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您现在的位置是:省作协 -> 文学阅读 -> 散文 -> 内容阅读

以迁徙之名

http://www.frguo.com/ 2018-05-31 丁燕

东汉古诗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藉此形容南北之遥远。而在过去的七年间,我不断从广东返回新疆,五千公里的距离飞机需六小时,火车则为四十八小时。这种变动不仅是横穿大半个中国的地理移动,更是明显的环境置换:从水乡到荒漠,从墨绿到姜黄。

在西北,人们有很强的空间感。无论是我在新疆哈密的老屋,还是我在乌鲁木齐的居所,窗外都能看到开阔的蓝天及远处隐约的天山——好像那山是镶嵌在屋外的装饰画。目光所及的地平线并不遥远——就在山脚下。有一种可以移动的房屋名曰“毡房”,是牧人为方便追逐水草而发明的。牧人不会扎根在某个固定的居住点,总是随四季的变迁而转场。

“祠堂”是另一种屋子,算得上东方汉文化的典型代表。我在东莞市区的居所背后有条酒吧街,呈现出古怪景象——灯红酒绿、鳞次栉比的小酒吧间,夹杂着一个肃穆祠堂,大门上的黑漆略有脱落,半米高的门槛,门板上的锁子像一个句号。这是这条街唯一没有被出租的圣地。某个偶然的机会,跟着村人进入这“绍广詹公祠”,我愣怔其中:被围墙包裹的院落是个封闭的圆环,虽然有高大的门楼,壮实的圆柱,三开间三进四连廊布局(在最深的那间屋里有供牌),但这个别致宁静之处却让我感到异常压抑——除了头顶的天空,我的视线无法探到更远处。

奇怪极了:当我重返新疆,从火车窗玻璃看到落满白雪的戈壁时,犹如穿越梦境薄膜般浑身震颤——我居然有找到家的感觉。为何对别人意味着可怕孤寂的戈壁,居然让我感觉亲近,像是看到了母亲沧桑的面庞?为何我和大多数生活在内地的人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如何历经神秘嬗变而形成?而在形成那不同的命定一刻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于是就有了写作。

我试图用文字让那些重要的时刻凝冻下来,试图反复观看,从貌似毫无头绪的细节中找到线索,努力纺织出一匹属于“我”的锦缎。我记录下我的行动,更记录下当时的环境,以及我所处的复杂心境,还有我的纠结和震撼,我的心痛。我看到“我”如何面对庞大悸动的世界,如何努力将微小自身镶嵌在那个大块头上,如何确保在奔徙无定的过程中不被甩掉,甚尔在某个古怪时刻,我还找到了某种平衡。

我从未想要建构一部宏大的迁徙史,我的初衷只是记录下历史大幕中我的个人遭际,并期望通过个体的“我”投影出迁徙族群在某段时间的共同记忆。所以,我的文字描述的不仅仅是“乡愁”,更多的是“观察”。我不仅瞪大眼注目南北文化差异,更对裹挟在转型大潮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有所探究。

每一次从广州火车站出发,看到黑压压人群蜿蜒形成的春运大军时,我都充满慨叹——这就是我的时代!我正身处其中!这么多人候鸟般反复、反复地回家,而我不知为何就被抛入这人潮夹缝,惶然间承受了各式各样的记忆景象,所以,我不能不写。

然,书写的过程多么艰涩!迁徙生活的真相其实是丧失了确定感和完整感的悲剧之旅,在颠簸中像一地飘落的花瓣,充满琐碎和细节,而我要通过召唤、复返、穿梭、黏合、烘焙等办法,让那些冻结的碎片消融、复活、飞翔,回到它们原本的位置。我试图以最聚焦的长时间思考,进行最不依不饶的追寻,试图将那些如盐粒似珍珠的节点,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侦查,以期消解动荡带来的巨大腻烦感,抵抗失根后的浑噩感,努力叙述出一个个清晰事件,一种种精准情绪,一条条确切行踪。老实说,这个过程实在是一场可怕的搏杀:杀敌一万,自损八千。

