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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红建:马桑树儿搭灯台(第三曲第四章)

http://www.frguo.com/ 2017-04-24 

  【第四章】把红军二字讲清楚

 

  有的人家,因为是红军家庭,或者与红军有牵连,逃到异乡,隐姓埋名,艰难生活;有的人家,不是红军家庭,与红军也牵连不大,他们就住在故乡,但很多年里,他们对红军讳莫如深,只字不提。

  朝阳地村郑家凸组彭裕俊老人对此感受深刻。

  见到彭裕俊老人是在6月初的一个上午。他家住在半山腰,通往他家的只有山间小道,狭窄而陡峭,下山运送物资,只能是肩扛手提。说是家,其实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破旧的木房子。四周是茂密的树林,各种各样的果树,各种各样的草药,完全原生态。彭裕俊的老伴几年前去世了,他现在住的是小儿子的房子。小儿子一家长年不在家,到城里打工去了,孙子也在那里买了房子。喜欢住原生态环境的老人,既可尽情地种植中药,也给小儿子看了家。

  彭裕俊老人走路利索,记忆力还特别好,说起话来也是滔滔不绝。老人说,我是1933年出生的,农历的腊月二十二,就生在这个地方。男儿出生时要午时,我正好出生在午时,是十二时辰里最好的一个时辰。我一直身体比较好,与我在中医院逮(搞)了三十五年有关,也可能与我的出生时辰有关吧。

  说到这,彭裕俊老人笑了。

  彭裕俊老人接着说,1949年是桑植解放之年,也是桑植历史上最乱的一年,国民党政府、地方武装和土匪把桑植逮(搞)得乱七八糟的。以前虽然有不少土匪,却从来没有这样乱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开始大肆搜刮民间金银以供反共之需,严令银元必须兑换成法币(金圆券)才能在市场流通。通货急剧膨胀,民不聊生。比如上午能买一斤锅巴盐的钱,下午只能买一个鸡蛋,第二天也许只能买一口针。商家和市民均不堪其苦,开始以物易物:农民拿农副产品换取百货;商家用本县特产如桐茶油、五倍子、生漆等向津市货栈换货。同时,由于国民党官员为当县长相互争斗,把土匪的部队请进了城,给桑植县城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关起城门抢掠了三天。官绅人家的门口早已贴上了“绅士之家,严禁骚扰”的纸条,上盖县政府大印,避过抢掠;有的人家花钱请一个带枪的警察在门口坐着也可免灾。三天后,这股土匪队伍回乡时,百余人每人除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裹外,还用几只大船装运抢掠来的财物。由此可知这三天县城人民损失何其惨重。县城遭抢劫后,百业萧条,蛇鼠沆瀣一气,民不聊生。接连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本来不安的民心,更加躁动。一个县城赶场日的下午,一乡民杀死一个在县城东门口站岗的警察,夺枪后逃走。还有两次犯人越狱:一次是三个犯人从监狱后门跳城墙过河逃往柏家冲山上;一次是一个犯人逃出监狱大门经大街出西门,被尾追的警察击毙在小河中。土匪到富户大门上贴纸条子,勒索钱财的事情更是时常发生。当时的桑植传言四起,人心惶惶。老百姓没吃的,有饿死的,也有被打死的,还有自尽的。如果不是解放军进城,桑植不知道还要死好多人。

  1949年古历8月25日,桑植得以解放,这个日子我永远记得的。当时我跟我老儿在大庸做手艺,看到大庸已经解放了,枪炮声响起了,我们就从那里逮(拉)了几升米,往家里赶。从大庸的教子哑刚走到桑植的瑞塔铺,就遇到了解放军,正在向桑植开进的解放军。那时我还不到16岁,看到这支队伍和别的队伍不一样,不拉夫(不逮人给他们挑东西,但原来国民党军是那样逮的),不抢老百姓东西,不进老百姓的家门。对妇女儿童都非常好,儿童在那里看稀奇,他们就笑着摸摸儿童的脸,格外亲切。在路上,我还看到这样一条标语:二十年前的红军回来了!

