创刊号及二、四期上面,作者写着“白薇”两字。《打出幽灵塔》是白薇回国参加大革命后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她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最早成果之一。

  1927年,当白薇由武汉到达上海不久,诗人杨骚也从南洋回到上海,两人又相聚在一起,且一同认识了鲁迅,成为鲁迅主持的《奔流》杂志的主要撰稿人。鲁迅对他们俩精心培育,据许广平回忆,在连载白薇的《打出幽灵塔》时,鲁迅曾说:“这样长的诗(剧),是要编排得好,穿插得合适,才会有人看,所以每期的编排就很费斟酌。”因为他知道白薇与杨骚的关系,所以鲁迅总是刻意地将他俩的稿子排在一起,这期白薇的作品在前,下期便是杨骚的诗歌在前,这种排稿法,在《奔流》杂志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这一段时期是白薇与杨骚重温旧梦的热烈时期,也是他们创作激情奔涌时期,两人都达到了文学创作上的高峰。但杨骚毕竟是风流才子,在爱情上的随意性一而再地伤害白薇,甚至让白薇染上了久治不愈的性病。火焰般的爱恋终于还是结束了,一本《昨夜》的情书集子成为他们感情的句号。白薇想过死,想过自杀,终于还是决定把全心付诸于写作。把自己写成了病西施,咳血也还在写。

  在这一时期里,白薇陆续创作出剧本《革命神受难》、《蔷薇酒》、《天地之死》、《访雯》、《莺》,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悲剧生涯》,短篇小说《接江》,长诗《琴声泪影》……等百余万字的作品相继问世,成了当时文坛上一颗闪亮的明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病卧床的她,愤然提笔,投入反侵略战争的斗争洪流,是最早写抗日作品的作家之一。1937年,贫病交加的白薇得到文艺界诸多同仁的帮助,也得到众多读者的援助,筹集了六百多元钱,于6月19日赴北平治病,没想到7月7日就爆发了中日战争,史称“七·七事变”,她被困在沦陷的北平治病,汉奸多方威逼利诱,许以厚薪,要她当翻译,她始终不屈。她创作的好几个大型抗战剧本,因怕被日寇搜出,投入了医院的焚尸炉。这成为她一生的痛。

  1938年,白薇的病治好后,逃出北平,一路辗转天津、武汉、广州、桂林,到1940年才到达当时的大后方重庆,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由于沿途生活艰辛,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原本就体弱多病的她健康状况更趋下降,各种疾病,不请自来:风湿病、绞肠痧、猩红热、疟疾、阿米巴痢疾……几乎和她结了不解之缘。但她仍写出了大量战斗力及强的作品。

  自1926年白薇自日本回国以来,她把自己当作了药草“白薇”,当作一味“解毒疗疮”的猛药,洒向社会,她恨不能迅疾医治好长在祖国母亲身上的各种毒疮。

  五

  白薇到重庆后,由于贫病交加,无力在市区租住,只得住在乡下的一个农民家里。这样一来,她在郭沫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名存实无,根本就没法去上班。这时杨骚也在重庆,他洗心革面,真诚地想与白薇和好,并照顾她的生活。然而白薇拒绝了他的友好。

  1945年秋,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举行国共两党谈判,在周公馆招待妇女界,白薇喜出望外地被邀出席了。毛主席亲切地握住她的手说:“我常记起你,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她听着就流了眼泪,别人说她“倒了,算不得作家了”,所以一提她是作家,她就要哭。她吞咽了热泪,回答着毛主席:“唉这几年我已经倒下了……”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毛主席便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勉励她:“你没有倒下,你在政治上没有倒下,在思想上也没有倒下…。”

  领袖的关怀和鼓励,给苦闷中的白薇,不啻打了一针复活的强心剂。她像干涸已久的土地,饱饮甘霖,陡然增强了生命。因此,白薇在重庆乡间,仍然奋力写作,写出了许多新诗:反映抗日的有《反攻》、《空室清野》、《旗号飘扬》、《新年曲》、《抢救祖国》、《光荣的信念》、《难民曲》、《心花怒放》、《心花跳荡》、《历史是一面镜子》、《樱花曲》、《血的鲜花》、《要凯旋》、《等不到天亮》、《反战词:一个日本士兵》,《祭诗圣》、《战地歌声》、《拉车歌》、《战士们,快回来哟》、《坚固的地基》等等,不下二千余行。还有短篇小说《北方女郎》、《女医生》,散文《抢救粤汉铁路》等。

  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是白薇同期作品中的另一主要内容,主要有诗歌《乡曲》、《难民曲》、《农家苦》、《桐家谣》、《畸形》、《弹棉花》、《陪都轿夫歌》、《陪都石工歌》、《石匠》、《抬轿歌》、《摇渡歌》、《钓丝岩上石工歌》等。

  争取妇女解放,是白薇身体力行一生为之奋斗的重大目标之一,这个时期反映这个主题的诗歌有:《广西女》、《新女性歌》、《新女性》《拉转时代》、《生命的锁》、《三八进行曲》、《歌颂新女性》、《两种新女性》、《战斗吧新女性》等,约六百余行,并且还写有散文《论三个姐妹自杀》等。可见这株苦涩的山间薇草,生命力是多么顽强。

