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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念涛:那一抹颤抖

http://www.frguo.com/ 2018-02-11 肖念涛

  每个人都是过客。熟悉而陌生的过客,对于一座城市来说。

 

  我又一次来到六朝古都南京。28年前的1989年,我就来过南京。那年,我读高一,在第四届雨花奖全国中学生征文大赛中斩获一等奖,受邀和指导教师王老师赴南京参加授奖大会。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举办单位是江苏教育出版社、江苏电视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全国中学生作文与文学讲习所。征文启事是在发行上百万份的《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上刊登的。当时,照杂志社的主编徐棐老师所言,江苏教育出版社是江苏所有出版社中经济效益最好的,所办杂志影响巨大,而我是杂志的老作者。我在杂志上每发表一篇文章,都会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平均每天可收十来封信。而写信者十有八九是女生。有通报文章读后感的,有请教写作经验的,有倾诉青春期烦恼的,有希望交友的,还有夹寄以前年代比如民国钱币的。起初,我还回信。比如,湘西桑植一个叫叶姗姗的女生,要给我寄玉照,情感一张白纸的我吓得不轻,认为这是恋爱的危险信号,感紧回信,要她千万不要寄照片过来。雪片般的来信,成为沉重的甜蜜的负担。甚至连拆信都懒得拆了。我干脆不回信了。我的一位同学,曾以我的名义与湖北的一位女生保持通信。我当时没有丝毫的罪恶感,竟把它当成笑谈一笑而过。现在想来,也是当时年少轻狂。现在网络时代的宅男宅女们,断然体会不到当年写信的疯狂与幸福。假如时间可以倒流,我一定将每一封信妥善保管好,建一个小巧玲珑、古色古香的博物馆,让每一个稚嫩纯洁的字眼,温暖地照耀急功近利、行色匆匆的我们,让灵魂之旅,慢点,再慢点,让超负荷的地球,慢点,从容点,让绿色的血脉来得及喘息。但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那些被我虐待的信,只能在我记忆的颤抖里,汹涌成悔恨交加的波涛,把我咬啮得反而深邃。其实,我只想简单。读过一篇散文《纸的惦念》,其实只读了标题,不敢细读内容。这个标题贯穿我较长的岁月。因为我的惦念起起伏伏,越来越认为,用纸写信,尤其用毛笔,古意浓,是低调的奢华。就像我对友人说的,二三十岁时,我们是孩子的导师,教导孩子学会复杂,而四五十岁生二胎,孩子是我们的导师,教导我们学会简单。我只能对这些二三十年前的写在纸上的信的漂泊的灵魂说一声,阿弥陀佛。

 

  28年后,我又赴南京,是出公差。我对南京有着特殊的情愫,在飞机上,就想象着南京的一幕又一幕。我对接机的司机说,28年前的1989年我就来过南京,当时最高的建筑是38层的金陵饭店,金陵饭店的第36层是透明玻璃围就的璇宫,旋转一个小时正好一个圈,门票5元。司机说,金陵饭店早就排不上号了。现在,南京最高的建筑是紫峰大厦,有300多米高。我问紫峰大厦有多少层,司机说也不知道,反正现在南京的高楼大厦太多了。我感叹着时代的步伐真是太快了。我清楚地记得,当年站在金陵饭店的第36层玻璃璇宫,我浑身颤抖。是恐惧引起的颤抖。是恐高引起的颤抖。随着岁月渐行渐远,这抹汗津津的颤抖却越来越清晰,历久弥新。这是南京留给我的最深刻的记忆。记忆是一条忠实的看家狗,总是时不时出来吠叫几声,生怕珍贵的东西被贼盗走。与司机的言谈中,我却没有放出这条看家狗。我珍藏着,不轻易说出口。就像它是一个胸中的疼,不轻易倾诉。

 

  我出身贫寒,自幼恐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哥哥带我去茶叶公司看黑白电视,爬二楼楼梯,我就是战战兢兢的。这种颤抖烙在我幼小的心灵,就像树木体内的闪电,隔那么一段时间就会挟雷霆而来。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我的教室从这间搬到那间,都是一楼。整个学校的两长列教室,都是平房。小学六年级,搬进新修的三层楼房。我记得第一次上三楼时,身子就禁不住颤抖。到三楼,要小心翼翼地扶着墙壁走,不敢挨着过道的围栏,心里是惊悚万分。在那时,三层楼,对我来说,已属高不可攀的高楼大厦,已足以让我魂飞魄散。慢慢地,我才适应。小学六年级毕业时,我在全县一万多名小学毕业生中考了第一名,被省属市属县属重点中学洞口一中录取。当时,老师告诉我考上了,而且还考了个第一名,我禁不住一阵颤抖。这种颤抖的感觉竟然与第一次上楼时的颤抖如出一辙。

