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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舞剑器动四方——读王开林散文集《天地雄心》

http://www.frguo.com/ 2017-05-03 李元洛

  王开林虽然跨过而立之年的门槛并不太久,但这位青年散文家笔力已经矫矫不群,作品已然硕果累累,而声名也自是扬扬而洋洋。我本来对他深有以待,文学的马拉松跑他还未到中途,骅骝开道路,前面还有更壮阔的风景;生命的青云之志他才开始谱写,鹰隼出风尘,前面还有更壮美的云天。然而,读到他新近问世的散文集《天地雄心》(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6月初版),我先是为这一极具阳刚之气的书名所吸引,继而为全书所表现的思考追求所鼓舞。在晨昏侍奉病重的慈亲的身心交瘁之中,在异地他乡陌生的深夜灯光之下,我一字不漏地读完了这本近三十万字沉甸甸的著作。王开林惊喜了天南地北众多观赏者的眼睛,也没有让许多关心他的朋友失望,此书一出,其胜慨豪情与不凡身手便动人心目,如同一舞剑器动四方。

  王开林在过去的散文创作中,虽然也不乏对于外在客观世界即外宇宙的关注和描绘,但他更侧重于对内在主观世界即内宇宙的追寻与表白,因此,独语与自省,就成了他的作品文体与表述的一个鲜明特征。也许是《天地雄心》的题材所制约,也许是出于他艺术变革或变法的追求,他的新著从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到感悟出发,表现了对历史与当今的殷切关注,回眸历史,直面现实,思考人生,将内宇宙与外宇宙和谐地结合起来,在文体上则是让历史散文与政论散文在红地毯上携手,而自己则兼任它们的介绍人与证婚人。

  西方特别是欧洲,有久远的历史散文传统,如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非但是西方史书之祖,而且也是西方后世散文写作的文学名著。中国由于历史之源远流长,又具有强烈的“慎终追远”的历史意识与“先忧后乐”的忧患情怀,因而历史散文从先秦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抽条发叶,到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即蔚然而成参天大树,历经唐宋与元明清时期,中国的历史散文可谓佳作迭出而流光溢彩。政论散文也是如此。西方的政论散文不必缕述了,如古罗马西塞罗的演说辞与书信,就被认为是影响深远的政论散文,我想说明的是,中国的政论散文,有着绝不亚于西方的悠久而光辉的传统,战国诸子之文,唐宋八大家之作,就是千古不磨的明证,而汉代贾谊的《过秦论》,也是余音袅袅的警世之钟。王开林的《天地雄心》也借鉴西方,但主要是继承与发扬中国历史散文与政论散文的传统,是当代将历史散文与政论散文熔一炉而炼而另开生面别出锋芒的力作。

  《天地雄心》收录二十九篇文章,以历史人物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从政治到文学,从湘军的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到谭嗣同、黄兴、蔡锷与秋瑾,从龚自珍、章太炎到苏曼殊与沈从文,在铁血交飞风雨如晦的时代历史背景上,抒写了从古至今特别是近现代二十余位风云人物。历史散文重在史实的叙述与人物的描绘,在“叙”与“绘”的基础上寄寓作者的判断、褒贬与史识。王开林叙事详略有当,笔墨与章法饶多变化,写人则神情毕现,如闻纸上有人。他曾多次通读《史记》,想必太史公对这位孺子可教也的隔世弟子曾详加指点。一般的历史散文都要求以现实的眼光观照历史,通古今之邮,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与对话,王开林本是一位思想者,是一位独立特行的思考型的作家,他平日的作品已时见思想的光芒,写作历史散文时更着意去政论散文的门庭观礼,将二者结为良缘,其《天地雄心》自然就具有一般作者难以企及的思想锋芒与思想品位了。

  今日的作家,随风趋时者有之,言行放诞者有之,游戏文学与人生者有之,热衷于蜗角浮名蝇头微利者亦颇不乏人,惟忧国忧民坚持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者不可多得。某些浅俗的作者与读者,他们如同水洼之不愿想象江河与海洋,他们拒绝对于历史的哲理思考和对于现实的深度思辨,满足于即时性的快餐而拒绝恒久的精神的盛宴,追求瞬息即逝的泡沫而不知欣赏高贵长存的波浪。于是,充满脂粉之气的“小女人散文”与搔首弄姿的“小男人散文”,一时之间便像决堤的洪水泛滥在我们的报刊。王开林《天地雄心》的弥足珍贵之处,并不完全在于他处理了以前的散文接触不多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为散文创作拓展了新的表现领域,而主要在于他的独立思想者与社会批判者的身份,表现了他对于历史的现实感悟和自出己见的思考,与当代文学中并不鲜见的胭脂气、富贵气、痞子气以及庸碌之气比较,其高扬的豪气、大气、正气与桀骜不驯之气,如果你不怀偏见或头脑尚未僵化,你一定会为之击节叹赏。

