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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真:精神的价值

http://www.frguo.com/ 2018-03-07 阎真

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万般无奈的失眠中,顺手拿起一本书来翻阅,是《李白传》,薄薄的一本。不知不觉看完,天已经亮了。我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流下了眼泪,凉凉的一星点,痒痒停在腮边。像李白这样一位千古奇才,晚境竟那样悲凉,天下之大,却无他的容身之地,四处漂泊,沿门托钵,献诗豪门以求一日之温饱。临终已经贫病交加,穷途未路,终于在漂泊中死去。

其实李白也有大富大贵的可能。他凭自己的诗才得到了玄宗皇帝的赏识,成为了一名御前诗人。这种身份,是多少人的梦想和理想。但李白毕竟是李白,他不愿也不能因为富贵而扭曲自己心灵的舒展,放弃自己的傲岸个性,终于为宫廷不容,重返江湖。漂泊给他带来了苦难,却也使他的个性诗才有了张扬的机会,我们不能想象宫廷的李白还是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李白。

由李白想开去,我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等,他们的风华襟抱浩渺无涯,才情学识深不可测,却无例外地被厄运笼罩。这是为什么?这不是偶然的,一个偶然的事件不会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现象。他们是创造者,而创造,特别是第一流的创造,不但需要天才,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需要对精神价值的执着,不为功利和富贵所动的执着。但正是这种真诚、坚挺和执着,不为世俗社会所容,给他们带来了命运和凄凉。

当然这些文化名人也是人,不能说那种富贵和功利的召唤不能在他们内心激起一丝波澜。但他们内心的精神力度无疑又是超出常人的,这使他们在价值轻重的权衡中,将人格、将精神的价值,放到首要的位置。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读出了精神价值的重量。

这就是我写作《沧浪之水》的最初冲动。可一旦进入构思,我又感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毕竟时代不同了。在今天,以精神价值相号召,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吗?那种姿态会不会使人成为今天不识时务的唐·吉诃德?

时代变了。市场经济在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套价值系统,像水银泄地无孔不入。它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对个人物质化欲望的承认。人们进入市场,并不是为了什么高尚的目的,而只是为了利益,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的根本原则。功利化的价值观以市场为依托成长起来,获得了道德上的合法性,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市场化的力量造成了我们生活中精神价值的失重,物质化、功利化的价值观,占据了人们的心灵空间,成为了新的理直气壮的行动原则。的确,在这样的生存现实中,要拒绝功利化的游戏规则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那么,人们是不是只有一种选择,让物质化的功利化的冲动占据自己的全部生活,全部心灵空间?

我并不想以古代文化名人的名义,以精神价值的名义,否定物质化功利追求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是否定不了的。我想说的是,在一种物质化的生活氛围中,人们是不是同时也要珍视精神的重量,给精神价值一定的空间?屈原式的高洁、陶潜式的淡泊、苏东坡式的旷达、曹雪芹式的从容,我们也许做不到,但他们对人格、对真诚、对精神价值的珍视,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点启示,使我们有一种力量,去抵抗因物质和功利的需求而彻底放弃精神价值的冲动?人毕竟是人,他需要精神价值,彻底的物质化功利化,也是很恐怖的,是对人性的扼杀。当友谊变成相互利用的道具,当爱情变成情欲的遮差羞布,当人格良知变成随时可扔下的废物,那样的生活不也是很可怕,很不人道不合人性的吗?

几千年过去了,古代文化名人们不朽的灵魂仍在虚无之中盈盈飞动,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力量。他们是为了纯粹的心灵理由而坚守的人,为了精神的重量而承受命运凄凉的人。他们在苍凉广阔的历史瞬间茕茕孓立,形影相吊,带着永恒的悲怆与骄傲,形成了我们民族心灵史上最有色彩的那一道风景。

 

屈原以一个伟大诗人之名流芳千古,他是“楚辞”这一诗体的代表人物,开创了中国诗歌从集体歌吟到个人创造的新时代。但屈原的意义不仅于此,他是一种精神源流的开创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人格范式。在我看来,屈原作为人格范式的意义,更高于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意义。到今天人们仍以赛龙舟的方式来纪念屈原,决不仅仅是后人对一个诗人的景仰。

