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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骨气与学问

http://www.frguo.com/ 2017-03-22 韩石山

 

  主持人(傅光明):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北京已连续几天重度污染,而我们这里的空气指标却始终是一级。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山西文学》主编,著名评论家韩石山先生。像许多读者一样,闻韩石山的文名,是因为他爱“骂人”。其实,那也不能完全算瞎“骂”,更何况他口无遮拦,骂得很“率直”,算是一种文人性情吧。这年头,敢“骂人”者已稀少得像濒于灭绝的珍贵物种。这多少需要有点骨气。韩先生做的这个演讲题目就叫《骨气与学问》,有请。

  一、 学问应当升华为人生的修养,骨气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

  感谢舒乙馆长和傅光明先生,不是他们的邀请,我不会有这样的荣幸。现在他们两位又坐在这儿陪着我,更让我感到不安。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个神圣的地方,我自认为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不是谦虚。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三流作家。去年过春节,我家的大门上贴了一幅对联,其中一联就是:“一级职称三流作家”。今年的对联是:“早已泯却恢恢志,且与岁月慢慢行”。

  演讲的题目,起初是傅先生提议的。他发来个E-mail,说现代文学馆正在办一个文学讲座,两周一次,已经请了谁,还要请谁,你是不是来上一次。我听了当然是心中暗喜,韩某何德何才,竟能享此殊荣,心里是这样想的,客气话还是要说的。傅先生当然知道我的鬼心眼,就说别客气啦,就这么定了。傅先生当初说的题目是《我眼中的现代文人的骨气》,这题目太长了,也不太确切,我只是看书多,真正的现代文人没见过几个。后来我们在E-mail上商量,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既然来了,客气话就不必说了。

  题目叫《骨气与学问》,准确点说,应当是《文人的骨气与学问》,或者说是《中国现代文人的骨气和他们的学问》。我的基本观点是,学问应当升华为人生的修养,而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是骨气。没有升华为人生修养的学问,只能说是知识,这样的人只能说是匠人,不能说是文人,不能说是现代知识分子。骨气和学问是相辅相成的。骨气就是独立思考,就是特立独行,敢做敢为。

  说骨气和学问,由不得就想到刘文典这个人。这是个了不起的人,二十七岁就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三十出头就完成了他的学术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后来他的名望,主要是《庄子》研究专家。他的骨气之硬,是出了名的。

  1927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这年他38岁,他是1889年出生的。学校在安庆,当时的安徽省会在安庆。北伐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的权势如日中天,“清党”开始,安徽大学发生了学生罢课事件。正好蒋介石来安庆视察,召见刘文典,要他交出共产党员,严惩肇事者。刘文典当面顶撞,说他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骂刘文典是“老封建”,刘也不客气,当面骂蒋是“新军阀”。蒋介石勃然大怒,当场让卫士把刘文典关起来,并威胁要枪毙他。后来经过蔡元培、陈立夫等人求情,才交保释放。敢这样顶撞蒋介石,固然有生性的原因,学问大,有恃无恐,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只是说他的骨气硬,跟学问没有多大关系。

  刘文典还有个轶事,当年文化界几乎尽人皆知。抗战时期,刘文典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联大在昆明,算是大后方了,也不得安宁,常有日本人的飞机来扔炸弹。空袭警报一响,老师学生马上停了课,都往防空洞里躲。有次又来了空袭,刘文典正往防空洞里走,忽然沈从文从他身边匆匆走过,刘文典不高兴了,大声说:“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这么匆匆忙忙的!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还有一种说法是,“你往防空洞里跑什么,我死了没人讲《庄子》,你死了怕什么。”

  当然了,这只是刘文典的偏见,沈从文的成就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也不是刘文典一人的偏见,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在西南联大那样的国立大学教书,好多人是看不上眼的。解放后,1951年秋天,沈从文调出北京大学,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现在好多人都说这是新社会对沈从文的歧视和迫害,我认为没有这么严重,是不妥当,但也没有到了迫害的程度,只能说是歧视吧。就是歧视,也不是解放后才有的,解放前早就有了,只能说是到了新社会才结成这样的恶果,被赶出学校。