也许,本世纪最常见的现象就是移位和错位。那些根本难以用数字来统计的人们构成了一个称谓——移民。无论他们有着怎样不同的动机、背景和目的,无论他们对所抛弃和所奔赴的国家可能发生怎样的影响——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的移动让世界发生了改变。

和那些真正的移民不同,我的迁徙不仅是自主的选择,而且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小范围移动。然而没想到,迁徙后的生活比原来的还要艰难。但是,冒险的历程已经开始,已经无法恢复成最初模样,只能咬牙前往。七年间,我不断地返回新疆,有时甚至一年两次,好像岭南的湿气必须要到西北戈壁才能晾干般。重返故乡,和我作为笃定新疆人时完全不同——身份变了,心态也变了。

虽然首先是从西北出发,然而对西北的确认,却是在经过岭南的淘洗后建立的——好像那些在田园里长大的人,成年后入世博取功名,一番沉浮后又重返田园,才能写下“采菊东篱下”。我写下了散文《断裂人》《我曾居住在亚洲中心》《在兰之州》《返乡的道路向西》《最低的洼地:吐哈盆地》《冬天掠过东疆小城》《盆地的挽歌》《最初的哈密,最后的女儿》等。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注重从私人经验出发,写出故乡驳杂纷呈的当下现状,更写出它的尴尬与彷徨。

再次整理这些文字,我发现它们并非一把松散的珍珠,而是被一条内在的暗线紧紧勾连——我是谁?我为我的身份如此困惑。我试图以自我经历为切片,通过文化的方式进行考量,揣摩不同空间不同地域里,人们呈现的不同生活。我惊诧地发现了自己的不确定性——置身粤语喧嚣的岭南,我感觉自己像东江上晃荡的水浮莲;返回西北,我又近乡情怯,因匮乏定居者的笃定,模样居然堕落成游客。在木鱼歌(流传在岭南的民歌)和木卡姆(流传在西北的民歌)之间我当然更喜后者,而在可园(岭南著名园林)漫步时,我心心念念的却是浩荡的塔克拉玛干、图尔班通古特沙漠。另一个惊诧的发现居然是——在我的内心,有两个世界同时并存。

我在被沙漠包裹的绿洲中长大,汲取的文化养料是多元的。在岭南的一次小型聚会上,当一个女孩伴随着《阿拉伯之夜》的曲子起舞时,我惊诧地发现那曲子我如此熟稔。原来,我的整个成长时期就浸泡在这种音符中啊。那一刻,我感觉我和整个屋子里所有人都不同——“阿拉伯”是他们的远方,而我就是从远方来的那个人。

事实上这种差异从我一到岭南就出现了:面对漫山遍野的绿,四季不变的绿,我在内心中生造出一个词:“绿灾。”天哪,“绿灾”。对“绿洲”这个词而言,“绿”意味着稀少和珍惜、生命和希望,而这个意义在岭南被彻底消解;另一个生造词是“夏眠”——从三月开始至十月,大半年的苦夏时间人们浑身流汗,脑袋晕沉。对我,这个阶段是无法集中精力写作的噩梦时段。然而这就是命运——你不可鱼与熊掌同时得兼。

这些种种的错位和纠缠,都让我时常陷入后悔——若当初我没离开故乡,是否会比现在更快乐?答案是:若让我有第二次选择,我依旧希望自己成为游子。我知道,如果一直生活在故乡,我在日常生活上可能会少受点苦,但却没有能力看清自己,看清故乡,也就丧失了书写故乡的能力。

我是到了岭南后才发现,原来“新疆”是一个被高度概括的词;原来“新疆”出现在中国内地时,经常会被置换成“远方”;原来大部分表现新疆的作品,都脱离不开民族风情、风俗之类的窠臼——长辫女子在舞蹈,花帽男子打手鼓,穿行沙漠的骆驼,大片大片的胡杨林,喀什恰萨古巷的民居,巴扎(集市)上的卖货人,葡萄架下的麦西莱甫(聚会)……这些画面虽然貌似异彩纷呈,但却传达着一种共同的信息:边疆、异域、辽阔、荒凉、狂放……

