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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红建:马桑树儿搭灯台(第三曲第三章)

http://www.frguo.com/ 2017-04-21 

何为故乡?

相信谁都可以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对于故乡的美景,故乡的风俗,儿时的美好记忆和向往,谁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倾诉衷肠。但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对于故乡的讲述,整体来说,是美好的,是温暖的,是纯真的,是质朴的,是我们为之骄傲自豪的,更是漂泊的游子们温馨的港湾。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早已远离了战争,远离了鲜血,远离了背井离乡,远离了血与火的考验。不要说现在的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就是六零后、五零后,都极少体味过背井离乡,有家不能回、有家难回的酸楚。然而,这样的历程,这样的酸楚,并没有走远,谁又能说以后再也不会再现呢。

采访到刘经才老人很偶然。

那天傍晚,我从双元坪村大屋岗组采访完,下山时经过一户人家。房子非常简陋,住着老两口。老头很高,也很瘦,老太太戴着老花镜,身体有些福态”,也一脸“福相”。老头坐在屋前的台阶上抽烟,老太太在厨房里做晚饭。我主动与老头攀谈了起来。老头很热情,给我递上一支烟,又搬来一把椅子,叫我坐。于是,我们聊了起来。

老头叫刘经才,1941年出生。刘经才向我介绍着说,我爷爷叫刘业多,他老人家活到现在的话,有120多岁了。他当过红军,还是个官,是土地部长。后来红军长征了,我爷爷本来要跟着大部队一起走的。但他看到家里有十来个人逮(吃)饭,上有老,下有少,家里负担重,就没有跟着大部队走。我爷爷是1953年死的,他死后没多久,上头下通知说,谁家有红军,什么时候开始逮(干)的,担任过什么职务,要登记一下。当时我老儿说,人都已经死了,就算了吧。于是,就没有登记。我二爷爷叫刘业什么,我实在是逮(想)不起来了,他也是红军,管后勤的,四处逮(搞)生活粮食。红军长征后,他也留下了。我老儿叫刘开福,幸福的福。他兄妹三个,一个哥哥叫刘开望,希望的望,一个妹妹叫刘银香,银行的银,香港的香。我伯伯和我老儿跟着我爷爷一起逮(干)过红军。我伯伯是扛枪打仗的,我老儿是管马的。后来我老儿跟我说过,他手下还有几个人,管一个营的马,马的吃喝拉撒都管。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的“剿匪军”占领了桑植,我们家可吃亏(遭殃)了。最先被逮(抓)的是我伯伯刘开望,听说是在珠玑塔的山上被逮的。五花大绑,先用绳索套住脖子,又绕到背后反剪两臂。“剿匪军”审问我伯伯时问道,红军是反动组织,你为什么参加?我伯伯说,因为他们对老百姓好,所以我就参加了。“剿匪军”又问,谁叫你参加的?我伯伯说,没人叫我参加,我自己参加的。“剿匪军”拿他没办法,最后准备第二天枪毙了。但我伯伯命大啊,还没等到第二天,国民党的命令就来了,说要组织部队抗日。“剿匪军”里有的人不想去,就让我伯伯他们这些红军给顶替了。于是我伯伯就参加到抗日的部队里面了,不过不是八路军,而是国民党的军队。你不管他是哪边的部队,反正都是保卫祖国,抵抗日本鬼子。我伯伯打日本鬼子,一直到1945年把日本鬼子逮(打)跑。逮跑日本鬼子,我伯伯没有立即回来,逮(干)什么去了呢?当解放军去了。我伯伯所在的连所在的营,连长营长都是桑植的,对他很好。把日本鬼子打跑后,桑植的连长营长都跟着共产党了,跑到解放军这边来了,我伯伯也就跟着一起跑过来了。直到1949年,我伯伯才退伍回家。虽然我伯伯当过国民党军,但“文革”的时候,他并没有受批斗。一是虽然他参加了国民党军,但是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打完日本鬼子,他又跟着连长营长参加了解放军;二是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1949年年底他从部队回来时,除了我婶婶还在等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钱,也没有房子没有地。

可是我婆婆,她只知道我伯伯被抓了,并且要被枪毙,她根本就不会想到我伯伯不会死,还逮(打)了日本鬼子,也参加了解放军,活得好好的,还儿孙满堂。当年我伯伯被抓走并要枪毙的消息传到我家后,我婆婆急了,她一直特别疼爱自己的大儿子。我伯伯被抓的当天晚上,我婆婆就上吊自杀了,在屋前树林里的一棵李子树上上吊的。我爷爷他们匆匆忙忙钉了个匣子,把婆婆埋在后山,然后收拾些常用的物品,背着包袱,就往外跑了。我爷爷带着我老儿、我幺姑、我婶婶,我二爷爷带着他的老婆和儿女,分头往外跑了。幸亏我爷爷他们逃得及时,否则早就脑壳落地了。据说,第二天“剿匪军”就来到了我家,里里外外翻了一遍,看到人走屋空,就放了一把火把我家烧了个精光。

这时,刘经才老伴端着几个刚煮熟的鸡蛋走了出来。看着刘经才说得如此投入,她朝他瞪了一眼,说道,就你会说,不会说就不要瞎说。老伴这么一说,我看得出,刘经才的眼神里立即就增加了担忧与警觉。刘经才的话少了,只顾着抽烟了。在一旁的村主任看出了刘经才老两口的担忧,对他们说,大爷大娘,你们不要多想,他是个作家,只是想了解了解关于红军的故事,没其他用意,你们可以放开讲,我担保。

