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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文:周恩来的家世与家事

http://www.frguo.com/ 2018-03-05 解放日报  顾学文

 

  1950年,周恩来、邓颖超与六伯周嵩尧合影。

 

  与周恩来相关的书很多,但近期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主编的《周恩来家世》,是第一部以周恩来家族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该书以权威的资料、详尽的史实,全面、生动地展示了周恩来千年家族史。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家族文化对周恩来的影响,更可以感受一代伟人在处理家事问题上的高瞻远瞩与高风亮节。

  想写一本《房》

  早在童年时期就体会出了《红楼梦》的况味

  对复杂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是深刻的、全面的。这些都与他的家族、与他的早年经历有关

  读书周刊:与周恩来总理相关的书有很多,但 《周恩来家世》 第一次将着眼点放在了从1017年到1983年的周氏家族史上,特别是各种族谱、家传的综合利用,使得关于周恩来的出身家系,有了比较完整而清晰的面貌。这样的写作内容及方式,在有关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中尚属首次。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打量伟人的角度?

  李海文:毛泽东向很多人推荐《红楼梦》,许世友说,这是吊膀子的书,没意思。毛泽东对他说,看五遍才能看懂,书里讲的是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喜爱文艺的周恩来同样钟爱《红楼梦》,却从来没有向别人推荐过。因为周恩来早在童年时期,在自己的封建家族里,体会出了《红楼梦》的况味。他曾对侄子周华章说:巴金写了一本《家》,将来等我退休了,写一本叫《房》的书。他后来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时还曾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在研究了周恩来的家世后,才理解了他的这句话。一个人的长成是离不开家庭、家族影响的。比如,我在研究周恩来爷爷、外祖父、二伯、六伯,及三伯妻兄、民国总理钱能训时发现,周恩来从少年时代起就与家族中这些达官贵人有交往。正是这些交往使他认识到,统治阶级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乏志士仁人。这塑造了后来周恩来对待来自旧阵营中人的态度。比如,1922年七八月间,朱德放弃高官厚禄,千里迢迢找到上海的陈独秀,要求入党,陈独秀却将他拒之门外。同年10月,朱德在德国见到周恩来,彻夜长谈后,周恩来同意他入党,并在上级批准后亲自做介绍人。这年周恩来仅24岁,而陈独秀已经43岁了。这件事显示出周恩来二十几岁时就有胆识和担当,能从实际出发而不拘泥于教条。1927年,周恩来又做贺龙的工作,并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总指挥,还在起义军南下至瑞金时出席贺龙的入党仪式。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家族对人的影响。马克思在计算劳动力价值时,是以简单劳动(即体力劳动)为主的,很多人因此误解为脑力劳动者不是无产阶级。周恩来众多亲属都是读书人,他们中有官僚、中下层官吏、师爷、医生、教师、学生、作家、职员,通过对这些人的观察,周恩来认为,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也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也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所以他在1957年就提出:“他们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写了近200人的传记,成长在这么人口众多的大家族中,会给人的性格养成带来怎样的影响?

  李海文:大家族的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而且,族中每个人又都是周恩来接触社会各阶层的触角,这使得他能熟悉众多阶层的社会形态、生活状态、思想理念及其心理、秉性、语境,知道他们对经济、政治、思想及文化上的诉求,这对统战工作是有帮助的。从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广结盟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荣辱与共,肝胆相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统战方针、政策中,你能体会到他的这种政治智慧。胡乔木曾这样评价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他说:“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总理,副总理及下属委、部、会、院、署主要负责人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光4个副总理中,就有2人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历史证明,周恩来对复杂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是深刻的、全面的。这些都与他的家族、与他的早年经历有关。

  为师爷正名

  师爷擅长“佐官制吏”,他们的治理经验是有可取之处的

  他从不走极端,总是顾全大局,维护党的统一、团结

  读书周刊:从周恩来起,上溯四代都是师爷,您在书中肯定了师爷世家对周恩来带来的积极影响,而中国社会近百年来,对师爷常常是贬低和丑化的。

  李海文:过去的人们对官府统治不满,常殃及师爷,认为他们控制讼诉,助纣为虐,在旧戏中,师爷多由红鼻头的丑角扮演。这种看法忽略了师爷在治理地方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看不到他们的行政管理能力。我在编写这本书之前,认真阅读了中国近代史所研究员郭润涛的《官府、幕友与书生:师爷研究》,对师爷、尤其是绍兴师爷的形成、作用、思想、生活状况及优劣有了更深的了解,从而对师爷世家给周恩来带来的影响也有了新的理解。