我想说的是,也许新疆的风格不仅仅有苏东坡式的浩荡洒脱,它同时还具有李清照式的清冷温婉;当太多的人目睹了新疆“大江东去”的这一面,也就忽视了它“绿肥红瘦”的那一面。新疆是多元的、多义的,而目前大众对它的定义是狭窄的、片面的。在新疆,一样能找到人类共有的激情和感受,虽然这个地区因其独特的艺术气质和气场,总显得那样与众不同。

游客是一个单纯的信息收集者,虽然搜集的资料和旅行手册差不多,但他却不会感情用事,而我经常会陷入纠缠、沮丧和愤懑中。我会深感自己在知识结构上的欠缺,以致在处理现场碎片时,因无法给出确定意义而自责。然而,我又无法让自己真的变成被乐观精神笼罩的游客,因为我期待自己能看到更多,写下更多。

我总是渴望返回新疆——无论是夏季或冬季。一想到穿越五千公里,内心就先怦怦地跳了起来。一路穿行,我终于来到天山脚下。迎接我的,是一片在岭南无法想象的空旷荒野。而我需要的就是这荒野!我需要在前工业化的自然景象中寻找慰藉。在呆板拥挤的城市住久了,我需要从人造环境中逃离,逃进更为广阔的空间,体验更为简单的生活——这种需求简直像病人需要吸氧。

城市生活总让我感觉不真实——人们习惯于超市里摆满各种水果和蔬菜,并认为理应如此。没有人提出疑问:这种充足的供应链有一天是否会断裂?回归自然是个深刻的命题,它不仅彰显着重返淳朴生活的必要性,更暗喻了身处现代社会的人,总感觉自己被遗弃,毫无成就。为了让自己作为人的感觉更加真实,我们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量来确认自身的存在。

2017年1月,当我在白茫茫的巴里坤雪野看到一匹黑马如芝麻粒大,正用嘴唇掀开冰层找草吃时,骤感一股热流涌遍全身;从柳树泉农场的场部到沙枣泉村的半小时路途中,我一连目睹到路边有三起宰羊事件:那被捆绑的羊只,那三四个壮实的黑大汉,那闪着银光的弯刀。这里的人们镇定自若地进行着杀生,其表情宛如拔草锄苗。而城市居民不仅看不到屠宰场面,就连死麻雀、死老鼠甚至枯干的落叶,都会被迅速地清理掉——也许城市还清理掉了某些生活的真相?

如果你问我:在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最让我向往?那就是新疆东部的小城哈密。对我,反复地回到新疆,其实就是反复地回到哈密。我惊诧地发现,我的逃亡像回力标——1993年我大学毕业后,从哈密逃至乌鲁木齐,后来逃至深圳、东莞。然而,大城市并没有完全满足我对安全感的需求,于是乎,我又一次次逃回新疆,甚至还生出那个念头:晚年不如定居在哈密?想到此不觉哑然失笑:既然如此,何必当初?难道每个游子都是《一千零一夜》里所描述的那个人——千里迢迢到达远方,发现别人描述埋着珠宝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

我欣喜地发现,这场迁徙行动并非只我一人参加,自始至终,都有另一个身影相随相伴——东天山。这座山为我提供了行动坐标,让我的摆荡有了确定感。这座山——东天山!我在童年时目睹到的景色——不过是东天山脚下的绿洲生活;我在青年时的漫游经历——不过是晃动在天山南北的转场行动;我在中年时的返乡——不过是一次次与东天山的劈面重逢。东天山,我的山!