  顺便谈谈作家到大学当教授这件事。自从金庸到浙江大学当了文学院院长之后,内地的作家,好像受了羞辱似的。你能到大学教书,我为什么不能。从大学当局那面看,也可说是受了启发,金大侠能到浙大当教授,我为什么不能请别的知名作家来教书?不管怎么说,从那件事以后,不时听到某个作家到大学教书的消息。有的是真当,有的是兼职。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什么事都是因人而异的,一成了“热门”肯定弊多利少。写书和教书是两回事,写得了书,不一定能教得了书。有人会说,旧社会的作家,不是大都在大学教书吗?外国的作家,不是也有许多在大学教书吗?外国的事我不知道,中国的事,我还是知道一点的。

  30年代,武汉大学有“珞珈三杰”,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上,珞珈三杰说的是武大三位杰出的女作家,就是苏雪林、袁昌英和凌叔华。苏和袁是教授,凌是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夫人,只能说是家属。袁是留英的,学的是英美文学,当教授自然是够格的。要说苏雪林,她是北京女师大毕业生,后来留学法国,学的也是文学,似乎没有取得什么学位。要说名气,也够大的,当时已发表了长篇小说《棘心》,散文集《绿天》,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齐名,被称誉为文坛五大女作家。可是你听当时的人是怎么看的,有个叫吴鲁芹的,当年正在武汉大学上学,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说:

  苏雪林女士是“五四”运动以后成名的少数女作家之一,我进武大时,她是中国文学系的教授,那是1937年秋间的事。在那个时代,新文艺作家插足在中国文学系,处境差一点的近乎是童养媳,略好一点的也只是“局外人”,够不上做“重镇”或“台柱”之类的光宠,苏女士就是这样一位“局外人”。她教的三门课是:外文系一年级的“基本国语”,外文系二年级的“中国文学史”,中文系、外文系三年级合选的“新文艺研究与写作”。大体上可以说和中文系的课程没有多大关系。她对楚辞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但是教楚辞绝对轮不到她,因为另外有资深的楚辞专家。《老武大的故事》第75—76页

  同一书中还说到叶圣陶先生年轻时的一段轶事。在我们的心目中,叶先生不光是著名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新版《辞源》的名字就是他题签的,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他的推崇。且看当年大学里的教授对他的看法。抗战爆发后,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有一个时期,叶先生在武大中文系任教。不管文名多大,也只能教教大一国文,大二国文,专业课是轮不到他的。不是人家小看他,是确有让人家看不上的地方。“中文系老先生对叶圣陶起不敬之心的,据说是因为叶君遇到典故还得求助于辞源辞海。他们相信这两本工具书中的典故,是极普通的,不是什么僻典,国文教授早该熟悉。”叶老还知道查辞源辞海,而我们的作家,怕连门径都找不着,靠灵气,靠瞎吹,能博得一次两次满堂彩,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教下去吗?我看玄。

  好多人总是鄙薄大学教授,说是怎样的不中用,怎样的缺乏常识,怎样的不会写文章!他是教授,只要专业好就行了,你管他缺不缺乏常识,会不会写文章。真要是通才,他就不来大学教书了。在大学里,本事大小,就看你的专业怎么样。在社会上,才看什么办事能力,什么文武全才。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老教授叫张一纯,他倒是没什么大名气,但他有自己的绝招,让老师学生都佩服。古代史上,有个什么典故,你去问张先生,他先不给你说,而是叫你先看着表。“五分钟,五分钟准能查出来。”常常不用五分钟,他就翻出来了。当教授,不一定非得有这样的本事不可,但你绝不能说这不叫本事。

  再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一说写作,就是进中文系。据我所知,二三十年代,大学中文系着力培养的,不是文学创作的能力,而是做学问的能力,写论文,写专著,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诸多课题。哪儿培养写作能力呢?外文系。李健吾1925年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这是清华第一次招大学生,当时还叫清华学校。朱自清是他们的国文教授,第一次上课,朱先生点名,点到李健吾。朱先生问,你就是那个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李健吾吗?李说:是,先生。朱自清说:你要搞写作,就请转到外文系吧。第二年,李健吾便传到西洋文学系念书去了。现在我们正好相反,学中文的搞写作,学外文的,按说最能吸取外国的新写法了,却不写作。作家进大学,大都是教写作。你不懂外语,不能读外国文学原著,怎么教?真要有想去大学教书的,千万不能教写作,要教就教真正的专业课。若能教得了,就没人敢笑话了。

