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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湖南诗歌概观

http://www.frguo.com/ 2013-06-05 《文学风》2013年第5期  吴投文

  说起新世纪(2000年至今)的湖南诗歌(注:本文所论及的湖南诗人只限于定居或工作在湖南本地者,不涉及湖南籍在外地定居或工作的诗人),大概很多人有一种先入之见,认为湖南诗歌在中国诗歌版图上算不上一个特别的亮点。实际上,湖南是一块生长诗歌的地方,湘风楚韵的熏染使湖南的诗人成为特别的一群,在他们的身上总显露出那么一种放眼天下而又独立不倚的诗性人格与孤高情怀,这似乎已成为湖南诗歌传统的一个独特精神标记。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在当今湖南诗人的血脉里也跃动着这种特殊的楚人气质,他们的创作在寂寞中显出沉实的底蕴,以一种不事声张的写作姿态进行纯粹的艺术创造,彰显出独立的形象。也正是这个原因,湖南诗歌存在着被低估的情形。这种低估在时间的沉淀中凸显出它的意义,这就是湖南诗歌的总体状况包含着地域性写作的特殊性,而要理解这种特殊性,需要回到诗歌地理学的具体情境中来。湖南的地理环境具有某种特异性,地貌多奇崛起伏,江河奔流其间,山与水似乎具有某种符号性的精神内涵。湘江横贯湖南这块热土,汇聚一千三百余条支流,千百年来哺育着湖湘文化,在人们的印象里,它不仅是一条自然的河流,更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中华诗祖屈原的魂魄是一江诗词的源头,作为一种文化传承,湖湘人的血性和智慧也在这条文化长河中奔流不绝,浩荡古今。进入新世纪以来,应该说,湖南诗歌有一种纵深性的发展,诗人的创作空前活跃,即使在全国视野里,也有一些诗人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同。但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的目光多集中于几位湖南的前辈诗人,而对新世纪以来的湖南诗歌没有太多的印象,湖南的整体诗歌创作很少进入评论界与学术界的视野,这与新世纪湖南诗人的实际成就是不相称的。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时代,诗人的身份越来越受到质疑,诗人被不断地边缘化,因此,诗人要坚守写作的纯粹性就变得异常艰难,诗人要维护自己独立的形象就需要发出真实的声音,回答这个时代面临的困惑和精神空虚。湖南的诗人正是这样的一群,他们坚守,在创造的快乐中充实自己,为这个时代提供值得珍视的诗歌艺术文本。
  
  一

  首先要提到的是彭燕郊先生(1920—2008),他是一位创作力极其旺盛的跨世纪诗人,可谓宝刀不老,晚年佳作迭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湖南诗歌界的灵魂人物,称得上是青年诗人的精神导师,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他实际上起着导航的作用。2006年底,四卷本的《彭燕郊诗文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彭燕郊诗歌研讨会也同期在湘潭大学举行。这对新世纪的湖南诗歌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这位可敬的老人在住院的前一天还在和两位来访者谈他一部长诗的构思,在医院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也仍然念念不忘创作。有学者把他的一生概括为“坚贞的诗路历程”(龚旭东语,参见赵树勤选编:《彭燕郊评介文集:坚贞的诗路历程》,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非常贴切。
