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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融

http://www.frguo.com/ 2017-05-16 唐瑟

  电话铃声闯入梦中,那么急促,真烦人.星期天连个懒觉都睡不成。

  我提起电话:“喂,哪位?”

  “我呀,老同学。”

  “你!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

  “到处问呗!”

  “真行,你在哪里?”我问道。

  “深洲。”电话那头答道。

  “当官当到深洲去了,还记得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啊,呵呵……”我开玩笑说道。

  “哪里哪里,一刻也没忘记过啊。”

  也凑巧,爱人今天早已去加班,否则这个电话还不好接。下面他就同我讲他现在是“四个一”:“单位的一把手,一套高级住房,一辆私家车,还有个一百万以上的工厂。”我说:“恭喜恭喜啊,你这块金子终于在深洲放光了。”尽管这“四个一”与我毫不相干,可我还是为他感到高兴,毕竟我们曾是知己。他接着说:“好久不见了,如果你有机会来深洲,欢迎到我家做客。”我说:“好,到时一定去拜访你这位新贵。”

  他叫李要伟,是高我一届的高中同学,大我两岁.一米七六的个子,浓眉大眼,国字脸上带着自然的微笑,高鼻梁,稍大的嘴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当时的人都说他很标致。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学生都停课与工人一起搞“文化革命”。碰巧我们同在一个叫“井冈山革命造反军”的工人组织中帮他们写大字报。我毛笔字较好,负责抄写,他文章写得好,负责写稿,于是我们接触比较频繁,以至于后来的关系就有点不尴不尬了。

  他出身“红五类”,是郊区贫农的儿子。“文革”初期,他就有“红卫兵”红袖章。那时的红袖章是出身“红五类”与权力的象征。可他没一点“自然红”的架子。与我这出身“黑五类”的还有很多共同语言。有次我们谈到看课外书,我说我喜欢看外国小说和受批判的书。他说:“我也是,越是受批判的书我越要设法借来看。”说完后,我们都哈哈大笑。

  “文革”中,我爸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我小弟弟去送饭,有个人几次故意刁难他。我把这事告诉李要伟,第二天,他带着“红卫兵”袖章,领着我弟弟去送饭,那个人问他是我爸什么人。他说.“这个不要你管!但杀人犯也要吃饭……”此后,再也没人阻止我弟弟送饭了。

  我有个初中要好的同学,是个有“海外关系”的孤儿,下乡在交县。一天,我接到她的信说她病倒在床上。我把信给李要伟看,他第二天就找到一辆便车搭我们去。我们在那里帮我同学花钱打针吃药。等那同学病好后,我们回来时既没便车可搭,又没有了路费。他要我不着急,说“我自有办法。”他自学过中医,买了一元多钱治风湿的中药,花2毛钱和1斤粮票兑购了1斤糯米,他把糯米和药分别磨碎,经过精心制作成“膏药”,又花一毛钱买了一张牛皮纸,裁成几十小张,再在每张小牛皮纸上放一勺膏药。然后对折好,放干后拿到县城小广场,操着“红卫兵”串联时学会的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乡亲们,你们南方人风湿病多,我师父是祖传治风湿的,这次他要我带些风湿膏药来给我师叔,我找了很久没找到师叔,身上的路费都用光了,我迫不得已,只好将这些宝贵的膏药卖给大家,五角一片,药到病除……”一会儿,他那些东西一抢而光,他拿了30余元钱回来,还给我那个同学留了10元。尽管我认为他这种挣钱的手段有点不光彩,可也说明他临危不慌,解决困难的能力不同凡响。

  这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初中部的小调皮都叫我们哥哥嫂嫂,但那时的农村太穷了,我妈不让我找农村出身的对象,所以我们都是偷偷的地下活动,我们在一起很谈得来,也觉得很开心,但谁也不提个人问题,彼此心领神会。他不敢来我家,而我却常去他家,也不远,过了沱江,走十几分钟就到了。记得第一次去他家,他妈又是杀鸡,又是去塘里捞鱼。之后我去他家总要带些干豆腐、肥皂等城市里凭票供应的物资,他们郊区都难买。尽管我们这样往来密切,心里也都有着对方,可六十年代的中学生不容易起“化学反应”。仅仅有一次,天下着大雨,我们在河边等船,河边人稀少,我们一人打一把伞,他走到我跟前,把自己的伞往前一挡,在我脸上飞快地亲了一下,一瞬间,我立刻闪开。我们都不好意思地红了脸。那是我们的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一九六八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有豆腐票(即城市户口)的“老三届”都是下乡对象。我面临上山下乡,有点慌乱,跑去和他商量。他马上就计上心来,说:“扯一纸结婚证,户口迁我家,既下了乡,又跟没去一样。”实在是高明!我很赞同,他家里人也都高兴得要命。那段时间我翘首以待,等着他来见我父母。

