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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红建:马桑树儿搭灯台(第四曲第一章)

http://www.frguo.com/ 2017-05-22 

  【第一章】烈士都是我爷爷

 

  许多红军,客死异乡,成了无名烈士,他们的坟墓上长满了小草;许多红军,或失散流落,或退伍回乡,成为乡野中籍籍无名的小草。但就是这些看似娇小、看似弱不禁风的小草,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繁衍力。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不论是在高原,还是在平原,不论土壤是富饶,还是贫瘠,它都能顽强地生长。任凭风吹雨打,它始终不屈不挠,傲然地扎根在大地母亲温暖而宽广的怀抱。

  在桑植这片热土走访时,我看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小草。它们就那样平凡质朴而又坚毅顽强地组成了绿色的海洋,组成了大山的秀丽、伟岸、雄伟。

  刘纪法就是这众多小草中的一株。

  刘纪法是老红军、解放军师长刘开锡的孙子。在双溪桥,刘开锡是个历史文化名人,也算是那个时期出的最大的领导了。他的老婆钟冬姑,当过女儿队队长,也是当年桑植有名的模范人物。他们的故事与事迹,影响了许多人,也影响着他们的儿子孙子,即便他们的孙子出生时,他们都已离开人世。在采访中我早就了解到,刘纪法在桑植县城打工,他儿子在广州打工,虽然算不上富裕,但都老实本分,勤劳肯干。

  这天上午,我约了刘纪法,就在他双溪桥的家中见面。我早早就来到了双溪桥,漫步在酉水河畔。此时的双溪桥似乎还在睡梦中,异常的宁静,只有清澈的水面上的薄雾正冉冉升起。薄雾中,我似乎看到当年胜仗归来的红军队伍,也似乎看到当年数千人赶场的热闹场景,我更似乎看到刘开锡兄弟四个当年在酉水边嬉戏的画面,以及后来他们相继离开双溪桥当红军的场景。

  瘦瘦的,中等个,老实本分,不善言辞;长相与他的年龄明显不符,长得着急,不,应该是因为劳累而苍老。这是我见到刘纪法后形成的最初印象。这与他爷爷辈们威武勇猛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家,非常简陋,甚至可以用破旧与寒酸来形容,与我所见到的诸多将门之后的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刘纪法说,我是1962年12月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我爷爷早就死了,但我婆婆钟冬姑是我出生的那年死的。我是12月17日子时生的,我婆婆是10月17日午时死的,一生一死,差了整整两个月。后来,我幺爷爷告诉我说,最后几个月,你婆婆得病了,知道自己没几天活头了,就天天盼着你娘的肚子快快长大。有时,她摸摸你娘的肚子,有时她把耳朵贴在你娘肚子上,还说,你们看,你们看,这小家伙在肚子里不老实呢!你婆婆的病一天天加重,她有些着急了,生怕看不到孙子出生,整天泪水汪汪的。你爷爷当兵早,后来又死在了成都,就你老儿一根独苗,她当然盼着早日抱到孙子啦。可是,我婆婆还是没有看到我出生,在我出生的前两个月死的。死之前,她含着泪,拉着我娘的手说,要好好待娃儿,把他好好培养成人。在我之后,我娘又生了两个妹妹。

  我老儿叫刘金秋,是十月生的,所以叫金秋,如果活到现在,应该有八十了。他个头和我差不多,中等,是共产党员,那时在村里当团支部书记。我老儿念过几年书,既有能力,也有魄力,干什么都冲在前面,村上和公社都把他作为重点在培养。可惜后来,我老儿得了肺结核,干不了重活,也挣不了工分。加之家里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出世,家庭的重负,压得我老儿喘不过气了,家中的经济一直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有时,我老儿喘着粗气,看着我们,他焦急万分,甚至泪水直流。但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年代,肺结核病可是不治之症啊!我老儿很无奈,只得听由命运与病魔的捉弄与摆布。1970年,我还不到八岁,我老儿便在绝望中死去,我记得很清,死的时候,我老儿眼睛都没闭上。

  我老儿走了,最伤心的是我娘。送走我老儿后,她哭着说,你这没良心的刘金秋呀,你丢下我们娘儿几个不管了,我们怎么活下去?前两年,许多人给我娘做媒,但我娘就是不肯。但后来我娘实在是太累了,就是没日没夜地干活,也养活不了三个娃儿。没办法,我娘只得改嫁了。我娘改嫁的时候,带走了我两个妹妹。我呢,不想去,我娘也不要我去。我娘哭着对我说,娃啊,不是娘不要你,你是刘家的根,你爷爷是红军是师长,你得留下来,让刘家的“香火”继承下来。我娘又哭着对我幺爷爷说,幺叔啊,法娃就拜托你啦!他有什么不听话的,你要多管教他。

