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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茂 钟瑞莎:生态良知与自然使命感

http://www.frguo.com/ 2018-03-09 聂茂  钟瑞莎

  巴尔扎克曾说:“作家是时代的记录者,是时代的秘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生态环境要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全新的时代。生态自然文学的春天到了。因此,当下作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深入生活,积极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推出一大批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作品,努力营造出诗意的美好生活。

 

  什么是“生态自然文学”?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个概念还存在见仁见智的说法,但有一个观点是不变的,那就是“生态”二字,这是核心,是关键,是灵魂。它不仅是指作品描写生态或描写自然,而是指这类文学的整个系统是“生态的”,它是“本质上的自然主义,认知上的科学主义,文本上的主体主义,方法上的精确主义”。这里的主体主义,主要是指它的对象具有主体性,要站在描写对象主体的角度观察天地万物;精确主义,主要是指它的写作从多个维度上反复聚焦,在文字表达上要质朴、生动、精准和确切。

 

  换句话说,生态自然文学反对纯功利地、纯工具化地对待自然,它考察和表现的着眼点是自然与人的关系,即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只是自然的一分子;它要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是什么,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又是什么,以及如何警醒人类对大自然疯狂索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如何预防人类破坏社会生态的各种措施。作为一种“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的类型文学,生态自然作家应当具有强烈的正义感,能够承担起直面历史的可怕的责任。

 

  为了深入探讨生态自然文学的历史渊源和写作特点,总结我省生态自然文学的写作现状,更好地推动生态自然文学的健康发展,提高我省生态自然文学在中国文坛上的辨识度和美誉度,不久前,由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林业厅共同主办的湖南省首届生态自然文学创作研讨会在湖南省林业种苗中心举行,来自全省的生态自然文学作家、学者30多人,畅所欲言,献智献策,积极迎接生态自然文学书写的新时代。

 

  从广义上说,湖南省生态自然文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沿袭沈从文世界而来的精神余脉,涌现出古华《芙蓉镇》、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蔡测海《远处的伐木声》、彭见明《那山、那人、那狗》和何立伟《白色鸟》等一批聚焦乡土和乡村生活的文学作品;二是产生了一批真正具有生态意识和自然审美意义的作品,如韩少功《遥远的自然》与《山南水北》、谢宗玉《遍地药香》等,陶少鸿《大地芳芬》、刘春来《水灾》、张小牛《调查》等;三是以蒋祖烜《香樟年记》和王跃文《漫水》为代表的充分展示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作品,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启文,他的小说《河床》、散文《龙之源》《替青山命名》和《大山物语》,报告文学《大河上下》《问卜洞庭》《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一系列作品,充分体现了作家的正义、担当和勇气,在全国文坛享有较高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但总体上看,湖南生态自然文学还存在不少问题与不足:一是作家的格局不大,所写作品过于琐碎,写“小我”的作品多,写国家、民族的“大我”的作品力度不够;二是作家的视野不广,写作角度欠新颖,不少作品成为博物记、草木文或自然科普读物,文学性有待提高;三是反思和批判的作品太少,像胡丘陵长诗《2001年,9月11日》《2008,汶川大地震》这样直面重大毁灭和重大灾难的作品太少,而追问造成毁灭和灾难的作品就更少;四是创作种类单一,所写作品散文偏多,动植物的寓言化写作偏多,长篇小说太少。五是有实力、有影响力的作家不多,许多写作者还是文学发烧友或业余作者,很难全身心投入创作,很难写出有担当、有温度、有血肉、有筋骨的黄钟大吕式精品力作。

 

  必须承认,作家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不能丧失人类良知和社会使命感;同样,作家首先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的儿女,不能丧失生态良知和自然使命感。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包括文学湘军在内的中国生态自然文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当立足当下,努力感受自然的温暖与亮光,进一步拓宽视野,找准目标,加快步伐,积极构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自然文学蓝图,用实际行动,迎接美好的生态自然文学春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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