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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红建:马桑树儿搭灯台(第二曲第三章)

http://www.frguo.com/ 2017-03-28 

  【第三章】伤感与深沉的桑植民歌

 

  从桑植走上长征路的红军,有的胜利到达了陕北,但更多的,要么在途中的战斗中牺牲,要么病死,要么失散。牺牲的病死的失散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不过,虽然他们的身体一直在流浪与漂泊在异乡的路上,但他们的灵魂却早已回到故乡。

  2016年5月14日,我随作家采风团来到了云南昆明的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这是个国家级贫困县,也是革命老区。在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附近,我遇到了一位老人,70岁左右,瘦瘦的。看着我们的到来,站在石头上的老人,眼神里似乎充满着某种期待。

  就在我上下打量这个老人时,寻甸的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说,这个老人的父亲叫李旦初,是老红军,好像老家还是你们湖南的。

  我停下了脚步。

  老人告诉我说,我叫李国芳,柯渡可郎办事处可郎村的。虽然我生在柯渡,长在柯渡,但我老父亲不是柯渡人,他老家是湖南桑植的,当年跟着红军长征,由于受伤,就留在了这里。

  我说,我就是湖南人。

  李国芳老人听说我是湖南人,迅速站了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李国芳说,我只知道我父亲是桑植的,但是哪个乡哪个村的,我们就弄不清楚了。刚开始在柯渡时,我老父亲受了不少苦,气候、饮食、语言等没有一样习惯的,他只好在地主家做长工。后来我母亲看我父亲心地善良,就嫁给了他。由于父亲是外地来的,我们家孩子又多,家里情况一直不太好,可以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家里还是一贫如洗,住不好,吃不饱,穿不暖。我记得,大概是1986年,北京来了一个首长,叫杨秀山,是个中将,原来与我父亲是同一个部队,是原来红二军团的。杨秀山找到了我家(当时这个村还叫六甲村)。我记得很清楚,杨秀山紧紧握着我老父亲的手,久久不放,泪水直流。随后,他对我父亲说,你看看,老战友啊,你看你家穷的,都过的什么日子啊,你受苦了啊!杨秀山跟父亲聊了很多,大部分是聊的红军长征时的事,聊过去的首长,聊过去的战友。聊的时候,他们一边流泪,一边聊。最后,杨秀山还说道,老战友啊,我已经从云南省军区党史办了解到了,我们红二方面军在云南境内长征路上留下的伤病员,至少也有六百多人啊,大多生活困难啊!回家后,我一定要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听说,后来杨秀山写了一份《长征途中留下的红军伤员境况惨淡》的调查报告,寄到了国家民政部。

  不过再穷再苦,父亲只要说起桑植就劲头十足。在世的时候,父亲给我们兄弟几个讲得最多的就是家乡桑植的故事。他给我们讲过桑植白族仗鼓舞习俗的由来。我老父亲说,有一年春节前,民家兄弟三人在家打糍粑,一小队官兵突然闯了进来,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糍粑就吃,吃饱肚子不算,吃不完的乱打乱丢作儿戏,临走,还强行要把剩余的糍粑带走。兄弟三人,一年辛苦到头,好不容易才打点糍粑,眼看官兵要抢走,哪能甘心呢!当时就和官兵打起架来。开始大家都是拉拉扯扯,后来就动起了刀枪。三兄弟如要回家拿武器就会来不及,就顺手抄起打糍粑用的杵棍(又叫“粑粑槌”)来招架。弟兄三人武艺高强,几下就把官兵打得东倒西歪,一个个屁滚尿流地溜走了。打退了官兵,保住了糍粑,兄弟三人欢喜得手舞杵棍跳起来。后来,桑植人每年春节打糍粑,都要以武术动作舞“粑粑槌”助兴,好事者还伴以鼓点相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原始古朴的“粑粑槌舞”就演变成“仗鼓舞”,并且成了“族舞”。每逢节日喜庆,民家人就自觉地跳起仗鼓舞来……

  由于家里穷,孩子多,父亲一直没有回过桑植老家。晚年的时候,他总是坐在家门口,望着远处的大山,嘴里总是哼着桑植民歌。哼过《苦难歌》,也哼过《工农革命军歌》,还唱过《上金寨》《花大姐》《大河涨水小河流》等,但哼得最多的还是《不打胜仗不回乡》。父亲不光自己哼,还从小就教我们唱,我们兄弟几个,个个会唱。

