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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小文人诗歌走向末路

http://www.frguo.com/ 2006-07-05 湖南作协

    

南方都市报:自杀路上的小文人诗歌

              作者/谭克修

  日前,在长沙举办的麓山诗会·第三代后新锐诗人专题研讨会上,“当代十大新锐诗人”候选人青年诗人谭克修、沈浩波等提出了“小文人诗歌”的概念。他们认为,“小文人诗歌”是指一种在文字游戏和情感游戏里自娱自乐、自怜自叹、自怨自艾、回避现实乃至躲避现实的诗歌趣味,具有小圈子化、反对所谓现实关怀等特点,如今颇为流行,但以这种风格进行写作,无异于让诗歌走上自杀路。
  
    直到诗人动用了死亡才让人们发觉他们的存在

  
20世纪80年代是属于诗歌的年代。在芒克、北岛、多多、舒婷、顾城等引领下的今天派诗人带来了现代汉诗的狂欢,使诗人成为80年代的光荣人物,不管是文化领域的还是在民众视野的。这样的美景真好啊,可惜转瞬即逝。《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算是诗人们最后的晚餐。    

    从时间上来看,1986年的两报大展,把第三代诗人和后现代诗歌美学同时推向了诗坛前台,却又让他们以及后来的所有诗人同时消失于民众的视野。20年过去了,人们关于诗歌的话题,涉及到的只有两个事件:海子和顾城的先后自杀。直到诗人动用了死亡,才让人们突然想起:这个世界上除了克林顿、比尔·盖茨、本·拉丹,以及体育、影视明星之外,还有一种人叫做诗人。显然,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死亡而不是诗歌。因此,我看到自杀的并不是海子和顾城,而是所有健在的诗人。他们正抱着自以为是的小文人诗歌集体走在自杀的路上。    

    在埋怨普通民众、文化界乃至于文学界对当代诗歌的整体漠视之前,先来看看诗人们面对的无边现实是什么样子?——过去的20年,国内经济、社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转型时期。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农业社会在向工业社会转型,农村社会在向城市社会转型。再加上全球化背景下的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交融……这一切,交给诗人的会是一个怎样的复杂而混乱的现实?那么,诗人们呈现给我们的又是一个怎样的现实?

      20世纪80年代末,一拨诗人将“Pass北岛”当做兴奋剂,在西方语言哲学的压力下玩着各种新奇的语言游戏。90年代初中期,一拨诗人被死去的海子领进麦地里迷了路,寻找他们遗失的近视眼镜,齐声歌唱土地、家园和灵魂。90年代后期,诗歌语言的翻译语、书面语和口语之争,成为整个诗坛最了不起的大事情,引发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打了一次大规模群架。21世纪以来,基本就靠虚幻的网络诗歌和各种急功近利的命名,维系着诗坛表面的热闹气氛了。这就是诗人们在过去20年里干的事情。  

   诗人们对泥沙俱下的、活生生的现实熟视无睹。迟钝的目光迷失了方向,敏锐的目光瞄准的是诗歌内部的利益:如何掌握话语权,以挤进各种档次的诗歌史;如何获得仅有的几个汉学家的青睐,以混进国际诗歌市场。在坚硬的社会现实面前,当代诗歌是文绉绉、软绵绵的,是不及物的,是顾左右而言他的,是不在现场的。数以万计的诗歌写作大军中,就靠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立场的极少数个人写作,主张“反文化”、介入社会的“莽汉”主义,温柔地坚决反抗的“撒娇派”,让诗歌关注肉身的“下半身写作”,提倡贱民思想的“垃圾派”,充当着绑住小文人诗歌软骨头的石膏板。这未免有点过于幽默
  
    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来弄虚作假  

    
当代诗歌和现实脱节的本质原因,与诗人身份被这个社会逐渐边缘化的现实有关。他们由于对诗歌过于痴迷而偏废了更为重要的社会生存技法,他们已经基本被排除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之外。他们乐于过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传统文人生活,做着传统文人的美梦。他们相信,诗人是这个社会唯一的神灵、英雄和精英。他们需要面对的就是镜子里的自我,被劣质酒精醺得不省人事的自我。他们在社会上干些不算太坏的事情,诸如偷鸡摸狗、尔虞我诈、欺世盗名、骗财骗色,但一回到诗歌,就会清一色地露出假模假样的悲悯情怀。他们也写现实,就像他们在浴缸里操练游泳。他们也写自怨自艾的卑微日常生活,但更喜欢奉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的话——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来弄虚作假”为圣旨。因此,他们无需关注生活本身的真实,而只关注叙事手法是否符合某种流行腔调。  

   他们想写出新诗、混出更响亮的名声,就必须长时间在书房里徘徊,在案前冥思苦想,喃喃自语地吟唱,在网络上和熟人或马甲们打打招呼,互相吹捧或者对骂。他们的全部精力,需要在书面语还是口语上,在口气、语感上,在形式和修辞上反复折腾。他们以为凭借《病梅馆记》提供的现存的美学,就可以完成所谓语言、形式的历险。他们唱歌跑调,却自以为在诗歌的音乐性上是天才。他们在题材上有着传统文人的洁癖,单调的生活又让他们无话可说,所以成天在小圈子里、在虚构或现实的讲台上谈论着“怎么写”,琢磨着怎么对自己贫血的诗歌进行玄学般的阐释。他们善于将席梦思上的一个恶梦描述成人类面临的普遍精神境遇命题。他们的诗歌一直在进行着个人精神的无边无际的梦游。

