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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于信仰与虚无之间

http://www.frguo.com/ 2018-02-07 段晓磊

  时至今日,吴投文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三百余首诗歌,出版了诗集《土地的家谱》(2003年)和《看不见雪的阴影》(2017年),还与诗人朱立坤一起出版了诗歌合集《中年生活》(2013年),有诗歌入选《中国诗歌年鉴》、《新世纪诗典》、《中国诗歌排行榜》、《新世纪中国诗选》、《中国口语诗选》、《中国当代短诗三百首》、《新时期湖南文学作品选》等八十余个重要诗歌选本。虽然吴投文曾自谦道:“诗乃宗教,需要付出绝对的虔诚;真正的诗人少而又少,出诗集与诗人的称谓没有必然的联系。”[①]但是,那些呕心沥血的佳作无疑使他早已成为湖南的实力派诗人,在诗歌界有一定的影响。吴投文不只是一位诗人,他还是一名专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与民间诗人的作品相比,他的诗歌别有风味,大体上属于学院派写作。由于对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深刻认识,他格外青睐“文学性”和“美”在诗中的体现;由于对生活的热爱,对平民生存状态的关怀,他在追求美的同时,更加注重个体生命的体验。

 

  在真、善、美已失去高尚外衣的现代社会,诗以及诗人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但是,诗歌作为一种精神形式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诗歌就是一种集体记忆,他们都曾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过。在80年代那个诗意的中国,分行文字和西方哲学成了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人生寄托、信仰宗教,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宿命。”[②]行走于信仰与虚无之间,就好比是在刀尖上跳舞,但是对孤独的钟爱、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心灵的坚守给了吴 投文与众不同的信念。在我看来,吴投文的诗是非常独特的,在追求诗的文字和意境美的同时,他更加重视个体的生命体验的彰显。在与虚无以及五光十色的世俗欲望的抗争中,他的诗歌中凸显出了这样的诗人形象:孤独的低吟者、生命的歌者和心灵的守护者。领悟这些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读懂他的诗,更是为了亲近诗人的精神家园。

 

  一、孤独的低吟者

 

  对于从乡村中走出来的诗人来说,乡村和泥土是别有含义的,少小时的离家愿望转变为成年时的思乡情绪,当初的城市向往者都变成了如今的泥土留恋者。吴投文也不例外。有论者认为,“对于家园和生存的缺憾,吴投文从始至终是清醒的。既不是人类学家对于野性思维和古老生命的奇趣,也不是回到原始、回归自然的梦呓。相反,他总是智慧而无奈地观赏着,当然也体验着。”[③]诗人眼下的乡村在城市的引诱下躁动不安,往日芬芳的泥土和宁静的田野已成为回忆中的乡村符号。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下生活,诗人是无奈的,他脆弱的臂膀始终掰不过现实粗壮的手腕。但是,吴投文从始至终是清醒的,这份清醒导致他无法与现实同流合污。

 

  “爱人”是吴投文在咏叹乡村和泥土的诗中常用的一个抒情意象,如《收获季节》中的“灵魂系在稻尖上的爱人”、“亲近泥土远离诗歌的爱人”,《葬礼》中“永恒的爱人”、“殉难的爱人”、“幸福的爱人”,《重归故园》中“流离的爱人”,以及《田园》中“一季的阳光蓄于爱人深蹙的眉头”、“爱人和耕牛出现在田野上”、“爱人的脚印在泥土深深处”,等等。但是,这里的“爱人”另有含义,“并非实指我们生活中的恋爱或婚姻对象,它其实是诗人内心的外化,诗人对外不断说‘爱人’,其实就是对自己内心、对自己灵魂深处说‘爱人’。而这个‘自己’,其实也并不是诗人本人,其指代意义已被无限扩大,指的是无数的生命个体。诗人其实是站在无数个体中间,与他们同呼吸,替一个又一个的‘他’说话,道出每一个‘他’的心声”[④]。然而,这种心声能被城市——诗人身体所在的“异乡”,以及他日思夜想的乡村——他在精神上所向往的“故乡”,接纳和理解吗?