  红漆桌子(哟哟)四呀四四方哎,(哪嗬咿咿)纸笔墨砚(干妹妹)摆呀中央。(有情的干妹妹)/若要文的(哟哟)动呀动笔墨哎,(哪嗬咿咿)若要武的(干妹妹)动呀刀枪。(有情的干妹妹)/有情妹妹(哟哟)等呀等候我哎,(哪嗬咿咿)不打胜仗(干妹妹)不呀回乡。(有情的干妹妹)

  李国芳老人随口就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哭了起来。唱完后他接着说,我老父亲好像是八十岁那年走的,走之前有些反常,就是唱《不打胜仗不回乡》更勤了。早上唱,中午唱,下午唱,晚上还要唱。

  我深知,在桑植听这样的民歌,那是一种享受,至高的享受,而在异乡,李旦初与他的儿女们所唱的桑植民歌,又是何等的伤感与深沉哟!

  在丽江石鼓镇采访时,我听说了钟幺妹的故事。是一个开小超市的老人告诉我的,他说,我们这里原来有个纳西族老阿妈,曾经收养过一个女红军。这个女红军叫钟幺妹,是当年红军长征过丽江时留在石鼓的,后来到了丽江古城国营旅社食堂里工作,专门烤丽江粑粑,烤得可好吃了。听说她还是贺龙元帅的外甥女,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元帅还给她汇来过一笔钱。

  我想了解得更加详细,不仅要了解她的人生经历,还想了解她的后辈们的情况。但开小超市的老人却说,真是对不起,我们也只是听说,没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她长得啥模样,更不知道她后辈的情况。

  我在石鼓镇来回询问,试图找到钟幺妹的有关情况,都知道有钟幺妹这个人,但问起详情,就说不出了。就在我郁闷之时,丽江的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说,丽江有位老作家,叫戈阿干,著作颇丰,今年八十岁高龄了,但身体还很好,甚至笔耕不辍,他写的《回眸沧桑》一书,就曾提到钟幺妹。

  于是,在丽江古城的一个小茶馆,戈阿干老师向我讲述了他所知道的钟幺妹。

  戈阿干老先生说,我记得很清楚,听说钟幺妹的事情,是1964年4月24日。那天,一位来石鼓搞社教蹲点工作的亲戚,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在丽江古城的国营旅社食堂里有个烤丽江粑粑的老大娘,她是红军长征时失散在石鼓的,听说还是贺龙元帅的外甥女呢。我不太相信,就问我这个亲戚,是不是真的啊,你见过没有。我那亲戚说,咋没见过,我还吃过她烤的丽江粑粑呢,好吃着呢!听亲戚这么一说,我决定去拜访这位身世传奇的女子。

  大概一个月后,好像是5月23日,对,就是5月23日,我在丽江古城找到了大娘。她属马,当时正好50岁,家住丽江县(今丽江市)大研镇五一街文治段10号。单从穿着和外貌上看,她已经很像位古城大妈了,但她一开口,她的家乡口音就告诉我,她不是本地人,应该是湖南一带的。她会抽烟,坐定后,我敬香烟给她,请她谈谈参加红军长征的经过,她挺乐意,抽着烟,就谈了起来。

  钟幺妹告诉我说,她叫钟幺妹,属马,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双岭桥(谐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她老儿叫钟英弟,娘叫贺大妹。她说,她十岁的时候,老儿就去世了。因为家道清贫,才十岁的她就由娘领着,到崮高坪(谐音)的一家保长家当了童养媳。原来想着家里没吃的,没穿的,早点嫁到婆家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没想到到了婆家,同样吃不饱,穿不暖,还常常挨逮(打)受骂,过的是非人的日子。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钟幺妹从小就很懂事,她也知道她娘有个亲弟弟,是个不一般的人物,正带领着一支队伍为穷苦百姓打天下。可是舅舅和舅舅的队伍到底在哪儿,幼小的她,哪里知道。她想跑回娘身边,但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国民党为了抓到舅舅,一再威吓她娘。就在她出来当童养媳不久,她娘和她哥哥钟文光,就从双岭桥跑出去逃难了。钟幺妹说,那日子真是太难熬了,一天到晚,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有淌不完的辛酸泪啊!