刘经才老人继续讲述起来。开始,他有点放不开,或者说还是有所顾虑,但说着说着,他投入了,渐入佳境,似乎忘记了一切,回到了那段苦涩而又艰辛的岁月。

我爷爷带着我老儿、我幺姑、我婶婶离家时,包袱里只带了两件破旧衣服,没有吃的,更没有光洋。像兔子一样没日没夜地跑了半天后,他们觉得又饿又累,没办法,他们只得讨米(乞讨)。这时,我爷爷就在想,老这样讨米不行,回家也不行,得找个离家远,谁也不认识自己的深山老林躲起来,过隐姓埋名的生活。他想到了以前听人说过的五峰山,离湖南不算太远,在与湖南交界的地方,但那里又不属湖南管辖,刘酒桶的部队也管不了。另外,五峰山有五座山峰相连,山高林密,特别是那里还是杂草丛生、人烟稀少的荒山。我爷爷他们就边走边讨,边讨边走,边走边问,走了将近一个星期,才到的五峰山下。我老儿后来说,他们一路上没少担惊受怕。一次在官地坪讨米,正碰上刘酒桶的人抓红军,他们以为是抓他们,吓得立即往树林里跑,找了个山洞,躲到第二天早上才离开的。那天,他们突然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鹤峰县”,一问,他们才知道已经到了河北省鹤峰县的走马。我老儿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离故乡越来越远了,因为他们脱离了刘酒桶他们的追杀,因为他们离山高林密的五峰山越来越近了。我爷爷对我老儿他们说,现在我们不再担心了,逮(打)起精神,估计两三天就能到五峰山了。还没到五峰山,还在路上,我爷爷他们就改了名。我爷爷说,名怎么改都行,姓不能改,不能忘了老祖宗。我爷爷只改了一个字,叫刘业云,我老儿改成单名了,叫刘三,我幺姑改叫刘幺妹,我婶婶原来叫徐五姑,改叫徐四妹了。

刘经才说,我爷爷他们走到五峰山下,看着高大的山峰,茂密的树林,他们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是放了下来。你说人有个时候真是有意思呢,平常看到深山老林都怕得不行,现在我爷爷他们看到深山老林了,就像见到了盼望已久的亲人,就像见到了自己的救星。再就说故乡吧,只要是人,哪怕是个畜生,都会想着念着护着自己的故乡,你看我爷爷他们,他们现在巴不得早点离开故乡,早点与故乡完完全全隔绝。当然,他们也是被逼无奈。虽然五峰山当时是片荒山,但都被地主霸占了,也零星的开了一些茶场之类的。为了保险,我爷爷他们往深山里面走,找到最里面的一家茶场。爷爷跟茶场老板说,他们想到这里做工。茶场老板有点吃惊地问道,你们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做工呢?是不是……爷爷抢着说,家都被山洪冲了,什么也没有了,就连我老婆也没了。茶场老板还是有点怀疑,问道,听口音,你们是湖南的吧。爷爷又赶紧说,不是湖南的,但离湖南很近,是鹤峰的,与湖南搭界的地方。茶场老板说,在我们这里做工,可没什么钱发呀。我爷爷笑着说,家都被冲了,老板您能收留我们就已经很感激了,还提什么钱呀。只要有事逮(干),提供吃住,至于光洋,老板您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我也没意见。您放心,给不给,我们都会把你安排的活逮(干)好。

我爷爷他们在茶场逮了大概一年,他们就出来了,在五峰山上,租了地主的荒山。茶场老板心真好,看到我爷爷他们可怜,最后还是给我爷爷他们四人都发了光洋,就连我幺姑都按大人的发了。租了地主的荒山之后,我爷爷他们就宰山开荒,种包谷、蜀黍之类的。没地方住,他们就在山坡上搭个茅棚。刚开始,地方上的人有点欺生,后来时间久了,我爷爷他们也与当地人逮(搞)好关系了,人家不但不欺生了,有什么事还照着我爷爷他们。那时,我爷爷他们不敢下山赶集,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还是怕被人发现。湖南这边的国民党军也到五峰山去过,但最后还是没逮(抓)到。为什么?那里山高路险,四处是悬崖,弄不好,就会粉身碎骨;那里到处是老虎豹子,两三个人都不敢在山路上走;那里还有毒蛇,还有蚂蟥,很长的蚂蟥,有六七寸长,还很毒,被它咬了后,轻的都浑身发肿,皮肤带青带黑,严重的要死人。湖南这边来的国民党军走到山脚,就摇着头回去了,他们丢下话说,即使他们逃到了这里,也是绝路一条,死路一条,就让他们在这里受刑吧!

我爷爷讲,老虎厉害得不得了,只要一个老虎吼一声,其他老虎都跟着来了,少时来一两只,多时来五六只。如果只有一两个人,手里没武器,又碰上老虎了,只有死路一条,要不了两小时,就到了老虎肚子里。所以,我爷爷他们只要出门,人人手里都会拿着一根梭镖,八九尺长,梭镖头是铁的,尖尖的,很锋利,有一尺多长。即使在家里,梭镖也就放在身边,只要听说老虎来了,就逮(操)起梭镖杀老虎。一次,他们在山坡上挖地种包谷,突然来了一只老虎,正向我爷爷他们跑来,老虎跑的速度很快。我爷爷是最先发现老虎的。他说,呀,老虎来了!赶紧逮(拿)梭镖!我老儿、我幺姑、我婶婶立即逮起梭镖,他们站在一起,把梭镖头对准老虎。老虎只想着逮(吃)人,它不怕你,直往我爷爷他们这边扑来。我爷爷最先出的手,他咬着牙,使劲朝老虎刺去,一下就刺中了老虎的口。看到爷爷刺中了老虎,我老儿赶紧往老虎脖子上刺去。那时我老儿十八九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一下就把老虎的脖子刺穿了,老虎的血一下就冒了出来。我幺姑和我婶婶还有点发抖,站在一旁不知如何下手。我爷爷大声吼道,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呀,往肚子上捅啊。这时,我幺姑和我婶婶才逮(拿)起梭镖往老虎肚子上捅去。老虎再厉害,也经不起这样逮呀。我爷爷他们紧紧地抓着梭镖把,不敢松手。他们大概这样坚持了半个多小时,看到老虎的血流得满地都是,已经不能动弹了,才松的手。我爷爷说,打老虎不拼命不行啊,你不打死它,它就要逮(吃)你。随后,我爷爷他们抬着这头老虎回家了,先把老虎的皮剥下来,做了衣服,特别暖和,我爷爷一直穿到死,后来我老儿又穿上这件衣服。肉全吃了,老虎肉全是精(瘦)肉,我爷爷他们不敢大吃,既吃新鲜的,也吃腌制的,整整吃了两个多月。