  去年我曾去过南方一个城市,考察那儿的学校。我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我的教授梦》。那儿的一所大学想让我去。我去了跟他们说,若是我来,绝不教写作,叫我教写作,就不来了。他们当时很奇怪,作家教写作不是名正写顺吗?我说,写作课谁都能教得了,我教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教就教中国现代文学,或是中国古代文学。后来因为别的原因,没有去成。不是人家不要我,是我觉得年龄大了,一动不如一静,正好山西作协要我主编《山西文学》,也离不开。现在看来,就是教现代文学,我也不是个合格的。办个讲座,讲讲李健吾、徐志摩“新月社”还可以,真要全面开花,就要闹笑话了。中国古代文学,想想也是教不了的,遇到典故,我也得查辞源辞海,跟叶圣陶先生当年差不了多少。

  中国像我这么大的这一茬作家里,除了已在中文系教书的以外,能到中文系开写作课的,我看只有韩少功一人。不管怎样说,他能看得了英文原文,翻译过米兰·昆德拉的小说。

  二、独立思考是骨气的一个重要支撑,学会独立思考是人生的一种快乐

  仍说骨气。骨气也可说是正气,正直之气。

  一说正,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正确,公正而确切。理论上可以这么说,实际怕是不存在的。不是偏这边,就是偏那边,常常是偏了那边,激烈的一边。古人很懂得这个道理,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所以在古代,有骨气硬的人,常被称为狂狷之士。细分则是狂傲之士,狷介之士。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进取和有所不为,实际上是一种品格的两种方面。什么都想得到的人,肯定狂不起来,也狷不成个样子。中行,就是中庸,不偏不倚,恰在其中,太难做到了,所以才被奉为儒家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

  有狂狷之气的人,多能不与世俯仰,不随波逐流。从另一面说,也就是有自己的主见,不同凡俗。主见,若不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那就只能是独立思考的结果。

  中国人一说品德,总说有没有胸襟,有没有肚量,遇事要宽容,要豁达大度。西方人也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就经常宣扬这个观点。我认为,宽容常掩盖着妥协,而骨气则标志着进取。虽说宽容和骨气都是中国文化的固有成分,而眼下,尤其是在文化界,提倡骨气比提倡宽容更为重要,更有现实意义。

  现在文化界都很推崇陈寅恪先生。除了学问大以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陈先生的独立自主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点,陈先生确实做到了。

  五几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派人去广州,请陈先生北上,担任中国历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的所长。陈先生口述了一封信,托人带去,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要我去可以,但必须做到两条:一条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尊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一条是请毛公泽东和刘公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新中国刚成立,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向新政权靠拢,委屈求全卑躬屈节的人多的是,而陈先生能在这个时候不轻易应承当中古史所的所长,前提条件又是这样的“反动”,怕任谁都要佩服陈先生的骨气了。现在看来有点可笑,可是想一想,也只有他老人家能做到。这就是一种狷介之气,有所不为也。

  一说骨气,都要说到鲁迅,因为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再就是闻一多和朱自清,毛主席也表彰过他们,一个是拍案而起,面对国民党的枪口倒下,一个是饿死都不吃美国的救济面粉。

  他们所以这么硬气,或者说是有骨气,论者大都说这是因为他们思想先进,或者说是接受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这么说不能说不对,总让人觉得勉强。没有先进思想的读书人,都是软蛋了。恐怕不能这么说。我的看法是,在他们的身上,旧文人的习气比较重些。担责任,重操守,守信用,不苟且。就以朱自清来说,他已在拒绝美援和美国面粉的声明上签了字,临终时嘱咐家人不要买美国面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至于说他是怎么死的,我看还是病死的,不能说是饿死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听说哪个大学教授饿死的,怎么会偏偏把他这么个名教授饿死呢?

