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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一千个人眼里会有一千个你

http://www.frguo.com/ 2018-04-10 《青年作家》2018年第04期  吕新、蒋殊

 

  吕新,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委会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生于1963年,1986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抚摸》《草青》《掩面》《下弦月》《吕新作品系列》(20卷)等;曾获上海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

  “今天,依然不知道别人如何评价我”

  蒋殊:看过一些关于您的访谈,大都是针对作品的,然而许多读者因为喜欢作品,故而好奇您的经历。您的小学正是“文革”时期,初中也应该是“文革”结束与“四人帮”即将垮台之际吧?那样的小山村,那样的年代,学习情况是什么样子?有课外书看吗?

  吕新:小学是1971年,上了五年,然后开始升六年级,实际上已经算是中学了,但是完全懵懂,完全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过。不只是我,可能别的同学也不知道,别人问几年级了,就很顺溜地回答说是六年级,根本没有一点点中学的概念或意识。我们那一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初中竟然是两年半。可是等后来上高中的时候,一切又都正常了,也是正经的秋天入学,真不知道那中间的时间是怎么兑出来的,给人感觉有点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印象。所以,到初二的时候,都认为自己还是七年级,是小学七年级,叫也是那么叫的,就连老师们也都那么叫。校长说,七年级的郭香山,把我冻在窗户外面的一块冻豆腐偷着吃了,吃了就吃了吧,我以为他拿回他们家去了,问他爹,他爹说从来都没见过什么冻豆腐,可见是他一个人吃了。他还吃烟,一盒烟吃了四五根,剩下的又不敢拿回家去,就用斧子全砸断了,有没有这事?当然有,郭香山比我们都成熟得早,七年级一毕业,包括男女之事在内的很多事情就都懂得了,说话、做事,都一副大人样,我们在他面前竟像是又一代人。

  我至今记得一个小学同学,与我同龄,就住在我们前面,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时候,老师问他升呀还是退呀?我印象非常清楚,他腰一挺,坐得笔直,很骄傲地大声回答说,升!老师说,升?我看你还是退吧。就真的退了,从此永远比我们低一个年级。他很早就成家了,他的大儿子如果还活着,至少也有三十五六岁了。我不知当年留级的事对他有无影响。

  说没有课外书,好像也零零碎碎地看过一些,红小兵画册一类的,都很薄,抓特务,抓地主,控诉旧社会一类的。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有好几个红五星,都是自己做的,铁皮的,涂上红油漆,戴在帽子上。盼望村里出现特务,盼望能真刀真枪地实战一回,却从来没有实现过。

  正经的书只有一些大人才有,想看只能偷着看,一次只能看一点,因为不可能有足够从容的时间和机会让你尽情地看。看完以后再恢复原样,原来怎么放的再怎么放好,因为完全不确定会不会挨骂挨打。当时的一些小说都是那么在忐忑和惊慌中看完的。《三侠五义》尽管作者的名字里有一个字还不太认识,也全部看完了。《水浒传》看过两种版本的,一种是上下册,另一种是上中下,以为三本的和两本的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结果也没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

  有一年,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提着一个大包来到学校里,原来是新华书店的人来卖书。在那排门朝北开的南房里,包打开,里面竟然全是书。学生们只能在旁边围着看,稍一靠得太近,卖书的人就像轰鸡一样把你赶开,知道你买不起。只有老师们才有资格挑选,因为他们有工资。一个老师买了一本《山林支队》和《万山红遍》,边走边翻看。不知道别的学生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感觉,至少我自己是羡慕死了。

  蒋殊:学生时代,老师与同学们如何评价您?

  吕新:不要说学生时代,即使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别人如何评价我,我在别人眼里是个什么样子。有些事情属于无法关心、无法在意,也关心不过来、在意不过来,只能是不去想这种事,我从来不想。

  蒋殊:说说您工作以后的经历吧。

  吕新:做过很多种工作,因为年轻,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跟着单位里的老同志骑着自行车(有时是三轮摩托)跑过数不清的地方,煤矿、农村、城镇,见识过各色人等、各种家庭关系。也跟他们学会了抽烟,是专门停下来坐在路边或者树下抽,而不是边走边抽,边骑边抽是很难体会到那种应有的感觉。想起小时候坐在路边看路上的行人,一前一后两个骑着自行车的人,前面的那个嘴里叼着烟,后面的人说前面的是傻瓜,烟全让风抽了,前面的人不听,继续呼呼地冒着。

  面对过各种合同,见识过一些选举,跟随过一些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参与过考古,寻找墓群、各种遗址,搜集、发掘过民间舞蹈,目睹过体制内和体制外各种基层艺人的悲欢。以后做编辑,见到各种字迹的稿件,也有部分稿件的主人以真人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有人呼吸平稳,也有人的呼吸足够急促。

  蒋殊:上世纪八十年代,准确说是1986年,山西省作协成立“赵树理作家班”,半年时间,全脱产。那段时间工作还在左云吧?能说说那段时间您的收获吗?

