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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本土化的本体价值与实践困境

http://www.frguo.com/ 2018-07-09 文艺报 | 刘勇  胡金媛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土化”这个概念是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前提决定了我们强调文学的本土化,就不仅是为了“坚守”本土,对本土进行封闭式的定位,更是力图在本土与非本土的交融互动中进行开放式讨论。近年来,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曾几何时,“先锋小说”、“身体写作”等文学形态跨越重洋,带来了创作上的繁荣景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命题也一度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但随着本土与非本土交流、碰撞、融合的不断深入,我们愈发意识到两者很难截然分开。这种跨文化“影响的焦虑”不仅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一度被忽略的文学本土化,同时也加剧了文学本土化实践的难度。如何应对全球化语境下复杂的“本土化”挑战,将之转换为中国文学发展道路上的新机遇,这是当下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今天为什么谈文学本土化

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的本土化,本来就是应有之义,中国也是如此。但为何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呢?随着跨文化交流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语境,中国本土文学遭到了全球化文学浪潮的严峻挑战,构建文学本土化的本土价值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诉求。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大陆的跨文化研究愈发引人注目,海外汉学的研究思路、理念、方法给大陆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是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人提出是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对于这个说法,我们不能简单认同,唐弢在大陆“发现”不了张爱玲,反而是夏志清在美国“发现”了张爱玲,难道历史是这样不合常理吗?实际上,张爱玲的《金锁记》一出现,傅雷就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说小说是作者“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上个世纪40年代,唐弢和张爱玲同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谁还不知道谁呢?唐弢认为张爱玲、钱锺书等人“不是海外什么人的发现”。唐弢没有把张爱玲写入文学史,必然有自己政治、社会、文学等各方面的考量。脱离历史语境去看问题,也就无法回到我们的文学现场,理清我们的文学脉络,也就会提出像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那样的观点。但是无论如何,唐弢等人没有将张爱玲写进文学史,这毕竟是一种局限,不仅是历史的局限,也是包括唐弢在内的文学史家的局限。唐弢曾对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做出过反思,“我们的文学史没有论述甚至提及这些作家,尽管有种种不同原因,却还是很大的疏漏和错误”。唐弢和夏志清两人分属的本土、非本土的立场与语境截然不同,但是二者的差异性正说明了一个事实:本土“化”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这其中必然会经历本土与非本土对立、碰撞、融合的阵痛。而中国文学正是在这种阵痛中,不断弥补疏漏与错误,修正与更新本土文学的内涵与边界。

早在上个世纪,面对非本土文学的进入,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无论郁达夫受到外国文学影响有多深,《沉沦》之所以能够激起中国读者的共鸣,正是因为郁达夫笔下主人公的思想根系扎根于中国这片土壤,浸淫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与修养。郁达夫笔下的中国底色与异域风情相交融,最终成就了独具一格的郁氏小说风格。本土“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学与非本土文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本土文学不断发现、整合、提炼自我特质,在他者的参照下进行文学内部的构建与重塑,最终丰富我们的本土文学风格,提高本土文学品质,促进人类精神层面的深层次沟通与理解。

何为文学的本土体验

从文学的传播来看,经典文学作品的影响是可以穿越时空的,是超越一时一地的。但是从文学创作的层面来看,文学创作又是一个高度个性化的过程,有人说莫言借鉴了马尔克斯。没有马尔克斯,莫言就没有自己的文学资源吗?莫言说过:“我如果无法深入进只能供我生长的土壤,我的根就无法发达、蓬松。如果继续迷恋长翅膀老头、坐床单升天之类细节,我就死了。”没有马尔克斯,莫言也能写出属于他自己的作品,来自于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无法照搬到中国的土地上。同时莫言还说过,“我们无法去步马尔克斯的后尘,但向老祖父蒲松龄学点什么却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莫言从本土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书写出了这片苦难中国土地上孕育的乡野传奇与史诗。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浸染了属于自己的本土体验,本土的历史、文化、生活体验永远是文学作品的生命之源。在本土土壤上天然而自由地生长出来的莫言小说,并不是出自于对马尔克斯刻意的模仿,东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不期而遇,共同构筑了世界文学中充满魅力的魔幻风景。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很难想象没有马尔克斯的影响,莫言能否将红高粱里的乡野传奇化作整个民族的史诗,能否将高密儿女蓬勃的生命力与人性深处的“酒神”精神相勾连。没有马尔克斯等人的影响,莫言很难成为世界的莫言,可能只会是中国的莫言。