  一般来说,旧文人习气重些的人,骨气都硬,因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几乎是恒定的,不易错乱,也就不易心动。不目迷五色,不心花缭乱,行为也就能始终如一。每当社会动乱之际,最能看出文人的品行。这里不说正确与否,只说骨气怎样。比如清兵入关,殉明而死的文人就很多。清朝灭亡,死的也还有。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若没产生几个有骨气的人,这个事件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比如说,“戊戌变法”时,光有康有为、梁启超的慷慨激昂,奔走呼号,而没有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君子的舍身取义,视死如归,“戊戌变法”也显得很苍白了。当时谭嗣同是可以逃走的,他不逃,说:各国变法都有流血牺牲的,中国还有没,要有,就从我开始吧。这话真是气壮山河。

  舒乙先生的父亲老舍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前辈作家。1980年我在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时候,那时《正红旗下》刚出版不久。我买了一本,书后有老舍先生故居的地图。不是现在的故居,是他出生的地方,叫小杨家胡同。一个星期天,我专门按照书上的标示,去找老舍先生的故居,还真的找见了。院子很窄,北房和南房错开很大一截子。现在对老舍先生的评价很高,我认为,在各种评价中,对老舍先生的骨气强调的还不够。有的虽然说了,总觉得说的不在地方。应当说,老舍先生是个旧文人习气很重的人。重声誉,重气节,以死抗争,以死明志,这是旧文人的一个重要品格。这方面老舍先生是一个表率。

  旧文人习气重的,骨气硬些,这只是一个方面,还要看到,新派文人里,那些受过西洋教育的,他们的骨气往往也是很硬的。如果说旧文人是因为重气节、重操守因而骨气硬的话,受过西洋教育的人,则是因为见识高,因而胆气正,也就骨气硬。这几年,我写过两个人物的传记,都是留学西洋的,一个是李健吾,一个是徐志摩。李健吾的骨气表现在文学批评上,徐志摩的骨气表现在社会批评上。

  先说李健吾,他是中国一流的批评家,写批评文章的专用笔名叫刘西渭。有个香港学者在一部现代文学史里说过,30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评论家,即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其中以刘西渭的成就最高。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但更为圆熟;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深度。他的作品为中国文学批评树立了光辉的典型。再进一步说,没有刘西渭,30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等于空白。所以有这么高的评价,并不是说他的文学批评多么正确,多么厚重,主要的是有见识,敏锐犀利,而且敢于把这种见识说出来,不怕得罪人,再好的朋友,该批评照样批评。

  李健吾和巴金是一对好朋友,平时两人以兄弟相称,但是临到批评作品,他最先放下的恰是情谊。巴金小说的毛病,现在我们大都知道了,但是当年,巴金风头正健的时候,别说没人留意,就是有人感觉到了,也不一定敢说出来。李健吾不同,他看到了,他就要说出来。在评论《雾》《雨》《电》即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时,他说,《雾》的失败由于窳陋,《电》的失败由于紊乱,作者叙事的本领,在《电》里比在《雨》里还要得心应手。等于说没有一部是成功的。

  对巴金的小说语言,李健吾也是不以为然的。他说,巴金的小说,“好时节,你一口气读下去;坏时节,文章不等上口,便已滑了过去。这里未尝没有毛病,你正要注目,却已经卷进下文。”连带的,也批评了茅盾。接下来说,“茅盾先生缺乏巴金先生行文的自然,他给字句装了过多的物事,东一件,西一件,疙里疙瘩地刺眼;这比巴金先生的文笔结实,然而疙里疙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日的两大小说家,都不长于描写。”

  一个巴金,一个茅盾,在当时都是惹不起的人物,尤其是茅盾,不光是个大小说家,还是“文学研究会”的领袖人物。李健吾不管这些,噼里啪啦就批评了一通。对巴金自命不凡的一句话,李健吾也不客气地给以驳斥。那句话是:“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的书。”这话到了晚年,巴老还是常说。李健吾当年是这样驳斥的:

  “‘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的书’,巴金先生真正幸。创造的根据是人生,不一定是文学,然而正不能因此轻视文学,或者‘关于文学的书’。文学或者‘关于文学的书’,属于知识,知识可以帮忙,如若不能创造。巴金这几行文字是真实的表白,然而也是谦撝,谦撝,便含有不少骄傲的成分。”

  新时期以来,著名的作家的胡言乱语不知道有多少,可惜的是,我们很少看到这样入木三分的批评文章。

  我写评论文章,如果说有什么师傅的话,就是李健吾,学他的文笔,学他的骨气。我不相信什么时代不同,批评的方式也应当不同的话。我认为时代会不同,但批评的精神不应当有什么不同。任何时代批评都应当是:是其是,非其非,畅所欲言,不留情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要么是社会出了问题,要么是写作者本身出了问题。什么毛病都可能是,但绝不能说批评就应该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就应该是这么一副德性。