面对故乡,我变成了一个风景画家——我要站在更高处更远处观察山峰和草原,我要关注到整体布局是否和谐,我要努力彰显出各种物体间的大小比例,于是我变得和生活其中的人完全不同——他们更关注直接需要,所以他们更留意的是整体中的一小部分,而非全局。也许风景画家和景物之间有距离的关系,就是丧失了定居者的身份后,我与故乡所建立起的关系:一种冷静而富有情感的关系。

当我浸淫在怀旧情绪中时,记忆碎片从心海中浮了起来,我和过去的自己手牵手一同行走。这个时候的我拥有了两种影像:一种是我返乡时以旅行者的目光获得的信息,另一种是在我脑海中不合时宜地存储下来的过去景象。两幅画在重叠时,有偏差,有模糊,也有疏漏。我不仅在观看,还在对比和甄别。我不断感受到变化加诸在我身上的挤压,试图用文字进行梳理,于是,我的写作便不仅仅只是叙述,而变成了一场自我救赎的运动。

迁徙意味着将自己像树一样连根拔起,而根须全裸,毫无保护层。你夸张地敏感着,又悲又欣,而你的悲你的欣只有你自己能懂。当岭南生活开始展现时,西北在我的瞳孔中逐渐隐没消失。这种消失以一个强烈的信号为标记:猪脚饭。记得第一次在南方街道目睹到这三个字时我惊呆了——文化差异来了!我在那一刻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曾生活在一个多民族聚居区,那里对某些词语有着深深的禁忌。

在中国,“珠三角”绝不仅仅是“珠江三角洲”的缩写,它早已超越了地理意义而具有象征意义。从东天山来到珠三角,意味着从穷地方来到富地方。那么,我在这个富地方看到了什么?在热带炽烈的阳光下,我发现榕树硕大如蘑菇云,芭蕉树能将枝叶升至三层楼窗口,鸡蛋花有姜黄色也有紫红色……我还发现了另一些场景——小镇里塞满破烂农民房,菜市场污水横流,大排档人来人往,出租车大货车鱼龙混杂……这些生存场景宛如一幅热带雨林图,让我的头脑变成了一锅粥,但我却不想轻易逃离——不,我要住下来,真正地定居下来。于是,我一面克服着认知失调症,一面瞪大眼睛观察。

南方生活充满了变动,而这种变动在西北是微弱的。从农业大国转身进入工业化,国家的腰肢在扭动之时,也带动了其中那些微小的个体。现在的我,虽然只经历了属于我的一点点小事,然而,一叶知秋。故而,我以我的南方经历为轴心,汲汲营营地拼凑着记忆,试图通过点滴感受,提供出南部中国正在嬗变的一个小切片。

我写下了《从毡房到出租屋》《从眼里取出一座孤城》《东莞定居记》《樟木头笔记》《隐形芳邻》《看得见东江的出租屋》《南方街道》《南方公交车》《南方饭桌》等,用以描述我所观察到的南方细节。这里的“南方”不仅仅指地理位置,更有一种中国人心照不宣的隐秘暗示——在僵硬冰冷的北方正宫之外,还有一个繁花错锦般的南方后花园。

我发现所有我所萃取的记忆核心,都和我的亲历有关——也就是,在我所记录的“南方生活”中,“我”无时无刻都在场(虽然有时我真恨自己,不该来这个鬼地方)。原来“南方”根本不是免费超市,并不对每个人都慷慨大度。当我描述搬家时被暗算的窘境,晚归时找不到租住房屋的焦急,菜市场被人劈头称为“老板娘”的尴尬,整个“南方”都变得不像新闻里那么美好了——在那些被镜头简化的事象表面下所隐藏的,是既相类又有所悖异的真相。真相是:南方也有垃圾,有污水,有可疑的人,有意想不到的事。随着我定居此地而展开的系列故事,彼此勾连,形成了一个具有弹性和韧性的特殊景象。

最初抵达岭南,我简直像飞机失事后被丢进热带丛林,要手无寸铁地应付各种危险和障碍(它们看起来就像榕树那样巨大而难以逾越),而我居然通过钻燧取火的耐心,获得了针尖大的光明。在岭南,我要克服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生活和写作。它们交相更替地折磨着我,让我经常会想到放弃:回到故乡?放弃写作?然而,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后,我又回到了电脑前。当其时,我以为自己要穿越过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种种障碍才能取得真经,其后的经历让我明白,其实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只要自己愿意去克服,一切困难都能找到办法(无论生活或写作)。