  亚里斯多德早就说过:理智是神圣的,思想是至高无上的。王开林《天地雄心》的所有篇章,其思想锋芒集中指向的就是中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以及形形色色借尸还魂的现实表现。对于人早已冷却名字却颇为热门的曾国藩,王开林定性为“亦正亦邪的人物”。其“正”不必多说,其“邪”之一就是“一生运斤成风,最可怕的两‘板斧’一为杀人,二为洗脑”。如果说他杀人属间接行为,洗脑则为直接操作,尤称“行家里手”,而“后世的洗脑大师是否从他那儿获得初步启蒙,学到原始技巧”呢,由古及今,由晚清而“文革”,作者不禁议论横生:“仿佛不能要求盐碱地上长出蓊蓊郁郁的森林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封建社会的石板田中长出现代思想的庄稼。”(《不信书 信运气》)谭嗣同的绝命词有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中的“贼”固然是慈禧后党与袁世凯之流,但王开林却独出己见:“读了《仁学》之后,我认为这‘贼’还指孳生人间一切邪恶邪祟与不公不义的封建专制与封建思想,这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贼,是徘徊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幽灵病毒。”对于谭嗣同等人牺牲于英年,王开林也别有一番感慨:“那些极具潜质的领袖死了,结果只留下一大批将个人权力凌驾于全民利益之上的阴谋家和野心家,还有一大批坐享其成的庸人和废物,由他们来主持大局,掌握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后果可想而知。封建主义还将是封建主义,非但未被铲除,而且雪上加霜。坏人在台上唱戏,好人在屋里叹气,世事一至如此!”(《天地雄心》)中国的封建主义,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国粹,其时间之悠久,覆盖之广阔,根基之深厚,影响之深远,遗毒之绵绵不绝,任何西方国家的封建主义都无法望其项背,现代的“文革”与当今的许多沉疴痼疾,出示的都是它阴魂未散的证明。下医医人,上医医国,王开林反思历史人物与历史风云,其手术刀直指封建专制主义这一根本的病灶,可谓独具只眼也颇具勇气,联想到近年来影视与文学中的帝王热,联想到美化封建暴君雍正皇帝的作品竟然连连获奖,真令人不禁扼腕而长叹息!

  具有独立人格的作家,其思想往往除了不同庸常的锋锐之外,就是不同凡俗的新颖。新的见解,新的感悟,是长江的推动前浪的后浪,是生命的不老的泉水,也是文学作品最可宝贵的素质。人云亦云,你抄我袭,那是衰朽的通知书,而非创造的出生证。王开林很看重作品的新意与新见,在《天地雄心》的自序中,他说他“将跳出定势和圈子,使新的见解不至于胎死腹中或遭到可怕的窒息”,在《江海之心》一文里,他又再复斯言:“我的好奇心则比别人额外多一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因为多了这么一点与众不同的好奇心,便看到不少绝胜的人文风景。”例如《强国梦》一文,写的是魏源及其“科技救国”理想的破灭,旁及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鉴往知来,作者的议论极具新意与穿透力:“经验教训极其雄辩地提醒了今人:现代化的内容不能只局限于‘四化’,还隐含着更关键的‘五化’,那就是政治现代化,失去这一主项,强国梦大抵也不会圆满的吧?”作者对于谭嗣同自是低首归心,称他“的确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侠者,是封建末世最醒目的异数”,而瞻拜他的墓地则使自己有“好一阵抵膈之痛”,“只有永难平复的伤痛和无奈”。然而,对于谭嗣同的英年早死,他却独抒胸臆与新意:“他的热血流在贫瘠的土地上,流在凉薄的人心中。我真不忍说,但又不得不说,他的大仁大义大慈大悲仿佛一封投错了地址的加急电报,我们至今也未收到。”他认为谭嗣同如果不慷慨赴死,他于自己于民族将会更有作为:“谭嗣同的赤子之心再度发作,把‘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作用估计得太高,意义估算得太大,因此误将自己生命的最大值缩成了最小值,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中国的历史在艰难挫折中前进,整整一百年后浏阳谭嗣同的旧居才得以修复开放,但是,除了有关会议集体瞻仰,平日前来参观的人颇为寥落,远不如众多的娱乐休闲场所宾客盈门。这,难道不足以令人深长思之吗?《英雄无命》与《独立而特行》二文,礼赞的是民国先驱黄兴和蔡锷这两位“英年早逝的盖世英雄”,王开林举述班班信史而发新论:“黄兴这种大公无私,延陵高揖的精神别说一世少有,即便纵览百世千世而少见。他不争名位,甚至使孙文内心都不禁感到惭愧。” “不幸的是,后之势利的史学家仿佛统一了口径,竟将缔造民国的盖世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文,他人很难分沾。对黄兴多年的卓越贡献,那些抠门的史学家仅给了低调的认可,似乎还是额外开恩。”对于蔡锷,王开林除了讴歌他的煌煌大节,也顶礼了他的生活“小节”:蔡锷作云南都督时,将云贵两省商贾为其铸造铜像之款项赈恤两省灾民,他认为“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而且将自己的薪俸由六百元减至六十元,以纾民困。王开林由此感慨系之:“掉转头来,再想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造神运动的结果是偶像林立……那时节,尽管是大饥饿的年月,谁又说过‘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的话呢?看历史,比较异代不同时的人物的德行,往往可以从同一事情琢磨出许多真实的信息来。”对近现代人物及其言行,王开林手握的就是如此一支勇锐与新意兼具的春秋之笔,对于古代人物屈原、项羽、贾谊、文天祥等人呢?你只要去翻读此书开篇的《义无再辱》及随后的《谁是英雄》二文,其指顾风生的议论和络绎而来的新意,一定会使你有“来如雷霆收震怒”的感奋和“罢如江海凝清光”的喜悦。