  我觉得很新鲜,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二十年前的红军回来了?说出来有些人可能都不会相信,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红军。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大人没讲过,即使问他们,他们也不会讲。回到家,我就问我娘。我说,娘,在路上我们看到了解放军了,对老百姓很好,不仅不拉夫,还笑着摸娃儿的脸哩。但是娘,为什么他们写的标语上说,是二十年前的红军回来了呢?我娘说,看着心里知道就行了,千万莫乱讲呀,这个你要讲出去了,要砍头的,要砍几代人的头。我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看到以前红军走了,国民党杀红军和红军家属,杀怕了,所以叫我莫乱讲。十几年来,我们这里没有人说过红军,也没有人敢讲。

  我开始对红军有些感情了,特别渴望知道红军的历史。这时有个叫彭清修的,是个红军的失散人员。他就住在我家的对面屋场,是白岩碧组的,但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当过红军。一天,他对我说,俊娃子,现在桑植解放了,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是人民大众的天下了,国民党逮(打)跑了,我可以给你讲红军了,可以把红军二字讲清楚了。我问,为什么以前不能讲?彭清修说,以前国民党反动派一直追杀红军,对红军进行清剿,他们的原则是,宁肯错杀一百,不能放走一个红军。当时,我们这个地方,只要谁说红军,人家可能就怀疑你家有红军,或是藏了红军,所以大家根本就不敢讲,讲了就要诛连九族。随后,彭清修讲起了贺龙闹革命的故事。他说,贺龙就是我们桑植洪家关的,从小喜欢练武,还常与村童玩冲杀打仗之类的游戏。有一次村里有个恶霸想试试贺龙的胆量,就趁贺氏父子与他同桌吃饭之机在桌子底下放了一枪。他满以为这突然的枪响会把贺龙吓个半死,可是年仅七岁的贺龙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从此,贺龙的豪胆在乡里出了名。因为家里穷,贺龙只读了几年书。十四岁那年因不满恶霸之子的霸道行为,一怒之下挥刀砍伤了他的脚板。之后,贺龙跑出了家,跟随马帮,跑四川、入湖北,靠贩运盐、桐油和药材为生。在世道黑暗、盗匪横行的年代,吃“赶马贩货”这碗饭既辛苦又危险,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但贺龙从小生就了不怕困苦和死亡的性格。他在马帮中从少年步入青年。在走南闯北中,他不仅磨炼了意志、锻炼了胆量,而且了解到天下的穷人走到哪里都伴随着贫穷和受人欺压。在艰苦的磨炼中,他是非曲直观念更加明确,追求正义之心更加强烈。他还自发地生长出救国救民的意识。辛亥革命对贺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他产生出追求真理的思想。这也是他从一个普通的地方好汉向一个革命家的转型。1914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1916年蔡锷组织反袁护国军,声势浩大,影响传遍全国。贺龙接受革命党的指示,在石门县等地组织武装。二十岁的贺龙在家乡组织了二十多名农民,拉起了队伍,但手里没有武器。当他听说芭茅溪盐局的税警刚刚装备了十多支洋枪时立即高兴起来,他在贩盐时深知盐局剥削坑害百姓,罪大恶极,而税警更是为虎作伥。于是,贺龙、贺勋臣、韦敬斋各拿一把菜刀,带着组织起来的二十来个农民乘夜色闯入盐局。贺龙亲手砍死税警队长,缴获十五支步枪、二支手枪,以及九千斤盐。他下令把盐统统分给穷人,解放了俘虏,并用这十几支枪武装起他的队伍。以后,贺龙三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就在全国流传开了……

  看着彭清修讲得绘声绘色,我就问他,你怎么晓得的,我老儿、我娘他们怎么都不知道。彭清修说,这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我很奇怪,问他,你也当过红军?彭清修说,奇怪吗?我们朝阳地二十来户人家,只有几户家里没有当红军的。我说,那我怎么长这么大,半点消息都没听说过。彭清修说,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能讲,不能讲,讲了要砍脑壳,你要不要脑壳。我很好奇,对他说,你说说你的经历。彭清修说,我当过红军,没有被杀,是因为我跑到湖北去了,跑到了湖北鹤峰。那边归湖北管,湖南的清剿人员就不敢过去了,各管各的。在那里改了名,躲到山上,才活了下来……