  六

  大约在1946年的五月间,白薇这只孤独的病鸟,落在上海凡尔登花园三十一号董竹君的家里。没钱买青菜、买盐,墨水只有几滴,沾一下写两三个字又要沾。没有表,烧饭要靠着太阳,睡觉要听工厂半夜的汽笛声。房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及一张日本人留下的踏踏米。因为左腿风湿痛,架一块板子,坐在踏踏米上,写作、读书。桌上有一个小茶壶,一个小茶杯,一面破成三块的镜子和非常艺术的一双筷子,几把匙羹,一只白锅和洋油炉子。饭是坐在踏踏米上吃,吃的东西就放在旁边的锅子里。还有一盏美孚灯,一把破伞和一堆不三不四的破旧衣服。物质上缺乏必需的东西,精神上的饥荒更叫她难以忍受。没有参考书,没有车费,没有信封信纸,不能加强和外界的联系。更没有钱满足平生好看戏看电影的嗜好,有时“想得简直要哭,像一个要奶的孩子偏偏得不到奶!”想看新书,进了书店只能站在那儿看半天,看不完就得分手。“精神的饥饿,直饿得枯萎欲坠。”但白薇就是白薇,在如此境况下,她仍然坚持创作,这个时期的作品,目前已见到的还有诗歌《我们的歌——给中外的姐妹们》、《煤黑子》,《女代表,去吧!》、《面临三八前》、《战后的上海滩》、《敬礼,华莱士!》、《祭郭松龄夫人》、《学术的灵魂》等,发表在《文汇报》、《现代妇女》、《文潮》等报刊。还写有五幕剧《群女渡》和诗剧《谈和》,仍然是战斗的吼声,仍然是解放的号声。

  1947年,白薇的父亲黄达人去逝了。正在苏州养病的白薇接信后万分悲痛,不顾一切地赶回资兴故乡。不到一年,母亲何姣灵也故去,这令白薇深深的痛惜。虽然他们带给她那么深的痛苦,但血缘亲情超越了一切,她原凉了他们。为父母写下了哀婉的悼诗和悼词。

  办完二老的丧事,白薇本想回上海。但这时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上海一片混乱。著名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女士从香港写给她一封信,告知她全国即将解放的信息,并希望她为人民的胜利多做些工作。这样,白薇便决定不回上海,在资兴当地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游击队。为了便于工作,她在资兴县立中学谋了一个教师的职业,夜里却为游击队写宣传品。她动员同父异母的弟弟黄干,把家藏的六支枪,捐献给了游击队,壮大了这支小小游击队的力量。她利用亲族关系,做过一些策反工作,分化瓦解了盘踞在资兴的敌人。她在游击队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帮助写出了《游击队宣言》、《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告三湘父老兄弟书》等。

  1950年,政务院从长沙把白薇接到新生的共和国首都北京,安排在廖承志领导下的青年剧院工作。北大荒急需人,她欣然报名前往。她想,自己是学过植物学的,知道那些草能吃,只要有一把盐,是不会饿死的。她决心在北大荒蹲下去。北大荒的冬天经常在零下四十度至四十八度,透过口罩,呼出的气能在眉毛上结成冰凌子;热手一扶门把,黏掉一层皮。北大荒的寒冷对于内地人是严峻的,白薇挺住了这种考验。带着脑病、喉鼻病、胃病、风湿痛、三叉神经痛,她从诺敏河以西的兴安岭山脚,东到佳木斯一带,从一个农场跑到另一个农场。北大荒时期,她的作品多是诗歌,还写有数十万字关于农场的散文、通讯报导及报告。创作条件虽然极差,写作热情却是高的。

  七

  白薇一生无儿无女,自从她与杨骚分手后,对爱情心恢意冷,尽管她美丽异常,光彩照人,仍拒绝了众多的追求者,再未开启爱情之门。她晚年生活清冷、文革又历经磨难,1987年8月27日逝世,亨年93岁。这株苦涩的、“含尽女性无穷尽的悲味”、“空寂又奇穷的薇草”,以顽强的生命力,走过近百年的坎坷历程后,终于枯萎在北京一个少为人知的小院落里……

  白薇上世纪20年代开始写作,1975年搁笔,风风雨雨,经历了60年的创作生涯。人们感觉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是她的创作高潮。但假如她那为数不少的作品,不是毁于战火和敌手,保存的作品又能基本上同读者见面,那么,这高峰就难说是在什么时代了。另一方面,解放以后,由于白薇一头扎进了北大荒,性格又有些孤傲和倔犟,且太耿直,在文艺界没有太多的朋友关注宣传她,因而人们只知有丁玲,却不知有白薇。

  这位才华闪烁,艰苦卓绝的女作家,在事业和个人的生活上历尽坎坷。她像一头不为人注意的老黄牛,默默地不停歇地拉着使国家民族进步的犁,在文坛上苦苦耕耘;像一条不声不响吐丝的蚕,她将自己的血肉心肝捧着献给了人民的文艺事业。但自改革开放后,有关介绍白薇的创作成就和她生平事迹的书和资料逐渐多了起来。

  我们相信:白薇,“一个以事业为生命,以理想为追求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一个为争取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苦苦奋斗了一生的女战士,一个热情、痛苦、坚强的受难者和献身者,她的名字,在革命文艺史和妇女运动史上是不可能抹掉的!”

  白薇主要著作书目

  琳丽 (三幕剧)商务书局1925年第1版

  苏斐 (三幕剧)1926年在《语丝》、《小说月报》发表

  打出幽灵塔 (多幕剧)商务书局1928年第1版

  炸弹与征鸟 (长篇小说)北新书局1929年第1版

  爱网 (长篇小说)北新书局1930年第1版

  少女之春 (长篇小说)现代书局1931年第1版

  悲剧生涯 (长篇自传)生活书店1931年第1版

  打出幽灵塔 (戏剧集)上海春光书店1931年第1版

  昨夜 (情书集,与杨骚合著)上海南强书局1933年第1版

  街灯下 (独幕剧集)上海国风书店1940年第1版

  白薇作品集 (小说、诗歌、话剧)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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