  师爷要懂刑法,懂财政、税收,也要懂官场规则,还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绍兴人聪明干练,父子相承,兄弟相传,渐渐垄断了这个职业。清朝时,全国上千个县,各县的主官多请绍兴师爷,遂有“无绍不成衙”之说。到晚清,随着湘军、淮军的崛起,师爷中皖人才多起来。清朝重臣左宗棠、李鸿章均是师爷出身。

  总之,师爷是维持封建统治不可缺少的人才,他们的思想、作风、生活习惯,既有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一面,封建社会的陋习、糟粕也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读书周刊:之前我们讲到师爷世家时,认为它对周恩来带来的主要是消极影响。

  李海文:只强调师爷世家的消极影响是片面的,师爷擅长“佐官制吏”,他们的治理经验是有可取之处的。

  我总结了一下,师爷世家至少给周恩来带来了三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师爷世家都是书香门第,重视族中小辈的教育;二是从小耳闻目睹,让师爷世家中长大的孩子更了解政治、经济体制及运行规则,更懂规矩、知进退、有分寸;三是周恩来身处的不仅是师爷世家,还是败落中的师爷世家,人多口杂,要取得共识,要做成一件事,都很不容易,但越是复杂的环境,越是锻炼了周恩来的管理才能、沟通才能。

  他18岁的时候,四伯父到奉天(今辽宁)西丰县工作,他写信给伯父,说西丰“僻处奉北,政塞俗陋”,建议伯父:“大人虽欲力求真实,曲高寡和,恐不易为力。处兹浊世,惟有直道求己,枉道恕人,方可与众共立(克见容于世)。”加入共产党后,外有敌人镇压,内有意见纷争,周恩来深知党要发展壮大甚为艰难,所以,他从不走极端,总是顾全大局,维护党的统一、团结,尤其是在六届四中全会、在大跃进失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在文革十年中,他不计前嫌,不怕攻击和误解,忍辱负重,苦撑局面,维护了党和国家的正常运转。刚开始,他的举动不为激烈相争的人们所理解,而被指责为中庸、调和,但是,当人们看到由于他的努力,终于使我党渡过了危机与难关,才认识到他在党内所起的稳定、团结作用是多么的可贵。

  最好的家训

  历来认为家事不是小事,而关系到党的作风问题

  一篇《爱莲说》是最好的联系,是最好的家训

  读书周刊: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既不能抹杀家族给周恩来带来的正面影响,也无法否认其产生的消极作用,周恩来自己也一直强调要改造旧家族。

  李海文:是的,周恩来在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要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联系今天反腐斗争的严峻局面,我更认识到周恩来当年严格约束家属、改造旧家族是多么具有前瞻眼光。

  周恩来历来认为家事不是小事,而关系到党的作风问题。亲属找他解决工作,他召开家庭会议,对这些亲属说:“我们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承认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能依赖它。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风。想靠我给你找个好事。这点我做不到。你只能依靠自己,要自食其力。”1950年前后,周恩来的许多亲戚无以为生,写信求救,周恩来一律建议他们到当地政府登记报名,由当地政府量才录用。“自食其力,为人民服务”是他改造旧家庭的目标。

  周恩来还带头移风易俗,坚决反对重修祖坟,主张平坟深葬。他说: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中国有六七亿人口,只有16亿亩耕地,平均一人二亩三分地,将来人口越多,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就越少。1958年,他派人将自己父亲和岳母在重庆的坟及淮安的祖坟深葬,把墓地还给农民耕种。他去世后,骨灰撒向了祖国大地;邓颖超病逝后将骨灰撒向了大海。

  读书周刊:周恩来与亲属之间有哪些互动的故事让您印象深刻?