  然而,命运往往会捉弄人。就在我们城里人要下乡时,他们大队(现在的村)突然来了两个招工指标,其中一个是运输公司司机。当时的社会,“四个轮子(司机)一把刀(卖肉的),白衣战士(医生)红旗飘(军人)”非常吃香。可掌管分配这个指标的大队书记却看上了李要伟,要招作女婿。就这样,我没等到他来,却等到了他进运输公司的消息。不久,又听说他由运输公司调到了交通局,而他的妻子也不是大队书记的女儿,而是运输公司书记的千金。无独有偶,一天,当时主宰我何去何从的土皇帝——居委会主任上我家为她侄儿提亲,我一听说对方是小学文化,就宁愿不要这主任许给我的好工作,一口回绝了她的好意,于是这个主任立即逼我下乡。

  看来结婚是躲避下乡的唯一办法,在门庭若市的介绍中,我很快找到了后来的丈夫。他是城里人,大学文化,既合我的意,又合我妈的意。婚后我发现他各方面都不错:不仅工作兢兢业业,业务能力强,没电脑的年代,他画的图纸及上面的宋体字,无人不佩服;且待人真诚。在单位“好处”“先进”总是让给别人,有次单位选工会主席,他是满票通过,但他当场就拒绝当这个官;他还做得一手好饭菜,在月子里照顾我,让我倍感温暖甜蜜。

  改革开放后,随着生活中矛盾的不断出现,我逐渐发现我的这位“优秀”丈夫,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李要伟相比,判若虹泥。

  记得我大儿子考初中那年,他的成绩超过重点中学市一中录取线,可教委规定开办初、高中的子弟学校学生不能进市里重点中学,同时子弟学校也不肯放成绩好的学生。我要我丈夫去找他的发小、子弟学校刘校长或在教委工作的同学帮忙,他死活不去。我气得与他吵了一架。我突然想到李要伟以前在写给我信里的一句话:“无论你今后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能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解决。”无奈之下,我只好找到交通局,把情况和难处告诉李要伟。他说:“行,反正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他利用他交通局政工科长的权力,一天内就为我爱人办了个假调令,说我儿子是在邻县随父亲调动工作转来的,又通过邻县一所学校为我儿子办了相关入学手续。我儿子就这样瞒天过海地进了重点中学市一中。

  另一件事,发生在三年后的中考,还是因为这个儿子的事。

  考试的第一天,中饭是我请假去给他送的。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要忙家务,要我爱人去送,结果下午五点,他还未进屋,儿子考试完回来了,进屋就问:“妈,你今天怎么不给我送饭?”我说:“你爸十一点就去了。”我心痛孩子饿了一整天,眼泪都流出来了,赶紧弄饭给他吃,等儿子刚吃完饭,我丈夫提着饭盒慢慢回来了,我问他原因,他说没看到儿子在教室里。儿子从里屋出来说:“我上午考完一直在教室看下午要考的英语,等你送饭来”。他说:“我明明在教室里没见到你。”儿子问他哪间教室。他说一栋303。我儿子说:“爸,我是第二栋303。”我一听就火冒三丈,不顾孩子的劝阻,指着他怒吼:“你没长嘴,没看到儿子,就不知道问别人!开了三年家长会,(两个孩子的家长会,大的他去开,小的我去开),还找不到教室,眼瞎了啊!没看到儿子,那你一下午哪去了?”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下楼时碰到科长,他对我说有一个新的项目要赶紧预算出来,厂里好拿到部里批钱,我加班去了。”并气愤地说:“以后这些事不要我做!”他说到做到,以后家里这类的大事小事他一概不管。

  后来,家里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经济非常紧张。他这个最早的土木工程师,别人都说他是基建方面的全卦子,在大兴土木又奇缺人才的八十年代,他同学的单位与私人建筑企业碰到业务上的难题,常常找他帮忙,要给他劳务费,他却从不收取,最多吃人家一顿饭,好象我缺钱用与他无关似的。我大儿子在学校任体育部长,运动量大,开销也大。我把自己每个月的工资都寄给他,他还说不够用。于是我要老公拿点奖金出来,他说“你叫化子背米不起——自讨的,别人孩子都寄50元,你要寄80!”,好像这个儿子只是我一个人的!真是气死人。

  人受钱憋办法来,我见厂里上千人发帆布工作手套,大家把戴不完的都拿到市场上去卖5角钱一双,我心里一盘算,就以每双6角在发手套的现场收购,再以每双8角返卖给厂里进手套的采购员。采购员从外单位进货每双要1元,而从我这里他能赚2角钱一双,双赢局面,何乐不为?就这样我每月可赚到50元钱外快,直到我儿子大学毕业。