  吕新:能多看一些书,多认识一些人,最关键的也是人生的一页,漫长旅途中的一段或几步。人们不是常说么,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自己这一生都会经历些什么,下一段路究竟是坡度还是弯道,是沼泽还是坦途,所以只能把每一天,把每一天遇到的人事都认定为必然,而事实上也可能就是必然,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必然都在一个人前面的路上等着他,他不来,有关他的各种因果关系也就一直不会发生,都在沉睡着,或者以其它的方式存在着,只有等他从那边过来了,那一切才会真正显现。

  去北京,可以不路过天津或上海,可是你能不经过石家庄和保定么。当然,要是你精力充沛,也有时间,你去原平,也可以路过北京。有一年我们去灵丘、沙河一带寻找一户流落于民间的人家,途中一个比较大的站就是北京。

  蒋殊:感觉您是个特别不爱说话的人,事实上大多数人也都这么认为。可是有熟悉的朋友知道,许多时候您其实也挺健谈。那么您选择聊天的对象主要是什么人?喜欢聊些什么话题?

  吕新:主动选择过聊天对象,那怎么可能?我也很少有机会和人聊天。聊天这种事,简单的三言两语是聊,很深的很复杂的也是聊,感觉有点像种子发芽和生长,也需要相应的各种条件,阳光、土壤、温度和水分,甚至肥料。至于话题,那可真没准,什么都有可能。人与人之间,绝对存在一种磁场,互相排斥或吸引,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有远近不一的关系,人们常常用缘分、志趣、情感或者共同爱好、共同语言等等概念来表述、代替,实际上有共同爱好共同语言的两个人也并不代表就能够相知相交,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事例。两个人,分别从各自的方向出发,要往一起走,往往快要碰面时,忽然一道无声无形的闪电降落在他们的中间,把各自打开,再让他们顺着来时的原路,各自走远,无功而返。这样的两个物体,天生就不能碰面,更不要说相知相交。还有的就是那种茫茫人海中,无论清平世界还是纷繁乱世中越走越近的,他们的中间不会有霹雳。有闪电把他们打开,那就足以证明这两个人不对、不行,互相也就不要去费那个劲,费也是白费。就是俗语说的天生没有缘分。

  不过,也有另外的情况存在,并非因为闪电的作怪或缘分不够,而其实是由于时间的匮乏以及简单的表象而导致形同陌路,甚至罅隙,甚至生出某种莫名的恨意。

  “写得很顺利时,会专门停下来冷却一段时间”

  蒋殊:听说您八十年代写过诗。后来虽然不写了,但小说里却会呈现诗一样的语言,给人无限美感与享受。您说过对小说语言的要求胜过其它,是这样吗?除了语言,你评价好小说的标准是什么?

  吕新:惭愧!曾经误以为是诗,其实都是一些分行的字。

  一本书,语言不好,真的很难读下去,除非写了非常特别的事,而那事又是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看到的,又是你想知道的,那时候就可以不计较语言的问题了,他说他的,啰嗦他的,陈词滥调他的,你何必和他计较,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他使用了什么手法难道很重要么,一点也不重要,你只要看那个事情本身就行了。这种书,只是个案。

  但是,对于大多数作品来说,语言承载着所有和全部,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当然是要看这些语言写了什么,第三个就是写出了什么,或者揭示了什么、毁掉了什么、建设了什么。

  我现在看书不强迫自己,如果不是我所感兴趣的内容,很难读下去,哪怕语言很美,那也没用,也很难被吸引。

  蒋殊:看您一些作品,有许多长句子。《白杨木的春天》中,有的长达62个字,比如“他不是没有见过它们在街上为争夺一块裹满尘土的早已完全没有任何油水的枯木般的骨头而进行的残酷的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接力赛似的争抢”。其它还有一句57个字、52个字,三四十个字的就更多一些。这样的表达与普通句子您觉得不同点在哪里?

