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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我就是那个学不会写字的学生

http://www.frguo.com/ 2017-08-21 南方周末  宋宇

  刘震云说,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写出中国人的说话方式,进而展现他们的生活态度以及世界观,那他非常欣慰。(马潇/图)

 

  中国教育如果有问题,就是在课堂上只准老师说话,不准学生说话。

  我要到贫困山区,跟一二年级的学生讲一堂语文课。

  我有信心把它讲好,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下面坐着的,最前排那个学不会写字的学生。

  刘震云特别喜欢打比方。2017年8月9日,他面对媒体时多次提到萝卜:自己是种萝卜的,书展是萝卜集散地,几十个国家来卖萝卜,萝卜开会对将来生长好处很大。

  在2017年8月下旬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他将担任“阅读推广形象大使”:“他们说,你来给萝卜吆喝几声,那就吆喝几声吧。”南方周末记者问他,是否还买书、逛书店时,他大笑:“这是个事吗?你等于说,你是一个种萝卜的人,你还买萝卜种子吗?”

  刘震云说自己是老家村子里最不幽默的人。随便找一位老乡,即便三岁孩子都特别幽默,因为“他们平常是用开玩笑来过日子的”。这种处世态度,在他的作品中很容易辨识,哪怕是《温故一九四二》中处境悲惨的河南灾民。

  “一个民族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每件事,但它内心深处是什么?”刘震云说,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写出中国人的说话方式,进而展现他们的生活态度以及世界观,那他非常欣慰。

  作为本次书展的形象大使,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刘震云回溯了自己的早期教育、阅读和创作经历,其中兼有谦逊与自信。

  李商隐那首诗在世界范围也是绝顶的

  南方周末:你最近读些什么?

  刘震云:近来我开始重读经典。我重读了福克纳,他对于细节的把握非常深入,还有莎士比亚、康德、尼采、维特根斯坦。我喜欢读哲学,哲学讲道理,有的不一定对,但起码看出作者是怎么想的。前段时间,我又集中读了一遍唐诗宋词。苏轼写过“大江东去”,也写过小溪,他发感慨,说一条河还能由东往西,为什么人的青春非要说是直至衰老呢?(注:指《浣溪沙》中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等词句。)

  李商隐有一首诗,我觉得在中国文学史上,包括放到世界范围内都是绝顶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四句诗里面有三个结构,一个是他在蜀地,洛阳的妻子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不知道。而巴山的状况是秋雨连绵,池水不断上涨。他特别期待在洛阳跟妻子一夜一夜说话,说的正是现在巴山夜雨的生活境况和心情。一个现在时,一个将来时,将来想说的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他妻子已经去世了。他想象妻子还在洛阳,还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从文学结构上讲,这二十八个字是非常伟大的。

  南方周末:1978年高考前,你是否突击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

  刘震云:读文学作品来考学,不是傻嘛!当时我在塔铺,背文学常识。7月高考,我5月还在部队,特别感谢部队副指导员,因为5月离开部队是不符合常规的。我跟副指导员说,要不让我回去考学吧。他说:“行,你在这里提干确实很困难。”如果当时给我提干,现在我可能复员或者转业了,开滴滴,也挺好的。

  回来就俩月,需要背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学校跟蛤蟆坑似的,我没地儿去,就在玉米地里面,五六月玉米长得很高,地里没人。那时有复习提纲,基本不出那个范围,无非拓展、延伸,或者改头换面一下。最主要的是我数学好,不用复习。我高中没毕业就当兵了,在部队,我们副指导员有时候看着我说:“这个小刘,你看的书,我都看不懂。”我看的是微积分,挺喜欢这种书,它有乐趣。有时你会觉得数学家、物理学家,像居里夫人这些人生活很枯燥,不是的,她喜欢,在“蛤蟆疙瘩”里面确实能体会出一个数字跟另外一个数字的结构关系。

  南方周末:念北大时,你在《未名湖》发表了首部作品,还记得内容吗?

  刘震云:是学生办的一份刊物。发表我作品那期,封面是黑色的,红字。我的责任编辑是旅美作家査建英。我的《瓜地一夜》,写我们村西瓜地夜里发生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查老师给我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如果按照她的修改意见改,就是另外一篇小说。她给我的修改时间是十天,我一个字没有改,给了她。第二天问她改得怎么样,她说特别好,就这样发表了。她是特别好的比较文学专家,前不久她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论点特别好。她开始重读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她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

  南方周末:后来那段经常被退稿的时光,有没有哪位前辈的经历鼓舞你?