  彭燕郊早年作为“七月派”的重要诗人而闻名,进入新世纪后仍然笔耕不辍,久经打磨的长诗《生生:多位一体》直到2007年才在《芙蓉》发表。这是彭燕郊晚年最重要的创作成果,也是新世纪湖南诗坛最有代表性的长诗之一。这首长诗的起点是从世界的“终点”开始的,诗人的这一切入方式值得我们深思。长诗依次由“氤氲”、“孵化”、“蠢动”、“喷薄”、“孳乳”、“嬗递”六个部分组成,循此结构和途径,我们可以把握到诗人在开阔的诗性视野中所呈现出来的生命复活图景。长诗从“氤氲”到“嬗递”的六个部分其实就是生命复活的六个阶段,其中包含着诗人对当代重大精神事件的沉痛反思。诗人在长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忧虑和愤慨既贴着当代世界的社会生态层面,又贴着当代世界的精神生态层面,从中可以发现诗人在长诗主题的处理上有着清醒而犀利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诗人并没有满足停留于这一层面,而是在长诗的深层结构中对应着诗人在思考人性和生命问题时复杂的内心图景,显示出诗人深沉的文化省思。长诗把个体的生命体验转化为生命“生生”的人类意识,指向生命神性的超越性境界。这正是诗人的深刻处,他对人类普遍的悲剧性生存处境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然而却并不悲观,他不仅是一个乐观的预言者,同时是一个忠实的实践者。
  彭燕郊的诗歌带有湖湘文化的诡异之气,流动着一种飘忽和蓬勃的神秘意味,这在他的长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说彭燕郊的诗歌具有湖湘文化的底色,似乎并不为过。在湖南前辈诗人郑玲(1931——)那里,则表现出湖湘文化的另一维度,那就是经由诗人的苦难意识幻化而成的生命之美和生命之美后面深致的人生关怀。这可能与湖南的地域性人文气象有着内在的关联,也来自于诗人对人生的独特体认。进入新世纪之后,尽管郑玲年事已高,但每年都有新作问世,而且在读者中广有影响。《郑玲诗选》2012年初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是诗人60余年来创作的精选集,其中也有部分作品为诗人近一两年来在病床上写下而从未发表过的新作。她的诗有一种纵深的历史意识,不仅是诗人个人的生命储存,也是历史见证的一部分,她把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其中,转化为一幅“囚禁在记忆里的画”,在苦难的底色上绽放着温暖和希望之花,这大概可以理解为郑玲诗歌的主题意向。对郑玲来说,写诗意味着生命的需要,这种需要内化为一种强劲的创作动力,这就可以解释她六十余年来即使在严峻的苦境中也没有放弃创作,反而把苦难意识升华为一种美的情致的原因。确实,从郑玲的诗中往往可以发现她个人的人生经历,哪怕是在对理想和未来的憧憬中,也可以发现诗人过去生命中的一部分,这种未来和过去的并置可能是诗人理解现实的一种方式,大概也是诗人把苦难意识和生命精神强化为一种人生态度的诗性化处理。她在2012年发表的短诗《总听见一群人唱歌》就很值得一读,诗歌写自己重病初愈,每夜临睡时分总听见一群人在唱歌,在达观的心境中表现出对人生的深沉思索,苦难已经被完全净化,留下来的是爱的温馨和感动,这显露出郑玲的诗歌经过岁月洗礼后对苦难的从容化解。
  
  二

  湖南诗歌长期以来处于相对沉潜的状态,并没有出现在全国领风潮的诗人。进入新世纪之后,湖南诗坛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活力,这里面可能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既有湖南诗人对当代诗歌走向的敏锐判断,也有在一段沉潜之后寻求诗艺突破的心理动因,也可能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聚合性效应。大概是在这样的诗歌氛围下,湖南诗人的抱团意识得到自觉的强化,几个有影响的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诗群先后形成,既有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6+0”诗群和“新湘语”诗群,也有在省内产生局部区域性影响的常德诗群和湘潭诗群等。自然,这不过是湖南众多诗群中各自以相当的总体性实力浮出地表的几个而已,至于其他的一些也有各自的“势力范围”,但还缺乏作为一个诗群的核心诗人和区域性影响力。这些诗群有一些共通之处,湖湘文化的熏染是它们的总体性写作背景,恐怕也是它们着意为之的写作取向,尽管在不同的写作者那里,这种文化背景或隐或现,但都已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写作质地。因此,就写作者的艺术追求来说,实际上都凸显出某种共通性的美学基因,这是一种从湖湘文化的母体中生长出来而又混合着诗人自我个性的创作独特性及其后面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在优秀的诗人那里,创作独特性不仅仅是风格性的,也是一种具有风格性的文化建构,尽管对湖南诗人来说,这可能还是一个过于高远的目标,然而却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事实上,老诗人彭燕郊的写作对湖南诗人来说就具有启示性,在一些有才华的中青年诗人那里,这种启示性被内化为一种潜在的创作动力。