  吕新:啊,你要不认真指出来,我还真没发现还有这么长的句子,这要是一个错误,也绝对是无意之间犯下的错误,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要是意识到了,可能会做一些停顿或裁剪。所以,之所以没有引起注意,没有觉得哪里不对,我以为这也就是一种比较普通的句子,当时要是感觉它特别或者怪异,当时就会发现,停下来。

  蒋殊:听一些喜欢您的读者谈到您的作品,也有很多人想问:小说中的故事是真的还是虚构的?小说家的想象力该如何培养?

  吕新:有时候,真实生活会占到一定的比例,但所有的历史背景都是真实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使是某些时间模糊,年代朦胧的故事,也一定会有某种类似路标或者特殊印记的东西存在于其中。

  真实与虚构之间存在着无限的空间和可能性,但是同时也一定在暗中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和原则。陈万年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且力大无比,但是他确实是被人气死的,如果你出于某种目的或需要,把他的死虚构为其他原因,比如经济或爱情,政治或者车祸,归咎于历史或者时代,这样的虚构至少是我不需要的,并鄙视和唾弃的,因为这早已与文学无关了。

  我也是一个没什么想象力的人,所以真的不知道想象力该如何培养。这种东西能培养么?就像酒量,我也培养和锻炼了三十多年,也没培养成,时至今日依然毫无长进,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和进步。

  蒋殊: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1986年的短篇《那是个幽幽的湖》。听说当时《山西文学》责编是祝大同老师?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吕新:这个事情我已说过好几次了,我现在归纳为一句话:从自然来稿中被发现,被筛出,没有从窟窿眼里漏下去,然后受到鼓励,受到爱护和包容甚至容忍。小说完成于一个寒冷而黑暗的冬夜,所以其形态与当时所在的时空应该不无关系。

  蒋殊:有熟悉您的读者说,从《那是个幽幽的湖》到今天,您的作品从本质上都没有变。

  吕新:一个事情,可能真的在一千个人眼里会有一千种模样。一棵树,一个人,一片水,一个故事,一篇小说,一段历程,在每一个具体的人眼里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你也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不对,每个人这样说,可能都有他的理由,也可能没有理由,所以说只不过是来自他处。

  关于变化或者不变化,我本人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一路走来,我觉得一切都是自然的。一个人从年轻到中年,再到老年,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从心态到情感再到眼光和行为,再到观点、观念、立场、审美,所有这些都在改变甚至重新确立,你的笔下怎么可能没有改变?我甚至觉得人的变化是以秒来计算的,这种变化包括人生立场的改变,外人当然看不见,能看见的只是你那个人,还是那副模样,还穿着那样的衣服,这就必然会造成无限的隔膜和陌生。两个人多年不见,猛一相遇,发现彼此变化都很大,怎么可能不大,每一秒钟都在运动、震荡,甚至发生着巨变,从里到外的刷新,从容颜到立场。

  关于人的变化,我自己的体会是,面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你坐着和躺着的时候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两个结果。我自己就是这样,躺着和坐着的时候心情是截然不一样的。还是那个人,还是那件事,当你走路的时候,极有可能又会产生第三种可能。当你和一群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想起那个人,想起那件事,完全有可能出现第四种情况。所以说,万物为刍狗,所有这些刍狗中,可能没有比人心更复杂的了。

  蒋殊:《那是个幽幽的湖》之后,就是两年后的1988年在《上海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瓦楞上的青草》。随后1989年,感觉就是井喷的一年,一口气发表了18个短篇2个中篇。怎么突然就有了这么大的爆发力?

  吕新:并不是什么爆发力,那些小说都是前一年的时间里写下的,也有当年写的,到了第二年,就都集中出来了。

  蒋殊:年尤其是1993年以后,就几乎都是中篇小说,并有了长篇小说。是不是觉得短篇小说无法承载您要表达的东西?2007年之后,发表的作品就少了,一年一个中篇甚至几年一篇,是一种沉淀吗?

  吕新:对,写作这个事,确有一个承载的问题。某些时候,写作如同搬家,一辆独轮车能搬什么?一个绒毛玩具就放满了。一个一生都在毁坏又在不断建造的人,难道不需要那种辽阔、坚固,载重能力强,同时又适宜于长途跋涉的载体么?甚至连独轮车也在被搬运之列。小时候见过一户人家搬家,从干河搬往凉都,所有的家当都到了一辆车上后,他们的大儿子原计划骑着自行车走,车后面还驮着两个包袱。后来,实在是因为路途过于遥远,就连自行车也一起搬到了车上。

  几乎所有的写作者,中年以后可能要比他年轻的时候写得又少又慢,我个人的感觉是少了年轻时的那种不管不顾的劲头,热情减少,考虑的问题更多了一些,又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热衷于发表。如果不能很好地交待自己,不能够说服自己,是不会动笔的。也许还会问自己一声,这个东西写出来到底有什么意义甚至意思?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或者得不到答案,那你怎么开始?不像年轻的时候,似乎什么都能写,有了一个题目甚至一个粗浅简单的意象就能够开始。

  年轻,首先代表鲜活,代表勇往直前,不屈不挠,但同时那种草莽之气也不可避免。我们年轻的时候,看见那种勇往直前的人,经常会说一句话:勇敢的野牛之血,看那个勇敢的野牛之血。

  蒋殊:听说您写作非常快。您通常构思的方式是怎样的?

