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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鹤:“有些东西一旦消失了,就真的没有了”

http://www.frguo.com/ 2018-01-19 《花城》2018年第1期  何平  黑鹤

  何平(文学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有的作家是和国民文学启蒙相关的,比如你。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聊他们少年时代的文学阅读记忆。我的研究生王一梅就很喜欢你的小说。2003年,她第一次读到了你参加《儿童文学》杂志举办的首届中青年作家小说擂台赛的小说《饲狼》。时隔多年,她仍记得小说中的其其格老人与陪伴她的两头狼(“牙”与“石”),孤独的老人和两头狼在草原的小木屋中相依为命。我也问过她小说中有什么特别打动她,她觉得是小说的结尾。其其格老人去世后,一直守护着她的“牙”在外来者的猎枪下被迫逃离。而对于之前就下落不明的“石”,小说虽未做明确交代,但是在其其格逝去的那天,北方动物园那头“一向只愿意缩在笼子里的角落沉睡的青银灰色的大狼像被子弹击中一样突然惊醒”,这头自从来到动物园就未发出过任何声音的狼发出了悲哀的嗥叫,那一刻,使她感受到了人与狼之间的灵犀相通,也愿意相信这头失去自由的独狼就是“石”。

  黑鹤(蒙古族作家,著有《黑焰》《鬼狗》《黑狗哈拉诺亥》等,多部作品译介到国外):王一梅提到的《饲狼》,其实在我个人创作中也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在创作这篇作品之前,我写的东西应该也就算是动物故事吧,这之后,我想我创作的可以称为动物小说了。现在,我把自己的作品定义为自然文学。

  何平:农耕文明发育得烂熟是制约自然文学展开的,但你的处境恰恰使得自然文学在你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或者是自然文学和你必然的一场相遇吧,往深处也许可以从族裔和地理的个别性等等方面解释你和自然文学的相遇。我注意到在你的动物小说中,类似的“孤独者”(人和动物皆是)似乎有一个形象群,似乎也只有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境中,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人与动物才有相对真挚的友谊和情感。卢梭在提倡“返回自然”时也说道:“我们的大多数痛苦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此,只要我们保持大自然给我们安排的简朴的、有规律的和孤单的生活方式,这些痛苦几乎全都可以避免。”

  黑鹤:其实,当我们创作以动物为角色的文学作品的时候,除去神话、寓言和童话,若是小说,那么毫无疑问,人类能够了解到的关于动物的真实情况只是当它们介入我们生活的时候。因为,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动物在人类不在场的情况下的一切,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等等,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通过现代人的遥感监测设备了解一些,但仍然非常片面。

  而一旦动物(这里指野生动物)与人类发生关系,它们也就离开了自然生活的背景,进入人类的世界,离开固有的族群和荒野的故乡。它们是主动或被动离开种族的孤独者。

  同样,人类结群时,就不会存在孤独者,只有当其中的一个个体选择离开自己的族群,当然,有些时候也是被动的。例如一个还未能进入成年人社会的孩子,因为缺少足够的伙伴,他就会将情感向其他的物种转移,会尝试去接近其他的动物。这也是一种缓解孤独感的方式吧。

  何平:所以,可以说,你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意识到人类离开自然的孤独者,写作这些孤独者的小说。

  黑鹤:也许,孤独的人类才会因为自身的处境进而去关注其他非人类的生命。

  何平:相较你之前的小说,《莫日格勒河谷的鵟》更像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它真实地记录,细致地讲述,它有着纪录片式的冷静客观。你曾经说过“小说是虚构的,但小说里的动物是真实的”,你也曾自述“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构筑一个拥有勇气、忠诚、自由和爱的更富乌托邦色彩的荒野世界”。你是如何看待,或者说你在小说创作中是如何处理“纪实”与“虚构”的关系?

  黑鹤:前段时间,我去一个地方做讲座,一个小学的孩子提出一个问题,让我定义一下我的作品与另一位动物文学作家作品的区别。我一般不评价其他作家的作品,后来,这个孩子主动给我们的作品下了一定义,他认为另一位作家的作品是浪漫主义的,而我的,是现实主义的。“小说是虚构的,但小说里的动物是真实的”,这个话是我说的吗?我倒是认同,“小说是虚构的,而细节是真实的。”