  在世纪之交,“6+0”诗群崛起于湖南诗坛。这个诗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依托同仁刊物《6+0》,由九位在湖南诗坛有一定影响的青年诗人组成。《6+0》先后于2000年、2001年和2005年出版过三集,第一集的六位作者是远人、韦白、起伦、易清滑、唐兴玲、唐朝晖,出版第二集的时候,起伦和易清滑退出,鸥飞廉和易建东(易安)两人加入,出版第三集的时候,唐朝晖退出,梦天岚加入。这九位诗人在结成群体之前,各自都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练笔阶段,可以说是湖南的实力派诗人。大概出于这个原因,“6+0”在人员的组成上非常挑剔,显得比较封闭,基本上以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为前提。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个诗群显得相对纯粹,以锤炼诗艺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这有利于排除一些非诗因素的干扰,也有利于他们内部深层次的诗歌交流,以靠近忠诚的诗歌写作。实际上,他们的内部交流非常活跃,在经常性的雅集和出版诗合集《6+0》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网络诗歌论坛“滑动门”。另一方面,为凸显“6+0”在湖南诗坛的某种示范性影响,他们也带动一些青年诗人进行诗歌交流,以“6+0”诗人为主体主办过三届“湘江诗会”,在湖南诗坛颇有反响。按照“6+0”主力远人的说法,“6+0”诗群“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明确的诗歌口号,甚至无意共守某个相同的诗学建筑模型。对他们而言,‘0’,意味着可能的无限性。正是这种无限,庇护着诗歌本身的推进与发展。”(引自远人《诗歌在南方之南——湖南诗歌今日掠影》,《湖南日报》2003年12月10日)这大致符合“6+0”诗群的实际情形。从“6+0”诗群的整体创作来看,尽管也可以辨析出某种共通性的美学追求和精神视野,如对“纯诗”和“手艺”的过度迷恋,某种排他性的孤绝和自我修炼,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诗群内部创作个性化的凸显和相互之间不无竞争性的写作冲动。一方面,这使“6+0”诗群成为湖南诗坛一段时间内的创作高地,像远人、韦白、易清滑等人的创作在国内诗坛也受到过一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使“6+0”诗群不能在一种整合性的诗学视野中真正凝聚成一个有广泛影响力的诗歌流派,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似乎在几次内部纷争之后,这些诗人各奔前程。总体上说,“6+0”诗群的创作比较接近“知识分子写作”一脉,对现实的介入多采取内敛的姿态,并转化为一种与内心历程形成参照的深度写作模式,但由于诗的技艺往往被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现实传达的滞碍。这使“6+0”诗群的创作似乎面临着某种内在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后面,实际上隐藏着更深一层的诗学观念上的摇摆和冲突。“6+0”诗群的创作表现出在世纪之交诗歌边缘化不断加速的趋势下这些青年诗人试图寻求突围的可贵努力,他们留下的文本可能更多具有纪念的性质,而作为历史文本,他们的创作还停留在某种晦暗的状态。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6+0”诗群中英年早逝的女诗人唐兴玲。