  我是红军烈士后代,老儿死了,娘又改嫁了,国家还是有照顾,县民政上养着我。我记得是从1975年开始,民政上每个月补十多块钱给我,还发点粮食,读书免费,就这样一直照顾到我18岁。1980年我初中毕业后,一直在村里逮(干)点小事,给人家做副业,修修路啊,建建房子啊,打打小工啊,哪儿有活,就去哪里,谁叫我去我就去。我是1984年结婚的,我老婆叫王秀英,是白沙乡的。当时我只有一间半的木房子,还是刚解放时土改分的,没爹也没娘,一般的姑娘当然不会嫁给我。开始我还怕人家不同意,但我岳母听介绍人说我是刘开锡的孙子后,当场表示同意。介绍人也说了,你们可要想好啦,他家里只有一间半房子,没有爹也没有娘,以后生了娃,可要自己带呀。我岳母说,家里条件好不好不重要,主要是人要根正苗红。介绍人说,那你就算找对人了。

  于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从一间半的木房子起家,到1994年,我们拆了老房子,建了现在的房子。两层,每层三间,总共花了三四万块钱,自己攒了一部分,从亲戚那里也借了一部分。也生了两个娃儿,大的是儿子,叫刘少忠,小的是女儿叫刘丹。女儿出嫁了,嫁到了衡阳。儿子还没有成家,现在广东江门一个修理厂修车。其实当初我特别想让儿子去当兵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去成,现在觉得挺遗憾的。其实当年我就想着去当兵,那是1981年,体检了,也过关了,但没去成。当时村支书对我说,你们家就你一个人,是独生子,你去了怎么办?当时我也没多说,只是默默地流泪了,随后小声说了句,不准去就不准去呗!我总觉得,我前辈三个爷爷都是当兵的,还都是红军,我们后辈应该去当兵。唉,只可惜!

  我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死的,当时解放大西南,在成都战役中,他不幸被流弹击中,当时才44岁,正值英年啊!我知道爷爷埋在了成都,但一直没有去看过。我也一直想去看看,但自己能力有限,没有钱,也不知道怎么去,找谁,怎么找,所以也成了遗憾。实话实说,我对爷爷没有概念,更没有印象,只知道他是烈士。所以在我小时候,我有个这样的想法,只要是烈士,都是我爷爷。虽然没到爷爷的坟上看过,但只要看到烈士墓,说到烈士,我就会想到爷爷,说到爷爷。

  我老儿不是1970年死的吗,死了后就埋在了这附近的麻岭岗。从八岁开始,我就每年给我老儿挂山(扫墓)。到十多岁的时候,我明白了些事理,发现在我老儿坟不远,有一座坟。那次,我认真看了那座坟,坟不高,上面长满了草,但那个墓碑却修得很气派,上面刻记着:解放军某部战士姜梦林,辽宁本溪人,1950年参加剿匪,英勇献身。原来这里是个烈士墓。看到烈士墓,我就想到了我的爷爷,以及二爷爷和三爷爷,他们都是烈士。当时,我就跪下来,拜了拜,把这个烈士墓上的杂草逮(拔)得干干净净,然后给这个墓燃上香烛,烧上纸钱。后来我发现,姜梦林烈士的墓,除了偶尔会有附近的学生去扫墓外,就没有其他人来“看”他了。我就想,他可能也跟我二爷爷、三爷爷一样,当兵的时候没有成家,所以也就没有后人来看他。也有可能,他像我爷爷一样,成家了,但他的儿女也像我一样,离这里很远,找不到地方,也没有钱,所以一直没有来找他。于是,我就把姜梦林烈士当成了自己的爷爷,每次去给我老儿挂山修墓的时候,我也同样会给他挂山修墓。在感情上,他就是我爷爷了,我也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爷爷。虽然我没钱去四川,但经常到这里来看“爷爷”还是没问题的;虽然没有钱修个豪华的坟墓,但我可以经常来打扫打扫,逮逮草。一次,桑植下暴雨,连续下了两天两夜。我想到了我老儿的墓,想到了“爷爷”的墓,他们都睡在一个山坡下面。第三天一早,我跑到麻岭岗一看,我的个天呀,我老儿和“爷爷”的墓不见了,被泥土盖住了。雨停了,天晴了,我叫上老婆,带上锄头和竹筐,一锄头一锄头,一竹筐一竹筐,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把我老儿和“爷爷”墓上的土,清理得干干净净。