五峰山上不光有老虎、豹子,还有豺狼。你别看那家伙个不大,但鼻子比狗还灵敏,喜欢早晚出来,十分凶残。喜欢追逐,只要发现猎物后,就会聚集在一起进行围猎。有次,我幺姑在家附近放牛放羊,遇到了豺狼,不是一只,是一群,有上十只,围着我幺姑,嗷嗷直叫。虽然我幺姑带了梭镖,但看着那么多豺狼,她也吓懵了,在那里哭叫。幸亏我老儿听到了我幺姑的哭叫。我老儿逮(操)起梭镖,就朝我幺姑哭叫的地方冲去。他一看,来了一群豺狼啊!后来我老儿跟我们说,他当时就想,只怕是一场恶战,说不定还会丢了性命。他当时一直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能胆怯,更不能后退,你越胆怯,越往后退,这些家伙越会穷追不舍,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不能多想了,我老儿逮着梭镖,朝领头的那只豺狼刺去,直接刺在了它肚子上,刺穿了。接着,他又逮(拿)着我幺姑的梭镖,在那只豺狼脑壳上一顿乱刺,刺得它头破血流。看到领头的豺狼死了,后面的不敢再上来,吓得四处逃跑。

白天都要几个人结伴而行,还要带上梭镖,晚上就更不敢出门了。不光不能出门,还要防老虎、豹子和豺狼来偷袭。因为房子都是竹子搭的,盖的茅草,这些家伙很容易进屋。为了安全,我爷爷他们就在茅棚的周围,用树木做了一层围墙,再在围墙的外面挖了一条沟。那条沟有八九尺宽、一丈多深,笔陡的(十分陡峭),里面有积水。那是我爷爷他们前前后后花了半年时间挖出来的。不要说动物,就是大人掉到里面,如果没有施救,也难得逃上来。这条沟共淹死过一条豺狼,两只老虎。一只大老虎,一只小老虎,大的被送给了租地给我爷爷他们的地主,小的我爷爷他们自己吃了。

五峰山里,茂密的灌木丛,有些地方是树林,下方杂草丛生,自然少不了蛇。深杂草里根本就不敢去,里面有蟒蛇,几米长、丈把长的都有,一口就能吞下一只羊。还有毒蛇、眼镜蛇到处都是。一到夏天,那里的毒蚂蟥到处都是。有回,租地给我爷爷他们的那个地主家的小儿子被蚂蟥咬了,立即就红肿腐烂,不到两天,就全身腐烂,找的医生还没来得及到山上,孩子就死了。

就是没有老虎、豹子、豺狼,没有蟒蛇、毒蛇、毒蚂蟥,这里也四处是悬崖,稍不注意就会掉下山崖。有次,我幺姑在山边上逮(摘)果子,一不小心,摔了下来。那个山崖有几十米高,幸好她摔下十来米后,逮(抓)住了一根野果藤,然后大喊救命。我婶婶听到了,才叫了我爷爷和我老儿把她救了回来。

刘经才说,我是1941年出生的,我老儿和我娘是在五峰山谈的恋爱,结的婚。我娘老家也是桑植团家桥的,因为我戛公和我舅舅逮(干)过红军,所以他们也是到五峰山来逃难的,情况跟我家差不多。我戛公原来叫陈富国,到了五峰山后改名为陈才和,我戛戛原来叫谷彩姑,后改名为谷三妹。我戛公有五个儿女,一个儿子,四个女儿,我娘原来叫陈三妹,改叫陈银芝,我舅舅原名叫陈振华,改叫陈永喜,我两个姨妈和一个姨改叫什么名,我就逮(想)不起了。这是最开始改的名。后来国民党军到五峰山来抓人,我舅舅他们干脆改姓宋了,连姓都改了。为什么改姓宋呢?因为租地给我戛公他们的这个老板姓宋,叫宋老大,改跟他姓,说是宋老板的儿女,这才躲过一劫。

我戛公逃到湖北五峰山后,既租了一些地主老板的地种,也自己做瓦挣点钱。我爷爷除了在家里种点地外,也偶尔给我戛公打工,跟他一起做瓦,挖泥巴,踩泥巴,要牵着牛一起踩,要踩得很均匀,我爷爷就逮(干)些这样的事情。开始大家都只知道对方是桑植人,是从口音上听出来的,但都不敢说什么。做着做着,两个人就熟悉起来,时间长了,有什么话也就说了。是老乡,又都当过红军,还都逃到了远离家乡的五峰山,共同的经历,一样的感受,让他们很快就亲密起来。他们也互相问起家里的孩子来,我爷爷说,他还有一个儿没结婚,都二十了,我戛公说,他三女儿今年正好二十,也还没找婆家。于是,他们决定对亲家,并让我老儿和我娘见了面。很快,我老儿和我娘好上了。但这时,我戛公和我爷爷又有了矛盾。我戛公说,你就一个儿子,老婆也死了,把你儿子招到我家去,给我做儿子,跟我姓陈,将来生了孩子,至少还有人照应。我爷爷不同意,他说,虽然我有两个儿子,但大儿子当红军,还不知死活呢。虽然我戛公和我爷爷有了分歧,但我老儿和我娘的发展速度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最后,为了让我老儿娶上老婆,我爷爷就嘱咐我老儿说,你就先跟着他姓陈,他也一把年纪了,等将来他死了,你再把姓改回来。果然,还不到解放,我戛公就死了,比我爷爷死得早,我爷爷是1953年死的。我戛公一死,我爷爷就叫我老儿改姓刘了。我老儿和我娘没有搞结婚的任何仪式,不敢搞,那时国民党正四处抓人。就是两家人坐到一起,吃了个饭。婚房,就是我老儿在我戛公家边上的山坡上临时搭建的两间茅棚。