 

  “流落在异乡的城市里”的诗人是尴尬的,他不断地提醒自己,“我是楚地的书生”(《家园》),在一开始诗人便把自己定位于异乡的“局外人”。这种来自内心的“身份”体认使得“思乡病总是在心事里开花”,这注定使他在异乡无法获得认同感,诗人的乡愁自然也就得不到“异乡人”的理解。

 

  时间在离乡的诗人和故乡之间挖开了一道无法弥合的渠沟,沿着城市急促的发展轨迹,诗人现在已经无法回到离乡前的那一刻,而乡村依然是多年前的乡村,时间埋葬的是乡人的容颜和生命:“三十年前”阿婆一个人默默流泪,“二十年前”小弟病逝,“十年前”阿香也已出嫁(《阿宫山》),这是时间带给乡村的变动,实际上也是时间留在诗人心里抹不去的伤痛。阿宫山的草所刺痛的与其说是诗人的躯体,倒不如说是引发了他内心“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悲凉感。对于“不慎陷入城市泥潭”的诗人来说,故乡在渺远之处,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去了,故乡只能“成为弥足珍贵的回忆”(《故园》)。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挤压下,诗人的孤独感便诞生了。这是“一种深刻而强烈的智慧内省,是个体生命和与广泛联系的外部世界暂时中断联系而潜心考虑生命个体、生命意义问题时,所意识到的与他人无法重合的个别感、特殊感,是人的自我意识深化的一种心理反应。”[⑤][5]如果说空间上的距离感造成了诗人的满怀思念,使他与异乡人格格不入的话,那么时间所带来的陌生和疏离感才让诗人真正地感到孤独。空间上的距离使对故乡充满幻想的诗人变成城市的局外人,但是时间所带来的陌生和疏离感却让诗人所幻想的心灵故乡彻底破灭了。

 

  在古代中国,诗人往往因无法遇到伯乐和知音而孤独,但终因怀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智慧,倒也不显得过于落寞。但是,在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消费方式的浸染下,诗人的隐居梦彻底破碎了。在中国,作为精神贵族的诗人,他们接受过现代的教育,但是在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他们并不拥有能够进行生产的技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诗人大都是“学而优则仕”道路上的佼佼者,即便如陶潜那般不如意仍可保留精神上的那份高贵感,不为五斗米折腰。大机器生产将诗人从统治者的队伍里完全驱逐了出来,面对这个强势的时代,苦闷彷徨的情绪使他们倍感孤独。

 

  时间和空间、生活和理想挤压下的诗人生存状态是常人所无法理解的,诗人的孤独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体验。但是在现实中,孤独所体现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疏离感,“一个人是多么孤独,遇见另一个人/仅仅是两个人,或者陷入更深的孤独”(《粉碎一滴水是多么困难》),孤独成为了一种永恒的状态。诗人在路上遇到了两条狗,也涌出了一种复杂的情绪体验,“我突然感到孤独/想加入它们之中/但我是一个人/无法脱下自己的面具”(《我在路上碰见一只狗》)。布鲁姆曾断言,“一首诗不是对焦虑的克服,而是焦虑本身”[⑥],诗在吴投文这里却是孤独本身。工业文明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揭开了“欲望”的潘多拉盒子,生命被金钱和商品所践踏,崇高和美被束之高阁,灵魂的悸动受到肉体的快感驱逐,这些都折射在吴投文的诗歌中。

 

  二、生命的歌者

 

