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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文一腔的“普通话”文学

http://www.frguo.com/ 2013-11-25 文学报
 

    余音
  当下的中国文学,有一些见怪不怪、长期存在的问题被忽视,譬如文学语言表达的“普通话”现象。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纪实文学,假如把作者的姓名遮住,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文章,好像出自一人之手,千文一腔,缺乏文学语言色彩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近年,余秋雨和王蒙相继出版了自传,余秋雨的书名是《借我一生》,王蒙的书名叫《半生多事》,我都买了。可是,翻了几页,味同嚼蜡,根本不像是作家写的文学传记,充其量也就是一部用“普通话”写就的长篇记述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曾写得文采飞扬;王蒙的小说《蝴蝶》,曾是开风气之先的“东方意识流”。可为什么他们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却写得毫无文趣呢?如果把鲁迅的《朝花夕拾》与《借我一生》、《半生多事》比较一下,就语言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朝花夕拾》是一件雕刻精美的老玉器,而《借我一生》、《半生多事》只能算是两块砖头。
  文学语言是文学作品安身立命的基石,它与其它语言的显著不同,就在于它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描写与叙述有机结合、水乳交融。汪曾祺对语言之于文学价值的高低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在《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中,他指出,“语言是本质的东西”,“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的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而在《小说的思想和语言》中,他甚至将语言提升到了文学本体之一的高度,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文学史上,仅以文字取胜、流传至今的作品,就有不少。比如宋代诗人邵康节所作的 《山村咏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诗中并无多少思想内容,有些文字游戏的味道,却因其文趣盎然,形象生动。
  有人说,语体文用于创作,本身就不如文言文凝练、优美。还有人不时地发表大块文章,攻击白话文运动,好像当下文学的不景气,全是白话文惹的祸。其实,他们的观点是开历史的倒车,也不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经有不少作家运用白话文或语体文,取得了创作的成功。鲁迅的辛辣、徐志摩的诗意、郭沫若的豪放、老舍的京腔京味,特别是朱自清、孙犁、汪曾祺等人在文学语言方面所做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就,都证明语体文是能够写出优秀文学作品的。
  然而,现在的作家,站在巨人肩膀上搞创作,怎么变得像九斤老太的埋怨那样,“一代不如一代”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首先的问题,在于基础教育的标准化。这几年有所改进,一些省市可以根据本地实际自编教材,增加一些地方特色。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国中小学生使用的都是统编教材,语文老师的讲解趋于一同,老师怎么教、学生就怎么写,全国一个模子扣下来,语感自然是大同小异、似曾相识。
  再一个原因,就是作家们对使用“普通话”造成的负面影响认识不够。作家对文学语言的个性缺乏追求,以为言通句顺、再采用一些赋、比、兴的文学技法,写出来的文章就是文学作品了。殊不知,大家都是“普通话”这个师傅教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差不多,写出来的作品语言贫瘠、比喻老套,让读者看了前半句,往往就能猜到后半句。如果说,普通话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人际交流,那么用“普通话”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最大的毛病,就是大路货。文似看山不喜平,大路货的作品,难逃平庸境地。
  说实在话,积重难返,文学语言的“普通话”顽疾医治起来不太容易,但并非不治之症。试想,如果京剧、豫剧和黄梅戏统统改用普通话,那还有什么味道?同样道理,京派文学要用北京话,海派文学要用上海话,山药蛋派文学要用山西土话,否则,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和山药蛋派文学的特色,也会大打折扣。梁实秋在《忆老舍》一文中写道:“我最初读老舍的《赵子曰》、《老张的哲学》、《二马》,未识其人,只觉得他以纯粹的北平土话写小说颇为别致。北平土话,像其他主要地区的土语一样,内容很丰富,有的是俏皮话儿,歇后语,精到出色的明喻暗譬,还有许多有声无字的词字。如果运用得当,北平土话可说是非常的生动有趣……”由此,作家要认清“普通话”给文学带来的语言干瘪、形象呆板、特色缺乏的不良影响。在创作中有意识地采用富有生命力的地方语言,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纠正文学语言的“普通话”现象,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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