屈原少年得志,他进入政治舞台的核心二十多岁。那时楚怀王任六国纵长,联合诸候以抗强秦。屈原得到重用,这已是一个文人政治理想的极至。

但好景不长。屈原奉楚怀王之命草拟宪令,遭上官大夫靳尚嫉妒,向怀王进言说:“每次宪令出来屈原都将功劳归于自己。”靳尚显然不是等闲人物,他准确把握了中国官场文化的脉博,知道怀王最忌讳的是什么。于是屈原被疏远了,被放逐了。

政治上的失意对屈原的个人命运来说是毁灭性打击,但对他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生命体验。由于一个小人的谗言,中国文化获得了一次登峰造极的意外机遇。悲剧常常暗含着向反面转化的意义,屈原见疏、司马迁受腐刑、苏东坡被三次流放、曹雪芹家遭抄检都是最典型的例子。苦难不但是创造的必要体验,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激活生命的创造潜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不能不对那些迫害者心怀某种感激。因为我们实在不能设想,在我们的精神视域中可以没有那些被迫害者的伟大创造。

于是怎么办?当现实的污浊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选择的界线是如此分明,放弃心灵的高洁,则可得富贵荣达,坚守这种高洁,则将终身穷愁潦倒。古往今来,无数人都经历过这种选择,对一个生动的生命来说,它决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么轻松。对于屈原们,只有潜入他们的深心,才能对他们心灵的育楚和坚守的高洁稍有理解。在屈原看来,心灵的原则高于眼前的富贵,因此坚守这种原则体验到的愉悦高于富贵的愉悦。这种体验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这就是屈原,这才是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无数人知道这些名句,但能将其转化为情感化的体验而付诸生命实践者却寥寥无几。一种精神的高贵不是通过理性就可以传承的。也许,更深刻的痛苦还不在于因坚守而承受的苦难,而在于这种坚守又有谁能够理解?如果连理解的期待都不敢抱有,不难想象,这种坚持需要多么巨大的精神能量!

屈原晚年对世界有了更透彻的认识:“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即使如此,屈原不敢初衷,“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心灵原则不但高于富贵,更高于生命。

《渔父》为楚人思念屈原而作,极富生存哲学意味,表现了古人对生存的透辟思考。渔父的哲学是:“世人皆浊,群人皆醉,何不随波逐流?为什么要那样深思高洁,使自己遭到放逐?”屈原答道:“我怎能以自己清白的身子,去蒙受外物污染?我宁可跳入江中,葬身鱼腹,也不能让自己的皎皎的清白,蒙上世俗尘埃。”终于无法沟通,渔父微笑着,敲击船舷高歌而去:“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渔父无疑是个隐者,对世道的浑浊和自身的无可奈何,有着深切的认识,因而世之清浊,皆能为我所用。但屈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不愿放弃心灵的原则趋附时宜。于是,最后的道路已经展开,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屈原仰望苍天,一声长叹,从容投水。

这就是屈原,这才是屈原。屈原用生命证明了,人的现世性没有绝对意义,人格原则心灵真诚高于富贵高于生命,这是屈原对后世的核心意义,对中国文化史的意义,哪怕心灵高洁于世无补,也值得以生命为代价去坚守。这种坚守的意义,仅在于自我心灵的需要,这就是价值的全部。

屈原为我们树立了一种人格的榜样,也许我们学不了他,但不可以忘了他。当我们今天在欲望的推动下,想放弃心灵原则去做一个小人之时,不可不想一想屈原,那一双眼睛在虚无之中凝视着你。

 

古人所经历的苦难在后人的心中总是非常淡漠,淡漠到教科书中轻轻翻过的那几页纸。而对当时的经历者来说,却是一生中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我们只有到他们生命的褶皱  中去访微探幽,才可以感觉到那些许沉重,才能触摸到他们生命的鲜活与温热。

遥想李白当年,他作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怎么会落到穷途末路沿门托钵的地步?