  吕新:快也是年轻的时候,确实也比较快。当然现在也能快,关键是你那么快要干什么?我现在对于快非常警惕,当发现或意识到叙述得很流畅很平滑时,那就要引起注意了。注意什么呢,注意得意忘形的问题,人一得意必然会忘形,乃至丑态百出。所以,我常常在写得很顺利的时候,会专门停下来,去做别的事,冷却一段时间后再重新开始。就像铁匠打铁,总得有个淬火的时候,不能一直那么通红炽烈地干下去,那打出来的东西也不能用。

  关于构思,简单地说一下,年轻的时候不构思,现在构思,这可能也是中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差别

  “一千个人眼里会有一千个你”

  蒋殊:说到吕新,绕不过“先锋作家”这个称号,更有人说您是“当下中国最后一位先锋小说家”。对您2017年获奖的长篇小说《下弦月》评价,依旧是“创造性地运用了先锋技巧,再现了中国北方农村的广阔图景”。您自己同意这个说法吗?

  吕新:还是那句话,一千个人眼里可能会有一千个你。你能想象你像孙悟空身上的毛一样一下变出那么多的你么,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眼光看,如果所有的人都人云亦云,那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你了,会只有一个,唯一的一个。不管如何,有一点我觉得最重要,别人如何说你,你至少不能因为说你好,你就表示同意,甚至鼓掌欢呼,而说你不好你就不同意。

  人很容易反感别人护短而很少意识到自己其实更护短。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种族,如果存在护短的毛病,只能说自己好,不能说自己不好,真的很难前进。就算不前进,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那也还有一个公正、客观、旷达和良心的问题。

  蒋殊:您最欣赏的作家或者作品有哪些?或者说在您的写作初期,最影响您的作家与作品有哪些?有限的接触中,似乎感觉您特别喜欢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能具体说说喜欢这部作品呈现出的东西吗?

  吕新:喜欢马尔克斯的几乎所有的小说,很少有作家能像他那样少有败笔之作,比较起来,他的短篇小说要比他的中长篇小说逊色一些,这已经非常难得了。我这个人比较恋旧,当然前提是这个“旧”必须得非常好才行。我注意到很多人灵活多变,经常改换热恋对象,我没有,这十几年来就再没有发现过一个让我很喜欢的作家。

  《霍乱时期的爱情》这部小说,当年看到第一页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上了,直至最后,阿里萨在船上说出那句已经在我们的心间回响了一个世纪的既像闪电霹雳又如同和煦春风的话“永生永世”之后,我们似乎终于懂得了什么叫爱情、什么叫浪漫、什么叫人。可是,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民族的人的所谓价值观和爱情观去看、去衡量、去评判,阿里萨这一生无疑是失败的、可怜可叹的,更非常不值。人们会在心里想,他到底得到了什么,难道不是一个十足的傻瓜?多少年,我们总是以“是否有用”来衡量一切、评判一切。我们活得太世俗了,处处要求实惠,事事希冀和等待回报,没有回报、没有得到立竿见影的结果,就会认为一切都白干了。接下来便会心生不满乃至怨恨甚至更深的仇恨,同时还自以为从此看破了人生世事。

  所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创造中,很难看到真正的爱情,凡看到的,几乎无不掺杂着各种杂质。

  蒋殊:您在《白杨木的春天》后记中说过:似乎所有的作品都具有纪念的性质和意义。您写过那么多的作品,是纪念什么?

  吕新:如果说到纪念意义上的,可纪念的太多了,纪念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几代人、一个地方、一座房子、一条河、一片曾经开满野花的原野、一段路程、一段岁月、一些让你刻骨铭心永远无法忘怀的往事。

  蒋殊:您说过,写作的目的就是“抵御黑暗,征伐丑恶,就是带着人生的伤痛荣辱,一次次回到故乡”。读过,被这句话感动。故乡就是化解伤痛的良药吧。可以具体说说吗?