  道理很简单,写小说的,是把人生浓缩成一部作品。也就是说,让人生成全自己的作品。写评论的也应当是这样,让人生成全自己的文章,而不是让文章去屈从人生。人生的一切方面,包括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你写批评文章时,都是你写文章的材料,哪有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会不用好的材料而专拣坏的、不合适的材料用?李健吾最明白这个道理的,他说:

  “一个批评家是学者与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价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创作家根据生料和他的存在,提炼出来他的艺术;批评家根据前者的艺术和自我的存在,不仅说出见解,进而企图完成批评的使命,因为它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

  有些作家对批评家的有意见,是没道理的。不能说搔到痒处了,就是好批评家,偶尔一回抠在血痂子上就骂大街。都要活,还都要活出个名堂来。你在创造,别人也不是白吃饭的。

  再说徐志摩。一般人都认为徐志摩是个浪漫诗人,只知道谈恋爱,不关心人生,不关心社会的进步。这是偏见。实际上,徐志摩是个非常关心人生、关心社会进步的人。他的大量的散文、随笔,都是探讨人生的,都是批评社会的。像《就使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就是尖锐的社会批评文章。在我的《徐志摩传》中,对这一点有充分的叙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看看。

  骨气是一种人生修养,不是斗争的需要,而是人生的需要。独立思考是骨气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一个重要支撑。不能把独立思考看成是痛苦的事。真正的独立思考,应当是充满着乐趣,是赏心乐事,是人生的一种享受。那种为了标榜独立思考,思想深刻,就整天愁眉苦脸的人,我是看不上眼的。思考是在脑子里进行的,不是在脸上进行的。有个思考的样子就行了,哪儿用得着那么一副苦相,眉头紧皱,痛不欲生。有个成语叫“胜任愉快”,不是说胜任了才愉快,而是愉快地胜任,轻松地做好了要做的事。反过来说,不愉快就是不胜任。受了多大苦完成之后的愉快,不是真正的愉快。既然不能愉快地胜任,就是说你的本事不行,就不该去做。思考的问题或许是沉重的,痛苦的,思考本身应当是轻松的,愉悦的。

  愁眉苦脸的作家,肯定不是好作家。

  愁眉苦脸的哲学家,肯定不是好哲学家。

  愁眉苦脸的政治家,也肯定不是好政治家。

  会思考,思考出好结果,常常让人精神振奋,不光自己,连听的人也会精神振奋。举个小例子吧。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不久,香港沦陷,一批社会知名人士滞留在香港不能出来。《大公报》的编辑主任徐铸成和天津著名企业家范旭东,都躲在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里。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许多人都很悲观,一天两人闲聊,徐铸成问范老,徐铸成当时三十出头,范旭东当时快六十岁了,说:你看抗战的前景怎么样?范旭东说:中国必胜无疑。徐:问何以见得?范说:他是留日学生,对日本军政两界的情形了如指掌。你看嘛,日本派到海外作战的,顶多是他们国家的二流人材,而我们在前方和后方领导抗战的,都是中国的第一流人材,哪有第一流人材敌不过第二流人材的道理?范旭东那么大的年纪,能有这样的见识,徐铸成听了很是佩服,很是振奋。多少人谈论抗战,几人有这样超卓的见解?我们也可以想像,范旭东说出自己的见解,得到年轻人的称赞,自己也是很愉快的。

  独立思考,对大人物是一种愉快,对小人物也是一样的。

  我的大学时代,大部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文革中受歧视是什么情形,现在的年轻人是想像不出来的。真可以说是作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的罪,动辄得咎,一无是处。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出身不好。我不是个长于思考的人,时势逼着你不得不思考许多问题。

  比如说,一个人怎样在这个社会里生存,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毛主席说,是阶级地位决定的。我觉得太简单了,不是那么回事。想来想去,我想到了一个理论,我叫它“三力学说”。每个人在社会上生存,都会受到三种力的制约,就是自然力、社会力和意志力,这三种力的合力,决定了一个人的前途。自然力,就是你的体质,你的身体的力量,也就是你原本的生命力。年轻的时候生命力就强,老了生命力就弱。社会力,就是社会作用在你身上的力量,有的是压力,有的是助力,出身不好就是压力,出身好就是助力。意志力就是你个人凭着知识,凭着智慧,对抗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当时我认为,我只是社会力不行,其他两个力量还是很强的。那么整体说来,我个人的力量还是有的,绝不能泄气,绝不能向社会低头,一定要努力争取自己的光明的前途。“长歌正气重读过,我比前贤路更宽”,这是郁达夫的两句诗,我当时没有读过,后来读到了,觉得自己当年的心情正是这样的。