  钟幺妹说,具体哪年逮(记)不起来了,舅舅率领着他的大队兵马,从外边打了回来,占岭崮高坪一带。听到这个消息,她心里喜极了,偷偷把娘先前送给她的一件首饰卖掉,买了件短棉袄穿在身上,跑到红军驻地去找她的一位阿姨——贺兰英,她是舅舅的妹妹。

  戈阿干老先生说到这,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说,贺龙只有两个亲妹妹,即贺英和贺满姑(也叫贺戌妹),都牺牲在湖南。钟幺妹的娘贺大妹,她的阿姨贺兰英,很有可能都是贺龙的堂妹。

  戈阿干老先生说,我采访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也向当时的许多红军求证过,当时红军队伍里确实有一个叫贺兰英的女红军,并且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女战士,而是一个红军女首领。钟幺妹是不是贺龙的亲外甥并不重要,贺兰英是不是贺龙的亲妹妹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都是真实的存在,她们的行为和精神,值得敬佩与学习。

  我点着头。

  戈阿干老先生接着说,钟幺妹当时跟我说,她的这位贺阿姨,是个个儿高挑的女红军,虽然当时只有20来岁,但已经担任了妇女军军长。兰英阿姨见了她后,又高兴又难过,她不忍心让姨侄女再去吃童养媳的苦头了。钟幺妹虽然年纪小,身子瘦弱,可当红军的心情迫切。贺兰英便问她,幺妹,当红军可要吃不少苦头啊,你想清楚再逮(干)。钟幺妹说,想清楚了,逮!贺兰英就说,那你参加童子队吧。听说让她参加童子队,钟幺妹既激动,又兴奋,喜得好几天都没睡好。

  这时,钟幺妹才知道,她的哥哥钟文光早在她前头就参加了红军,还当上了红军营长。然而没多久,她哥哥就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的一颗飞弹打中了脖子,当即倒在战场上。哥哥被战士们背到了舅舅跟前,舅舅十分难过,亲自背了他一段路程。但还在路途,哥哥就闭上了眼睛。舅舅含着眼泪,亲手把哥哥安葬在一个叫红岩坪的地方。

  那时队伍还驻扎在崮高坪一带。一天,钟幺妹的娘贺大妹找到了部队上,打算把她叫回家。钟幺妹哪肯同意,她说,我好不容易脱离苦海,加入童子队,你现在又要把我叫回去,我不回,打死我也不回。贺大妹只得找老兄和妹妹替她劝说钟幺妹。钟幺妹说,你们谁来说都没用,我不仅要逮(干)童子军,还要逮正式的红军,跟着兰英阿姨一起逮(打)敌人。钟幺妹说,她这么一说,她娘也没再说什么了,只是嘱托舅舅和兰英阿姨,一定要把幺妹照顾好,管好。这也是她平生最后一次见到娘,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娘了,娘后来住在哪里,什么时候死的,葬在哪个地方,她全都不知道。

  童子队的任务,主要是开展宣传活动,唱红军歌曲,给老百姓演出文艺节目。红军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没收地主恶霸的财产。他们童子队也配合老战士,把没收来的胜利果实,送给当地穷苦百姓。但有些穷人不敢收,担心逃跑在外的地主恶霸转回头来找自己算账,钟幺妹他们就挨家挨户进行宣传,用翻身解放的道理壮乡亲们的胆。钟幺妹说,头一回参加战斗,小女娃一个,没见过枪弹,现在子弹和炮弹在身边飞来飞去,能不害怕吗?可想到自己已经不是受人打骂的童养媳了,而是个红军女战士了,胆子就变大了。战斗场面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再也不害怕了。别看我人小,但我身上却挎着一杆小枪,一把雨伞,一个背包,一条米袋,还有一双筷子、一口洋瓷碗。那个时候,不是打仗,就是行军,打仗是拼命地打,行军也是没日没夜地赶路,可是她从来没有掉过队。