  吕新:无论任何时候,也无论你身在何方,得意抑或失意,可能总有一扇门是朝你开着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则鲜有这种可能,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故乡。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黑暗和丑恶,除去那种庞大的铺天盖地的非个体能力所能抵御和抗击的恶或黑,尚有众多个体本身的恶和黑,大家共同作案、共同犯罪、集体舞弊,彼此心照不宣,这在世界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

  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有原则的,其实并没有,尤其是当所谓的原则遇到利益、危害和友情时,他的所谓原则也瞬间就会不复存在。现实生活中,八九成以上的人是没有原则的,几乎完全不存在那个东西。原则即底线,也意味着最后一层遮羞布。一个没有底线的人,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呢?所以,对一个人来说,很多时候往往并不是他或者他们非要出乎你的意料,成心让你目瞪口呆,而实在是源于你对于他或者他们认识尚浅,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

  蒋殊:大多数作家的书写都是从故乡开始的,您把作品中很多背景也放在故乡。请谈谈故乡对您作品的影响,或者您想通过作品对故乡进行什么样的呈现。

  吕新:你要打算写一个小城,首先浮现在你脑海里的一定是你最熟悉的那个小城,不大可能是千里之外的另一个陌生的小城。你叙述的故事开始于一个乡村,也一定是曾经容纳和盛放过你童年世界的那个乡村,其中是人物也是你最为熟悉的。本来一堆黄河岸边的材料,非要从一个遥远的黎族村寨甚至美国或希腊开始,那别人也拿你没办法。

  我理解的故乡是一个可以随时出发也可以随时返回的东西。你可以在那里起飞,也可以不在那里起飞。可以在那里降落,也可以降落在他处。

  蒋殊:说过,您的小说语言非常诗意化。还有许多其实就是诗意的想象。诗意的语言来自诗意的想象,是缘于您对外界的感知吗?

  吕新:在三岁以前,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别,哪怕他的家族遗臭万年,哪怕他的父母丧心病狂、十恶不赦,几乎没有不可爱的孩子。分野或者悲剧,发生在之后的那些成人岁月,客观世界对人的照耀或者辐射,浇淋,现实生活对他的腌制、漂洗或打磨,无数次的试探、考验,几乎每一秒钟都在感知或者接收着来自外部世界的投影和植入,然后在他的心里叠印出各种纷乱或怪异的图景,然后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人。

  写作这样的东西,内心其实难有诗意,苦涩的东西可能更多一些。

  蒋殊:您说过,您的改变是对《白杨木的春天》及《灰蓝街》的写作,它们表面看是作品,背后却反映着一个人在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是什么样的决定?

  吕新:可能都有一些所谓的历史知识,觉得自己了解一定的的历史,区别只是觉得对于某一段比较熟悉,而对于另外几段则纯粹陌生,甚至完全空白。可是,过于久远的先暂且不论,就说你最为熟悉的那一段,你觉得你所了解和掌握的那一点所谓的历史知识,真的就是你所知道的那样的么?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实际是什么样的,到底真的发生了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不要说后来的人,即使是同时代的人,甚至某一事件的参与者、当事人,事实上都常常被蒙在鼓里,充其量都是盲人摸象,每个人可能都只知道自己摸住的那一点点,以为那就是事情的全部。从这一点来说,那还不如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呢,他们至少知道自己完成的只是其中的一点,一个螺丝或者一个侧面,只是整个庞大链条上的一环,而并非全部。

  有人说历史可以触及,是属于物质层面上的东西,我从不相信这种话。春秋战国你就不要去触及了,司马迁触及到的也都未必真实,他呈现的其实也都是一些堂皇的能够拿到桌面上和书面上的东西,我觉得距离事实的真相也还足够遥远。孔子的所谓春秋笔法早已将许多东西修剪,抹平并进行了抛光打蜡。不要那么远,你去触及一下1972年或1983年的历史,甚至昨天乃至今天才刚刚发生的事,我不知道谁能触及到什么。你能弄明白其中的因果、脉络、走向,包括某种突如其来的急刹车以及背离初衷的转折么?

  一个人,发现自己多年所拥有的历史经验或知识有一多半甚至八九成以上是假的,发现正在经历的现实生活也并不那么确定,更发现每一天每一年所过的所谓日常生活也常有不真实之感,你还能安心地摇头晃脑地吟风弄月、合唱加独唱再加表演唱,一心期待赢得鲜花和喝彩么?

  我事实上并不想与什么过不去,更愿意宁静一些,可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就出现了距离,等到再发现的时候,已经站到了一些东西的对面。

  “你踩住我的手了!”