  去年,我自己的爷爷刘开锡回来了。当时我还在广州找工,那天我接到我叔叔刘冬初(幺爷爷的儿子)的电话。他说,纪法,你爷爷的坟迁回来了。我当时不敢相信,就在电话里说,什么?我没听清。我叔叔在电话里大声说,你爷爷刘开锡的坟从成都迁回桑植了。我还是不敢相信,就问他,你听谁说的?我叔叔说,我听政府的人说的,说你爷爷迁回来了,迁到了红军烈士陵园,还上了桑植电视台和张家界电视台。当时我真的很吃惊,没想到盼了这么多年的爷爷,说回就回了。第二天,我就搭火车到长沙,再从长沙搭大巴车回了桑植。红军烈士陵园在洪家关,我到那里一看,一大片,全是红军烈士的墓,大都是和爷爷一起参加革命的,都是爷爷啊!我和我叔叔一起去的,买了点花,带了纸钱香烛。不知为什么,真正看到爷爷的墓后,我却没有哭。我还真想哭,但就是哭不出来。可能是看到爷爷从荒山野岭的“茅棚”,搬到这个整齐漂亮的“小区”里了,高兴吧。看完爷爷后,我回到广州,逮(干)了没多久,我就决定回老家逮活,最好就在爷爷身边逮活。最后,我在桑植工业园找了个活。

  离爷爷近了,我也就可以经常去看爷爷了,给他的墓打扫打扫。今年清明,我去了爷爷那里扫墓了,也到姜梦林爷爷那里扫墓了。把他的墓打扫得干干净净后,我又上了苹果,点燃了香烛。我一边敬他,一边跟他说,姜爷爷,我爷爷也是当解放军的时候牺牲的,他的坟从四川成都迁回来了,我也去看了。姜爷爷,您放心,虽然我爷爷的坟迁回来了,但以后我也会经常来给您扫墓,和以前一样,把您当我亲爷爷敬……

  此时,我很难相信,这些话,竟然就是我跟前这位穿着朴素、其貌不扬的大哥所说。

  这是一株小草,一株顽强的,有生命力,有血液,有感情,有温度的小草。这是此时刘纪法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在关溪涧村鲁公泉组那个山坳里,有户人家,房子还是20世纪50年代建的老木房子。这户人家有两个老人,男的叫熊廷乐,88岁高龄了,是红军的儿子;熊廷乐的老伴叫彭四姑,96岁高龄了,是红军的儿媳。

  熊廷乐老人告诉我说,我老儿叫熊朝福,辛亥生的,他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老儿比我矮一点,但块头比我大,性格直爽,厚道,不扯皮。他是1929年去当兵的,是从学堂里直接当兵去的,家里根本就不知道。那时我老儿跟我娘彭子芝结婚了,我娘还怀了我。要是当时我太太知道,肯定不会让他去当兵。

  我老儿当的是红军,这次当兵去后,一直没有回过家,后来就是死在了战场上,也还是没有回家。其实我老儿当红军,是闹脾气去的。我娘没上过学堂,但会逮(干)农活,我老儿不会逮(干)农活,但爱看书写字。为这事,他们吵了起来。我娘说,整天只知道看书读书,就不会逮(干)地里的活。我老儿说,逮(干)农活有啥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婆婆死得早,40岁就死了,我爷爷就帮我娘的忙,说,作为男子汉当然要逮(干)农活,难道还要子芝来做。父亲一气,就回了学堂去了,然后悄悄地当了红军,家里谁也不知道。我老儿当红军,并牺牲在湖北洪湖,这都是他牺牲后才听熊廷峥讲的,熊廷峥当过红军,也在洪湖打过仗。否则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逮(干)什么去了。

  我娘厉害,我娘娘家也强势,他们看到我老儿生气离家出走不回家,就叫我娘改嫁。我爷爷没有留,留也留不住,儿子不在家,连个音讯都没有,也不能完全怪儿媳妇。但我爷爷有个条件,要走可以,但必须把娃儿留下,他可是我们熊家的根。于是我就留下了。当时我太太还在,大大出嫁了,但还有一个幺幺没出嫁,于是我就由太太和幺幺带着。

  后来,“剿共”大队找到我家,我爷爷到煤矿挖煤去了,看到我老儿不在了,我才七八岁,也就没找我的事了,不然的话也会被逮(抓)起来杀了。我们这里有个叫熊炳悟的,是双元坪的,逮(干)过红军。“铲共”的时候,被刘酒桶的人逮(抓)住后,把两手绑住,然后用油灯在胳肢窝里烧,就这样慢慢烧死的。