  《天地雄心》之令我感奋与喜悦,不仅在于其历史散文与政论散文携手偕行的文体,也不仅在于作者锐气方刚和新意迭出的识见,还在于或者说在文学本体的意义上更在于作者颇具个性的出色语言。语言,不仅是文学作品的载体,而且也是文学的本体,不仅是表达的工具,而且是表现的本身。没有一部优秀的作品其语言是平庸低劣的,没有一位优秀的作家不是驱遣语言的高手。王开林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学子时代,即于语言学术有专攻,博览群书,在十余年来的创作历程中,更是朝磨夕砺,练就了一手上乘的功夫。周瑜二十多岁即是一国统帅,羽扇纶巾,对其帐下的虎狼之师指挥若定,年长于周瑜的王开林指挥他手下的语言,调遣那些典雅的书面语言与活色生香的现代流行俗语,难道不可以运用之妙,在于一心吗?

  王开林的整体语言风格是典雅的,他对于雅致的尤其是古典书面语言的运用与妙用,证明他有一颗文化背景深厚的心灵。如同从几株绿树可以想见整座森林,我且从书中略举数例。“英雄脚下有了用武之地,就等于关西大汉手中有了铜板铁琵琶,唱一曲‘大江东去’,又有何难?”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的程度”(《破天荒相公》),这是对左宗棠及其与曾国藩关系的描述,诗文成语随手拈来;“‘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仅仅一夜之间,秋瑾内心所存的幻想就骤然破灭了”,“侠骨与柔肠,一身而兼具。试想,当此诀别人世的顷刻间,她除了深忧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小小儿女,岂能不存丝毫牵念?万种悲情齐集三寸灵台,又怎一个‘愁’字了得”(《侠骨与冤魂》),这是对鉴湖女侠的深切追怀,《诗经》之句与李清照之词涌上心头而奔赴笔下。在近年的创作中,王开林更注意吸纳和运用当代流行的俗语,说明他背靠古典,面向现代,着意让源头活水奔流于自己的字里行间。“晚清国事窳败,一言以蔽之,是‘人谋不臧’,除了慈禧太后是大股东,有控股权,翁同和也是重要股东之一,有不小的份额”,“若非精修曾国藩的《挺经》,就很难挺到终场哨吹响的时刻”(《独脚戏》),“在封建社会,仕途与利途是并联的高速公路”,“彭玉麟偏要拧着劲自订‘三不’原则,‘不受官,不私财,不要命’,这不是成心给大伙儿喉咙里塞鱼刺吗?”(《杀人手段救人心》),“康有为这样一个小器浅识的狂生,历史选择他来充任十九世纪末改良中国的领袖,简直有点瞎扔骰子乱出牌的意思”(《器识与命运》),俚而有趣,俗而有味,高华典雅的文章平添了鲜活的当下感与现代感。

  以武术为喻,王开林虽仍然年轻,但他江湖磨刀,深山练剑,已经具有相当深厚的内外功的根底。《天地雄心》已是一舞剑器动四方了,且让我们看他来日再如何一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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