  蒋殊:有的作家写作,是给一个读者;有的作家,是给一群读者;有的作家,只写给自己。您呢?

  吕新:从来也没想过这种问题。有人看,有人喜欢,那当然好,没有人喜欢,没有人看,这种事你也不能强求。人应该只能顺其自然,但是现实中,就有人经常强求各种事情,有些急火攻心的厚颜之人,恨不得绑架别人看他的东西,各种绑架,道德绑架、友情绑架,以文学的名义,以艺术的名义,以公正良知的名义,甚至以人类、历史的名义,无所不用其极,就差动用武力甚至暴力了。腰里绑一圈炸药,喘着粗气站在你的面前,你要是不读他的那些破烂作品,他就立即引爆。

  现在我知道有不少人看我的小说,而且有的很喜欢,我很高兴,高兴之余,只担心自己写的不好,也许会令他们失望。我从没有做过这种梦,很多年,其实一直以为只有一个读者,那就是每一个小说的责任编辑。心里是那么想的,出于工作和职业需要,他至少也得马马虎虎地过一遍吧?而且,作品还是他约的,要是连他也不喜欢,压根也就不会写信或打电话了吧。其实真正从我内心来说,他人看与不看,都不会对我构成多大的影响。你要是真正低到尘埃以下,可能会听到一种浮在半空中和高高在上的人永远都不会听到的声音。

  蒋殊:您还有许多作品是描写南方的,不了解的读者可能会觉得作者就是一个生活在本地的人,可您却是一个没有在南方生活过的地道北方人。还有那些对过往历史细节的描述。对不了解的环境与生活,如何做到如此逼真又栩栩如生?

  吕新:问题,看似自然、普通,实则够得上抽象,可能我也只能说一句笼统而又很难着边际的话:认真地写出自己最真实的感觉和感受。

  蒋殊:从读过您有限的作品中感觉,您是一个极其冷静的人,比如说《白杨木的春天》,比如《灰蓝街》,其实描写的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甚至血腥无比的故事。写作中您是什么样的心境,如何可以做到这样不动声色?

  吕新:就是他们中间某一个人的心情,或者他们各自的心情。只要客观地描绘、真实地叙述,不虚假,不做作,不考虑是否有人看,更是否有人喜欢,不去管它会怎么样,可能就会杜绝作品之外的杂音。同时可能也会把许多噱头以及装腔作势和张牙舞爪拒之门外。你怀着一种大佬的心情去讲述一个穷人的故事,我不认为能讲好。你脑满肠肥,飞黄腾达,如日中天,却要表现一个被厄运扼紧喉咙已坠入深渊的人,写出来也多半是笑话,或者话剧腔调。

  蒋殊:时,您会沉浸在小说中的人物里难以出来吗?

  吕新:有时会,印象中当年写《发现》,后来写《草青》和《阮郎归》等东西的时候有过那样的情形,走在现实的街上,感觉却是走在1950年或1962年的某一条街上,满街金黄,幻觉般地看到小说里的一个人背着一个包袱,正在敲临街的一个门,木板褐黄,上面却溅有猪血和雨水的痕迹。看见一个人扎着围裙,坐在一个小饭店的门口抽烟,心里想,还抽呢,一会儿就要出事呀。感觉血已从里面顺着门缝流出。

  蒋殊:您的作品,似乎总是远离着现实世界?

  吕新:也许有人会那样认为,但是没有现实世界现实生活对一个人的强烈辐射,又怎么可能会有那些作品?我只是不喜欢描写公司、官场、股票、白领、投资、新闻、办公室,谁给谁打了一个电话,谁请谁吃了一顿饭,谁和谁然后上了床,谁和谁去旅行、去西藏、去川藏线……等等类似这些内容,人们以为这就是所谓的现实世界、现实生活,我对于这些完全没有丝毫兴趣,不过是一些时间的泡沫而已,一觉醒来,满地垃圾。

  蒋殊:您作品中的背景,为什么喜欢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吕新:我是从那个年代里成长并过来的,后来忽然发现,所谓的故乡,又以另一种也可以说是除地理和精神之外的第三种意义呈现,那即是时间,时间也是一个人的故乡,尤其是某些特定的时间。我回到六七十年代,就有一种明显的回到故乡的感觉,其它年代对我不构成这样的关系。比如九十年代,新千年以后,现在的年月,我就不会有故乡的感觉,倒常有一种丧家之犬的感觉。这样一看,对人影响最大最深远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一个人的童年,这一点也早已被精神学和心理学领域发现并证实。我也相信,所谓童年阴影会覆盖一个人的一生,彼时的各种笑声和哭声也将会响彻他的一生。相反,其他时间里的声色光影则很难引起他的注意,更不用说刻入他的心底,被他一生铭记。同样是死,同样是欢乐,同样是被岁月浸染得越来越憔悴的容颜,为什么之后的人事时常被忽略,难以再震撼你的心灵?我想错不在于人事本身,而在于昔日那个纯净敏感的童年已然长大并逐年逐日地越来越趋于麻木、冷漠、世故、世俗、目光浑浊、心灵油腻。