  爷爷在世时经常跟我说,虽然你老儿是偷着去当红军的,也牺牲在了战场上,但他的选择是对的,因为红军是好人。如果红军不来,就没人替穷人撑腰,我们也不会翻身。他叫我长大后,也要像红军一样做好人,不要像土匪一样专门抢人家东西。说实话,因为小时候没有爹娘,我吃得差,穿得也差,还经常被人家打。但我不怨恨爹娘,爹娘再不对,也不能怪,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说我恨我老儿干什么,如果都不去当红军,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再说,我还在娘肚子里,他就走了,我从来没见过他,想都想不出个模样来。你说我恨我娘干什么,她那时候年轻,要了小孩不就是个负担吗,麻烦也多,以前的女人要是带上个小孩,别人肯定就不要了,再说我爷爷也不肯让她把我带走呀!

  受了苦,有委屈,但日子还得过,工作还得逮(干)。新中国成立后,我在村里当过妇女队长、大队长、生产队长,不是因为我是红军后代才叫我当的,而是因为我工作积极。我是1962年当的大队长,一直当到1970年。当时珠玑塔公社书记对我说,熊廷乐,你工作干得好,做事又有章法,就当大队长吧。我也没有推辞,就说,组织叫我干,我就干,不仅要干,还要干好。没想到还逮(干)得挺好,得了模范,奖了一件绒衣,还奖了一把挖锄。

  我是农民出身,只上过小学,但在我们大队,有许多干部是当兵回来的,或者是知识分子,他们逮(干)不起活。特别是下放到我们这里的“四类分子”(当时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逮(做)工的时候,不能强迫他们,要善于做思想工作,要善于起模范带头作用。虽然他们逮(干)不起活,但逮(吃)饭的时候,我从来不扣他们的饭量,工分也不扣,一视同仁。那时候逮(吃)饭排队,我总是排在最后,因为我是大队长。

  双泉水库是1966年修的,我带着大队百来号劳力参加了。当时我立下了三个规矩,第一个规矩就是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不能开小灶,要一视同仁,逮(干)同样的活,逮(吃)同样的饭。第二个规矩就是,不论是谁,逮(吃)的东西不准剩,有多少逮多少,要多少逮多少,即使是剩下的东西,也不能分。第三个规矩就是,杀猪以后不准逮(打)包,只准在水库吃,不准拿回家。我说,要是拿回家,被发现了,就多分任务,多干活。为什么要这样?因为那时候生活困难,都想往家里拿。不光修水库,我们还修公路。桑植通永顺的公路,我们也参加了。都是山,都是石头,根本就挖不动,但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人的决心与意志要比石头坚硬。

  1970年,我们这里公社与村合并,我就没逮(干)了。没逮的时候,大队给我发了两个纪念品,一个热水瓶,一个烧水的壶。没当大队长了,生产队的社员又要我当生产队长。我也逮(干),怎么不逮,群众叫我逮,我就得逮。当个生产队长比当大队长还苦些,当大队长很多时候只指挥,生产队长还要亲自干。要叫社员起床逮(干)活,出工的时候,又怕社员的工具丢了,还要给他们看着,收工以后,要收尾,看看社员有没有遗漏东西。

  再后来,我还逮(干)过民兵营长,村里的调解主任、治安队长,还当过护林员,看过几年山林。看山林的时候,抓过一个摸(偷)木头的,不是我抓的,是老百姓抓的,他们抓了送到了我这里。我就带着他们找到书记。我对书记说,这个木头,只有我们山林里有,这个摸木头的不承认。书记对我说,你有什么好办法判断是他摸的?我说,要他把这个木头背到山上去,如果和新砍出来的树墩对得上,那就证明是在我们山上摸的。结果到山上一对,果然是从我们山上摸的。可能因为我工作太认真、太较真了,开始有些人恨我,但后来他们发现,我这人虽然认真也较真,但从来不偏心,而是以事实为依据,最后他们都不恨我了。

  熊廷乐老人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58岁的时候死了,死的那个是个残疾人,耳聋,主要是小时候被村里的医生误诊导致的。健在的儿子到广东打工去了,这个儿子有两个儿子,都在张家界安了家。村上干部老是说,熊老,你家房子这么旧了,申请个危房补贴,建个新的吧。我说,谢谢领导们了,拿了这么多年的红军烈士补贴,该知足了,这老木房住习惯了,舒坦,不想再折腾了。

  熊廷乐老人指着屋前一大片地说,这些包谷都是我种的……

  看着老人满足的笑容,我在想,这不仅仅是满足、知足、乐观,更是一种境界、一种传承、一种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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