我小的时候,我娘怕我被老虎、豹子、豺狼叼走,不准我出去。那时最多的是豺狼,几乎满山都是,我娘只要听到外面有动物的叫声,她就会大声叫一声,让屋里作准备。有时我幺姑过来照顾我。一次,我幺姑从山上干完活后,到我家来照顾我。刚到屋前,她就看到一只豺狼正准备向我扑来。我正在屋前尿尿,什么也不知道。我幺姑拿起梭镖就朝豺狼顶去,一下顶到了豺狼的肚子上,把它的肚子顶穿了,跑不动了。这只豺狼的后面还有两只,它们看到带头的死了,就跑了。后来,我娘怕我再自己到屋外尿尿,她就在我家大门口做了一个一米多高的围栏,把我“关”在里面。我没在五峰山念过书,在那里怎么念书呀,从山上走到山下的学校,要走一百多里,路上还有老虎、豹子、豺狼,根本就没法念书。再说,我们是在那里隐姓埋名避难的,哪能去念书啊。从小,我们就只知道跟着大人上山逮(干)活。

小时候,虽然没念过书,但歌学了不少,是爷爷教的,爷爷的歌唱得好,他也喜欢唱歌。一到晚上没事,他就教我唱歌。晚上山上很安静,都能听到爷爷的歌声在对面山谷的回音。什么《马桑树儿搭灯台》呀,什么《门口挂盏灯》呀,这些歌,爷爷几乎天天要教我唱。还有一些歌,我不知道歌名,但我知道唱,还记得歌词。有一首是这样唱的:

 

这个世道太不公,富的富来穷的穷/穷的越穷富越富,穷得老子喝北风/你家没有我家穷,蓑衣上面盖斗篷/睡到半夜脚一伸,前后左右都透风。

 

还有一首这样的:

 

叶连树,树连根,穷人翻身要连心/千万农民组织起,打倒土豪和劣绅/农民协会力量大,穷人欢喜敌人怕/减租减息又减押,千万田地回老家。

 

1949年10月,具体是哪一天,我逮(记)不起了。那天晚上十点多,我舅舅宋永喜回来了。还没进屋,他就在外面喊了起来,解放了,解放了,全中国都解放了!当时我舅舅已经在五峰山找了老婆,并在五峰县城里做起了生意。我舅舅说,现在国民党败了,共产党赢了,一个叫朱毛的领导人起义,把蒋介石打到台湾去了,把全国人民解放了。我姨妈他们都不信,都说我舅舅,不要乱听人家谣言。我舅舅说,现在五峰县城都放鞭炮庆祝呢,还假得了,当年的红军都回来了,还假得了。我姨妈说,那就是说,现在没人逮(抓)我们了。我舅舅说,蒋介石都逃到台湾去了,还有谁来逮,这下好了,红军管事了,没人再逮我们了。我舅舅还说,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连夜从五峰县城往回赶的,走了十多个小时,都没休息一下。我舅舅这样一说,大家才没有了担忧。后来我们回到桑植才知道,朱毛不是一个人,而是朱德和毛泽东,桑植的贺龙也没死,还到北京当了大官。

我爷爷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跪了下来,朝着南边,我们老家桑植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第二天,我爷爷对我们说,明天上路,回桑植。我老儿说,爹,你不是说这一世再也不回桑植那个鬼地方了吗?爷爷说,儿啊,那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根在那里啊,这里哪有故乡好呢!说这话时,爷爷流泪了,我老儿、我娘、我婶婶、我幺姑他们全流泪了,大家哭成一团。看到大人们哭,我也跟着哭了起来。随后,我们擦干眼泪,兴奋地忙了起来。杀鸡的杀鸡,磨包谷的磨包谷,切红薯的切红薯,烧火的烧火。这天中午,我们好好地聚了一餐,逮(吃)了鸡肉,也逮(吃)了包谷粑粑,不光我爷爷、我老儿逮(喝)上了高粱酒,就连我娘、我婶婶、我幺姑也逮了不少。我老儿后来说,这是他到五峰山十多年来逮(吃)得最丰盛最开心的一顿饭,话也特别多,憋了十几年的话,一下子都吐了出来。这天下午,我们又准备了第二天路上的干粮。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了。地和生产工具交给了租地的老板,破旧的茅棚不要了,锅碗瓢盆不要了,只带了几件烂衣服。爷爷说,只要带了衣服,带了路上逮(吃)的,其他什么都不要了,回家要紧。但是我舅舅和我的两个姨妈和一个姨没有回桑植,留在了五峰,因为当时他们都成家了,对象都是当地人,算是在那边扎下了根。现在他们的孩子在那边都混得不错,两个老表,三个表姐,都在县里工作,是国家正式职工。走的时候,我娘和舅舅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回桑植的时候,我们连续走了五天五夜,一路上没有停。晚上就打着火把走,走累了,遇到有睡的地方如别人家屋檐下就坐着睡一下,没有睡的地方就走。一路上,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没有什么危险,没遇到土匪,只遇到了几只豺狼。因为我们人多,又都打着火把,豺狼看了几眼后,就被吓跑了。不知怎么回事,我们路上只吃点包谷粑粑,却不觉得饿,也不觉得困。可能是我们当时太激动了,我们恨不得马上到家,回到双元坪。特别是我爷爷,那劲头,像是多年没有见到娘的孩子,在路上不断催我们快走。还在路上,我爷爷就说,你们都把名字改过来。于是,我爷爷又叫刘业多了,我老儿又叫刘经才,我幺姑又叫刘银香了,我婶婶又叫徐五姑了。