  我回到地理意义上的那个故乡,看见一处院子,会记起多年以前谁曾在这里发出过笑声,谁曾在这里撒手人寰。看见整个从前的故乡,一切都如同一幅微缩过了的景观,那说明什么,说明你已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孩子,她在你的眼里竟然变得那么微小、那么狭窄,甚至袖珍得如同一个玩笑,而从前是多么的广阔,跑了好多年都绕不完一圈。

  某一天傍晚,我在那些狭窄倾斜的街上行走,脚下虚虚实实,仿佛踩着一些昔日的灵魂。恍惚中听见有的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在下面说:“你踩住我的手了!”又有声音说:“你走到我的脸上了。”

  蒋殊:很想知道您在写作间隙读一些什么书?对作家读书,您的建议是什么?

  吕新:写作间隙,尤其是写作过程中,几乎不怎么读书,桌子上往往只有一个笔记簿或者一台电脑。每个人的阅读情况都不一样,当大规模的经典阅读早在多年之前就已完成以后,剩下的就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这就自由多了。当然还有后来再出现的,也有些是被禁锢多年的,几十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在读书这个事情上,不能相信任何机构或所谓专家、爱书人的鼓噪,说坑也许不妥,但至少那就是一面纸糊的墙。

  蒋殊:如何看待网络文学?您读网络文学吗?

  吕新:不知是否有人相信,这么多年,可能我是一个从来都没上过网络的人,电脑对于我只有两个作用,打字、收发邮件,所以几乎没看过。因为担任过评审,曾经被告知哪几个作品是网络文学,但都是打印在纸上的,所以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同。感觉其中还存在有太多的空间。

  蒋殊:您几年前对自己的作品有过评价,最喜欢的是长篇《草青》《阮郎归》《成为往事》,中篇《白杨木的春天》《我理解的青苔》《米黄色的朱红》《瓦蓝》《绸缎似的村庄》《一天》。现在有变化吗?喜欢自己作品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其中没有短篇小说?

  吕新:我得说一句,你看到的这个极有可能是我的某一个作者简介。经常有人嫌我的作者简介太短,字数太少,我没办法,为了变长,变得字数多一些,就只能硬着头皮多罗列一些小说的名称,这样一来,猛一看上去也有好几行了,至少字数比原来显得多多了。唉,能勉强交代过去,能马马虎虎地混过去也就算了。

  这个不能说明什么,只是为了给简介增加字数,尽量达到对方的要求。除了这个办法,我再想不出别的办法。

  借这个话题,我再多说一句令人无限郁闷和难过的话,经常有人替我修改我的作者简介,增加行数和字数,可能他们这样做也是觉得为了我好,因为增加的多是溢美之词,大多数人认为的光鲜体面之词。可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恰恰正是我最害怕最恐怖最不愿意看到的。每逢看到这样的东西,决不再看第二眼,能当时处理的都即刻处理掉。东西已经印出来,事情也已生米变成了熟饭,你生气、难过,又有什么用?内心的麻烦与泥泞无处诉说,更无人知晓。整个世界都是一条烂泥路。

  “喧嚣使人疲劳,即使是快乐的喧嚣”

  蒋殊:一直感觉,您是一个生活在喧嚣之外的人,是一个快乐地沉浸在文字中的人。如果不从事写作,您最想做什么?或者说最擅长做什么?