唐兴玲对诗歌怀着真诚的热爱,既潜心写作,也热心组织和参加诗歌活动,是三次“湘江诗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从总体上看,唐兴玲的诗歌具有唯美的倾向,爱与美的结合,爱与善的交融是诗人唐兴玲创作的基本主题指向,这使她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清澈与明朗,有一种清新与优雅的大气感,诗人并没有把自己关闭在一个狭小的个人天地里,而是从爱情出发寻找人生的根本意义,赋予爱情以一种更宽广的人生意义,也有由爱的歌吟生发出来的更深一层的人生感叹。《哦,天使》是唐兴玲去世前不久出版的一部诗集,这是她写给三岁儿子的一部母爱之书,实际上是一部由三十九首诗构成的大型组诗。爱的主题在诗中是贯穿性的,诗人在抒写人间至爱的时候,没有只简单地停留于血缘性的亲子之爱,她的心也在远处停留,把亲子之爱升华到更为博大的爱的境界,这使诗中呈现出一种辐射性的情感张力。诗中有大量的叙述性因素,叙写儿子的日常生活情境,一个天使一样可爱的的幼儿形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这是诗人的情感寄托,其实也代表诗人对爱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笔下流溢着爱的温暖与柔情,但诗中似乎也压抑着一种疼痛的东西,有的诗中有一种很深切的内在的悲郁感。《哦,天使》是一部诗人留给儿子的书,也是一部具有精神自传性的作品,诗人的自我形象构成天使的另一个侧面,或者说,在诗中还有一个隐秘的天使,作为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出现,这使诗中的天使形象显示出某种异常复杂的意蕴。
  稍晚于“6+0”诗群出现的,是一个叫做“新湘语”的诗群。大体上说,这是一个“口语诗”创作群体,不过,与国内诗坛流行的“口语诗”形成对照的是,“新湘语”诗歌是一种地方性的“口语诗”,具有非常鲜明的湖湘地域文化特色。网络诗歌论坛“新湘语”是“新湘语”诗群的主要集结地,比较活跃的诗人有金色山庄、七窍生烟、当、研磨机、横、黄二、哦该、紫梧、折勒、车攻、阿披王、玄子等,都是湖南土生土长的诗人。此外,“新湘语”诗群还主办过一些内部诗歌活动,出版过一部五百余页的诗选《新湘语》。“新湘语”诗群有明确的创作主张,按照“新湘语”主力金色山庄(庄宗伟)的说法,就是要写出“我们理想中的新湘语诗歌”,具体表现为“介入当下场景的独特视角、对母语(也即当代湘语)的独到把握、非常空灵的(也即诗意的)述说方式、平民式的浪漫”(引自庄宗伟《从新湘语到小说》,见诗选《新湘语》,军事谊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529页),要求诗歌“小说,小声地说”。“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比较接近“民间写作”的立场,对诗歌的“宏大叙事”充满厌倦,追求把诗歌的在场感、民间性和个性化统一在日常生活的诗性视野中,把看起来毫无诗意的日常生活转化为平民式的浪漫。诗群中的几位主力,如金色山庄、七窍生烟、横、哦该和研磨机等人都很认同杨黎的“废话写作”,他们的创作往往抽离“意义”对生活本身的遮蔽,凸显出日常生活诗性的然而又是琐碎的“无意义”状态,这与杨黎有某些一脉相承的地方。不过,真正构成“新湘语”诗歌自身特色的,还是在于“湘味”的呈现和地方性特色的发掘,“湘味”体现在极具特色的“母语”上,也体现在诗歌描述的对象上,大量的当下场景和即时性体验进入诗歌,这些场景和体验都是亲切可感的,大都显示出原生态的地方性特色,具有日常生活的内在诗性质感。在优秀的“新湘语”诗人那里,还呼应着湖湘文化奇异诡变的内在魂魄,彰显出湘人骨子里的那种诗性浪漫。为凸显“新湘语”之“新”的地域文化特色,像七窍生烟和哦该等人还尝试用当代湘方言写作,或者把当代湘方言与日常口语杂糅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多层次感的语言扩展性效应,可以带给读者某种新奇的语言体验。尽管这种语言实验可能不宜推广,但作为一种地方性诗歌的语言技术路线仍然凸显出对诗歌语言的某种特殊理解,实际上延续着新诗草创时期刘半农等人的方言歌谣写作,不过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转化为一种隔代呼应而已。从总体上看,“新湘语”诗群迷恋“小说,小声地说”的艺术趣味主义,到底显得格局不大,一些诗人满足于日常生活原生态的复制性写作和对于日常生活的碎片式呈现,在一般读者看来,具有明显的非诗化倾向,也由此饱受争议。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热闹之后,“新湘语”诗群呈现出后继乏力的疲态,大概可以从中找到原因。
