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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问刘郎

http://www.frguo.com/ 2018-01-11 石光明

  西洞庭的黄昏,总是给人无穷无尽的遐想。打鱼的船,采莲的舟,都轻轻牵着晚霞的衣袂,缓缓摇入村垸的炊烟里。大大小小的湖汊渐渐宁静,只有淡淡的波影映着芦苇的缭乱写意,把归鸟的掠羽点染成了一弯新月,又勾起远远近近渐次亮起的灯火对星光的思念。

  漫步初秋薄暮的柳叶湖畔,霞颜灯色里的排云阁愈加显得苍茫。当地人又称排云阁为司马楼,楼前的刘禹锡雕像染满沧桑,面湖而立,千古豪气依旧。渐浓的暮色拦不住振翅冲天的诗意白鹤,惹得游人思接千年,仿佛又听到了刘禹锡的朗吟,正是那首著名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我喜爱吟读古典诗文,不少吟咏秋天的名篇过目难忘。读宋玉的长诗《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开篇便是一个悲字,继之以丰富的想象,细腻的笔触,把秋景秋物、秋声秋色与自己的抑郁哀怨、感伤忧愤揉合在一起,成为文人悲秋的第一人。杜甫那首被清人胡应麟赞为“古今七言律诗之冠”的《登高》,用“风急天高”起兴,“无边落木、不尽长江”渲染,一下便把读者带到了诗人万里悲秋、老病孤愁的悲凉之中。两宋之际李清照一阕《声声慢》,更是在寻寻觅觅之中,引人渐入晓来风急,梧桐细雨,凄凄惨惨戚戚的千年惆怅。而刘禹锡的这首秋词,却让人读出他一反传统的悲秋观,别出心裁,赞秋颂秋,赋予了秋天蓬勃向上、诗情澎湃的情境,表现了诗人坚守节操、向往自由的情怀,倾吐了作者百折不回、昂扬高举的豪气。后来的论诗者称许,“胸次特高,骨力甚健”。沿着诗的河流浮舟而下,不难发现,“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蕴藉,似为后来杜牧“霜叶红于二月花”滥觞,“晴空一鹤排云上”的激越,又何尝未为千年之后独立寒秋的毛泽东燃起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豪迈。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的大诗人,又是唐代的进步思想家。我最早接触刘禹锡的七绝,还是30多年前,第一次到岳阳登名楼,远眺洞庭湖山。眼前的湖光山色洞庭美景,为我们解读了李白的“风月无边”,杜甫的“乾坤日夜”。又听朋友吟诵起刘禹锡的《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也是写秋天,以白银盘形容洞庭湖,用青螺比喻浩淼湖中的君山,把洞庭湖的秋光描画得恬淡平和,静谧空灵,美轮美奂。从此青螺银盘便深深镌刻在了我的诗汇记忆。后来读刘禹锡的诗,又特别喜爱他的《竹枝词》、《石头城》、《乌衣巷》、《西塞山怀古》等名篇,像“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字字珠玑,句句风流,读来回味无穷,遐思无边。

  刘禹锡是唐永贞元年(805年)冬来到朗州的。他来朗州,与柳宗元的到永州,都与中唐时期的著名政治事变“永贞革新”有关。刘禹锡与柳宗元是同科进士,诗文相得,被文坛合称为“刘柳”,政治上志同道合,力主革新,是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永贞革新”失败,也就必然成为悲剧的主角。现在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永贞革新”虽只持续了8个月,但革除弊政、精简冗人、节制国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得到了百姓的欢迎,就连登基后大肆清算永贞党人的唐宪宗也大部沿用了革新的举措。然而,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把握不当,谋略布局手段存在不足,“永贞革新”最终以悲剧谢幕,却为“二王八司马”在历史上留下了大写的脚印,也注定了刘禹锡一生的坎坷不平。