 

  那时,是我人生第一次出远门。在这之前,只有一次离开过洞口县城。第一次离开洞口县城也是到邵阳市参加全省首届中学生作文竞赛(邵阳是分赛区)。在邵阳力拔头筹后,作文被送到省里评了个一等奖。当时的举办单位是省教委、湖南教育杂志社、年轻人杂志社等单位。

 

  这次出远门,是早上坐长途汽车颠颠簸簸到长沙火车站。在火车站第一次看到外国人。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高楼大厦。想起邵阳那些高楼大厦已不算啥,洞口县的楼房就更不算什么。我手搭凉蓬,仰望高楼大厦,想象着自己立于高楼大厦,无异于立于悬崖,禁不住一阵颤抖。到火车站买火车票,没有直达南京的车票,只能先去上海。去上海的票没有座位。我们先上车,靠在火车上盥洗的地方,还是与列车员好说歹说的结果。我一夜无眠。心情激动而无眠。第二天,到钱塘江大桥时,车上终于空出了座位。我一屁股坐上去,呼噜大睡。到上海一出火车站,一老者就上来拽住我,说我随地吐痰,罚款2元。那时,2元也算是个钱。1987年,我发表处女作,也就是获湖南省首届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的作文,稿费就是8元。上海的老者看我不吱声,吓唬说要拉我去上海市政府说理。我有点懵了。其实,在我眼里,上海市政府是啥单位,一派陌生。王老师提醒我说,交了吧。我就缴了2元罚款。我身上带的一百元是我家刚卖了猪赚的钱。

 

  第一次到南京,住的是江苏饭店。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琳琅满目的好吃的菜肴,我的身子也禁不住一阵颤抖。王老师在宾馆舒服地洗了个澡,对我说,如果你以后因写作保送上了什么南京大学或复旦大学什么的,像这样住宾馆的机会就多得是。我的身上立即涌起一阵崇高的颤抖,就像我老家的巍巍的雪峰山。后来的实际证明,尽管我保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受挫,但我经过两年复读,考上了一所财经类本科院校,毕业后进了一个经济部门工作,二十年来走南闯北,住过的大大小小的宾馆不计其数,高档的,中档的,低档的宾馆林林总总。但林林总总的宾馆,给我留下印象的寥若晨星。这些宾馆,让我更像一个过客。正所谓,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若说宾馆,还只有1989年的江苏饭店给我留下了不可抹去的记忆。如同初恋,记忆深刻。在江苏饭店,王老师洗澡时赤裸的上身,像电影一样在我心灵的电影院反复放映。确实,那时对宾馆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住宾馆成为身份、地位、尊严和荣耀的象征。入驻宾馆几乎成为我当时人生追求的宏伟目标,也是当时偏科、继续文学创作、渴望保送上名牌大学的源动力之一。隆回县二中有个全国闻名的默深文学社,社长马萧萧是《中学生学习报》评的全国十大校园诗人之一,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了诗集,湘潭大学中文系准备破格录取他,无奈六门课程预考,包括语文,无一门及格,邵阳市招生办不同意保送,只好参军,据说因为写诗,受到优待,据说留在《西北军事文学》当编辑。洞口一中语文组的老师总是给我举例马萧萧。说实话,我只有数学不好,其他还可以。我对免试保送充满憧憬,或者说幻想。因为王老师经常在班上念杂志上的范文时,就介绍说某某多次在全国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奖,后来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免试录取,某某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录取,某某在《十月》发表中篇小说被北京大学免试录取。听得我总是血脉贲张,颤抖不已。我订阅的《语文报》经常披露被全国各大名牌大学免试录取的写作尖子,让我热血澎湃,一阵阵颤抖。我心里攒足劲,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目标激荡着我的身心,麻酥酥的颤栗从脚板心滚到头颅。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了住宾馆而加强人生奋斗,显得并不崇高,甚至有点猥琐,但却是实实在在,符合农家子弟的卑微而宏伟的心念。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宾馆对我来说,只是人生中大大小小的驿站,风过无痕般的驿站。而我作为过客,就是那一阵一阵的风,风累了的时候,最喜欢的还是蜷缩在老家的村庄打盹。村庄成为乡愁的象征。每个小长假,包括春节,我最喜欢的还是回到我的村庄。七八月份城里最酷热的时候,睡在我的村庄里,晚上还需要盖上一床被子。只是去年夏天回到村庄,晚上睡觉时,身上竟然可以不盖被子。我看到村庄被城镇化的高楼侵略占领了,气候变暖,悲哀袭上我的心头。作为村庄的风一样的孩子,孩子一样的风,我失眠了。风的血液里拍岸的乡愁失眠了。我的身子像是一抹颤抖的乡愁。