  在“6+0”和“新湘语”之外,新世纪之初崛起的常德诗群值得关注。常德地处湘西北,有其特殊的文化地理优势,尤其是这些年当地特别重视诗歌文化建设,诗歌写作在当地蔚然成风。自2003年以来,当地已连续主办六届的“中国•常德诗人节”已成为国内有较大影响的诗歌节,常德市诗歌协会主办的大型诗歌季刊《桃花源诗季》也在诗人中有良好的反响,这些无疑都是常德诗群崛起的助推力。常德诗群的骨干成员有邓朝晖、谈雅丽、杨亚杰、龚道国、罗鹿鸣、刘双红、余志权、冯文正、唐益红、章晓虹、周碧华、黄修林、张文刚、程一身等人。其中,邓朝晖、谈雅丽是国内新起的目前比较活跃的诗人,两位女诗人的诗风有某些相似处,她们“在神秘、和谐的大自然面前袒露自己的心灵,表现心灵的和谐;更重要的是表现心灵如何摆脱孤独、寂寞、恐惧、世俗而走向和谐、宁静和愉悦。”(引自张文刚《桃花源诗群的生态化抒写》,《文艺报》2011年8月22日)杨亚杰则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她带着爱心抒写那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场景、事件和人物,但其中蕴涵着诗人敏锐的思考和智慧,也有一种平静中的温馨和优美。
  同样地,作为一种地方性诗歌现象,湘潭诗群也值得关注。湘潭居湘之中,是人文荟萃之地。前辈诗人彭燕郊先生曾长期在湘潭大学任教,湘潭很多诗人的创作是在彭燕郊先生的指导下起步的,或者得到过彭燕郊先生尽心的推举和奖掖,因此,湘潭诗群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彭燕郊先生的先导性影响。新世纪以来的湘潭诗歌别有一番风景,虽则热闹不足,但有沉实的内涵。湘潭诗群的骨干成员有邹联安、曾庆仁、刘剑桦、李静民、楚子、朱立坤、曹青、边草、欧阳伟、杨平等人。邹联安的诗在热烈中有忧郁,往往在大气中展示出开阔的背景和浪漫的情怀。曾庆仁痴迷于诗歌形式方面的尝试,同时在诗中追求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表达。李静民的诗中有一种深刻的痛楚和对于现世的游离,以一种近乎唯美而又强劲的姿态,把难以测度的内心图景转成忧郁的歌吟。楚子多写长诗,往往在超现实的情境中展开对自我形象的变形处理。此外,刘剑桦、朱立坤、曹青、边草、欧阳伟、杨平等人的诗也各有特色。自然,湘潭写诗的人极多,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诗人,大家都在埋头写作中远离身外的喧嚣。
  在诗歌史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有影响力的诗派或诗群一般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辐射作用,会有效地带动一定地域内的诗歌创作,影响到这一地域内的诗歌格局。具体到湖南诗坛,这种情形也值得注意。“6+0”诗群和“新湘语”诗群既有各自的核心圈和基本成员,也有各自辐射所形成的影响圈。一般来说,这种由诗群辐射所形成的影响圈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也存在相互交叉的复杂情形,不过,由于影响圈主要基于某种共同的文学趣味和创作理念而形成,似乎也可以厘清一个大致的边界范围。从湖南诗坛的实际情形来看,这两个诗群的影响圈应该还是有迹可循的。具体来说,“6+0”诗群虽然本身比较封闭,但这些诗人在湖南诗坛有较高的认同度,湖南的青年诗人中有相当大的一群在他们的影响下写作,因此,围绕着“6+0”诗群,实际上有一个更大的专注于打磨诗歌“手艺”的“泛诗群”队伍。这说明“6+0”诗群在相对封闭中对诗歌的坚守,恰恰是其在湖南诗坛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一个原因,也说明“6+0”诗群在其封闭中也有向同道者敞开的一面。“新湘语”诗群具有一定的网络号召力,对湖南倾向于口语诗写作的诗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集结在“新湘语”诗歌论坛的诗人似乎都表现出某种特别的诗歌癖好,这对强化湖南诗歌的地方性特色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常德诗群和湘潭诗群都是省内的区域性诗群,尽管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还相对有限,但在诗群内部可以强化一种地方性写作取向,对激活当地诗人的创造力是极有好处的。另外,湖南“新乡土诗派”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沉寂二十年之后,最近两年似乎有复苏的迹象,陈惠芳、杨林、黄曙辉是主力成员,在这里也值得一提。从总体上看,这些诗群由各自的影响圈所产生的催化作用有利于形成湖南诗坛良性互动的诗歌格局,有利于湖南诗歌的提升和繁荣。在诗歌共同体内部,这种良性互动恰恰是催化原创性写作的前提和要件,就此而言,湖南诗歌的前景值得期待。
  