  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钟幺妹很想回双岭桥看看娘,向她道个别,宽慰宽慰她。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大部队已经出发了,她只好把眼泪咽进肚里,跟随大部队,踏上漫长的征途。钟幺妹说,红军的队伍拉得很长,开始的时候,她只记得不分昼夜地忙着赶路。红军首长很关心女兵,每次出行,首长们总是让女兵们走在队伍的中间。兰英阿姨也算是红军首长,有一匹大青马,可很多时候,她都让给女伤病员乘骑。有时,兰英阿姨也会让她骑这匹军马赶路,说她年纪还少,走远了怕走垮了身子。

  钟幺妹说,那些日子,没日没夜的急行军,对她来说是一场很艰辛的磨炼。正是这磨炼,让她适应了这种行军的生活。她和其他女战士一样,每到一个宿营地,就先用地主家里没收来的酒,透透搽敷一遍脚杆才躺下睡觉。第二天清早,行军号一吹,又一骨碌爬了起来,跟着队伍赶路。行军的时候,其实大家都非常疲劳,谁都没有精力说话。要是前面有了啥情况,或者首长有何指示,就会有人写在一块小木牌上,从前头一个个飞速地往后传递。钟幺妹已经习惯打着盹抬脚走路,但只要一见到这块传令牌,就会立即打起精神,把睡魔从自己疲惫的眼皮底下赶走。

  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打了多少仗,牺牲了多少个红军,队伍才从湖北行军到云南。钟幺妹说,红军来到云南宾川时,又打了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她的兰英阿姨牺牲了,她哭了几天几夜。这是她当红军以来最为悲痛的日子。因为钟幺妹自从离开娘,跟着红军长征后,兰英阿姨就成了她的“娘”。娘走了,永远地离开了她,她自然伤心。

  1936年农历闰三月初六,钟幺妹一辈子也忘不了。因为这天,她随红军来到了金沙江边的石鼓镇,也是她落脚丽江的开始。不幸的是,此时她已经患上了一场重病。钟幺妹说,如果不是这场重病,或许她就跟着红军到达了陕北,当然,或许就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那天,舅舅特地跑来看了她,还对她说,幺妹,你就留在这儿吧,前面要过雪山草地,你会逮(吃)不消的。想到兰英阿姨刚刚牺牲,现在又不能跟着大部队一起前进,要留在这人生地不熟的高原之地,钟幺妹就伤心地哭了起来。但自己的身体确实吃不消了,不仅过不了雪山草地,还会拖累部队。于是,她对舅舅说,舅舅,我就留下吧!但你们一定要逮(打)回来,一定要来接我呀。舅舅说,我们肯定要逮回来的,不管十年八载,总要逮回来的,你就先待在一个纳西族老阿妈家里,她家无儿无女,就当是她家的女娃,小心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千万千万要小心。

  钟幺妹说,看着红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向前出发了,不伤心那是假的。让她没想到的是,红军大部队走后,她的病情越来越重。有好几天,她都不省人事,她当时想,自己可能活不成了,可能要死在他乡了。真要感谢纳西族的老阿妈呀,她把钟幺妹当亲生女儿一样,想方设法找些草药给她煨服,还给她熬鸡汤喝。就这样,她在老阿妈的一间暗房里足足躺了一个月。病治好了,新的危险又来了,国民党部队已经驻扎到了石鼓镇上。他们开始挨家挨户搜查失散在这里的红军伤病员,就连当初红军分送给当地老百姓的物品,也被他们搜走。

  再藏在石鼓,已经不太可能。钟幺妹穿上一件纳西族老阿妈找来的破麻布衣,挎上一条破麻布褡裢,装扮成一个讨饭的纳西女孩子,悄然走出石鼓镇。开始,她在永胜县井里乡的一家纳西族地主家当长工;后来,她又来到丽江县县城帮别人带孩子;再往后,她又来到一家小饭馆里打杂。同时,她还结了婚,生了子。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辛,但她始终没有暴露过自己的红军身份,所以别人也就没找过她的麻烦。