 

  我也经常反思。我的颤抖,缘于我的卑微的基因作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体现了我的敬畏之心。比如爱情。

 

  直到大学毕业,我还是一个标准的处男。没有谁会相信我,除了我自己。复读两年考上财经学院,就有女孩子说读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我自己也明白,最有机会招蜂引蝶。可我就是没有谈过恋爱,更不要说与异性有肌肤之亲。坐公交车时,有女孩的头发不经意地飘到我的额头,痒酥酥的,引致我神经的一阵阵颤抖。

 

  这种颤抖当然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幸福。比如我的同学站在女生公寓门口,每只手里恭恭敬敬地端着一个苹果,为的是向心仪的女孩献殷勤。我相信他的心是颤抖的,或者说,颤抖的小微风的涟漪荡漾在他的心。而在这之前,大学禁止谈恋爱,一对男女大学生在行政办公楼下的草地上谈爱,被学院保卫科的狼狗发现,被双双开除。这之后,大学生可以谈爱结婚,大学周围的出租屋尽是男女大学生过着夫妻生活,晒衣杆上花花绿绿。我到一所职业学院,就听说一个女生回家休产假了。

 

  贾平凹曾戏谑地说,现在的人不谈就爱了。时代发展之快,我不知道速成的爱情是否有颤抖的幸福感。

 

  曾经读过一片散文《爱情就是一种想象》。想象肯定会带来大大小小的颤抖。当代爱情失去想象力了吗?

 

  大学毕业前,我宣称,除了跳舞时摸过女孩子的手,再也没有碰过异性。引来的是一片质疑的嘲笑。就有人质问,你的作品里写得那么露骨,作何解释?我说,那都是想象的。

 

  当然,读大学时并不是没有机会。一次社团舞会,一个女孩和我跳舞,跳着跳着,就聊到了未来的另一半。她说,就找我这样的。后来老师对我说,看出她对我有意思。后知后觉的我就放肆回忆舞会上她的气息。她的气息里是有某种信号。但我却没有足够的颤抖。后来打开水时,碰到她,她邀我看电影,我胡乱敷衍了一下。

 

  爱情对我来说,就是一堵悬崖。在爱情上,我总是小心翼翼。尽管听说身边的朋友以谈恋爱为名,将许多美女玩弄于股掌之间。可我没有这个能耐,尽管在别人眼里,我是最有资本的。对于处于喜欢与不喜欢之间的,怕陷阱。对于心仪的,太容易到手,就产生狐疑。对很长时间到不了位的,又失去了耐心。

 

  有情场老手会教我几招。我也跃跃欲试。一次,约了文化厅幼儿园的舞蹈老师看电影,坐的是情侣包厢,我脑子里想着应该伸出手,可到电影结束,我的手还没有伸到她身上——至少她的手。

 