  三

  在上述诗群及其影响圈之外,新世纪湖南诗坛多元竞放的个人化写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这一现象的后面,是湖南诗歌创作暗流奔涌的内在活力和相对边缘化的写作姿态。这些湖南诗人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属于诗坛具有聚光效应的人物,然而他们沉默与充实的写作却处处显出一种踏实的品格。 
  这里要提到的是一些创作活跃的中青年诗人,他们以“不依赖群体合奏的个人之音”(引自远人《诗歌在南方之南——湖南诗歌今日掠影》,《湖南日报》2003年12月10日)凸显出自己鲜明的创作特色。刘舰平的创作经历在湖南诗人中具有特殊性,他本来以小说创作知名,后来因视力严重衰退,转而用手机录音的方式从事诗歌创作,已出版多部诗集。他的诗清新自然,时见奇思妙想,诗中往往显示出一片纯净与光明之景。匡国泰的诗多以乡土、自然为题材,一度在诗坛广有影响,但进入新世纪之后,他的创作似乎处于间歇性的状态。他的乡土诗与湖南“新乡土诗派”似乎隔着很厚的一层,他是用纯然乡土的眼光来观察自然山水的,中间并没有隔着城市这个庞大的象征物,这使他的诗歌似乎是从自然山水中慢慢长出来的,有着天然本真的特色。他有非常出色的语言感觉,在平实的文字后面有一种自然流畅的气韵和唐人绝句式的画面感,也透露出某种隐逸气息和淡淡的乡村忧郁。廖志理的诗也多与乡土、田园、山水有关,他把情感投射到自然山水中,幻化成一个生机盎然又诗意淋漓的乡土中国形象。显而易见,他在尝试着一种新乡土风味的写作,把一个乡土性的灵魂与现代人的家园情结有机地融合起来,同时与中国的古典诗歌传统取得内在的沟通,这使他的创作显示出一种深厚的民族底色与强劲的活力。谢午恒的诗着意于日常生活中诗意的挖掘,却又不粘滞于日常生活的琐屑,而是把一颗心贴近生活真实的血脉,因而能把捉到生命与生活中弥足珍贵的瞬间与片段,显示出一个诗人在看取生活时所特有的眼光。白红雪的诗在温暖中有忧伤,色彩明亮而富有哲思,他对人生的言说方式是非常个人化的,显示出自己的创作个性。柴棚是近几年引人注目的一位女诗人,她的诗写得朴实真挚,有一种内在的热度,意象清新自然,也有一种婉约的韵致。欧阳白是一个在诗艺上讲究打磨功夫的诗人,有相当纯正的艺术趣味,他不遗余力地提倡“好诗主义”,认为诗歌应该有所承担,反对诗歌的庸俗化。他的诗歌大都关涉对于生命与生活的深层思考,在朴实的文字后面有着耐人寻味的哲理性内涵。
  新世纪以来湖南的长诗写作也是一个亮点。大概由于长诗写作上的难度和文体上的某些特殊性,长诗在大多数诗人的创作中是一块空白。当然,对长诗的驾驭还取决于一些复杂的综合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长诗写作需要诗人持久的耐力,也往往能引起读者更大的关注。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诗人会把长诗写作作为一个更大的追求目标。在湖南诗人中,曾德旷、胡丘陵、邹联安、韦白等人以富有特色的长诗写作引起广泛瞩目,可谓湖南诗坛的一道风景。胡丘陵被誉为“中国第三代政治抒情诗”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主要长诗有《拂拭岁月:1949-2009》、《2001年,9月11日》《长征》《2008,汶川大地震》等;曾德旷以长诗成名,主要长诗有《混乱与挣扎》《呐喊与呻吟》《致约瑟夫•布罗茨基》《圆周》《鹤》等;聂沛的诗歌一般篇幅较长,代表性的长诗有《下午是一条远逝的河》《蝗虫》《孤独的大地》等;韦白是一个多产而多变的诗人,他的长诗《老D的梦境》《机器人δ的幸福生活》受到特别的关注。远人以严谨精致的抒情短章见长,他的《山居或想象的情诗》也是颇见功力的长诗。总体上看,这些湖南诗人的长诗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大都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风格,可以说,这是湖南诗歌的一块高地,代表湖南诗歌的一个重要方面。