  在海德格尔那里,“畏惧”是最基本的生存情绪;在萨特那里,“焦虑是自由的开端”;在吴投文的诗里,孤独是个体的生命体验。“我独自留在了悬崖上/在那么高的位置/我感到了寒冷和孤独/同时感到了真实和存在/我终于腐烂在这里了/留下了一堆白骨”(《我独自经历了一个寂静的下午》)。高处不胜寒,吴投文笔下的“我”却很享受这份孤独,除了能够保持精神上的高贵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对“真实和存在”的执着和对生命的探寻。陆耀东先生是吴投文的博士导师,他在吴投文诗集《土地的家谱》序言中意味深长地指出:“文学创作,写诗,是‘灵魂的冒险’和生命的冒险;也许你终身忠诚于诗,但在你生命的最后一息,诗仍然无动于衷,与你无缘……”,吴投文对此深表认同,“诗歌在本质上关联着对于生命的认识,生命与诗的相遇是一个诗人的幸运和幸福”,他从来没有自诩为诗人,但是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却深有感悟,“生命在创作中的投入对一个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决定其创作成败与否的根本条件” [①] ,而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使人通过对于向美向善的体验,从而确证生命存在的意义” [①] 。

 

  “爱人”与“耕牛”的身影被高楼大厦的现代景观驱逐出了土地,泥土的香味和犁铧的滑动只在回忆中还存有痕迹。“我在舞厅里无人伴舞/男男女女都是你的幻影/太多的欲望在这里膨胀”(《独奏》),在商品和金钱的勾引下,私欲吞噬了人的灵魂,只剩下了扭动的腰肢。在肉体快感取代了灵魂崇高的年代,“我把光明与黑暗作为涂料/不停地删改自己/把自己删改成一个陌生的符号”(《影子》),一根天空中飘落的羽毛都会使“我的手臂突然失去力量”(《一根羽毛》),这“致命的沉重”是什么呢?“在金钱衡量一切的时代”,吴投文笔下的“我”执着于“一句话”,“这句话被金钱抛弃”,但是,“我把这句话深藏心底/等待它重见天日”(《一句话》)。“致命的沉重”与“一句话”在这里也许正是活生生的“生命”的代名词。

 

  西方近代的思想史是人类理性逐渐上升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生命价值逐渐得到承认,可以说这一切都得益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精神。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及启蒙运动中的众多思想家的关于人的“理性”主张,都不可避免地推动着精神宗教的衰落,促进人类物质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增长。马克思·韦伯提出了四个概念“传统行动”、“情感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来界定人的社会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体现了人对价值与终极意义的追求,而“目的合理的行动”则仅关注实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它并不关心意义和价值,工具和手段的存在能否帮助实现人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而宗教精神的缺失恰好加速了“价值合理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分裂,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价值、信仰和所谓的终极关怀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被工具理性所置换,“理性的铁笼子”[⑦]最终形成。人的生命沦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其存在的价值甚至只能用数字衡量。圈地运动拆掉的是人的居所,驱逐的却是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全球化的带动下,中国社会面临着严峻的转型态势,在快速向前的经济车轮面前,金钱和利益至上的极端利己观念泛滥,道德感缺失,人文关怀缺席。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积累,也就无法逃避涅槃的痛苦过程。可是面对丑恶,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是终极关怀和价值在中国的历来承担者。他们经历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矛盾——物质生活的日益繁荣和精神世界的逐渐匮乏。有一批诗人在现实的威逼利诱下妥协了,他们的诗作要么沉沦于“玄秘化倾向和文化包装”,要么“通向极端的梦呓和欲望宣泄”,要么“沉溺于世俗化的日常生活”[⑧]。但是,真正的诗人不惮于清贫和寂寞,哪怕遭人误解也会始终坚守诗人的良知。面对精神领域的价值和意义被物质欲望和世俗利益一点点地啃噬,吴投文痛心不已,《空城》中的“我”再也无法沉默,终于发出了“我该向何处/踽踽独行”(《空城》)的疑问。

 