  胆大心细脸皮厚,这是爱情攻略。我懂。但实施起来并非易事。千禧年元旦,我和现在的老婆认识一个星期,一起在长沙市五一路共迎新年,由于人山人海,我就抓住她的手,她的手一次又一次脱掉,我就一次又一次去抓住,人潮退潮时又邀请她去我分的福利房里看电视。后来老婆对我说,她那天回去后对她妈妈说,我老不正经,才认识几天就拉她的手,还要她去我房里。她妈妈说,也不能这么早就下定论。我的心一阵颤抖,感叹,差点错过姻缘。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关于宾馆,自那次从江苏饭店回来后,我曾豪言,如果春节在北京饭店搞桌团圆饭该多好。我的豪言一出,受到大哥大嫂的赞赏加讨伐。赞赏的是,我有壮志盈怀。讨伐的是,团圆饭还是摆在乡下好。说实话,那时的梦想就是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我的二哥二嫂花钱买了城镇户口,丧失了农田,开心了好一段时间,到头来却发现这是一个骗局。城镇户口只是一个空壳。要知道,现在要买个农村户口,才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就我自己来说,在城市学习生活了24年,发现城市的幸福指数并不高。每次回老家,我都很珍惜在乡村的日子。当然,目前乡村受城市的污染可也不能小觑。但乡村始终是我精神的母地。对于城里的任何一所宾馆,我都不是归人,而是过客。那等在季节深处的乡村是桃花的开落。

 

  记得那次到南京,我就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切对我都是那么新鲜。参加授奖大会,获特等奖的是日本朋友信田祐之。信田祐之在华东师大附中读书。后来,我写了篇散文《衔来一片爱——记日本朋友信田祐之》,在《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发布后,收到了全国各地许多读者来信。如今,时过境迁,但信田祐之的形象,斯文利落、和平友爱的形象,历历在目,宛如就在昨天。26年后的2015年,我参加民间访问团,赴日本考察城市地下管廊建设,回国后没有写文章。以前,我自费去东南亚,还有公费去欧洲,回国后,我均写了篇散文。

 

  1989年的南京之行,我和辅导教师王老师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安排下,游历了明孝陵、雨花台、夫子庙、总统府等名胜古迹。但让我铭心刻骨的是到当时南京的最高建筑物——金陵饭店。金陵饭店是南京的标志性建筑。在36层玻璃璇宫里可以俯瞰整个南京城。我记得我进金陵饭店的电梯时,我的身子就开始瑟瑟发抖。其实当时我真想拒绝上到36层的璇宫。但我最终没有说出口。到了璇宫,我的整个身子颤抖得厉害,两条腿得得得得地抖个不停。我尽量不走到璇宫边上,不敢靠近透明的玻璃墙。我看到其他人镇定自若地坐在玻璃墙边的茶几上喝茶,我的心里稍微镇定了些。但我还是不敢放纵地看外面的风景。我如临深渊。我感觉自己的掌心出了汗。我感觉两条腿轻飘飘的。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就要蹦将出来。我如坐针毡。我心里盼望着快点结束这36层的璇宫之旅。我的恐高症让我痛不欲生。工作后,有次年终单位聚餐,选择在二十几层高得中山大厦的璇宫餐厅。我战战兢兢地选择靠里的座位,不敢往玻璃幕墙多看,连起身敬酒也不敢。可我又不能把痛苦的恐高秘密分享给同事。我常常忆及童年,家里阶级成分不好,总被人骂作地主崽子,我不知道地主崽子何意,只感觉不是什么美名,我格外懂事。在火盆里一动不动,憋了尿也不敢动,为的就是守住熏在灶塘上的几块腊肉。还有,五六岁时,我总是坐在猪圈外的一根凳子上,就是怕圈里的猪出来惹是生非。让我悲伤的是,后来我家养的一条名叫大白的狗,晚上守着猪圈,有个晚上我们去晒谷坪看露天电影,大白被人枪杀了。留下的悲伤,几乎贯穿我的人生。每每想起,我的身心就颤抖不已。当然,还有让我至今疑惑到颤抖的是,明理之死。明理是我堂二哥的儿子,只比我小一岁,从小和我在一起玩,后来我继续读书,他辍学。明理高高大大,长得很帅。我复读时,据说他已在恋爱。后来就听说他被关进了牢里。据说他江湖义气,和朋友一起致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丧命,到底是谁动手推的,谁也说不清。据县委办工作的九叔讲,只要明理不承认是他自己推一拳,也不至于枪毙。留给我的迷雾是,一是九叔在明理生命攸关时,为何不出手,不仅不出手,只顾躲得快;二是明理是否在种种刑讯逼供下,承认了自己推出的一拳;三是法院是否有确凿的证据,就轻易判了明理死刑;四是是否有人做了手脚,致使所有的罪往明理一人身上堆积……直到现在我在电视上看到错判的冤假错案,有些人白白死掉,有些人错判二十年,最终真相大白,获得国家赔偿。公检法纠错的态度值得肯定。只是小我一岁、小我一个辈分的明理,葬在我童年放牛的地方。他被执行枪毙的那一年那一天,他的哥哥明志跪在行刑车前喊冤,被强行拖离。他们的父亲,就是我的堂二哥,第二年,患肝腹水肝硬化,气绝身亡……我总是禁不住一阵阵颤抖。这种颤抖,是由外向内的,也是由内向外的。今年春节时,我看到明志的儿子儿媳抱着小儿子,也就是说,明志已经做了爷爷,明理的哥哥做了爷爷。我不知道,明志是否已忘了弟弟明理,或者是埋在记忆最深处。一种莫名的颤抖,像山间被乱石碰撞得晕了头的溪水,在我的小心翼翼却又多愁善感的神经里激荡。