是我自己启动了这趟受难之旅,我无怨无悔。七年南方生活的结果是——我能闻出草丛里老鼠尸体的味道。那是种很难形容的味道——臭得古怪,像在一片中音里突然冒出个高音,一下子就撞到了鼻尖上。这种对一个地方的感知经验,不仅仅是一种地理经验,更是一种心理经验。感谢老天——它微笑的时刻多于皱眉的时刻。虽然我在丧失任何保障的情况下,饱受失望、悲愤和抑郁的折磨,但却像角斗士般,在血腥的厮杀中又挺立了起来。

身处异乡,总会有消极的一面——你总是置身事外,作为一个观察者向里看,你永远都不可能是一个当地人,不可能从内部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那么,我如此兴师动众的迁徙之举,是失败之举吗?痛苦引发思索。我感觉自己的视野大大地拓展了,像从一台十四英寸的电视机前走过,来到一家巨幕影院般,我发现自己虽然横跨了五千公里,但还是在中国大陆内部迁徙;虽然我所目睹到的地形地貌有明显差异,但事实上,西北和岭南的历史遭际却大致一致。

最令我欣喜的是,汉语让我在南方找到了归属感。虽然我尚未能熟练掌握粤语,但通过阅读,我慢慢深入到这个地区的深层内里。那一刻,当我站在东莞酒吧街的绍广詹公祠时,我看到了典型的中式建筑,也看到了各种条幅牌匾,更看到了满墙的汉字。我在那一刻想到了另一间屋子——在甘肃甘谷县老家,那被我父母遗弃的我们家的祠堂。我坚信,这两个屋子的模样应大体一致。于是,我那颗游子的心虽然没有找到回家的感觉,但也从此安定了下来。

当我在描述南方生活时,使用了一种和以往有所不同的腔调——阴柔腔调。我更关注内在的、幽微的、被丢弃和被遮蔽的经验,而无意去慷慨批判,亦无意强烈愤懑。这种迂回笔法的选择,和我初来乍到,尚未能积累起足够经验做强势姿态有关,也和我身为女性,更关注细节有关。这种写法反而让我舒畅欣然,因为我发挥了属于我的阴性优势(而这种优势曾被深深打压)。啊,女性的天空虽然低,但却更接地气。在女性的眼里,事件永远不仅仅只是事件,还是环绕着那些事件的气候,包藏在皱褶内部的暗纹,那个人低头的瞬间,那个特殊场合里灯光的颜色。

在新疆,因沙漠粗粝,气候恶劣,使得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很坚强。啊,从童年至少年,我都被灌输着一种阳刚理念: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在缺水、大风、暴雪的时刻。故而出现在西北的主导性文字,是描述人和自然抗争,最终在严酷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文字,而这些文字的书写者绝大多数是男性。很明显,阳刚思维占据了整个西北地区!很明显,这种思维曾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穿着发型、行为举止、性格脾气都更倾向于阳刚。我的观念和感受也被阳刚意识俘获,所以我曾经的文字是别扭的——力图充满阳刚味,但却始终没有达到顶峰。

但在岭南,阳刚和阴柔的位置似乎完全被颠倒了——工厂里女工更受欢迎;深圳白领女因不愿降低生活标准而拒绝结婚;那些港澳台、马来西亚的女作家,在描述女性意识时大张旗鼓。这一切对我都是一场“革命”——我的女性意识在南方获得了觉醒。我第一次发现,女性的本质是阴性,而这种特质根本无可更改;而那些被阴性细胞所观察到的细节,是多少男作家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啊。可是天哪,以前我总是陷入深深的自责与羞愧——自己太琐碎太繁复!太不宏大太不干练!那个时期,我力图让自己的文字像被洗衣机甩干后的衣物,不要有滴滴答答的液体落下。我是到了南方后才明白——思想的水滴并非想有就有,想落就落。