优秀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层面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大家可以共同欣赏的基础。但是,在文学全球化交流不断深入的今天,本土体验中的文化隔阂也无法消除。中国文学在国外始终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根据《中华读书报》对中国文学在美国图书市场2008至2010年销售情况的分析,美国出版翻译的中文作品共29种,其中来自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仅19种。但这仅仅是中国文学的问题吗?西方的话剧、芭蕾在中国至今都很艰难。同样是话剧,中国人艺版的《洋麻将》与外国的版本相差很远,北京人艺演员的基本功、技巧都不错,但是始终无法达到别人的高度。同样的,外国人怎么模仿都无法演好京剧,无法掌握京剧的精髓。当年梅兰芳远赴美国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真的是因为他们懂得发生在古老中国土地上的传奇故事吗,他们真的可以领会京剧中所蕴含的传统美学神韵吗?沈从文认为梅兰芳在美国能够受欢迎,主要是因其身上所代表的“东方趣味”迎合了美国人对于中国风的想象。美国人诧异的是梅兰芳“美得如同一个中国古代花瓶或毛毯”。所以说,每个人都在从自己的本土出发,理解非本土化的文化。但是不同国家的文学互相交流和借鉴,并不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本土性。曹禺话剧充满了浓厚的西方现代戏剧元素,郭沫若诗歌中跳跃着他不羁与自由的浪漫精神,张爱玲小说对人物心理入木三分的纯熟刻画,都扩展了文学的表现尺度,但我们能说这不是中国本土的作品吗?只要作品的文学底蕴与精神属于本土,无论采用何种表现手法与技巧,都立足于本土,终究要回到本土的立场上解读。

文学本土化的实践困境

文学本土化是一种具体的实践,建立在创作者的日常生活体验之上,而这种生活体验必然打上了深刻的本土文化烙印。但是,一旦从本土出发,文学最终所达到的高度就绝不限于本土。鲁迅的《阿Q正传》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这个农民身上浓缩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国民劣根性,可以说是最本土的体验了,但是鲁迅对人性弱点鞭辟入里的分析,触及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完全可以放在世界文学的层面去讨论。如果我们不把本土化与非本土化作为一种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而是着眼于文学本土化的实践历程:“坚守”本土,“超越”本土以及“对接”世界。我们思考的路径就会大大扩宽。

首先,如何“坚守”本土。20世纪80年代,以韩少功、阿城为代表的作家、评论家将目光转向本土的民族美学,投身于寻根本土文学传统的浪潮。但是寻根文学“寻根”传统并不是将传统奉为圭臬,而是在传统文化的观照下发出了现代人的精神拷问,书写的是现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追寻的是个人与民族的宿命与未来。“坚守”本土并不意味着要回到一个僵化的、不变的本土,而是敏感地关注到本土性的鲜活与发展,并且将这种鲜活和发展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物上,落实到具体的生活场景、文学意象和文学情感中。

其次,如何“超越”本土。新时期的先锋小说曾自觉地追求对本土的“超越”,力图借助西方的叙事方法革新中国文学。如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书写了一个少年成长时期的朦胧爱恋,其中渗入了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心理分析。作家在叙事方面的探索显示了文学形式上的“超越”,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小说主人公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黑孩”、“菊子”,写的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超越本土,绝不能把文学的外在形式作为超越的尺度。而要从文学的内在切入,深入本土的传统积淀、人格构成,文化心理,挖掘根植于本土精神的故事内核与深层底蕴。

最后,如何“对接”世界。如果失去了全球性的参照,地域性自身的价值也就无从谈起,尤其是新世纪之交以来,网络媒体的发达,信息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本土性已经越来越在全球性的观照之下呈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们各自不同的东西,更要看到它们相互依存的关系,它们在依存中发展,在发展中显示各自的特色。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孔子学院,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都能看到孔子的雕像,那么我们的文化交流就卓有成效了吗?问题就在于,这种文化交流很多时候都是浅层的、表面化的。与世界对接,绝不是和世界文学的表象对接,而是要达到深层次的共鸣与交融。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一个三省交界的边陲小镇,在全球的版图上只是渺小的一隅。而就是在这小小的天地中,沈从文书写了他对原始生命力的迷恋,寄托了他田园牧歌式的幻梦,诠释了人性中永恒的美丽与哀愁。优秀的本土作品超越时空,反映着人类某些共通的人性。

总的来说,浸润着本土体验、运用本土的视角、立足于本土传统的文学作品,才是中国本土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中国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底气。而能把本土体验作为创作根源与本色的作品,也必然沟通了世界文学的脉络,与永恒的人性与命运血肉相连。也惟有如此,中国文学才能保持自我独立性,精准地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带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走向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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