  这时我才知道,我们朝阳地二十七户人家,只有六户人家没有当红军的。不是这六户人家不当,而是当时他们家没有年轻的劳力,要么老,要么小。二十一户有红军的人家,家家的房子都被当时清剿的国民党军烧掉了;二十一户有红军的人家,有的家人当红军死在外,有的家人清剿时被杀,家家都死了人;二十一户有红军的人家,有的躲到湖北五峰,有的躲到湖北鹤峰,有的躲到大庸(现张家界市)武陵源的天子山上,那里山高林密,又是“三不管”地带,才保住了性命。这时我才知道,我二爷爷彭辉明也是红军,一直没回来,也没有音讯。这时我才知道,我五个舅舅,有三个当过红军。有两个舅舅死在了战场上,还有一个舅舅受伤失散了,是二舅。二舅我特别熟,可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红军。原来他受伤失散后,一路讨米回家,在路上做过长工,打过短工,还学过泥瓦匠,也改了名,才逃回来的。回到家,他只字不提当红军的事。有人悄悄地问他,不是听说你当红军去了吗?我二舅说,我哪有那个胆啊,跟着师傅出去学泥瓦匠了。回到家,我二舅又操起了泥瓦匠的行当来。人家看他做得一手好泥瓦活,这才没再怀疑他。新中国成立后,我二舅被招到瑞塔铺区政府当伙夫。这时,我学唱了不少解放军的歌,也学唱了《东方红》,才晓得有个毛泽东,才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时,我们桑植也创作了一首民歌,庆祝胜利:

  春季里百花朵朵开/翻身花开在心头上/哪个不开怀/反动派垮得快/人民上了台……

  桑植解放后,立即成立了农会,要选苗子参加土改。我当时是贫农积极分子,就让我当了贫农组长,彭清熬家里更穷,他当副组长。当时有领导提了我的名,问我愿意不。我说,怎么不愿意,红军和解放军这么好,我当然愿意。那时选苗子还讲成分,我们这里十多岁的,念过一点书的,只有我的成分比较清白,没当过土匪,比我稍大一点的,全都当过土匪。不是我人品好,而是我还小,没长大。于是,我参加了土改干部集训,学一个月,主要学数学。后来当县长的,以及其他县领导的,都是我那一批。但集训完了后,我没有去参加土改。为什么呢?我老婆不同意。当时虽然我只有十几岁,但我老儿给我讨(娶)了老婆,比我大一岁。她觉悟低,她说,如果国民党杀回来,蒋介石再从台湾杀回来,又会被杀头,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土改了,有田了,你就别逮(搞)了。

  听了老婆的话后,我得跟领导说明为什么不参加土改了。当时我就跟瑞塔铺区委书记说,我的文化低,我怕逮(搞)不得,怕逮错了,怕出事。书记说,那好吧,你就到一中去读书,把知识补上来,再出来逮。我说,那好啊,我喜欢读书。听说要我到一中读书,我老婆非常支持。她说,你在学校好好读书,我把家里的地种好。从一中毕业后,我就分到了县新华书店。当时规定是八个月后转正,我还差一个月就转正的时候,国家就到我们桑植来招空军,我报了名,在长沙考的,有1300多人参加考试,我没考上。但当时上面说了,没考上的也不能回去了,都是国家人才,知识分子,直接参加工程兵炮兵部队。湘西除了有三个思想有问题不能参加外,其他19人全部参加工程兵。在一中上学时,我就一直是四班班长,在学校也加入了共青团,还是临时团支部书记。我到长沙参加考试时就没跟家里讲,考完试了也不能回去,当时又没电话,所以根本就来不及跟家里讲了,直到后来到了北京,我才写信回去告诉我老儿和我娘的。到了北京,我们没有直接到部队,而是直接到了北京炮兵学校。虽然我胆子小,不太爱打枪打炮,但在那里学习一段时间后,我爱上了部队。在那里有很多报和书可以读,要什么样的书就有什么样的书,我还是最喜欢看文学方面的书,以及报纸的副刊。