  吕新:真的使人疲劳,即使是快乐的喧嚣。我觉得这方面每一个人都有深切的体会。可是,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明知道喧嚣、疲劳、烦躁,却又常常不得不喧嚣,不得不烦躁。事实上,并没有谁在后面拿鞭子抽着你,拿枪逼着你去参加喧嚣和疲劳,大多数情况下是你自己主动走过去,走进去的,更有的还要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倾其所有。交了钱还得排队等候,没有一定的耐心,想喧嚣还不一定能喧嚣得上。到了跟前,后面的还要拼命往前面挤,就怕失去喧嚣和疲劳的机会,担心不能够亲身烦躁和身心俱疲。这可能也就是所谓的人生或矛盾。这能怨谁?并且,真正的现实生活中,一个没有喧嚣、没有疲劳和烦躁之心的人,在别人的眼里却又是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人。大家都在拥挤、叫唤,每个人都像是热气腾腾的刚出笼的包子,只有你坐在世界的门外,更像是坐在时间的背面。

  很多年前看过丰子恺的一幅漫画,他题写道“人散尽,一弯新月如钩”。可能只有那个时候,一个身心俱疲的人才能得到一种真正的放松和休息。

  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擅长什么,自我感觉什么也不擅长。

  蒋殊: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感觉,觉得每天都在大量浪费时间,聚会、喝酒、聊天、打牌、微信,这些似乎都离您很远。那么您平时的创作是什么样的?或者说生活规律是什么样的?有固定的写作时间或字数要求吗?

  吕新:都有各自的生活和爱好,人人都有自己的轨迹。让一个喜欢聚会的人每天一个人独处,那对于那个生命来说也是足够的残酷和折磨。让一个喜欢喝酒的人远离酒,那也等于无期徒刑,可能比长期服徭役还要痛苦。写作多年,我似乎对于环境和时间不太挑剔。不过人总是有精神状态好坏的时候,我可能和大多数人的时间不太一样,每天下午的状态要明显好于上午,所以我主要是在下午写作。几十年来,从来都是这样,即使是从前上学的时候,每天上午也都比较难受,不清醒,非常的迷糊。记忆中,每天上午的第一节课都是数学课,简直能迷糊死,感觉房塌了地陷了也很难被动摇和清醒。一到了下午,精神就来了,直到深夜,甚至后半夜都没有问题。事实上,每天上午过了十点钟以后,就完全清醒过来了。所以,我对于所有那些能够在早晨四五点钟就起来写作或工作的人充满好奇和困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那么迷糊,连睁一下眼睛都很困难,怎么还能写作?后来明白人与人的生物钟是完全不一样的。造物主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公正的,早上能工作的人,到了下午他们可能就不行了。

  现在,上午要是清静,也能写一会儿,但主要部分还是在下午。晚上不写,是散步的时候。睡前不能够想小说里的问题,包括小到一个句子,那会导致失眠。关了灯,将睡要睡之际,黑暗中忽然有几句话星星一样浮现出来,或者火把一样亮起来,为了怕第二天忘掉,再重新开灯,在纸上记下,然后再关灯。过一会儿又有东西出现,再起来。不用太多,这样折腾上两三回,时间早已驶向更深处。那种时候我一般不敢看时间,因为不用看也知道,早就已经到第二天了。

  蒋殊:总有一种感觉,生活中您是一个另类。很难想象,吕新在菜市场买菜,在商场逛街,在灶台边做饭,站在街边听一些闲言碎语。事实上呢?您会做这些事吗?

  吕新:菜买东西确实不行,所以一般也不敢承揽这种事,除非碰到特殊情况。但是会做一点简单的饭,个别稍微复杂一点的也行,有时还很好吃。简单的如炒米饭,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手法的炒米饭都没有我自己做的好吃,这一点早已被我自己所证实,且颠扑不破。

  聊天也无所谓,碰上好的人,能聊的,就多聊聊,碰上不能聊的就不聊,反正小说又不是靠和别人聊天聊出来的。而且,最关键的是,聊天就是聊天,其实与很多东西无关,不能给它们增加任何负担。一个人如果带着某种目的与人聊天,那就没意思了,自己首先不轻松不说,对于他人也是一种够得上自私的攫取。对方要是朋友,那就更是一种对于友情的亵渎和践踏。我自己很多时候宁可一个人散步或者坐着,也从不做那种事。

  别人讲故事、讲新闻、讲各种事情甚至段子,如果听众是我,那他可以尽管放宽心,我是从来不会把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东西一转身变成自己的小说材料。这么多年,我只写经过我自己认证、过滤和思考以后的内容,只写我本人最感兴趣的内容、最想写的内容。写别人讲的故事,就像临时穿着别人的衣服,一低头就能闻到别人的气味。

  蒋殊:好像您说过,知道自己后面要写什么,希望能一篇篇把它们写出来。对于未来的作品,是不是都有了规划,只是在一步步实施当中?

  吕新:对,好像大致清楚自己要写什么,没有过于明确的规划,但是纲领性的东西还是有的。就像要建造一处庭院,有地基、有方位、有总图,很多东西都已经是你的了,剩下的就是时间和具体的工程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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