  李海文: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比如王兰芳,她是周恩来胞弟周博宇的妻子,1944年底,周博宇病逝,留下王兰芳一人养家。但她从来不对人说她和周恩来的关系。三年困难时期,王兰芳生活非常困难,街道食堂没有她的份儿,她也不告诉周恩来和邓颖超。后来还是邓颖超托一个去河南出差的同志顺便看望她,才了解到情况。当地市委给她送去粮食,她不接受,说:“我没有什么功劳,我不能要。”她对妹妹王兰芝说:“咱们做对了没什么,要是做错了,人家就会把过错全栽在七哥的头上。”但自那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非常关心王兰芳,20多年间,每月寄给她几十元生活费。她患有哮喘病,每次到北京看病,也是七哥七嫂替她承担全部费用。

  王兰芳不善言辞,但心里有数。她自觉遵守周家的纪律,带着儿孙在河南焦作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她知道这正是七哥对她的要求。

  还有周恩来堂弟周毓澧,自幼生活条件优渥,后又担任官职。解放后,他回到北京。由于年纪较大,又是旧官僚,找不到别的工作,就在街道服务社,负责传呼电话,卖些日用小百货。有时还挎个篮子,走街串巷地叫卖。周毓澧虽然生活清贫,却从不向周恩来提要求。周恩来多次表扬他,还用他的故事来教育其他亲属要自食其力。

  读书周刊:在某次座谈会上,周恩来胞弟周恩寿二女儿周秉宜曾回忆,上世纪60年代,她的五弟、六妹分别到延安、内蒙古插队,征兵的时候,当地民兵大队把他们推荐上去了。相比农村,部队里的生活要好很多,但周恩来硬是把他们从部队上叫了回去。这样严格约束亲属,会不会给人不近人情之感?

  李海文:我以前看到周恩来对亲属、后代、朋友、部下严格要求的资料时,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后来看到我们的社会滋生腐败,大搞钱权交易,我就深深理解了周恩来的这种“严苛”。家事不是小事,是关系党的存亡的。

  读书周刊:书的开篇是《祥符周氏始祖周敦颐传》,始祖与后人,相隔千年,什么是不变的传承?

  李海文:一篇《爱莲说》是最好的联系: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不正是周恩来的写照?

  这就是最好的家训。

  书摘

  周总理为他亲自下厨

  周恩来的六伯父原名周贻良,后更名嵩尧,字峋芝,号薰士,晚号芝叟。在周恩来上一辈中,“以峋老为著名”。

  周嵩尧在政治上较有远见,才干高人一筹,所以他在江北提督王士珍保荐下进京,经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仁寿殿集体召见面试,委为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

  1914年,周嵩尧在袁世凯的大帅府办事处秘书任上时,曾经力主南北议和并一再为南北和平统一而奔走呼吁。

  1920年,周嵩尧卸职回到淮安。1929年,携全家移居扬州。

  “七七”事变后不久,扬州陷落,他的一些故友至交中有一部分人当了汉奸,由于他的才干和声望,日伪方面多次请其出山,要他为中日“亲善”效力。他愤而不应,坚持隐居。

  而1946年当他得悉七侄周恩来率中共和谈代表团抵南京时,顿时喜出望外,到梅园与周恩来晤谈。后因时局维艰,和谈破裂,才又辗转北返扬州故里。

  周嵩尧不仅为政清正廉洁,而且书法、诗词、文物收藏、鉴赏等水平也很高。建国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周嵩尧曾将自己收藏几十年、传世二百余年的清初王云的一本山水画册捐献给国家,期望变卖后买飞机、大炮以打击侵略者,后因当时尚无文物商店,辗转数月又退还给他。1953年他临终前又将20多件古董遗赠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将这批古文物全部赠送给故宫博物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成立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为符定一,他曾是毛泽东的老师。文史馆聘请了一些曾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担任过要职的政界人士和一些社会名流。如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 国民党元老、毛泽东的世交章士钊;大画家齐白石等。这些老人在历史上曾为国家为民族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解放前夕,他们又坚持留在大陆,表示拥护新的共产党政权。1951年6月,周嵩尧由政务院常务副秘书长齐燕铭推荐,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被正式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周恩来在安排聘用周嵩尧这一工作前曾对他说:“你一生做了两件好事,人民不应该忘记:第一,你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的任上平息了江、浙两省的一场军阀战争,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了战火的涂炭; 第二,袁世凯称帝时,你没有跟他走,这是政治上很有远见的做法。现在人民当家做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那么周恩来说的周嵩尧做的“两件好事”是怎么回事呢?