 

  我常突发奇想,那一抹颤抖是大地母亲连接我的脐带。颤颤悠悠的脐带。如同现在年轻的父母,送给下一代的礼物就是脐带血,在医院冰冻起来,以备若干年后宝贝孩子不时之需。

 

  这么说来,那一抹颤抖,是地母赠予我的无形、无价的礼物。让我始终葆有一颗敬畏之心。让我始终做到位卑未敢忘忧。让我始终保持淳朴的农民形象。

 

  也许,那一抹颤抖,就是风筝之线,我就是那风筝。我要贴着大地飞行。或者与大地保持足够亲近的距离飞行。

 

  又也许,那一抹颤抖,就是地球的引力。我始终是地球的子民。渺如尘芥的我始终逃不过如来佛的掌心。天佑母土的掌心。

 

  金陵饭店的那一抹颤抖,始终在我人生的地平线上,总是睁大眼睛瞪着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哪怕这些年走南闯北,那一抹颤抖对我的瞪视从未消失,就像地平线始终与我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若隐若现。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我坐飞机时却不恐高。飞机在万米高空飞,我却淡定从容。也许,飞机的高度封闭让我有安全感。包裹着的拴着安全带的踏实的安全感。当然,我也深知,飞机不安全是,那就是最不安全的。比如包头的一架飞机一起飞就坠落,据黑匣子录音,乘客惊叫“惨绝人寰”即遁入冥界。又比如马航两架飞机接连失事。连颤抖的机会都没有,至今迷雾重重。所以就有传说,有某某伟人,自哪一年起,不坐飞机,只乘火车。在我看来,火车就是大地上那一抹逶迤的颤抖。

 

  印象最深的还是1989年金陵饭店36层璇宫上耗时一个钟头的颤抖。这抹颤抖已缠绕我二十八年,也将伴随我的一生。如果用另一个我来观察我,真是猥琐至极。后来,凡是险峻的地方,我都不敢去。比如1998年我工作后,去西安,坐飞机没事。本来会议承办单位准备安排代表们去华山游一游,但考虑到当时有许多下岗职工麇集在华山附近,遂取消。我暗自庆幸没去。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去过华山。从媒体报道看到华山之险,我就有点不寒而栗。前两年,友人丛勇我去西藏一个星期,所有费用他包,我思考再三,推说自己高血压,会有高原反应,去不了。因为几年前我的一位同事去西藏,一下飞机就打点滴,打完就乘飞机返回长沙。尽管我知道有人写过散文感叹“你不知道西藏的天有多蓝”,但一抹颤抖袭上心头,不敢成行。

 

  金陵饭店的36层璇宫之旅,那抹颤抖,铭心刻骨。1991年,我保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失利,转入复读班,复读两年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未果,考上了一所财经学院。读大学时,我迷惘了一段时间,遂拿起笔来创作长篇小说《独木桥上》,除了讲述复读8年的“猪八届(戒)”等真实故事,还对免试保送弊端进行了鞭笞。免试保送当然为一些偏科生送来了希望。但却为关系户大开方便之门。如果就免试保送的疼痛写一部中篇小说,肯定是细节饱满,情节震撼,欲望吓人。免试保送对当年的我来说,绝对是一个陷阱。

 