  刘震云:退稿的时候,我能认识谁呢?我妈不是作家,谁来鼓励我呢?退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确实写得不好;还有一种是你写的不是别人认识的那个好,像《一地鸡毛》,一开始别人就说不好。

  退稿的时候,你唯一面临的形势,就是周边没有一个说你能成功的人,那你自己还要不要继续写下去?你不知道坚持这条道路能不能见亮,那还要不要做?

  它是一条道路,我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所以得坚持写。别人有别的道路,像北大那些人,当大官的特别多,成为大商人的也特别多,身价几百亿、上千亿的也都有。但这些我都不会干,所以就在写作这条路上坚持下来了。

  教育如果有问题,就是只准老师说话,不准学生说话

  南方周末:小时候读书的场景,有哪些一直留在你脑海里?

  刘震云:我老学不会。我出生在一个特别小的村子里,过去都没有学校,突然来了一个孟老师。他带着老婆在这里创办一个小学,有的孩子十五六岁,我当时五岁,不赶上这拨就没了。都上一年级,他们能学会,但我确实学不会。

  因为个矮,我坐在第一排。回家以后,我老问外祖母这个字怎么认,外祖母也不识字,我们俩在那儿共同地看着字为难,当时我为难得老哭。外祖母说:“咱俩研究一晚上,也研究不出来这个字姓张还是姓李,要不然你睡吧。”第二天鸡叫,外祖母起来纺棉花,就把我叫起来,她说:“你早上试一试,看能不能把这个字想起来。”我觉得挺管用,有时候就想起来了。

  那时候村里月亮特别亮,有时在院里面直接看书都没问题。三四年级开始,特别喜欢看数学书。数学对于我日后成为作者有特别大的好处,因为数学特别讲究严密,算了三页纸,小数点点错,那就全错了。写作的话,一字一句都要写得特别准确,细致和严密是非常重要的。我考文科,数学占特别大的便宜。1978年高考,我数学80多分,那是百分制的,别人都是社会上颠沛流离过来的,能考十分八分就不错了。上了中文系,大家都在写作,我就跟着写;最后大家都不写,把我留下了,现在我还在写。我当时要是理科,现在可能在普林斯顿大学某个研究室领着一帮研究生,也不错。

  南方周末:遇到农民工扛大包经过时,你曾跟太太说,这是你的兄弟:“如果当初我们没从农村考上大学,也许生活就是另一条路”。你现在对乡土这个根有怎样的情感?

  刘震云:你把这事说大了。你从小是个苦孩子,在村里长大,所以遇到这种同类,会有一种天然的心境。考不上大学的话,我在建筑工地也挺好,因为我数学好,墙怎么砌,木工怎么做,可能也能琢磨出一些小门道。

  从来没有哪个职业,别人觉得它高贵,我就觉得高贵。这个人身价几千万,我不一定觉得他牛,可能他就是一个骗子。在建筑工地干活的人,你觉得他每天很累,他不累,最累的是在街上蹲着找不到活干的,想出卖劳动力而不得的人。

  老舍先生写《骆驼祥子》,一开始祥子拉包月,收入是稳定的,路程也不远,他把灯擦得特别亮,每天要铺个毯子。最后他变得像出租车司机一样,在街上找活。一开始找得到,祥子还能喝个二锅头,吃个酱牛肉。可是他的腿脚渐渐不灵利,找不到活了,就开始抢活,被同行看不起,这是一个车夫的堕落过程。我有时候在想,其实我还有一个职业可以干——开滴滴。我每天上下班来接你,弄一个包月,趁你上班了,我出来再拉个私活。我的车肯定特别干净,也放瓶水,也问候“顾客你好”。

  南方周末:你有自己的一些天分,比如数学,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讨论更多的是诸如阶层固化,农村孩子可能一无所长,活得很困顿。对于这些状况,教育能做什么?

  刘震云:如果说困顿,其实有的农民一年收入达到三万多块钱,一家子就算脱贫了。一亩地他忙活一年,收获也就千把块钱,从这个角度来讲,劳动价值哪去了呢?李绅有句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家忘了还有两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四海都无闲田,为什么把农夫饿死了呢?你说北京这么多高楼大厦,是谁建起来的呢?

  这次我是北京图博会的读书大使,我跟他们商量,说到一个贫困山区里面,跟一二年级的学生讲一堂语文课。中国教育如果有问题,就是在课堂上只准老师说话,不准学生说话。发达国家的课堂是老师说,学生也说,形成一种讨论的气氛。

  其实春秋战国时是这么办的,你读一下《论语》就知道了,孔子说一段,学生说一段。

  村里的孩子更羞涩一点,能不能让他也张口说话,共同讨论一篇特别有趣的,跟他密切相连的课文?我有信心把它讲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下面坐着的,最前排那个学不会字的学生。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17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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