  也是在那个时候,本市水泥厂他的厂长同学,要他去任基建科科长另建新厂;一个沿海的副市长亲戚.要他去该市新建造纸厂。那年头,这两个事都是他施展才干与发财的大好机会。要是别人,求之不得。可是他都以“厂里不放”回绝,厂里不放是事实,但他从不去争取。天上掉馅饼,要对准他的嘴他才张口。所有亲友、同学都讲这个人“有钱不要”,“有官不当”,“简直不可思议”。他负责近万人央企的基建预、决算,建筑行业有句“赚钱不赚钱、在于决算员”的流行语,干他这一行,别人干几年发财后就要求调走或出事不得不走,只有他干到退休,没出一点事。旁人都认为我家里有钱,其实我同他一直过着拮据的日子。人家到我家来送红包,他说:“你硬要放我这里,那就别怪我送到厂党委去!”,想从他这行贿谋私利,门也没有。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工资,我没见他一个“外快”。几十年后他去世时,我在人情簿上看到几个不认识的名字,送的礼还不轻,当我与儿子去寻找他们感谢时,才知道那是几个搞基建的老板。上个世纪80年代,我爱人他被市里一所大学聘请给一些正在学施工、搞基建的年轻人上预、决算课,这些老板就是当年的学生。他们对我与儿子说,当年他们创业起步时,在技术上我爱人帮助过他们,业务上还为他们提供过许多方便。他们那时也没什么钱,但找谁办事都要钱,就我老公不收他们的钱。这就是我收到他唯一一笔迟来的外快。

  他工作积极、廉洁、不要钱、不要官,一些关系好的同事问他时,他说:“按我的资历、能力与过去调回部里那些老干部的推荐,我早就该是处里的一把手了。我清楚现在厂部这些本地人,基建是块大肥肉,他们要千方百计为他们农村的家人揽工程、搞项目转包捞钱,知道我是个讲质量、有原则的人,不会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们怕我成为他们发财的绊脚石;再说我在这里没有老同事、老上级、老同学、我又不喜欢拉帮结派,即使给我个官,也是个受气的。我不如干好自己的业务,不看长官脸色,不做违心的事,过得自在一点。”他的话没错,那年头顺口溜都讲:“提拔溜须拍马的,累死当牛做马的,整倒单枪匹马的,肥了指鹿为马的。”他有他做人的道理,有事不愿求人是他的性格;不自私、不搞旁门左道也不是他的缺点。但所有这些,对我这个做妻子的来说,确实没半点好处。尤其是当我遇到困难非得要我自己去求人和遇到钱憋时,我也不得不发发牢骚。但我仔细一想,人各有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并没有错,我没有理由埋怨他。只怪我自己是这个命。然而有两件事却让我刻骨铭心,不能原谅他。

  第一件事是这样的,我一个朋友的爱人是司机,他帮我从城市中心搬家搬到郊外我们厂区,又是清晨5点多钟,事后我要他同我一起带点礼物去感谢朋友,他不但不去还坚决阻止我去,他的理由是:以前你也帮过他的忙,不必要去。他就是这样倔得不讲理,做事从不考虑我的感受。其实我清楚,他是对我那个朋友的优秀丈夫妒忌。既自私又不自信。

  另一件事发生在物资紧俏的七十年代末,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二十年没见过面的小学班长,长得挺帅气也很能干。我问他去哪儿,他说他妹要出嫁了,想买床好的被面都没有,正好我家买了一床打算第二年嫁表妹送礼用的,于是我把被面先让给同学,再找在商业部门负责的家人另买就是。不凑巧,我同学来拿被面时,被从外面回来的爱人看见了,当时他没表情,到了晚上他就对我说:“明天赶快把被面拿回来!”我说:“今年只要来货了我就能买到”。他说:“你一定要拿回来!”并告诉住在附近要出嫁的这个表妹,说我把要送给她的被面让给别人了。我气愤得更不会去找同学要了。夜晚,我睡觉了,发现他不上床,坐在床边一根接一根的抽烟,直到天亮,心软的我出于无奈,我就和同学说清楚,他很理解,就在他主动退给我被面那一刻,我简直无地自容。我不知道他是对我那年轻帅气的班长同学忌妒还是什么,反正自那以后我对他冷若冰霜。

  生活中他正的没有,邪的有余,在科室里谈天说地扯谈,经常逗同事笑得前仰后合,可要办正事他就傻了,根本谈不上交际。诸如上面之类的两件事,不但自己天上开门还为我地上栽刺。为被面那件事,我气得回娘家说要与他离婚,我妈当场就骂我:“你几十岁了不怕丢人现眼,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离婚。”我说我坚决要离,我妈就哭:“我前世造了孽,小的还没结婚大的又要离婚。”就这样我只好回家,而往往就在这样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想起了那位李要伟。