  显然,在考察湖南诗歌的整体性视野中,上面这些诗人的创作还只是略见一斑而已。在这个序列中,还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他们都是在湖南诗坛显示出创作个性或具有一定影响的诗人。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湖南的“80后”诗人也已崭露头角,可以代表湖南诗坛新出现的一群,是新世纪湖南诗坛一支潜在的生力军,有的已具有相当的创作实力。不过,他们的发展路向似乎尚不明确,需要他们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四

  从总体上看,新世纪湖南诗人的创作非常活跃,实际上很难进行整体性的清理,很难把正在进行中的文学现场整合为条理清晰的板块结构并赋予规范性的命名,从这里似乎也可以看出湖南诗歌内部的某种复杂情形。湖南诗人具有较为开阔的创作视野,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创作追求,很难找到他们具有共通性的创作倾向与较为一致的美学追求,至少在理论层面上很难把他们整合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创作群体。在湖南诗人的创作中,湖湘文化的浸润主要表现为一种内在的诗性气质和精神底色,在创作中体现出来并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即使就“6+0”和“新湘语”几个诗群而言,不仅各自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就是各自内部成员相互之间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要而言之,他们都是作为独立的个体,从自己对于诗歌的理解出发来从事创作的,这使湖南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多元互动的创作格局,各种风格的创作可谓异彩纷呈,而且似乎在酝酿着一种整体性的突破。对新世纪的湖南诗歌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湖南诗歌在新世纪也面临着发展壮大的瓶颈,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一、缺少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领军性诗人,而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省整体和综合实力的表现。现在几大诗歌强省如云南、四川、陕西等,都拥有在全国具有不可替代性的诗人。领军性诗人不是外界赐予的封号,而是依靠自己的创作实力和总体成就得到诗人们的广泛认同而自然形成的。领军诗人那种无形的美学示范性作用和引导性作用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特定区域内可以产生扩散性的催化效应,有效地带动其他诗人的创作。应该说,在目前的湖南诗坛尚缺乏这种领军性诗人,这也是湖南诗歌在全国的影响力受到屏蔽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新世纪湖南诗人在主流名刊发表诗歌的不少,但似乎没有产生在中国诗坛引起广泛关注,真正显示出艺术独创性的杰出作品。这也是衡量一个省区整体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各种重要的诗歌选本中,入选的湖南诗人也不多,如2012年出版的由唐晓渡和张清华编选的《当代先锋诗30年(1979——2009):谱系与典藏》,涵盖自30年来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70后、80后这一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谱系中的191位诗人,但却没有一个湖南本土诗人。我们不能简单地抱怨编选者视野的偏狭,实际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湖南诗歌的当下处境和内在欠缺。三、尽管新世纪以来湖南诗坛的创作气氛活跃,但湖南诗人似乎普遍缺乏向外拓展的动力,在新世纪风起云涌的先锋诗歌潮头,很少看到湖南诗人的身影。