这是多么大的发现——我错了、错了、错了!我为自己不能像男人那样书写而折磨自己的行为,真是大错特错!在西北那个男性意识占据主导的空间里,女性从来都没有站稳过自己,也很少知道捍卫自己。为什么?因为女性不相信自己,因为她们在男人制定的标准线上衡量时果然是一个负数。

当我发现街头巷尾的声音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会议厅、演播室里的声音时,陷入到一种惊喜状态。伴随着惊诧,我在书写中找到了兴奋点,总感觉有滔滔不绝的词语从身体里涌流而出。我终于找到了孜孜以求的腔调——女中音;我终于明白我身为女性永远无法抗拒来自性别的暗示,而我事实上根本无需抗拒,只需顺应便可。于是我放下了思想的包袱,不再觉得自己非要如拓荒者般刚毅,非要写出史诗巨著,而只需忠于自己的内心,书写自己的发现便可。

以前,我总觉得没有素材可写;可现在,却觉得素材满坑满谷。当我进行创作时,外在的形式是一个人正在敲打键盘,双眼紧盯屏幕;但这并不是真相。真相是——在我的脑袋深处还有另一双眼睛,它们透过我面孔上的眼睛发出光芒,将那些情感张力最强的片段留下,而删除常规性的画面。是的,我并不想写男人们希望我写的那些理想和冲突、责任和义务,我要写的是经过我的身体过滤后的那些气味、色彩和曲线,是另一个微观而鲜活的世界,是阴性世界,是完全有别于理念塑造出来的世界,是我的世界。我将不再按照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遵循自己内心最真切的感受。如此一来,我居然像自杀者纵身跃入大海,反而窥视到海底奇诡斑斓的景象般,获得了意外的重生。

我深深知道:好文章可遇不可求——那是向自己的灵魂要账啊!好文章根本不可能预设。一切都来自偶然:偶然的一起念,偶然的一个片段,偶然的一句对话。当那个触发点碰撞到了心尖,作家便被某种东西击中,急匆匆开始敲打键盘。

不止一次,在凌晨天色未明之时,我陷入困境,在电脑前用双肘环抱住脑袋,像被人痛打了一番。写作是艰辛、冗长而孤独的。写作的过程不仅是整理素材的过程,更是拷问自己灵魂的过程——写作者的心尖总伴随着指尖摆动。如何穿透表层进入心灵深处?如何撬开那个深不可测的秘密?如何在繁琐废话里发现清晰真相?写作是大脑在思考,也是身体在燃烧,其微妙程度不亚于跳芭蕾舞。

日复一日,我像被戴上眼罩的驴,转动着我的磨盘,全身心地沉浸于写作,将一件他人看来是苦行僧的事干得有滋有味。我想我这一代人不仅仅只属于自己,还肩负着父母辈的记忆(他们没有书写能力),同时,我们还要为我们的孩子留下些记忆。因为我们会忘记,我们真的什么都会忘记。

东汉古诗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而对当代人而言,外部空间已不再单一化。也许现在,“是胡马还是越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人对现状不满,这世界便会有迁徙者。他们会设想更远处有个“好地方”,然后拔营起寨,举家前往。他们携带着原有的胎记来到新地方,而随着他们的到来,让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又前行了一步。

反反复复——离家,返家。当我置身珠三角时,我擦亮了东天山;当我返回东天山时,我又想起了珠三角。在这两个完全迥异的环境里,我辨析、我寻找、我质疑。我终于明白,原来迁徙之路和返乡之路是等同的,只不过一个的起点是另一个的终点;原来生命之流不是一泻千里,而是前进又回溯,一波三折;原来我所进行的迁徙是双重性的——既是地理上的,也是精神上的(虽然这两种迁徙都令我的孤独感倍增)。正是这种大幅度的移动变更,让我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让我不断地整合与思考,将自己破碎的感官、记忆和经验努力黏合成一个完整的形状。

网站公告
图片新闻
热点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