  从少年登科,意气风发的监察御史,受先是太子后为唐顺宗的李诵赏识,成为革新运动的中坚分子,委以重任,担任屯田员外郎,兼判度支盐铁案,到贬为连州刺史,半路上又追贬为朗州司马,数月之间,落差之大,毁誉之巨,可想而知。而且司马这个职位,说是刺史的副手,但“二王八司马”是戴罪之身,任司马也只是“员外置同正员”,不能干预政务,算个寂寞的闲职。尤为严峻的是,刘禹锡到朗州的第二年,先是支持变革、已退位成太上皇的顺宗蹊跷驾崩,没多久,“永贞革新”的领袖人物王叔文被宪宗赐死。紧接着宪宗改年号为元和,又尊奉其母亲为皇太后,两次大赦天下的同时却又下诏,明令对八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唐代的州郡府县是分等级的,有上中下之分,朗州是个下州,只管辖武陵、龙阳两个县。柳宗元去的永州虽远一点,但好歹是个下辖三县的中州。唐朝经过安史之乱,人口锐减,据康震先生考据,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时,永州全境只有三千八百多人,据此推算,朗州也绝不会多,加上洪涝与火灾频仍,要多荒凉破败就有多破败荒凉。刘禹锡在朗州一待就是10年,尽管前后三任刺史宇文宿、徐缜和窦常都对他比较友善,尽管百姓尊慕其文才,街坊里巷尽唱他的《竹枝词》和《踏歌词》,尽管他不甘沉沦,不减壮志,乐观向上,但在朗州这个西接五溪东濒云梦的“巴山楚水凄凉地”,生活困顿,精神苦闷,伴随了他10年。10年间,刘禹锡也曾几次看到希望。先是元和四年春,八司马之一的程异被召回长安重新启用,程异是“明经”出身,善理盐铁财税的经济人才,刘禹锡写诗寄他:“一朝复得幸”,“初心不可忘”。后是元和八年,经李吉甫、李绛等人的多方援手酝酿,拟议把刘禹锡等人改派为远郡刺史,但由于对变革深恶痛绝的武元衡出任宰相,串通十余名谏官上书坚决反对而作罢。

  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朝廷终于下诏召回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在绝望之中听到这个消息,无疑是喜出望外,柳宗元有诗为记:“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据说,元和十年的春天,长安城里的大衙小邸、旗亭酒舍都在关注着从贬流地北归的五个司马,惜才者欣欣,嫉恨者悻悻。就在这年三月,长安著名的玄都观桃花盛开,观花的人群红尘滚滚,如此盛事,肯定少不了诗人的流连参和,少不了诗歌的吟唱。刘禹锡也去了玄都观,看了桃花和看花的人,诗兴随之绽放,郁垒于胸十年的压抑之情豪雄之气自然流出笔端:“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都认为这首诗“语涉讥刺”,我读到的几种文学史也将其界定为政治讽刺诗。这首引发大事的小诗,康震的说法,是“当时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用刘禹锡自己的话说,“一坐飞语,如冲骇机”(《谢中书张相公启》)。果然,唐宪宗被激怒了,政敌们偷着乐了。没几天,宪宗又下令,这些刚回到长安的司马们又全被贬往更加荒远的地方。这是一桩很显然的文字狱,但似乎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这首桃花诗已不仅仅是几片“孤芳自赏”的桃花瓣,而是一阵寒香透长安,湿艳灼权贵的桃花雨了。今天我读起来,总觉得贴着一方朗州的标签。我们早知道,朗州是先秦时期屈原行吟赋骚的地方,千年离骚依然没有散去,又是魏晋年代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灵感源头,数百年的桃源梦境还历久弥新,随着刘禹锡的一股诗风豪气,把玄都观的妖娆桃花摇落,让长安城里本来就瞧他们不顺眼的政敌权贵们一肚子不适宜。

  第二次被贬,五司马的遭遇更悲催,环境更恶劣。其中尤以刘禹锡为甚。他被贬往最远的播州,播州即今之遵义,属夜郎腹地,贬播州是当时极其严重的惩罚。据旧唐书《刘禹锡传》,时任御史中丞裴度向宪宗说情,言刘禹锡尚有八十多岁的母亲,不堪远途跋涉劳顿,希望能开恩适当内迁。然而宪宗说,既为人子就要谨慎从事,不应给母亲带来忧患,像他这样做,尤不可宽恕。虽然后来还是把刘禹锡改贬为不那么远的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但大家都明白,在宪宗手里,刘禹锡断难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其实,桃花诗只是一包催化酶,宪宗对王叔文等人当初反对其接位登基始终不能释怀,那些政敌新贵更担心才名太大的刘柳翻身上位,本来就对他们被召还长安心存戒备,一百个不愿意,桃花诗一出,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口实。

  刘禹锡任了四年连州刺史,后又辗转任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直到宪宗被宦官所杀,又换了穆宗和敬宗二个皇帝,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才结束漫长的贬谪生涯,奉召返回长安。两年之后的又一个三月,“大和二年三月某日”,已担任礼部主客郎中的刘禹锡又突发兴致,重游玄都观,此时道观里桃花已荡然无存,唯有荒草杂乱,在春风中飘摇。他旧事重提,拿今昔作比,那股子执拗和豪傲连岁月也拽不住。“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你瞧瞧,英雄主义气概是怎样的跃然笔墨诗行。