回到家,月亮已经到了西边,已经是下半夜了,双元坪非常安静,只有鸡打鸣和几声狗叫。回家一看,房子没了,已经变成了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我爷爷站在那里就流起泪来,我老儿、我婶婶、我幺姑都哭了起来。我爷爷又拨拉开杂草看了看,地基还在,原来的石头柱子也都还在。当天晚上,我们什么也没干,就那样在老屋的遗址前坐了半夜。

第二天,我爷爷他们就擦干泪,逮(干)了起来。没有田,也没有地,更没有房子,我爷爷、我老儿,就到老屋后山上砍树,搭了个茅棚。当时亲戚看到我们回来了,非常高兴,但也还是害怕。为什么?那时虽然解放了,但桑植还没有土改,田和地还在土豪劣绅手里。桑植是1951年才土改的。所以,老百姓还是半信半疑。直到后来土改了,斗了地主,分了田地,大家才知道共产党是真的胜利了,真的把国民党逮(打)跑了。我亲戚把煮熟的饭和做好的菜,在晚上送到我们家里来,都不敢让人家看到,更不敢把我们叫到他们家里去。1951年土改了,我家不仅分了房子,还分了田和地,一切又都有了。

我有个姐,还有一个妹。1961年,我从桑植一中毕业后,跟着县委副书记当了六个多月的文书。本来可以留在县上的,但我逮(搞)不惯。回来后,我把我的粮食本本和户口本本交到了公社,以后想逮(拿)逮不走了,人家不同意,说要留住人才,就让我在公社逮(干)。后来我就一直在农村待着,1975年落实政策,县上又要我回去。但我老儿不同意,他说,家里八口人,你去了就那么几十块钱一月,怎么养得活全家呀!他还说,不要老想着往城里跑,也尽量不要从政,农村也要人待,也需要人才。于是,我就在双元坪待到现在。当过生产队会计,当过生产队长,当过民兵营长,当过村干部,还当过革委会副主任。我们这个生产队,在我当队长之前,年人均口粮只有170多斤,我当了队长后,逮(搞)到了780斤。全公社174个生产队,我们这个生产队是第一。

刘经才说,他有五个孩子,一个女儿,四个儿子,老四是共产党员。老四在长沙当老师,教高中。老四是我老儿死后才入的党。为什么?我老儿管得严,不让孙子参加共产党,也不让他们参政。我老儿说,你们考什么学校我都没意见,从事任何技术,我都支持,就是不能参加共产党,也不能参政,你看你太公当年多苦,带着我们,跑到湖北,隐姓埋名,无法生计,四处流浪,都过的什么日子。就包括我自己,当年在生产队工作时,公社妇女主任陈丹姑在这里驻点,就鼓励我加入党组织。我特别想加入,但我老儿不同意,他说,你跟着共产党干可以,但不能加入组织。这样,我一直没有加入共产党。

刘经才还说,我年轻的时候,在桑植城里读书,写过《我的一生天涯》。写了将近万把字,从我五岁开始记事,一直写到十七岁离开五峰。写了我的一生,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经过的、所感悟的,包括我爷爷、我老儿、我娘、我婶婶、我幺姑,都写了。后来弄丢了,现在也回忆不起来了。那时我爷爷、我老儿他们讲得多,现在是想不起来了。前几年,我记忆力还好,如果把那时的故事讲出来,足足可以写几本书。现在不行了,到了口边的话,就是说不出来了。

 

在桑植,这样的事迹并非个例,而是成群成片的。

与刘经才家不一样,双元坪刘家里组刘子忠的老儿是失散红军,受伤后,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追杀,他老儿直接躲进了深山老林,不是湖北的五峰山,而是桑植的江六坪。

刘子忠老人告诉我,我老儿叫刘英雄,大高个,长得帅。我都一米八五,你说我老儿能不高吗?哪年哪月出生的我逮(想)不起来,但我知道他是82岁那年死的,死了十多年了。我老儿很有人缘,与上到七八十岁的老头,小到三四岁的娃儿,关系都挺好。整天一脸笑容,见人就打招呼,问寒问暖,人家有困难就帮人家,有好吃的自己不吃送人家吃,你说人缘能不好吗?我老儿是1928年当的红军。为什么当红军?因为穷。当时我家无田无地,房子也烂了,还很小,几个大人挤在一间房子里睡,关键是还是租住的地主的房子。于是我老儿和我二叔刘英庭决定一起去当红军。开始我婆婆不太同意,但不同意能怎么样,家里没吃的、没穿的、没住的,看不到任何希望,最后也就默认了。当然,我老儿与我二叔去当红军,还有一层因素,那就是因为我大大(大姑)与姑父。我大大长得很漂亮,个头也高,还三寸金莲,许多地主土豪都喜欢她。我姑父那时势力比较大,手下有百来号人,有几百条枪,他喜欢我大大。我爷爷、我婆婆与我大大不同意也不行啊,人家有枪,有钱有势,我大大只好嫁了过去。我姑父对我大大不错,以前他也要我老儿和我二叔跟着他一起逮(干),说跟着他一起逮,不愁没吃的、没穿的、没用的,不愁找不到老婆。但我老儿和我二叔看不惯,他们觉得我姑父是和红军反起(对立)的,所以和我姑父关系不好,就连我大大出嫁,他们都没去。他们什么时候当兵的,在红军里干过什么,后来什么时候回家的,什么时候牺牲的,我们家谱上写得清清楚楚,家谱放在我小儿子那边了。