  三、心灵的守护者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洗礼,从儒家封建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独立个体。他们以启蒙为己任,即便是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走向了救亡的道路,也从未放弃知识分子自身的追求。历史感也是吴投文诗歌中所内含的一个审美维度,“孕育过绮丽的幻想/遭遇过严酷的动荡/历史的扉页上依然空白”(《石像》),这便是历史。拯救民族危亡,赢得民族独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将无数的个体凝聚成一个团体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团体的形成却带来了负面的意识形态效应,这导致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被集体流放。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有“大庇天下寒士”的梦想,可是他们的肩膀有时甚至无法承担自己的命运。终极价值在现代的唯物论者看来是可笑的,上帝死掉了,集体的意念似乎也沦为不可靠的意识形态,但生活却要继续,“时间搬不动”淤积在他们“心上的忧伤”,偏执的他们“小心地打量着世界”,寻觅着自己的生存根据。

 

  诗集《土地的家谱》中的诗人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反抗者,纵然在黑暗中“只有一条路没有断绝”,“只有一扇门是打开的”,即便“通向黑暗”,“通向地狱”(《只有一扇门是打开的》)。他不会不明白,承担人世间的苦痛意味着“举起的重量是整个地狱”,他也不会不清楚,这是一个诗人无法办到的事情,但是,诗人坚信“听到的召唤来自天堂”(《天堂》)。难道皈依宗教,凭借上帝的神性就能够分担诗人在人间的苦痛吗?与萨特和加缪一样,吴投文是一个无神论者,在他的诗文中充满了对佛祖和上帝的挑战。“被香火烧焦的记忆悬挂墙壁/总相信最后的一次膜拜/把你从千年的陈梦中叩醒/唤起你万能的手指/填那深渊似的欲壑/灼伤的灵魂在悸动中萎缩”(《大佛》),现实中的人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一方面,他希望通过各种手段使自己的欲望能够得到无限的满足;另一方面,他也会不安,企图神明分担自己的罪恶。人就是这样在一边祈祷一边作恶。诗人写道,“徒然的事实是死亡降临前的痛苦/神圣的本质无法洞穿虚无和黑暗/贞洁与光明成为不可饶恕的罪恶/在无数的面具背后是欲望与拯救”(《欲望与拯救》),里面包含着质疑与抵抗,也有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乃至绝望。当上帝隐去,神圣与本质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一切规则都是人定的,人的幸福从彼岸的世界回到了现世的生活,在深陷于欲望的现实世界中,“虚无”和“黑暗”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

 

  现实世界无疑是令人绝望的,“这是一个悬空的时代”,“人们习惯吊在空中生活”(《卡夫卡的片断》)。但是,“一个人要是丢了灵魂”,“道路就失去了意义”(《逃遁》)。马利坦认为,如果诗人“不以这个世界来充实自己,那他就会变得空虚。诗人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自己的:事物在他心中产生反响,并在他唯一醒悟的时刻和他一道从沉睡中涌现出来。”[⑨]在吴投文看来,“天使为孤独者的爱折断翅膀”,孤独的诗人注定要“面对辽阔的虚无”(《空白》)。由孤独所引发的生命体验使他笔下的“我”获得了真实的存在感。马拉美是这样来评价诗人的,“我毫不含糊地认为:诗人不萦怀某种利益,他无偿生产,或者不屑于交易;这两个方面是显然联结的。”[⑩]“三万两黄金是个等价物/等于一座大楼/或一个贪官的腰包/也等于一个女人的胸脯/却不等于我一个晚上的孤独”(《黄金三万两的孤独》),与其说吴投文钟爱的是无价的孤独感,倒不如说他更加珍视生命体验和存在感。

 

  困顿于时间中的“我”无法成为时间的敌人,因为“时间的敌人在时间之外”。面对永恒的可以凋谢万物的时间,将孤独作为存在的根据是脆弱的。“思想拯救凋谢之物”(《主题学》),吴投文似乎变成了与加缪相类似的人间信仰者,加缪的人间信仰发自于内心的对人间的“爱”,那吴投文追逐的能够拯救自我的“思想”是什么呢?