  若论刘禹锡的豪健狂放,还可从他那篇著名的《陋室铭》听到龙吟仙啸。刘禹锡在长达二十三年的时间里,从湖南、广东、四川、安徽一路贬过去,多少坎坷,多少困苦,难以言说,但他依旧乐观豁达,总是意气风发。在和州时,地方官仗着朝中有靠山,有意刁难贬官身份的刘禹锡,三次逼他搬家,房舍一次比一次窄小,刘禹锡安之若素,最后索性写下名篇《陋室铭》,又请大书法家柳公权书写,刻成石碑立在门外。“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铭是古代一种刻于金石上的押韵文体,多用于歌功颂德与警戒自己。刘禹锡以山水起兴,托物言志,极力形容陋室的不陋,最后引用“孔子云:何陋之有?”作结,烘托出室主人高洁傲岸的节操品德,从而把势利小人的卑劣雕铸成了世人不齿的典故,将对迫害的藐视塑造为千古传颂的励志操守。

  有人说,在灿若星河的唐代诗坛,刘禹锡也许不是最耀眼的,但他一定是最坚强乐观的。接二连三的打击,虽然使他痛苦失望,但他不曾绝望,从不消沉,没有退缩,而是坦然面对,悲而不哀,壮怀激烈,始终保持着豁达的情怀,奔涌着战士的热血,澎湃着冲天的气概。读刘禹锡的诗文,总是感受得到贯穿其一生的一脉豪气。难怪他晚年时,“诗魔”白居易称赞他:“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引为挚友。

  我徜徉在被余秋雨赞为文化长城的常德诗墙,品读一首首刘禹锡的诗,寻觅他当年位于江边招屈亭附近居所的遗迹,问诗墙,问沅江,问斜阳,问刘郎,你的豪气由何来?坚堤倚何筑?

  当代湖南学者杨雨说,是湖南人霸蛮吃苦的真传,湖湘文化执着坚韧的品质熏陶了刘禹锡。环境造英雄,此说似有道理,但细想深究,又不尽然。“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湖湘文化的发端成形还是几百年后宋朝的事了,按说,是刘禹锡、柳宗元等一系列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在湖湘大地的活动,为在近现代光耀中外的湖湘文化起到了耕耘播种灌溉培育的作用。

  诗豪的养成,不仅决定于其学养的厚薄,还受益于秀美山水奇风异俗的自然社会环境和“谈笑有鸿儒”的朋友圈。

  当今的常德,已是远近闻名风光旖旎的湖滨水城。沅江的平阔,穿紫河的浪漫,柳叶湖的诗风,白马湖的书声,簇拥着德山的崇尚,辉映太阳山的神秘,点彩粉饰了常德城市的古典古韵和现代时尚。行走其间,还能依稀触摸到千多年前朗州湖光山色的底版。刘禹锡在朗州十年,这里的山水,让他心净无尘,这里的历史,让他激越昂扬,这里的民俗,让他流连痴迷,他留下了有籍可考的诗文160多篇。读刘禹锡的诗歌,就好比跟随诗人踏访名胜古迹。

  我曾细细况味《桃源百韵》,几次走进联雨诗风里的桃花源,醉入“依微闻鸡犬,豁达值阡陌”、“平湖见青草,远岸连霞赤”的境界。“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我曾夜游闪金烁银的穿紫河,想象着千年前女郎盛游白马湖,荡舟采菱,“长鬓弱袂动参差,钗影钏文浮荡漾”的浪漫,想象着穿紫河畔“家家竹楼临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的繁华,想象着刘禹锡听罢南曲,携觞醉歌,北望长安,写作《采菱行》的恣意。“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读着《堤上行》行走沅江大堤,仿佛又看到了千年前的龙舟竞渡,“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在《竞渡曲》引言,刘禹锡告诉我,“竞渡始于武陵”。“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汉寿在唐时属龙阳县,是东汉荆州治所,我们不妨跟着刘禹锡去《汉寿城春望》,凭吊荆楚遗址,感慨刘禹锡的千年预言,“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还可从刘禹锡的笔端《登司马错古城》,再《经伏波神祠》,又南眺德山,品读《善卷坛下作》,抒发思古怀德之幽情。走过柳叶湖畔的泉水桥,看见一群归巢的雀鸟,总觉得是刘禹锡千年不灭的诗魂;手拂几丝迎风摇曳的柳条,便认定为他在潜水驿与友人惜别遗落的缕缕深情。

  正是朗州的山水助刘禹锡升华,风光让他张目,民俗为他寄情,十年的深入民间,融汇乡土,他发现了朗州民歌宝藏,依曲调填写新词,“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更重要的是让他淡漠了沉沦中的磨难,实现了精神的重生和诗风的昂扬。