最开始,我老儿是当侦察兵,后来又给红军首长当警卫。当侦察兵的时候,我老儿负伤九次,次次逮(吃)了弹。大概是1935年,我老儿和我二叔一起在洪湖打仗,我二叔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尸体就葬在了洪湖,当时不敢逮(搞)回家,土豪劣绅太多。在这场战斗中,我老儿也负伤了,子弹打在了右腿上,流了很多血,动不了。后来部队撤退,由于他跟不上大部队,就躲在洪湖的老百姓家里。再后来国民党军队来搜查,他又化成讨米的,以讨米为生。最后,我老儿躲到了西莲乡江六坪,属桑植,在东北部。这里是深山老林,从山下走到山顶,要走三四个小时才能到,几乎没有人居住。一天,在一处陡峭的山坡边,我老儿遇到了一户人家,很穷,就三间茅棚房子。在这里,我老儿遇到了我戛公。我老儿就问我戛公,老板,我能不能给你们家逮(戛公)短工,不要钱,只要提供吃住就可以了。我戛公一看我老儿瘸着个腿,还拄着拐杖,就问,你是不是受伤了。我老儿有点担心,想别开话题,我什么活都能逮(干),翻地耕田,种包谷、种高粱都会。我戛公看出我老儿是个真伤员,就同意了。随后几天,大家熟悉了,互相了解了,也就都道出了各自的实情。我老儿说,他是珠玑塔那边的,是红军,在洪湖那边打仗受伤走散了,怕被国民党追杀才躲到山上来的。我戛公说,他老家是芙蓉桥那边的,因为他家兄弟当红军去了,他曾经也非常支持红军,红军走后,怕被国民党军和当地土豪劣绅迫害,全家才躲到这山上来的。后来,我戛公他们发现,我老儿不仅个头高,长得好,根正苗红,而且非常勤快,人也善良,对人很有礼貌。我戛公和戛戛看这小伙人不错,没多久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这时,我老儿也改名了,叫刘月清。

我有四姊妹,我是老大,1937年生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是在江六坪生的。从懂事起,我就给家里做工了。江六坪的海拔有一千多米,坡特别陡,这里没有狼,它不敢来,来了也会摔死。狼都不敢来,国民党军和抢劫犯也就更不敢来了。江六坪,江六坪,实际上到山顶上还是有点坪的,只是不大,那是我们唯一能去玩的地方。在山上,没有几块像样的地,都是石头山,引水也难,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种包谷。平常,我们很少出门,就在山上种地,碰上赶场,我戛公、我老儿他们就会背着包谷到江哑赶场。为了不让人家认出,他们还要稍微化一下装。

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这个消息,是我老儿在江哑赶场时听人说的。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包谷都没卖完,就往山上的家里跑。平常上山要将近四个小时,这回,我老儿一路小跑,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回到家,他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们说,解放了,解放了,我们红军夺了天下。我们可以下山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我们就下山了,但我们不是一下走到家里的,毕竟我老儿拖家带口,只能边走边讨,分段走的。最开始,我们从江六坪搬到人潮溪。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姓戴的老板,他在旧社会是教书先生,他对我们很好,我们帮他做工,他就给我们饭逮(吃)。做了几个月后,我们又提着包,往家走。这次,我们在官地坪的梦家里的王老板家做工。王老板是官地坪有名的人物,是个大地主,十个庄房,几百亩田地。王老板给我们提供吃住,我们给他耕田种地,他家什么农具都有,样样齐全,只要你会,都可以用。那时我十三岁,但对农具的使用,样样熟练。1950年秋天,官地坪开始土改了,王老板被打倒了,那年我们的收成全带回家了。

最后,我们就回到了双元坪。回到家,家没了,也没找到我爷爷和婆婆。当时我就问我老儿,爹,你不是说我们有爷爷和婆婆吗?怎么不见了。我一问,我老儿就流泪了。我爷爷和婆婆都去世了。虽然没有房子也没有田地,但我们很高兴,因为回家了,回到了离开十几年的家。特别是我老儿,走时他光棍一个,回时带了一大家子,算是没有辜负我爷爷和婆婆的一片心愿。刚回双元坪,就开始土改了。土改,就是改得我们这些贫下中农有房子了,有田有地了。我家分了一间房子,是木房子,还分了4亩田。我姑父被枪毙了,我大大没事。当时上面还说,跟红军一起干过的,没有饭吃,可到县里背米。我老儿去背过几回。后来,不背米了,民政上又拿点钱。1953年上面来清查,说我老儿是红军,可享受红军待遇。但没多久,又来个复查,说不应该享受红军待遇,说我老儿没有正式手续,不承认他是正式的红军,但承诺我二叔是牺牲的红军烈士。于是,我老儿就让我给我二叔做儿子,享受红军烈属的待遇。

虽然我老儿没有被确定是红军,但他没有怨气,一直在农会工作,参加土改。我也开始上学了,就在珠玑塔小学,上一年级。当时,我十三四岁了,是班上年纪比较大的学生。但整个班上,年纪都不小了,因为当时穷,大部分上不起学,所以大都在十岁左右。我上了三年学,就当兵去了,好像是1954年10月当的兵。当兵之前,我当过民兵,当民兵之前当过儿童团。当儿童团时我扛着红缨枪站岗。那时候,我们这里的河,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河里有石墩,我们就守墩子,对一些可疑的人进行盘问。当时我们还经常唱儿童团的歌:

 

星儿闪,月牙偏,爬墙越进地主院/东边瞧,西边看,恶霸正睡在打鼾/缴了枪,捆个严,嘴里塞块乱棉团/神不知,鬼不见,一张纸条贴门前……

 

退出儿童团当上民兵后,土改的时候斗地主恶霸,我们就负责治安。去当兵是我自己的主意,体检时我老儿不在家,他回来听说这个事后,表扬了我,说好样的,还叫我好好干。当兵走的时候,我老儿还对我说,我们家是革命之家,你到了部队要好好干,把革命立场好好传下去。我在长沙的西湖农场当了三年兵,主要是看犯人。后头就退伍了,但没回村里,也没有回乡里和县里,而是直接到了大庸,在电力系统工作,现在电力公司每月还给我补助。但在电力系统没有逮(搞)多久,因为精兵简政,把我们下放了,又回到了农村。当时没有回桑植,在大庸的几个粮店工作过,负责收公粮,过称、搞保管。再后来,我就回到桑植老家的乡里种田了,还当过刘家里组的组长多年。前年没逮(搞)了,年纪大了,耳朵听不到了,我就说,我不逮(干)了,重新选组长吧!