 

  拜倒在基督脚下的信众,没有个人的秘密,上帝在分担了他们的苦难的同时,也将他们独立的人格拿了去。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我的秘密来自尘世”(《信仰者》)。“我”暂时的苦痛也许是因为没有上帝来分担我的罪恶,但是“我”更渴求能与上帝平等地交流与对话。正如在《爱的上帝》中所书写的那样,“如果我跪着/你会坐得更高”,纵然“人间的黑暗笼罩着我/我的钱包丰满/我的内心空虚”,“我”仍然拒绝“爱的上帝”。“宽恕我吧”,“宽恕这个世界吧”,“宽恕上帝吧”(《最后的祈祷》),这又是在向谁发出请求?

 

  雅克·马利坦在谈到艺术家和诗人的创作心理时说:“如果他听到了事物中断断续续跳出的那些秘语奥秘话,如果他领悟到处于现实存在的核心的实在、通信和密码化的文字,如果他自人间和天国的万物中捕获到比我们哲学的梦想要多的事物,那么,他不是靠平常意义上的认识一词认识这一切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一切纳入他隐约的幽深处而认识这一切的”⑨。而“隐约的幽深处”不正是诗人那颗独特的纯净的“心灵”吗?宽恕的请求最终在“心灵”这里寻找到了根据。加缪的人间之爱也正源于此。

 

  四、结语

 

  吴投文在《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一文中谈到“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时,强调诗歌要“立足于充分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以我手写我心的真诚态度把诗人的主体独特性转化为一种值得信赖的生命诗学。”⑪这也许就是他的艺术追求——彰显生命的意义,突出存在的价值。

 

  在信仰与虚无之间行走是需要勇气的,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背弃了上帝同时又蔑视人间的罪恶,对人性和生命充满希望,这是诗人式的悲悯情怀。承担不了人类的罪恶,却立志要拯救和净化人的心灵,这也许就是西西弗斯式的执着,“西西弗斯在不断推动巨石上山的荒诞过程中感受孤独、绝望,可也正是在这孤独、荒诞的绝望中,他看到了无情的石头在他的推动下所散发出的生命的动感,看到他与巨石搏斗时所迸发出的力量,这一切都饱含着西西弗斯的生命体验。正当他沉醉在这种幸福之中的时候,巨石不再是他的苦难,诸神也不再让巨石从山顶滚落下来。”⑫也许人们对诗人的误解依然会顽固地存在着,也许现实生活对精神世界的压抑会越来越严重,也许在世俗面前有些人屈服了,但是吴投文仍会坚守诗人的执着,对孤独的钟爱、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心灵的坚守给了他与众不同的信念。孤独的低吟者、生命的歌者、心灵的守护者是吴投文诗歌中的诗人形象,同时,这也是对他自己的最好诠释。

 

  参考文献:

  [①]吴投文:《土地的家谱》,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115页。

  [②]刘波:《生命体验中的知性言说——吴投文诗歌创作略论》,《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页。

  [③]马明奎:《投向存在黑洞中的石头——读吴投文诗歌札记》,《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2年第1期,第234页。

  [④]呼振楠,钱志富:《湘江旧迹已模糊——吴投文〈重归故园〉赏析》,《名作欣赏(中旬)》2013年第9期。

  [⑤]王克俭:《文学创作心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⑥]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0页。

  [⑦]李世涛:《理性危机中的重建——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中外文化与文论》2011年第1期,第3页。

  [⑧]吴投文:《当前诗歌症候分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4期。

  [⑨]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3页。

  [⑩]马拉美:《马拉美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

  ⑪吴投文:《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⑫段晓磊,彭在钦:《处身“荒诞世界”的生命体验——重新解读陈染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中的女性观》,《考试周刊》2012年第5期。

  (《长江丛刊》2017年第11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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