  当我琢磨诗豪的朋友圈时,又想起刘禹锡自己所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除了提携过救援过他的杜佑、裴度、李吉甫和李绛,同情过关心过他的韩愈和元稹,最值得一说的,当属同为天涯沦落人,与他相濡以沫,相互勖勉的柳宗元和白居易。

  柳宗元与刘禹锡渊源很深,一是同年同科进士,二是年龄相仿,刘禹锡只大一岁,三是二人与韩愈都曾在监察御史任上同事,学问切磋,文思交流,其乐融融。后来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回忆起这段佳话:“子(韩愈)长在笔,予长在论。”“时唯子厚,串言其间······磅礴上下,羲农以还,会于无极,服之无言。”四是同为永贞革新中冲锋陷阵患难与共的斗士和战友。五是在革新失败后同被贬谪在沅湘流域,一个在潇湘之渊,一个在洞庭之浦,湖湘风骨荦荦萦怀。

  读刘禹锡与柳宗元的故事,最让人感动令人唏嘘的一幕,就是第一首桃花诗惹怒宪宗,他们第二次被贬的时刻。五司马中,唯有刘禹锡最惨,被贬得最远最荒凉,而他还有八十高龄的老母,已经受不了远行的折腾。柳宗元也被贬到永州更南边的柳州,听到这个消息,柳宗元首先不是为自己的再次远谪烦恼,而是替刘禹锡和他的年迈母亲担忧。他主动找当朝执政,动情地说,据说还流着泪,请求把自己与刘禹锡对换,以柳易播。哪怕自己是多病之身,哪怕前景难料,也不希望朋友落入最槽糕的境地。他的侠义举动感动了裴度,触动了宪宗,经裴度极力斡旋,刘禹锡才从播州改贬连州。柳宗元与刘禹锡一同从长安出发赴贬所,再溯湘江而上,在衡阳分别,三唱三和,依依不舍。刘禹锡写道:“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情重意深,溢于笔墨。作为“二十年来万事同”的知己,柳宗元去世前,还将仅四岁的儿子和遗稿托付刘禹锡。在刘禹锡的操持和培养下,《柳河东集》付梓刊印,孩子后来也中了进士。韩愈在为柳宗元写的墓志铭中称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这是大家对大家的观照。我们在为韩愈的评价喝彩时,也深深地为柳宗元的侠肝义胆而感动,为刘禹锡能有这样肝胆相照的战友而庆幸。

  过去我读刘禹锡的《潇湘神》,只将注意点放在上阕,从潇湘水云,零陵香草,寻找那美丽哀怨的露中秋,帝子愁。现在再读,却总能从下阕的斑竹枝,瑶瑟怨,品出潇湘深处楚客的点点相思。这深沉的咏叹,不是潴留了刘禹锡与柳宗元永不流逝的友情吗?

  提起白居易,我们都知道他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掌故里的主角,是在杭州整治西湖“唯留一湖水,与汝救荒年”(《别州民》)的良吏,更喜传唱他的《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忆江南》,人们常引用其千古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白居易与刘禹锡是多年的诗友,晚年的知己,唱和往来密切。一起推动中晚唐的新乐府运动,是元和体诗派的重要诗人,晚年并称“刘白”。白居易评述俩人的关系:“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哭刘尚书梦得二首》)。也巧,他俩都是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出生,同年还同月,白居易早些日子。曾先后担任过苏州刺史、太子宾客,又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屡遭贬谪,几起几落,思想接近。他们诗交三十多年,在唱和中,惺惺相惜,切磋诗艺,升华友情,刘禹锡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更加厚积薄发。

  宝历二年,刘禹锡和白居易同时被解除了和州与苏州刺史,寒冬时节,两个年过半百、饱经沧桑的天涯羁旅之客在扬州相遇。白居易酒后作《醉赠刘二十八使君》,无限感慨:“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即答《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一颈联已成万口铄金的名句,千帆破浪,万木逢春,哲人的睿智,雄直的气势,傲视忧患,格调高扬,催人奋进。后来,刘禹锡写《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春过也,笑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樽前,唯待见青天。”虽是伤春词,却又见桃花,笑对艳阳天,写得简洁明快,优美动人。表现了刘禹锡心清气和,超凡洒脱的风格。

  晚年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居洛阳,同任分司闲职,过从甚密,酬唱颇多。两人同患眼疾和足疾,面对衰老病痛,白居易常常流露出消极悲观情绪,他有一首《咏老赠梦得》诗,“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刘禹锡马上和作《酬乐天咏老见示》,最后两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意境优美,气势豪放,洋溢着鼓舞人的力量。以自己的积极乐观情绪,宽慰鼓励老朋友。

  欲问刘郎,诗如其人耶?抑或人如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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