  钟幺妹心中始终有个信念,她相信红军总有一天会逮回来。也正是这种信念,让她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支撑了十来年。这一天,终于让她盼来了。1949年7月丽江解放,这时当地的人民才知道,这个曾经四处讨饭,给地主做长工的女娃儿,原来是个女红军。纳西族群众推选她当街道组长,她带领街道的姐妹们,积极投入到清匪反霸运动中。1950年解放军进藏路过丽江,看到解放军,她泪如雨下。她知道,现在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她紧紧地握着解放军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嘴里叨唠着,看到解放军就亲切啊,你们总算回来了。随后,她又积极参加运粮,为进藏部队到几天路程外的地方背运军粮。在运粮途中路过石鼓,她去寻找当年收养她的那位纳西族老阿妈,但老阿妈早已离开了人世。

  钟幺妹说,丽江土改后,她托人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在北京的舅舅。她不知道,当时舅舅不在北京,到西南地区任职去了。但国务院办公室及时给她回了一封信,还特别装上了一张舅舅的照片。看到舅舅英武的照片,钟幺妹兴奋得不得了,好像舅舅又回到了石鼓,来到了丽江。因为当时有人知道,这张照片是国务院办公室代舅舅寄的,也就把她看成是一个神奇的人物,并估摸着会有大福降到她头上来。有人就对她说,幺妹,知道你舅舅成了国家元帅吗?你是元帅的外甥女,应该上北京去找他啊!钟幺妹说,我现在都成了半个纳西人了,早就有了丈夫、孩子,好意思跑去北京拖累舅舅?钟幺妹丈夫是汉族人,可是她的儿子却娶了一位纳西族媳妇,她的孙子孙女,还真成了“半个纳西人”。

  在古城丽江,人们对钟幺妹总有议论不休的话题。一开始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后,就有人说她只能算个傻妇人,凭她当过红军,凭她舅舅是元帅,就有资格到北京去找个工作,过上好日子。后来舅舅成了“黑元帅”后,又有人改口说她还算聪明,她要是去北京巴结舅舅,说不定也让人斗倒斗臭了,背上黑锅一辈子也抬不起头了。

  戈阿干老先生告诉我说,事实上,钟幺妹最终还是“背上了黑锅”。大概是“文革”期间,由于受外界刺激,一时间她变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从那时起,她成天跑到“红太阳”广场,有时到半夜三更也还呆呆地站立在那儿。人们无法揣摩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因为她嘴里已讲不出正常人的语言。20年后的1984年,我从昆明返回家乡,再次走进五一街文治段10号,70岁的钟幺妹已不认识我了。无论我如何讲起20年前跟她聊天的情景,她都一个劲地摇头。我只好和她大儿子陈少华聊了起来。陈少华告诉我说,在“文革”中,他被造反派打成了脑震荡,母亲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后来,他自己的病治好了,母亲却渐渐变成了一个呆人。再加上后来她舅舅出事,她受的精神刺激更大。从此,她就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人。陈少华还告诉我,他在1974年就为母亲办理了退休手续,丽江县饮食服务公司每月发给她36.5元的退休金。

  戈阿干老先生还告诉我说,你说怪不怪,虽然钟幺妹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但就在我与她儿子陈少华聊天时,她突然唱起了歌来,像是山歌。我开始没听清楚,后来陈少华向我介绍说,老母亲唱的是桑植民歌:

  郎在河中呵撒鱼网罗,姐在哟河边哟洗衣裳(咿哟);洗一洗来呵望一望罗,棒棒哟捶在哟(情郎哥哥儿喂咿哟)岩头上(咿哟)。

  陈少华说,这首桑植民歌叫《棒棒捶在岩头上》,非常简单,就这么两句,但我母亲整天翻来覆去地唱,自从我懂事起,没事就哼着,都哼了几十年了。现在她神志不清了,但这首歌却记得清清楚楚。

  再后来,我再也没有听说过钟幺妹的故事了,她早就去世了,并完完全全地淹没在乡野之中,浩瀚的历史之中。

  说这话时,戈阿干老先生凝望着远方,眼神里充满了伤感和忧郁。

  在丽江玉龙采访时,我还听说了唐登华老人的故事。他不是桑植人,而是来自慈利。他是1932年参加的红军,因为他大哥在红军里当班长,他就跟着去了。十四岁还不到,也没有一支步枪高。虽然他年纪小,但因为读过两年私塾,识得一些字,会写一些字,连队领导就叫他当通讯员,传递各种信息。他跟着部队到过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并于1936年4月15日到达丽江石鼓镇。4月25日到28日,用三天四夜的时间,部队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再次将追剿的国军远远甩在了身后。至此,红二、六军团冲出了十余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进入了藏区。

