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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琛:故事、反故事与当代艺术

http://www.frguo.com/ 2017-08-29 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洪琛

  当代艺术的反故事化倾向,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52年,无声音乐《4分33秒》在纽约一座半露天音乐厅初演,这部被称作“四分半钟的寂静”的乐曲,堪称先锋音乐的颠峰之作,开启了一个无限休止的“零”的神话。奉卡夫卡为鼻祖的现代小说家,已毫不迟疑地揖别革命、苦难、希望和爱情等文学主题,在拥抱琐屑而平凡的日常生活时,将艺术对宏大叙事的改造坚持到底。在某种意义上,法国作家加缪有关“现代作家不再讲故事”的断言,几乎成为当代人文艺术的真实写照。

  其实,对于叙事前景的这种黯淡,批评家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1936)中也曾有过近似的预言,现在看来一语成谶,“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我们遇见一个有能力讲好一个故事的人,机会越来越少”。而他对此的进一步分析却发人深省。在本雅明看来,这是一种现代性社会独有的精神症候。在这里,人类经验的交流变得贫乏而空洞,人们只能固守于有限的精神时空,而无法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实现自我超越。在这里,“消息”及其衍生物,成为新时代的标志和符号。“消息传播与讲故事的精神背道而驰。如果讲故事的艺术日渐稀罕,消息的广泛传播就是这种状况的祸首”。

  显然,这是故事所面临的时代语境。依照英国理论家福斯特的定义,所谓故事,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在传统社会,这种叙述的功能是由农夫和水手完成的。他们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承担了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与生活想象。但是,当我们身不由己地被抛入一个以“流动性”为特征的社会时,“农夫”和“水手”的面孔变得日渐模糊,报纸垄断了日常阅读,信息取代了人文教养。那些曾经氤氲于日常生活的“灵韵”,那些曾经牵连起族群记忆的“灵韵”,那些曾经温暖过无数心灵的“灵韵”,真的在渐行渐远。可以认为,故事的消亡,既是现代性的标志,也是不得不正视的后果。

  故事的消亡消解了语言符号的魅力。作为隐喻的语言,其实有一种双重性格:一方面是自然世界的命名者、固定者或“牢笼制造者”,另一方面又是陈见的破坏者、拆解者或“麻烦制造者”。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双向运动中,语言在具体的言说中保持着一种锐意创新、力去陈腐的冲动。而故事以及对故事的讲述,正是这种存在最核心的载体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故事的消亡,使得语言很遗憾地退守于概念把握和判断分析层面,在客观上消减了语言的原初创造力。

  故事的消亡迫使人们远离生活世界。口耳相传的经验曾经是一切故事的灵感源泉。无论是西方经典《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还是中国汉代史传、六朝志怪、唐人传奇,都无一例外地与人们的生活相关,又在口述与案头中回到人的生活世界。然而,故事的缺席,使得生活的滋味不再有趣和细腻,生命的逻辑也因此显得乏味和机械。长期以来,人们赖以认识自我、阅读生活的一个重要渠道戛然而止。历史变成一种无意义的循环,对于时间的体验开始消失,碎片化的生命感觉笼罩了日常生活的全部。作为故事的尺度的神秘性,作为生活的尺度的想象力,都随着故事的消亡而烟消云散。

  故事的消亡堵塞了多元性的可能。故事的神秘是人类能够讲述出来的神秘,失去故事意味着人类失去多元的时空维度。实际上,在文化的意义上,多元性是人性与故事的共同处所。真实而具体的生活,是与个性、故事密不可分的。没有许多个性,就不存在任何个性;没有许多故事,也就不存在任何故事。杜绝了对多元性的追求,真实生活的内在张力也随之被剥夺。同样,在以同一性为标志的艺术界,多元性显然只是一个失落的梦。在这里,躲避崇高,不仅是一种题材选择,更成为一种美学追求。这同时也意味着,回到故事,是另一种方式的对崇高的固守,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

  通过故事拯救语言。语言是故事的载体。语言的贫瘠与故事的消亡是一体两面的。只有通过对故事的创作、阅读和反思,才能重新唤醒语言与世界的原初关系,重新确立语言作为文明之标志的存在意义,使得因经验匮乏而枯竭的话语表达焕发生命。实际上,在每一个值得阅读的好故事里,都有一个复杂、多义、歧变的语言世界。借助阅读的方式,我们最终完成对艺术和文学经典的构建,最大限度地拓展经典的存在阈限,从而构筑起一个以“故事”为中心的人文星群,并继续吸引一代代读者永不止息的关注目光。这种拯救,使得语言走出图书馆、美术馆,成为时刻在场的存在,并最终启迪我们洞察“不学诗,无以言”的真实内涵。

  通过故事发现生活。苏格拉底强调,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对生活的发现与探索,将是一桩有趣而艰苦的事业。故事,以其无与伦比的优势,在这个发现之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故事和讲故事》这篇文章中,王安忆打过一个比方,“故事像雕刻的对象隐在一大块石料里一样,由你困惑着如何开刀,它只是缄默不语。当你终于找着了它,它便活了”,想强调的依然是故事与生活的内在关联。实际上,伟大的艺术之链已经为我们开启了一个追寻存在奥秘、探索生活真谛的传统。对此,我们不仅能从《神曲》《浮士德》《尤利西斯》等著作中倾听遥远的回声,而且能在《拉奥孔》《地狱之门》和《向日葵》等作品中领略相似的感动。这些历久弥新的故事,不仅是对“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执着追问,也是对生活之壮美与伟大的永恒回答。

  通过故事寻找认同。回到故事,不仅是回到那些泛黄陈旧的书页,还是对生命意义的重新追寻,是自我与世界握手言欢的认同渠道。故事,不仅引导我们领略那些远古心灵的伟大,而且帮助我们尽可能拓展自我生命的边界。事实上,一切伟大的故事,从不回避对世俗人生的透视,因为正是后者构成了生命的基础土壤,使我们得以驻足于一个更加切实而具体的领域。但它也意味着一种对世俗的超越,一种从现象出发又穿透现象的精神提升。可以说,在故事中包蕴的是一个情感的汪洋大海,一个以生命的真、善、美为终极理想的浩瀚宇宙。在这个意义上,回到故事就意味着回到永生不息的生命本身,回到以艺术为载体的自由的精神。经典故事中所蕴含的崇高性、多样性与创造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我与他人,提高精神的品格与质量,进而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

  但是,强调对故事的回归,并非要完全否定当代艺术,而是在其歧异、怪诞的风格之下唤醒对“伟大的传统”的记忆。正如尼采在《哲学与真理:1872—1876年笔记选》中所指出的,“哲学思想,艺术作品,嘉行懿德,登高视之,皆相通为一”,长期以来被形而上学强行分割的“审美”与“哲思”,完全有可能在更大的平台上得到终极的弥合。换言之,如果我们承认,当代艺术恰当地表达了这个时代的生命感觉,并进而成为其存在的根据的话,那么,“诗”与“哲学”之争这个漫长的理论公案,似乎可以在故事的维度中拥有和解的可能。恢复对故事的尊重,有助于当代艺术摆脱“流亡”的宿命,重新获得一张回归文化传统的门票。甚至可以说,假如时空可以穿越,引导杜尚、凯奇乃至卡夫卡,聆听一下王安忆的如下表达,或许也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罢:“故事就是这样全面性地满足着人们的爱好,也因此有着极大的创造空间,可供我们施展能量。看看这世界上已经有多少故事,又正源源不断生出新的故事,就能证明这一点。”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文化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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