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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情怀与担当

http://www.frguo.com/ 2018-01-23 袁杰伟

  恕我孤陋寡闻,虽我也忝列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之列,第一次知道《中国橡胶的红色记记》这本书却还是到了2014年,那是2014年在河南鲁山召开的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年会上,何建明、李炳银、张胜友等诸位老师都谈到这本书,并为这本书与鲁奖失之交臂而遗憾。以后又多次听到关于这本书的议论。我终于果断地从网上淘了一本来看。

 

  没想到一看,果然就放不下了。读着读着,我感到就像穿越到了中国的五十年代末,湖南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踊跃报名去支边的情景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让我热血沸腾。湖南支边人在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经历着今天难以想像的贫困,猛兽的威胁,老鼠、蚂蝗、蛇、蚂蚁的侵害,还要忍受难耐的饥饿,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与天斗、与地斗、与野兽斗,当然他们也有困惑、有痛苦、有抱怨、甚至也有“逃跑”,但他们的主流是坚持,是奋斗,是为了中国的橡胶事业去奉献、去牺牲。他们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是毛主席的家乡人!”“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种橡胶”。所有的困难、所有的矛盾,只要有这一句话就可以迎刃而解、遇难呈祥。

 

  不容置疑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英雄的时代,毛泽东这个顶天立地、伟大的民族英雄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让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建设自己的新生活。有伟大的英雄自然就有人民赤诚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让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中国橡胶的红色记记》就是真实地再现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人们单纯到只有国家的利益,领袖的号召、国家的利益就是他们的生命,就是他们前行的方向和动力。

 

  那么,橡胶,就这么重要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橡胶,就相当于我们的“两弹一星”。没有橡胶,是万万不可能造出两弹一星的。可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全面禁橡胶,他们想把新生的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所以,50年代初橡胶比黄金还贵。而中国即使在海南,也不属于橡胶的传统种植区。帝国主义认为中国种不出橡胶,刚这一项,就可以困死中国。没有橡胶就造不出核武,就没有汽车、火车,就有近一半的日常用品造不出来。没有橡胶,新生的中国无法相象如何往下走。所以,新中国的橡胶比黄金还贵。一些爱国华侨为了把橡胶种子带到海南,冒着生命危险。演绎了许多传奇。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中国自己种橡胶。这是多么伟大的决定,多么伟大的号召。从1959年到今天,三代种胶上创造了人间奇迹:中国已成为世界产胶大国,而且亩产最高。连法国的米其轮轮胎也从中国进口橡胶。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段历史,可是泱泱大国,作家无数,却没有一个作家写过这一段伟大的历史。中国的种胶史,是应该与“两弹一星”一样大书特书,也是应该拍成电影电电视剧广为传播的。我认为,这样的作品,是完全应该列入中小学和大学的推荐书目的。

 

  薛媛媛应该算是一个有担当有情怀的作家。在写作《中国橡胶的红色记记》这部书之前,她是一位专业作家,有车有别墅,做着贵族式的写作。然而,当她遇到这个题材之后,她就走出象牙塔,只身独闯西南边陲,先后三年累计做了七个多月的采访,沿着澜沧江、依洛瓦底江、红河,跋涉数千公里,对19个农场、34分场、80多个生产队进行实地采访。车子过不去,陪同的人都劝她别走了,她去坚持要步行去采访。采访中,她上百次落泪,她为植胶的精神感动,为他们的遭遇打动,为他们的牺牲和成功感动。在这个贵族式作家的弱小躯体里,蕴藏着如此水的柔肠、钢铁般的意志、勇士般的气量。

 

  与一个伟大的题材相遇,其前提是作家必须有相应的情怀。薛媛媛是在电信局排队交话费时,听到两个人交谈,一个叫刘老师的说清明回乡看望叔公了,叔公50多年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云南支边种橡胶”,这个清明节,叔公第一次回乡祭祖,他们是1000多结伴回乡祭祖,都是七十八岁的老人,由儿子搀扶回来。这的偶尔的听说触发了写作灵感。薛媛媛认为这是她的幸运,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这种幸运。其实,我想很多作家应该都听说过这样的事,遇到过这个题材,只是擦肩而过了。而她却因此激动,突发灵感。应该说这是一种缘份,更是一种情怀的被触动。

 

  然而,走出象牙塔采访并非易事。当她第一次怀惴长沙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来到醴陵市委宣传部时,却遇到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干部近乎冷漠的对待,根本不提供任何采访帮助。她只好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去寻找采访对象。当她怀揣着湖南省委宣传部的介绍信到达昆明,去云南省委宣传部开绍信时,为一纸介绍信就等了一天时间。

 

  要知道,她所有的采访部是自费。没有一种强列的情怀,没有一种伟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没有大无畏的担当精神,是不可能做到这一切的。薛媛媛本来是一个非常“文学”的作家,但在这本书里,可以见得出,她几乎摒弃了她早已运用娴熟的文学手法,更多的是赤诚地直陈其事。我想,如果真的“文学”起来,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写成一个长篇巨制。只有原始地、朴拙的直陈其事,才能让这本书容纳更多的干货,才能更直接地与读者交流。这也是作家的心灵受到巨大感动之后,自觉不自觉地对文学手段的一种本能的远离,因为每一件事情的本身已够感动,何须去“文学”?自古以来,感天动地的文章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等都是直抒胸臆的名篇,它们的留传并非靠的文学手法,而是文中蕴含的赤诚的真情,触动的是人的灵魂深处。《中国橡胶的红色记记》与此有相通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一点也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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