新桥村谷下组,有个老头叫刘开顺。74岁的他,享受红军子女待遇。他告诉我说,我老儿叫刘立茂,1906年生人。他什么时候当红军的,我逮(记)不大清了,但他是逮(打)洪湖受的伤。本来人家差点把我老儿打死了,但几个炮弹打过来,都没响。这时我老儿端着枪站了出来,说,看我不打死你们。他连着开枪,把打炮的那几个敌人都打死了。随后,部队撤退,树枝把我老儿眼睛划了一下,刮着眼珠了,看不见了。开始,战友还抬着我老儿撤退,但时间长了,就没人抬了,叫他化装成老百姓,留守后方。我老儿后来讨了几个月的米,才回到桑植的。回来后,我老儿的眼睛基本好了,不久就结婚,先后就有了我姐姐与我。我还有一个妹妹,那是1949年在湖北生的。但最终我老儿还是被那刘酒桶发现了,他就派人来逮(抓)我老儿。于是,我老儿带着我们就逃,逃到了湖北的五峰山,那里有熟人,也是红军家庭逃到这里的。在那里,搭个茅棚,种着老乡给的二亩薄地,没人欺负。就是被人家抢过一次,把家里的肉什么的都抢光了。我老儿有一个堂兄,叫刘立盛,后来他捎信过来说,家里要土改了,有几担谷的田,如果不回来就没有了。我老儿没有犹豫,带着我们就往家里赶。回到桑植后,我老儿在农会上当过主任、土改组长什么的,享受红军待遇,直到1993年去世。

在龙潭坪镇毛垭村,我见到了出生于1938年的杨光茂老人。那段野人般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杨光茂说,我老儿叫杨玉阶,我伯伯叫杨云阶,都是红军。1935年11月,红军要长征了,我老儿和我伯伯都想去长征。当时我婆婆说,两兄弟只准去一个,我就你们两个儿,你们要是都去了,我们怎么办?最后,我伯伯长征,我老儿留下。红军长征后,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军家庭,国民党团防和土匪几次来偷袭,想逮(抓)我老儿。我老儿在红军里当过侦察兵,他采取了游击战术,今天住在这个山上,明天住那个山上,后天再住另外一个山上。这一住就是15年,一直到桑植解放。15年躲在山上,吃没吃的,穿没穿的。为了生活下去,我们一家吃遍了山上的野菜野草,什么皮叶、岩汗菜、鱼腥草、野麻花、水麻花、木瓜籽都吃过,葛根、芭蕉兜、蕨根、苦菜还是好东西。我老儿和我娘还在各个山上种包谷,种辣椒,躲到哪里,都能吃上。虽然日子苦,但我们不觉得苦。我老儿经常给我们讲红军的故事,并说红军逮(打)日本鬼子去了,逮(打)完日本鬼子,就回家逮(打)土豪劣绅,逮(打)国民党反动派,到时,我们就会过上好日子。一年又一年,我们盼呀,望呀,终于盼到了解放。

毛垭村支部书记杨生泽说得更直接明了,他说,我有两个故乡,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湖北,一头是爹一头是娘。湖南是他们家的血脉之地,湖北是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家活命的家乡。新中国成立后,他爷爷带一家人搬了回来,但住到1970年又搬到湖北,1975年又搬回湖南。当年,他也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直到爷爷临终时,爷爷才告诉他:生泽,人活着,要懂得报恩,没有湖北,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报恩;没有湖南,就没有我们的出生之地,我们要报恩。

在桑植,我看到了这样一份资料,是桑植县纪委原常务副书记朱传辉口述,桑植籍作家王成均整理的:

 

我叫朱传辉,曾用名朱全辉。1916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生于桑植洪家关乡云峰村朱家坪组。我的父亲叫朱远定,母亲叫陈菊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只有十五岁,十六岁就生了我,我们家无田无地,靠我的父亲当挑夫为生。我还有一个妹妹,小我七岁。我的妹妹之所以小我七岁,是因为我父亲常年往返于桑植与津市一带当挑夫,离多聚少,很少有时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我六岁那年,我父亲在津市一家伙铺被人谋杀了,至今尸骨都找不到。父亲去世时,我的妹妹朱小妹还没有出生,是典型的遗腹子。农民的儿子早当家。父亲去世后,我开始扯猪草、砍柴、下河捞鱼摸虾,替母亲分担养家的重担。

1928年2月,贺龙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了洪家关闹革命,贺龙和我的伯伯朱远高从小认的是老庚,所以我们一家人也跟贺龙成了亲戚。在旧时代,穷苦人就靠认老庚,认同年爹结成对子,互帮互助,希望有个盼头。贺龙在桑植闹革命,我的伯伯朱远高、三叔朱远光以及伯伯的儿子、我的堂哥朱传斗跟着贺龙闹起了革命。我的伯伯当了红军,贺龙安排他做生意,为红军筹集军费,可伯伯后来在津市被人谋杀。三叔朱远光跟着一心闹革命的贺诗白,不幸卷入江北红军和本地红军的内耗中,屈死他乡。我都记不清年份了,我的伯伯和三叔都没有被评为烈士。