  复旦在我的心中是神圣,也是圣洁的。我记得,和我起到南京参加雨花奖颁奖仪式的北大附中的王澄同学靠自荐方式保送进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她本是学理工科的,但喜欢写作,曾获北京市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高三时,她见几本作文获奖证书躺在家里,闲着也就闲着,就复印了几套,寄给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几所名牌大学的新闻系。只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给她回信,称很感兴趣,但考虑到她是理科生,只好作罢。到了5月份,她的班主任听说此事,提醒她,北大附中可以保送啊。她赶快寄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说明保送意图。马上收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寄来的表格,填好,北大附中盖章同意保送。6月份,复旦大学招生办致函北京市招生办,要求保送北大附中王澄同学。北京市招生办答复,北京市保送工作已经结束,不予受理。复旦大学专门派员赴北京市招生办,再三申请保送北大附中王澄同学,终于获得批准。7月7日高考前,王澄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王澄进复旦后的第二年,我靠学校推荐上复旦新闻学院。我的材料寄去后,复旦新闻学院复函表示“很感兴趣并高度重视”。但后面我大哥打电话到复旦新闻学院找到院长,院长说新闻学院已同意。再打电话时,院长把电话转到招生办,招生办的说肖念涛的保送已成为整个复旦大学的焦点,这个招生指标作废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母亲纯洁地说及复旦指标作废一事,我就禁不住幸福地颤抖。我们天真地作着各种猜测,对复旦充满了崇敬。

 

  我上了财经学院后,给王澄写了封信,她回信说很羡慕我。我天真地给复旦新闻学院院长写了封信,异想天开地希望转学到复旦。当然没有收到回信。

 

  我对复旦的呵护,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呵护。那点残存的自尊或者自傲的呵护。天真的呵护。尽管多年后,通过上海的朋友,了解1991年复旦大学对于肖念涛的保送,有关人员记忆犹新,说那个免试保送指标并没有作废,而是长沙的一位学子用了……

 

  为了避讳、稳妥起见,我在小说里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改为“曦园大学新闻学院”。

 

  尽管如此,我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始终心怀感激。前几年,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很有写作天赋,中学时代就出版了散文集,我建议朋友将女儿保送重才爱才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他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书记是长沙老乡,告诉他,保送制度废除了。我唏嘘了一阵。这位文学少年,最后上了培养出诺奖得主莫言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在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读研究生。

 

  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在反思。一反思,就对高考充满真正的敬意,对诟病高考者义愤填膺。

 

  作为贫寒学子,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只有通过公平的高考。高考就像坐飞机,尽管封闭在高空,却安全踏实。

 

  当时高考是独木桥。千军万马挤走独木桥。狭路相逢,勇者胜。

 

  贫寒学子在开放的鲜艳的旗帜飘扬的深渊边上颤抖,自然而然。

 

  天空为什么颤抖?

  因为圣洁的白云翱翔。

  大地为什么颤抖?

  因为河流带不走生性宽厚的山脉。

  我们为什么颤抖?

  因为爱情的马蹄声被辽阔的等待的草原一点一点慢条斯理地吞噬。

 

  其实,我很感激我1989年在金陵饭店36层璇宫的那一抹颤抖。那抹颤抖,就像在自己追慕的女人面前的颤抖。那个高不可攀又想攀的颤抖。那种卑微的身体呵护的并不卑微的灵魂的颤抖。那种敬畏式的颤抖。

 

  再次来到南京,我却宅在宾馆的房间里,没有游历的兴致。近年来的经历告诉我,其实中国城市的同质化严重,千城一面。这当然是一种文化的堕落。我们对古朴的建筑缺乏爱心,缺乏敬畏之心,徒存毁灭之心。再建,又是统一的模子,冰冷的水泥建筑,牢不可破。接我们的司机就说了,金陵饭店在南京已不算啥。当年的金陵饭店也是一个鞋匠下南洋做生意发了财,建起来的。如今已被高楼大厦的浪潮淹没掉了。

 

  我想,也许1989年的那一抹颤抖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颤抖。也许南京,或者许多像南京一样的城市不会仅仅成为钢筋水泥的丛林,千篇一律的丛林。也许,纯粹文化意义上的南京,或者许多像南京一样的富于文化矿藏的城市,会在文化传统的祭台上涅槃重生。

 

  我们都是过客,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而文化传统一旦成为过客,一座城市就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我被闪电般突袭而来的那一抹颤抖击中。

 

  闪电掷出的雷霆漏下的零星的语音绽放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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