  那还是民国初年,中华大地军阀割据,各霸一方。天津的李纯仰慕周嵩尧的才干,在江西督军任上就聘请了周嵩尧做他的秘书长。李纯移督江苏后又继续聘用周嵩尧。这时,曾任李纯的参谋长、后任陆军第六师师长的齐燮元被浙江督军卢永祥逐出浙江,再次投到李纯麾下。李纯靠这一文一武的“左膀右臂”辅佐,加之江苏地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达地区,真所谓兵精粮足,春风得意。但是齐燮元却因被卢永祥所逐而不甘心,于是挖空心思,千方百计从中挑拨:他先使人向卢永祥送去假情报,说李纯即将起兵入浙。这使卢永祥一时很紧张,急忙调兵遣将,在江浙两省交界处严密布防。于是齐燮元又在李纯面前说卢永祥正在向江浙两省交界处调集重兵,图谋不轨,并极力怂恿李纯起兵伐卢。李纯找周嵩尧商量,周嵩尧主张先查明真相,再作结论,并从双方力量对比等各方面分析比较,作出了卢永祥不可能主动出兵的准确判断。接着,周嵩尧又利用自己浙江原籍的同乡关系,很快与卢永祥的秘书长联系上,终于先说服卢永祥从江、浙沿线撤回了军队,这才使一场一触即发的江苏、浙江两省的军阀混战烟消云散,从而使两省民众的生命财产免遭了一场劫难。

  第二件是袁世凯要做“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时,身为袁世凯大帅府办事处秘书的周嵩尧曾不顾个人安危,直言上书袁世凯,不可逆历史潮流而动,结果遭到袁世凯及其爪牙们的冷落,周嵩尧也就只好愤而离去。

  周恩来正是出于对其六伯父上述两件德政的考虑,才安排聘用周嵩尧为首批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还几次将周嵩尧请到西花厅来,向他请教一些历史问题,如清末民初政府各级机构之建制、各级官吏工资之安排等。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常常有一些人假冒周恩来的本家或亲属找到西花厅,有的要求安排工作,有的希望给予经济上的资助等等。周恩来工作非常忙,一般无暇与见,邓颖超对周家情况也不是都能知道,随意“得罪”不太合适;来者就给予礼遇又怕是“假冒伪劣”。于是,周恩来就让何谦给周嵩尧写信,请六老爷子介绍一下周家的各方亲属。周嵩尧很快回信,并附了周家亲属情况。

  周嵩尧在写完这封信后还不放心,又特意详详细细写下一份附件,附件的全文共3000多字,是周嵩尧用毛笔工整地书写而成。这是一份有关周恩来亲属最为全面和具体的“图谱”,也是研究周恩来家世的一份珍贵资料。

  周嵩尧思念家乡,尤其想回绍兴看看。可是周恩来考虑到,如果送老人回去,“当地政府一定会对他给予特殊的接待和照顾。这样无形中就会给当地政府增加负担,也影响人家正常工作”。“况且周恩来历来反对‘衣锦还乡’的旧习俗,他要树立新社会的新风尚,给全党做出榜样”。所以婉言规劝六伯父不要回去。周嵩尧是个见过世面又十分识大体的老人,他马上理解了侄儿的意思,以后再也不向周恩来提任何个人要求。

  六伯父的通情达理令周恩来十分欣慰。他更加关心周嵩尧。1952年3月,周嵩尧的独生子周恩夔在扬州去世,周恩来体贴周嵩尧老年丧子的心情,在征得周嵩尧同意之后,托人将他的曾孙周国镇从扬州接到北京,一边上学一边陪伴老人家,由周恩来负责周国镇的生活及学杂费用。1952年8月周嵩尧80大寿(虚岁),周恩来在西花厅设家宴为他做寿。据周恩来生前的卫士长成元功、卫士韩富裕回忆说:“那一天周总理还特意系上围裙,亲自下厨房做了两道六老爷子喜欢吃的家乡菜。”(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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