当时我的堂哥朱传斗没有16岁,参加的是童子军。我的父亲去世前,我拜了一个干爹,名叫屈麻二,也是一名红军。我11岁那年,我干爹住在我家,被团防探知消息,国民党团防层层包围我家,我干爹把我藏起来,我亲眼看见干爹被打死在我家里,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怀着这个仇恨,也是怕国民党反动派报复,我就参加了红军童子军。我是跟着堂哥朱传斗当起童子军的。在当年,童子队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送情报。小孩子送情报,不会引起人怀疑,我长期奔波于家乡和贺龙战斗的地方,感到生活十分快乐和幸福。我的堂哥朱传斗16岁当上了红军,就在第二年,他和许多红军战士参加攻打永顺白竹山的战斗,不幸壮烈牺牲,尸首就埋在永顺烈士塔。

16岁那年,我的母亲在疾病交加和担惊受怕中去世了。临死前,她把我托付给大妈和婶娘,告诉她们我们朱家只有一个后,一定要让我好好活下去,为朱家留后。我的大妈和婶娘答应了。

跟着贺龙闹革命,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的生活不用愁,并且我们的家人生活也不用愁。每次打了胜仗,红军会给我分几升粮食,让我们送回家孝顺老人。每一个红军家庭都会得到红军的关怀。

我最喜欢唱的歌是《要当红军不怕杀》,这首歌是贺锦斋教的,他教会我们没多久,就在常德石门泥沙斗堤湖战斗中壮烈牺牲了。我恨敌人对我们红军的凶狠。在我的心中,始终燃烧着革命的火苗,那就是要跟着贺龙闹革命。

1935年11月19日,我满了18岁,也准备跟贺龙一起去长征。我的大妈和婶娘死活不让我去,说我们朱家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可以,但朱家要有后,有了后,才有革命的本钱。贺龙也同意了,告诉我要保护好自己,提防敌人谋害。就这样,我含着泪看着红军离开了桑植。

贺龙一走,我就遭难了,因为参加红军童子军,洪家关国民党的伪保长盯上了我,两次抓我当壮丁。第一次,我的婶娘花了一块肉、一斤酒给保长送礼,放了出来。没几天,他们又把我抓了,并把我押到县城关了三天,也饿了三天。第三天,我们被押往龙山茨岩塘。路途中,我生了大病,病得奄奄一息,国民党军官观察了三天,看我没治了,就把我扔了。附近的群众等国民党军队开走了,一个人给我喂了一点稀饭,一个人悄悄背我回家,又是喂药又是喂饭,硬是把我从死神手中救了回来。他们怕我再次被国民党抓壮丁,悄悄把我送回了桑植。把我送到桑植龙山交界处,告诉我回家的路,就离开了。我的病还没有好,一路行走一路挨饿,又病倒了。幸好病倒在陈家河五家湾的一棵柳树下,那里开有一个伙铺,开伙铺的叫赵四,是他和他的夫人——我叫李家妈妈的救了我的命。我在他们家住了九天,他们又是挖草药又是熬猪肝稀饭,精心照料,我又活了下来。当地的保长来了,李家妈妈怕我被捉,连夜砍倒一根竹子,织了一个担架,抬着我来到三漤子,请向导把我送到南岔。回到家,我的婶娘把我送到许家郎中那里治了10天,我的身体才慢慢康复。

俗话说“世间只有黄连苦”,可我比黄连苦三分,我回到桑植,怕再次抓壮丁,我就过上了扒壕(土语:躲避)的生活,扒壕就是躲在深山老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这一过就是十二年。

 

《中国共产党桑植历史》一书中对那段悲壮的历史如此写道:

 

红军一走,被打倒或逃跑的地主土匪卷土重来,纷纷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刘家坪的刘景星,瑞塔铺的陈策勋、陈星如、陈植树,上洞街的向英武、向凤翔,利福塔的张东轩,谷罗山的刘子维、谷静斋,桥自湾的朱照寰,苦竹坪的朱平如,白竹坪的马述英,上河溪的李春林、谷小初,分水岭的向子恒等相继出门,向从事过革命的人民群众进行疯狂反扑,尤以刘景星为最狠。

桑植共产党员张德诚在龙山被捕后,敌人用各种酷刑想从他的口中得到红军的情况,但什么也没有捞到。把他押回桑植,又施用各种酷刑,但他仍坚贞不屈,没有说出半点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临刑时还向群众喊道:跟共产党走,莫回头!

县城文昌街儿童团长郑世纪家里穷困,跟红军打过土豪。1936年初春,县政府两个伪兵将他抓进衙门,几个耳光,打得他口吐鲜血,族绅、恶霸、土豪郑兰骂他“违犯族规”“不肖子孙”,郑世纪不理他。郑兰把郑世纪绑到朱家台渡口,捆绑上石头,然后沉入水底。

1936年3月,洪家关小学教员、共产党员刘德成,被团防朱照寰等人从学校抓进县城关押,逼他交代红军伤员在哪里,刘德成不暴露一点红军伤员的情况。敌人气恼至极,便在食物中投毒将他害死。

上河溪,是湘鄂川黔省红军医院所在地,先后在100多名红军伤员分养在30多户群众家里。红军长征后,群众及时将伤员安全转移。国民党恼羞成怒,残酷地把掩护红军伤员的群众杀害百余人,有的甚至全家被杀光。

河口的大地主杨玉化,带领“义勇队”500余人恣意横行,10天内烧毁房屋210多间,杀死群众15人。

……

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12月至1936年6月,整个桑植苏区被国民党政府、地主、恶霸、土匪杀害的苏区时期的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有名有姓的就达300余人,受害者包括抄家、倾产者达万余人之多。特别是参加过苏区斗争的革命群众不断遭到追杀,一直到解放前夕都没有停止过。

 

在桑植采访中,我还了解到,在贺龙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之后,洪家关曾遭受大规模摧残。在红军长征开始后,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走后,仅洪家关外逃他乡的就多达36户,贺氏族人被杀害的达80多人。

哦,故乡!在桑植人的生命中却是如此的悲壮与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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