  就这样一个电话,打断了我的梦,也让我回忆了这么多往事。

  不到一年,我随单位去深洲考察,我带去了自己做的好吃的猪血丸子与一些别的土特产给李要伟。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工厂,我看到了他的“四个一”,又随他去了中英街,买了许多港货,虽然他有“四个一”,但我用的都是自己的钱。我住在他为我们团队订好的宾馆,后来我知道他在我隔壁也订了一间。我认为他动机不纯,表现出了提防的神态,他敏感地看出来了,马上解释说:“我没别的动机,只想跟你多呆一会。”那晚,我们说了很多话,他说他奋斗的历程。我说:“凭你的能力,还有希望上去吧?”他说:“现在不同了,没钱送没靠山,是上不去的。”我说:“没关系,你已经不错了,知足者常乐。”我们就这样聊着,直到深夜,他才离去。睡到五点多钟,我就醒来了,怎么也睡不着,干脆起来穿好衣服走到窗户边,看着外面灯火阑珊。突然听到隔壁也有打开窗户的声音。我无意咳了一声,马上听到隔壁也咳一声。天大亮了,我刚打开门,李要伟衣着整齐地出现在我房门口,我就问他:“你怎么到深洲来的?”他说他的“那位”在晨阳对他的父母特差,从没叫过“爸妈”。他还念了一首《三字经》给我听:

  清早起 脚步轻 进厨房 拉火门

  煮茶饭 敬夫人 饭菜熟 桌上请

  星期六 莫出门 洗衣服 一脚盆

  星期日 莫出门 做煤球 一千斤

  发工资 交内勤 少一分 查原因

  …… …… …… ……

  “这就是我在晨阳的生活。父母沾不到一点光,弟妹我也帮不上忙。有天我在报上看到深洲市检察院的招聘广告,我是以第一名考到这里来的。现在我父母不愁钱花,弟妹都有稳定的工作。”听到这,我想,我眼前这位堂堂的检察官,整天想的做的是挣钱、养父母、养家庭,的确是父母的好儿子,是女人的好丈夫。但他不见得能成为人民的好公仆。而我丈夫恰恰相反,他没有好的房子,没有车,不图钱,不要官。却是人人公认的廉洁干部。我有时也不得不承认我的丈夫比李要伟可靠,可可靠对我有什么用呢?我这个妻子能得到他什么呢?我儿子、他父母又能得到他什么呢?每每想到这里,心中还是拔凉拔凉的。

  一年后,李要伟突然回来了,直接到办公室找到我,跟我讲他工厂接到一笔大业务,需要投进百多万,还差10万,要我帮他借,月息按10%付,半年至一年本息还清。对这种高息借款,我是从不参与的,90年代初我厂集资去广东炒地皮的高息投資,我都不曾上当,因为我深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这件事,由于李要伟曾帮过我的忙,又加之我看到他有“四个一”,我便把自己私存的三万元钱借给他。还帮他在同事那里集资,最后凑齐10万。开始三个月,他很守约,每月利息照付,我收回了三万。第四个月没来钱,我去电话,可怎么也联系不上。我知道到深洲也找不到他。后来我小弟去深洲出差,顺便从他的同事那里知道:别人比他能力、资历各方面差的人都升上去了,他为了升官拼命捞钱,甚至受贿,但官买到不久,他那位离了婚的前妻就告发了他,他已被收审。

  为了还清这些债,在家里我拼命省钱,下班后去外面拼命挣钱,人一天天消瘦。我丈夫见我如此反常,问道:“老婆子,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无奈之下,我只好把这件事讲出来,但不敢说李要伟的真实身份,只说是一个同学的爱人,并隐瞒了自己的三万元私房钱,只说是七万。三万利息抵了,还有四万没着落。我满以为他听了以后会臭骂我一顿,出乎意外,他不但没有骂我,反而对我的消瘦感到心疼,安慰我说:“别气了,现在的骗子多的是,不是你一个人受骗,气坏了身体更不合算。”说完找出他的三万元存折给我还债。我看到存折,想到这三万元是他大半辈子的奖金、省啊、抠啊攒下来的。我这个妻子,不但这件事对不起家庭,而且感情的幽灵也多少侵扰了他。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一头扑到他身上放声大哭。这时我才体会到,我虽然没有得到他大把的钞票,也没有得到像李要伟妻子那样的高档享受,但我得到了他给我的平安无忧的生活,得到了他专一的爱。

  窗外,屋檐水在滴答滴答地响着,那是雪在融化。阳光照在雪地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我们夫妻尘封已久的感情也像这冰雪一样,在这春回大地的阳光沐浴下,开始融化了。

 

  作者简介:

  唐瑟:生于1947年,湖南邵阳人。高中毕业于邵阳市一中老三届,做过裁缝,当过教师,工人。看过许多中外名著,退休后感觉自己的生活有太多的创作素材,于是开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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