  到了文革后期,有人告发我记反动日记,系里给我办学习班,不管他们怎样批斗,我都告诫自己绝不垮下来。在这上头,我还有个体会。有人认为苦难是种财富,我不这么看,苦难就是苦难,只有恰到好处的苦难才是一种财富。这里有个承受力的问题,超过了承受力,会把人压垮,甚至把一个人毁了。多少人就是这么毁了的,成全的只是少数。说苦难是财富,就是这些制造出的谎言。苦难的到来,是无法预测,也是无法计量的。可以预测的苦难,也就不成其为苦难了。这是个悖论。还是少点苦难,不要苦难为好。

  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人都说,服从社会需要,党叫做啥就做啥,我就觉得这样的说法不太合理。这种说法前提是,每个人的能力都是一样的,不同处只在思想水平的高低。文革中,让出身好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好的上大学,就是这种理论的实施。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出身一样,思想水平一样,并不能说能力就一样。这个道理很好理解,世上有傻子,也有科学家,中间是普通人,依照他们能力的高低,可以画出一条斜线。严格地说,每个人都是这条斜线上的一个点。这就可以证明,每个人都与另一个人不同,也就可以证明人与人是不同的。

  在那个年月里,就是这些美妙的思考,给了我人生的快乐,给了我人生的力量。

  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就常为自己的一些思考兴奋过。前些年,文化界有一场讨论,也可说是论战,就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人文精神,说到底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当时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新术语多,论述繁杂,常让人莫名其妙。一次和一位年轻朋友闲谈中,我说,人文精神,不如说成“文人精神”。而文人精神,说白了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文人的责任就是说话,不是对下面说,是对上面说。能说话的一定要说话,大家都来说,总会起作用。在这上头,不能责怪老百性。就像一个家庭,父母供养儿子上大学,家里出了事,儿子不说话让老爸老妈去说,情理上说不过去,良心上也说不过去。

  这个观点,当时是想写文章的,又觉得这样会伤害年轻人的锐气,就没有写。现在我仍然认为,当年的人文精神讨论没有说到点子上。

  三、看见不对的事就要直言不讳地说,要说还要早些说

  来这里演讲,有的人怕不是来听我讲这些的,而是要看看韩石山究竟是个什么人?听听他说批评上的事,怎么敢今天批评这个,明天批评那个?有人说我是酷评家,还有人说我是靠批评别人出名的。对这些问题,我本来是不打算说的,可是明知大家有这个意思,不说似乎也不好。这好比说大家是来看耍猴的,铜锣敲得当当响,这个猴子就是不爬杆儿。不光不爬杆,还在这儿谈什么骨气,谈什么学问,大家会觉得无聊的。傅先生脸上怕也不好看。

  那就少说几句吧。

  今年年初,我出了一本书,叫《路上的女人你要看》,这个名字有点下流,千万别以为这是一本生活随笔,实际上这是我的一本文学评论集。1989年出版过一本《韩石山文学评论集》,这是我的第二本评论集。前些年还出版过一本《我手写我心》,说是文论集,实际上只能说是随笔集,因为里面收入的评论文章的份量不是很重。这本《路上的女人你要看》,是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的,封面上有“酷评文丛”字样。这是出版社的考虑,我不好说什么。酷评这两个字,我从来就不喜欢。先前我以为“酷是”严酷的意思,后来责任编辑说是从英语cool翻译过来的,我还是不喜欢,主要是不符合事实。第一,我认为我的文章都是教人学好的;第二,我的文章中从来不用脏字眼,说上句“让人恶心”,就是很重的了。而恶心是一种心理感觉,你不能说我就没有。就说汽油吧,有人闻见觉得香,有人闻见觉得臭,觉得恶心,我就属于后一种。你说你的事儿做得对,你的文章香气四溢,我就像闻见汽油一样,觉得恶心。有这种感觉就说出来了,总不能说是骂人吧。