  何平:虚构和真实对你而言不只是写作策略,而是意味着你的自然观和动物观。现在市场上的所谓动物小说很多,但很少有人认真去讨论动物小说的边界、限度和写作伦理。

  黑鹤:在我的动物小说创作中其实也曾经出现过一个关于虚构与真实的重要的节点。最初我的动物小说创作多为游戏之作,那时候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创作非动物小说的文学作品,像那些动物小说基本上也就是利用童年的生活经历或者偶尔在书中看到的一些趣闻创作的动物故事,里面有些细节我明明知道是错误,但我为了使自己的东西更加有吸引力还是添加进去。比如,为了故事需要,我会让盘羊这种生活在荒漠高原上的动物出现在北方的泰加森林里。后来,我的一个读者在一个叫作“古生物论坛”的网站看到一个帖子,转给了我,其中就有谈到我创作的动物文学作品中细节的真实性的问题,我还记得那个帖子的作者是一位生物教师,网名是“小鹿乔巴”。我当时警醒,没有想到自己的游戏之作会有人这样认真分析,而且,当时我的很多读者是孩子,显然,这会误导孩子的自然观。我认真地写了一封公开信,回复这位老师和自己的读者。其实,那封公开信很重要,如果当时没有写那封公开信,恐怕我的动物文学创作会走向另一个方向。

  从那时开始,我的所有动物文学作品,我可以做到这样一点,如果是一篇关于森林狩猎的故事,那么,普通的读者看了感觉还不错,而当我把它拿给一个真正的使鹿鄂温克猎人读,猎人会说:没有问题,我们就是这样打猎的。

  我创作的动物文学作品,细节都是真实的。

  在中国我的动物文学作品被定义为儿童文学,说实话,我喜欢这个身份,并深感荣耀。其实在国外,我的作品已经翻译出去十来个语种了,我的作品都是被当作自然文学,成人和孩子都是可以看的。

  何平:你在《黑狗哈拉诺亥·后记》中讲述了一头不可多得的草原牧羊犬最后仅以六百元的价格“命归”狗肉馆的故事。而在《驯鹿之国·序·更北的北方》中,你深情地回忆了曾经失去的“北方的草地”,通过回忆“复述一个正在消逝的荒野”。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现代文明的两面性,但是在现实中,返回自然,用自然的美好代替“文明”的罪恶似乎只能是一种理想,我们似乎也只能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构建这一理想,比如美国自然文学中的“寻归荒野”。你认为在当下,“返回自然”这一提法还具有现实意义吗?

  黑鹤:作品的宣传活动。在做了很多场讲座之后,我意识到,我这么做的时候,才是有现实意义的。我给孩子们讲荒野的故事,我的童年,草原尚还丰茂的时候,讲述生命的平等,对自然的尊重。我意识到,如果想改变这个世界,那么,就需要从孩子入手,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我想,那些读过我的书的孩子,他们会认真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尊重这个世界上其他的生命,明白人类不是地球上唯一的生灵。我最近也积极地参加一些对乡村教师的公益培训计划。

  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很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

  何平:我注意到,目前学界主要将你的小说放在儿童文学和动物小说这两个维度上加以考察的,作为一个蒙古族作家,作为一个与动物有着真实生活经历的作家,你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与读者主流生活世界相去甚远的“远方”。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不知能否这样说,你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受众对于草原生活和动物世界的“想象”,满足了身处后工业化时代的读者对于前工业化时代生活形态的猎奇心理,因为无论你的民族身份和你小说的地理空间,在汉语文学都有异质性。你是如何看待读者可能产生的这种阅读心理?

  黑鹤: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引用一段话。“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维持部分的自然资产不受破坏,这点非常重要,这样未来才有参考的记录、衡量环境改变才有一个基准,大家也才能看到土地遭破坏前人类所拥有的光辉过去。有朝一天要重建栖地时,我们也需要知道过去的模样。”这是美国自然生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在用一种浅显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要建立自然保护区,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

  我的作品,大家习惯性叫作动物文学,其实更多的时候,我是通过这些动物和它们与人类发生的关系以后它们的生存背景,透视中国北方呼伦贝尔草原及大兴安岭森林地区少数族群的地域变迁、文化沿袭、生活方式及群体意识,我创作主要以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民族风俗及自然环境为背景,通过小说形式重构北方民族即将消逝的古老文化,比如使鹿鄂温克族的狩猎文化、蒙古族的游牧文化。

  有些东西,一旦消失了,就真的没有了。

  2015年,我以助理和编辑的身份帮助一位使鹿鄂温克老妈妈出版了一本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驯鹿角上的彩带》,书中提到很多使鹿鄂温克语。当时,我仅仅是准备在汉语中寻找相近的词语标出,但是很快我就发现,有些词语的发音在汉语中无法找到相同的文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使鹿鄂温克语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而当我编辑这本书时,我了解到这种古老的语言,世界上知晓的人已经不超过五个了。如果这五位老人逝去了,那么,其实这些词语就永远地消失了。所以,那些词语,我们用国际音标很认真地标注出来。有些东西,我们希望它能够留下来。那是伟大的传统,代表人类曾经复杂而灿烂的文化。

  有时候,我想,我创作的一些作品其实也是在记录一些背影吧。用远方这种形容很好啊,“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是诗和远方的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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