  进入藏区,对于大军是走向胜利,尽管前面的路途还很艰险,便后来的命运说明,这对于唐登华老人来说,却是他走向人生苦难历程的开始。过丽江境内时,他跟着红六军团走,从鹤庆过螳螂坝、九河、箐口塘,到石鼓。过江后,走了一段路,唐登华老人的脚肿得很粗,像包子一样,头又晕,就落到了队尾。一次,实在憋不住了,他就到队伍附近的草丛里解了个手。当地几个土匪正好从那里路过,看到红军在解手,就随手把他抓了。唐登华老人反抗过,但没用,脚痛头也昏,哪是土匪的对手。没法子,他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土匪把自己卖给当地地主做长工。可由于语言不通,最后他又被地主逐出了家门。

  在街头流浪了一段时间后,唐登华老人学到了当地一些基本的语言。为了保护自己,他又改了名,叫郑安华,并在地主家当长工。1948年的时候,他在大具乡大河铁矿谋到了一份工作。同年,29岁的他还与大具乡白当村一个叫刘长英的姑娘结婚了,并定居在丽江县大东公社甲子大队青松小队(今玉龙县玉龙山办事处甲子村青松组),结束了流浪与单身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唐登华老人曾当过贫协和小队干部、保管员。他也曾找过地方党组织,但找来找去,被定为“历史问题不清”分子。让唐登华老人没想到的是,这一定性给他一家带来了几十年的厄运。每一次运动,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唐老,就成了被革命和被批判的对象。特别是“四清”和“文革”时期,小批不断,还曾有过二百多人参与的公批。因此,儿女无权读书,有时还要陪斗,老子在台上“狗头低下”,儿子被迫高喊“打倒唐登华”。唐登华老人也动过自杀的念头,他曾对妻儿说,我不死,你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我还是死了!他一说,妻儿就哭成一片。妻子说,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们也活不下去了。

  好在唐登华老人用坚强的意志撑过了那段特殊的岁月。苦难的尽头,其实就是一种幸福的开启。1985年,通过书信寻访,他在湖南慈利的大侄女来到丽江。抱着侄女,唐登华痛哭不已。随后,他又跟着大侄女回了一次故乡。50多年过去了,故乡那片土地,山还是那时的山,水还是那时的水。他跪倒在故乡的大山前,长磕不起。1987年,他又回了一次故乡。为什么回?因为这年他被组织正式确认为红军失散人员,落实了政策。这次,他堂堂正正地回了故乡,以红军的身份回了故乡,他觉得自己无愧于故乡。在故乡的大山前,他又长磕不起。他流泪了,那是辛酸的泪,更是幸福的泪。

  从此之后,唐登华老人再也没回过故乡。他无法离开丽江了,因为他在那里种下了种子,生了根,发了芽,并且长得枝繁叶茂。在他乡,唐登华老人也开始感受着温暖了,每逢八一、春节等节日,各级党政部门及军政部门都会来慰问。看着唐登华老人居住条件差,2008年年初,玉龙县的相关部门筹集了八万元人民币,给他建起了一座新房。春节前,唐登华老人告别居住了五十多年的老土房,搬进了新砖瓦房。可惜的是,唐登华老人只在新房子里住了十五天,便溘然仙逝。

  在玉龙雪山下,我听着唐登华老人的故事。雪山呜咽,讲述着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九十年沧海桑田;魂归仙乡,留下了艰辛而又需要不断奋斗的希望田野。

  在丽江采访中,我还了解到,这里曾有数百名在长征途中因伤、因病、因战斗失利或组织动员分散隐蔽离队的红军,留在这里后,得到了各族群众的热情关照,大多数都被掩护下来了。但后来,红军走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在军阀的指使下,大搞清乡运动,那些红军有的惨遭杀害,有的惨遭蹂躏,就连曾经帮助过红军的百姓,都受到了不同名目的清算。

  当然,这些人相对于数以万计的红军失散人员来说,仅仅只是几朵小浪花、几个小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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