  彭裕俊老人说,遗憾的是,我在北京炮兵学校只念了一年零七个月,就因为炮兵减员,而中止了学业。不过当时还是有选择的,可以到北大荒(现大庆油田)开荒。但我是湖南人,怕冷就没去北大荒,最后选择了回老家,在村里当出纳。不久后,村里准备成立学校,是村小,缺老师,我就报了名。第二期没教完,县里来了通知,叫我到医院里去。当时我老婆还问我,叫你到医院里干什么,得什么病了吗?我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叫我去做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在北京炮兵学校是少尉排长,属于国家干部,他们是落实政策。其实本意是要我到医院的透视岗位,也就是做X光,但组织部的人把“透视”写成“图书”了。开始,我跑到县文化馆去了。我说,我是来报到的。县文化馆的人说,来报到,我们怎么不知道,没有啊,你再去问一下组织部吧。于是我又跑到了组织部,他们说,那你跑错地方了,是医院,于是我又背着背包跑到县医院。县医院领导说,就是你,你赶紧到省城长沙去学习吧,车票已经买好了。于是我先到永顺,然后再从永顺坐班车到的长沙。结果一到长沙,这个学习班早就开学了。班主任说,这时候才来,怎么搞的呢?我说,既不怪天,也不怪地,没办法,只怪湘西离这里太远了。班主任说,开班上课已经两个月了,你赶不上班,回去吧。这时,我讲了气话。我说,老师你可讲得好,我是18万桑植人委托我来学习的,你叫我回去我就回去?我们桑植人民什么时候都是支持党和政府的,特别是红军时期,更是为红军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我这么一说,班主任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学习回来后,我一直在县人民医院工作,一直逮(搞)到1992年退休。在医院工作后,除了看一些红军的资料,我还收集整理了一些红军的资料,没事的时候,经常往党史办走走。

  说到这,彭裕俊老人拿出一张《张家界日报》。这是2011年6月29日的报纸,彭裕俊老人在这天的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一篇文章《红色的历史留在朝阳地》。老人在文中这样写道:“朝阳地,离洪家关7.5公里。是桑植县刘家坪乡北边偏远的一个小村。四周青山环抱,有多条乡道经此,横连东西,纵贯南北。它的中心点在垭上,有两条形如摆尾的山脉对峙虎视,中间一个园土岩凸,奇称它是‘二龙戏珠’天然雄关,自古为兵家必争。前人还修建两座神庙并列两边,几株古木参天,其景色甚为壮观。平时供善男信女烧香拜佛,加上过路行人络绎不绝,还可避雨乘凉。白族、土家人每逢过年过节举办跳舞、歌赛活动,也离不开这块民风民俗浓郁的文化场所。当年贺龙元帅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总司令部设在刘家坪,它就成了北大门……1935年,红二、六军团从刘家坪出发长征。把最后撤离人员都集中在朝阳地刘家坪一块坟地里,贺老总站在其中最高大的一座坟碑上,作了一次讲话。随后,各路红军战士都相继出发。离别时,根据地的亲人们都在内心哼唱着一支《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歌,送别亲人。红军走后没多久,国民党的部队就来了,只见坟地里红军丢下的黄荆叶圈、烂斗篷、草鞋等塞满了坟山壑。他们露出狰狞面目,采取挖地三尺、烧尽杀绝的手段对付根据地的群众,弄得半年村中无人开烟火,120多人40来户的小村,后来只剩下逃到他乡避难的几十个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帮助下,这里才慢慢恢复生机,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在全村已有753人201户。”

  什么是红军?

  红军就是奉献!就是流血!就是牺牲!就是备受折磨和委屈!就是牵挂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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