李白是一个文人,但文人并不是一种职业,一种价值的证实。一个文人,如果他不能在官阶上占据一个位置,即使他才高八斗气冲霄汉,也只是一个卑微的人物。李白的一生就是如此。

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中,谋求官位是每一个文人本能的生命冲动,李白也不例外。开元十三年,二十五岁的李白出三峡顺流而下,开始了求仕的生命旅程。其时“开元之治”如日中天,李唐王朝生气勃勃,笼罩在一片金色光辉之中。大唐皇帝玄宗昭示天下求贤若渴,李白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不必怀疑朝廷求贤若渴的真实性,更不必怀疑李白冠绝一世的超迈之才。可是,当李白此刻站在船头,将满江风景纳入胸襟,将天下纳入胸襟,他怎么也想不到,直到自己的生命终了,也没以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李白的悲剧在出川之时已经由一种自己毫无意识的因素决定了。李白天性天真洒脱,狂放傲岸,这与官场所需的拘谨权变,顺服谦卑恰恰构成了最鲜明的对抗,这也是无法调和的两种人格的对抗。朝廷求贤是真的,但本质上是需要能干的奴才,而绝对无法容忍一种独立鲜明的个性。于是,哪怕李白之才千古独步,也无法避免终身潦倒的命运。率真的天性成就了李白,也贻误了李白,事情总是这样具有双重意义。

出川后李白遍拜公候之门,以求进身之阶,实现“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人生理想,但却“十谒朱门九不开”,屡屡碰壁。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托门拜府,无功而返。进身无路,报国无门,李白心头泣血,悲愤难平,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天宝元年,朝廷召李白入长安。李白欣喜若狂,以为从此进身有路,报国有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入长安后受到玄宗礼遇,侍诏翰林院。但李白不久就失望了。皇上欣赏他的文才,只不过是“倡优蓄之”,侍宴、侍游、侍浴、歌颈颂德,点缀太平。即使在离天子这么近的地方,李白也没有泯灭自己的个性色彩。杜甫《饮中八仙歌》活画出 他的神采:“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敢叫天子久等,敢叫高力士脱靴。傲岸洒脱依旧,狂放不羁依旧。身处江湖要坚守天性也许比较容易,当身在魏阙恩宠有加仍不失天性,仍有力量抗拒那种温柔的扭曲,确实是真正的内心强健。这就是李白,这才是李白。这种姿态是官场绝对不能接受的,这里需要的是谦顺,机变,平庸化。于是李白的政治生涯很快走向尽头,凄然离开长安,从此没有返回。这是宠臣李白的不幸,又是诗人李白的大幸。久在宫廷,就像笼中金丝鸟,高贵却失却了振飞的力量。夕阳下李白凄迷地向长安城投去最后一瞥,心头在哀怨,在悲泣,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向心灵的解放,走向历史的深处,一片辉煌的创造景象正在眼前展开。

的确,李白一生也写过不少颂诗和贺诗,但这不是事情的本质。他也是人,他要生存,他不得如此。重要的是他没有因为对富贵的渴望而放弃个性,保持了心灵的真诚和天性的狂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就是李白,这才是李白。在这个世界上,大官们轻歌曼舞,小吏也有一份温饱,却没有天才李白的一条生路。寂寞、凄凉、卑微、贫窘,这就是一个坚守着心灵真诚的文人的命运。

 

牺牲精神是伟大的,但牺牲者总还是希望自己的牺牲得到世人的理解和见证,这是人之常情,无损于牺牲者的伟大。但我们可能设想一种无需人们见证和理解的牺牲,一种既不为现世功利也不为流芳千古的牺牲吗?这样的人有,你信不信?他就是曹雪芹。

曹雪芹的生平至今仍是一个谜,这个谜恐怕不可能有解开的希望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本身也富丁谜的意味。