可以说,湖南诗坛内部热闹有余,但与全国诗坛的对接和呼应还是显得不足。这造成湖南的一些优秀诗人不为外界所知,也使湖南诗歌的整体影响力受到弱化,在全国诗坛处于某种程度的屏蔽状态。四、湖南诗歌在省内得到的各方支持不足,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湖南没有正式出版的专业诗歌刊物,几份综合性文学刊物留给诗歌的版面都非常有限,也没有专业性的省级诗歌协会和比较固定的诗歌资助基金,这些都是制约湖南诗歌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不过,新世纪以来湖南诗坛有几份诗歌民刊办得较有特色,如吕叶主编的《锋刃》、欧阳白主编的《诗屋》、易彬等人的同仁诗刊《二里半》等,但这些民刊大都出刊不定期,也不易坚持下来,影响毕竟有限。影响新世纪湖南诗歌发展的瓶颈因素自然不止这里列出的一些,还有一些涉及到诗人自身的更为复杂的综合性因素,也都是我们应该看到的症结所在。新世纪的湖南诗歌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性关口,机遇与危机并存,需要湖南诗人做出自己的抉择。
  诗歌大概算是一种“危机文体”,借用闻一多先生的讲法,就是戴着脚镣跳舞,而且是在缆绳上跳舞,需要全面的艺术素养和高度的专注,同时诗歌又是一种高端写作,需要一种高贵的写作姿态和高远的写作目标。没有对于诗歌绝对皈依的忠诚,一个诗人纵然有过人的天赋,要创作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作品看来也是枉然。百年中国新诗取得的成就之所以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对新诗原创性的渴求和捍卫民族诗歌传统的焦虑。与此相关,中国新诗往何处去,是一个至今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但在诗人中对于新诗原创性的理解众说纷纭,对于民族诗歌传统的理解莫衷一是,而且诗歌的外部环境已经构成对诗歌生长的严重挑战。诗歌的读者似乎在不断的萎缩,诗歌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变得无足轻重,时代巨大而苍白的面孔涂满五彩缤纷的油脂,诗歌要么被当作一种廉价的化妆品使用,泛化到无所不在的广告、图像、网络、影视传媒,乃至肥皂剧中,沦落为一种快餐式文化,而真正的诗歌精神却消解无遗;要么被视为一种高雅的贵族化游戏,成为少数人的赏玩品与精美的装饰,而诗歌与生活的真实联系被强行割断,诗歌应当具有的现实品格严重失落。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悲剧,显露出一个时代普遍的精神病相。诗歌在不断加速的边缘化过程中失去的不仅仅是自身的重量与深度,还有诗人的健康与尊严,这是每一个诗人都应该直面的严峻事实。在新世纪纷繁复杂的诱惑面前,这些也值得湖南诗人深思。
  彭燕郊先生在世时一再提倡诗人要有诗德,认为德之于诗,可谓生死攸关,表现出一位杰出诗人对新世纪诗歌创作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他用一个诗人的良知呼吁:“诗对于我们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神圣的,诗的圣殿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亵渎,诗的圣殿是任何人有一天必须面对的最后审判法庭。每个真正爱诗的人都曾经和正在虔诚地走近诗,用朝山进香信徒的三步一拜五步一叩的虔诚,一步一步走近诗。”(彭燕郊:《诗德》,《风雅》2005年第3、4期合刊号,总第6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湖南的诗人正是对诗歌无限虔诚的一群,他们会在沉潜与坚守中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作者简介:吴投文,1968年5月生,湖南郴州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发表论文与评论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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