    对他们而言,“无情的现实”却是,中国仍将持续、稳定地发展,全球化的脚步会越来越快,社会文明程度会更高而“物质性”会更凸显,影视文化对年青一代产生的影响将愈来愈大……传统意义上的诗人将被继续边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可能也是现代文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他们对变化的时代难以置信,因而喜欢瞎操心:这样的时代究竟是诗歌的黄昏、黎明还是黎明前的黑暗?他们看不到这只是一段庸常的午后时光——会议正在进行,诗人只是普遍困乏的人群中少数几个认真的倾听者、思考者和记录者。正是他们,在忧心忡忡中成了会议的瞌睡者和缺席者。  

      因此,还在枕着语言、修辞和形式做梦的诗人,还一味地想去遥远的传统文人社会寻找祖先和诗歌荣誉的诗人,还在对现代化进程及其带来的无边现实充满了误解和恐惧的诗人们,就抱着你们那些唧唧歪歪的小文人诗歌,集体走向自杀吧。

 

      羊城晚报:新锐诗人猛烈抨击“小文人诗歌”

□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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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由当代汉语诗歌研究中心与《羊城晚报》等联合举办的“当代十大新锐诗人”评选如火如荼进行、网络投票高达近一百五十万人次时,日前,在长沙举办的“麓山诗会·第三代后新锐诗人专题研讨会”上,“当代十大新锐诗人”候选人、青年诗人谭克修、沈浩波等对当前流行的“小文人诗歌”进行了激烈批评,并由此提出了一个“新批判现实主义诗歌”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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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小文人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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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克修(诗人):小文人诗歌直观理解就是过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传统文人似的生活,每天生活在书房里,面对的是稿纸、电脑,产生的一些面对自我的诗歌,与现实和大众非常隔阂。题材里面有洁癖,很多题材是不敢碰的。他们最怕谈论宏大叙事,提都不敢提。他们中间,流行的词汇是“卑微”,写卑微的生活、卑微的自己。还有一个喜欢用的词是“悲悯”,其实他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那种“悲悯”也虚假。他们诗歌里的那种卑微、悲悯,与诗人们的现实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的出发点是在作诗,而不是真实地表达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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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人诗歌,关注的不是现实问题,更注重于所谓的诗歌技巧,包括语言、修辞和形式等技巧问题。这样的诗人和作品对这个时代是没有交代的。这种自说自话的小文人诗歌,放在稍微长远一点的历史长河中,都属于无效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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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在有一个好情况,就是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虽然没有分解出新的诗歌职业,反而使传统诗人身份泡沫化了。但我以为这种越来越细致的职业分工,对于扩充诗歌题材,给小文人诗歌补补“钙”,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可以使我们当下的诗歌和转型期的社会一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我们应该依靠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破解小文人诗歌困局。当然,首先要求诗人们打破传统文人是的生活方式,投身到现实生活里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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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浩波(诗人):从“第三代”到现在,我们的诗人在面对具体现实的时候,付出的努力与所做出来的成绩是微弱的,只是在个别的诗人身上看到了这种努力,不管是口语写作也好、书面语写作也好、学院也好、民间也好、更多的是在做一种切片的诗意的处理,更多的是形而上的抽象的一些思想上个人情感的一些纠结,没有真正的具体的面对现实。事实上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已经呈现了非常巨大的现实,绝大部分诗人视而不见,更多的诗人避开了这种现实,回到了自己给自己个人所设置的主题之中,为完善自己的世界而忽略了就在你眼前发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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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判现实主义诗歌”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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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诗歌评论家):这些新锐诗人的这种看法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急剧变迁、错综复杂的现实在文学里的一种反映。事实上,小说界现在也有所谓“底层叙事”的尝试,诗歌界也有所谓“草根性”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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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广东涌现的“打工诗歌”,也可看作这种倾向的一部分。青年评论家柳冬妩称打工诗歌类似一种“精神地震仪”,记录和显现着来自底层内心深处的本能的原始的震动,记录着时代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肉体与心灵上刻下的伤痕与烙印。比如谭克修就写出过《县城规划》这样反映具体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城市规划、拆迁等真切现实的长诗,沈浩波则写了直面艾滋村真相的《文楼村纪事》等组诗,反响都不错。还有“打工诗人”刘大程的长诗《南方行吟》、默默以兽喻人的长诗《咩嘎喔哞》、李亚伟的系列组诗《东北短歌》、农民诗人江非的长诗《英雄帖》等等,都直接切入现实与生活的某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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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歌,可以称为一种“新批判现实主义”诗歌,是生命力极度顽强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当下的复活,是诗歌界内部进一步深入讨论、探索的结果。这些诗人都习惯写长诗,可能是非长诗不能全面深刻地反映当代现实的复杂多样。长诗的出现,也是当代汉语诗歌日趋成熟的表现。所以,我预计,这些诗歌和诗人的出现,会给当代诗歌创作带来新的活力与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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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7月1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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