古今中外文学作品,还没另一部能够超越《红楼梦》,至少在我的艺术视野中如此。《红楼梦》不但像梁启超形容的那样“只立千占”,在我看来,也“俯瞰万方。”曹雪芹,这位永远的艺术导师,令人无限倾倒的精神前辈,他浩渺无涯的风华襟抱,他深不可测的学识才情,他的无限情怀,无限感叹,无限寄予,都使人们对其人其事有着无限的向往。

可是我们对他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一无所知,曹雪芹这个名字就只是一个符号,一种编码,这位先师就没有享有历史的充分认可。人们不但不了他怎么度过一生,不知道他生卒的确切年份,甚至《红楼梦》的作者到底是谁,还存在争论。这怎么可能?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家,而且,距今只有两百多年!

后人只是朦胧地知道,曹雪芹少年时代曾经历了一段绵衣玉食的生活,晚年贫病交加,“举家食粥”,终于在四十多岁时“泪尽而逝”。像他这样一位千年一遇的人物,生前竟如此渺小,凄清,贫窘,不能不令人为他抱屈,令人对天道的公平怀有极深的怀疑。这样一位才华卓越的人物,生前应得到社会的礼遇照应,死后应得到后人的了解追怀。可惜,这只是善良的愿望。作者真是受到了天的委屈。

我们从贾宝玉身上看到了作者的身影,我们不能相信这样的人物是凭空塑造出来的。还有林黛玉呢?还是薛宝钗史湘云呢?这样美好而极有才情的女子也曾在人间存在,她们是谁?还有晴雯紫娟鸳鸯平儿呢?人间真是永恒地有着太多的遗憾,太多的怅惘,使太多美好而生动的生命都默默随流水去了。

对这样一部生命凝聚之作,我们无法了解作者,只能凭作品去揣想他的心理能量和生命能量。这样一个曾经存在的生命,在某个历史瞬间某个寂寞的角落过着贫病凄苦的日子,干着一件极艰难伟大却不能设想现世回报的事情,他胸中有着吞吐千年汇聚万端之概。

让我们深入曹雪芹的内心追问一声:付出一生的牺牲,写这一部“字字是血”的生命之作是心灵动力是什么?

是富贵荣达吗?视富贵若浮云,多少人将这话挂在嘴边掩饰内心的渴望,或在无奈中聊以自慰,而他却用生命真正去实践着了。是眼下的生活吗?写这么一本书实在不能使他从潦倒中解脱。何况以他的才情,作一个豪门清客,何处不留?又何至于衣食不给举家食粥?

或者为了名声?绝非如此。名声是一种社会评价,这对任何文人来说都是基本的心灵动力。对一个文人来说,淡泊名声比较泊富贵更难得多。但在曹雪芹的时代,小说不是文学正途,为一般人所不屑。更何况雍乾时代,文字狱遍布全国,文人动辄得咎,株连九族,《红楼梦》这样一部怨世骂时之作,又何敢传世以求名?但至少是为了身后的名声吧?这几乎是对作者心灵动力的最后解释了。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的生平事迹全然埋没呢?我觉得,一生行迹的埋没,是曹雪芹生前作出的经过了充分考虑的安排。

那么,曹雪芹,这位只立千古的奇才,他竭尽平生心血以至生命来写这部著作,那巨大的心灵动力何在?我们怎么去靠近这种生命的坚守,理解他的选择?曹雪芹是超凡的人,人们不能用凡俗的精神境界和价值标准去揣想他。他写《红楼梦》,只是为了一吐胸中之郁结,并希望后人理解这份情怀。这就够了。至于自己,他希望完全隐退。

大精神,大境界,然后有大文章。将现世的名利欲求置之度外了,这是极难得的;身后的名声也置之度外,这对于一个具有巨大心理能量的人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即使如此,仍愿主动地承受那样的精神重负!文学天才和道德圣者如此偶然而奇妙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 由此看来,认为曹雪芹受了天大的委屈,也是用一双俗眼去看他,这完全不合他的心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曹雪芹最有资格接受这种景仰,虽然他本人对此毫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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