  现在我倒觉得,你说酷评就酷评吧,群众的眼睛既然是雪亮的,也就有可能是白内障。你要让人家说好,就得将就人家的水准。前些日子,听说有一位大作家,不指名地说我的批评是“醋评”。由他去吧,总是他心里泛上一种说不出名堂的酸味。我敢说,我的文章什么味都可能有,就是不会有酸味。

  这本书里,收入我这几年间写下的批评文章,还有一些不太规范的学术随笔,比如《海霞与现在播报之研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买上一本看看。我希望看这本书的朋友,不光欣赏我的批评的“严酷”,还应当欣赏我的文笔之优美,否则就白花钱了。

  不要说什么作家,也不要说什么批评家,权当看一个中学语文教员的文章。中学教员也能写出好文章,不是更值得学习嘛。

  我这大半生,真正做过的工作是中学教员。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吕梁山里教书,从村里教到镇上当时叫公社,又从镇上教到县上。从小学教到高中,又从高中教到高考复习班。现在不教书了,我对自己的定位还是中学语文教员,我做的一切,都没有超过一个中学教员的范围。教书时,学生错了,我要说说,现在搞写作,做学问,文坛上,学术界,有人错了也要说说。只能说别人大惊小怪,不能说我有什么错。比如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评论徐志摩的小诗《沙扬娜拉》时,说“沙扬娜拉这个美丽的日本姑娘”。有位贵州的中学语文老师在《文学自由谈》上写文章,质问作者,“沙扬娜拉是个姑娘吗?”这位作者顿时恼羞成怒,给刊物写信说,你们又一次发表偏远地区作者的文章,究竟是要做什么?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说他的一位朋友早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已说过了,这是出这本书的出版社的编辑擅自给改的。我认为不会是这么回事。一,对这样名家的文章,编辑一般是不会擅自改动的。二,真要是编辑给改了,这位作者不会生那么大的气。

  错了不奇怪,让人奇怪的是错了以后的态度。你错了,只要你自己没有出来更正,别人就有权利指出。人家指正了,你就说人家是“偏远地区作者”,似乎指出这么个小小的错误,还得先生在通都大邑才有资格。这就太凶恶了。他说“又一次发表偏远地区作者的文章”,实际上是骂我的。我看了只觉得好笑,大学教授就是这种水平。这比文中说我出身不好就怎样,还要让我反感。这是一种地域歧视,比法西斯的种族歧视还要可恶。种族的区别是存在的,可你能说在当今的户籍制度下,一个北京人与一个贵州人有什么区别?北京也不是没有捡垃圾的。有道理就说道理,没有道理你学道理,什么时候都不能以自己的身份欺压人。莫非指出这么一个小小的错误,还非得像舒乙先生这样生在京城,出身名门才行?

  我也犯过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有次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徐志摩的文章,引文中有“梅姚”二字,梅是梅兰芳,姚是姚玉芙,我却说姚是梅的夫人。苏州一位朋友很快给我写来信,说你错了,姚玉芙是男的,是梅剧团的管家。接信后,怕贻误读者,我马上给报社写了封更正的信,要他们用“来函照登”的方式刊出。后来见《新民晚报》上有篇谢蔚明先生写的文章,叫《姚玉芙不是女儿身》,我又写了篇《感谢蔚明先生》的文章寄去。因为过了那个热点,报社不登了。后来中国青年社出我的随笔集,我把这篇文章收了进去。按说我已在《中华读书报》上登了更正启事,谢先生就不必写文章了,可是我怎么能证明谢先生看过这张报纸呢?只要谢先生没有看过这张报纸,他就有权利写文章,过上多少年,有人见了这个错误再写文章,我也不能责怪人家。谁叫你错过呢?就是他真的住在乡下,我也绝不会说人家是偏远地区的作者。现在我和谢先生已是好朋友了,最近还有书信来往。这个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吧。

  还有的人为他的老师辩护,说我是想出名出不了,就靠骂大人物出名。我曾写了文章,在报上发表,也收在《路上的女人你要看》这本书里。名气的大小,是一种个人的感觉,我不好说什么,就说我是靠骂大人物出名的,今天我也认了。跌了一跤,拾了个大元宝,我的付出和我的收获,实在是太不相称了。这种好事只有在北京能遇上。北京太大了,什么人都有,有的看上是大人物,偏偏长了一副小心肠。不是有这样的人物,不是有这样的事做,哪能让我一篇文章,天下皆知?这么好的运气,不是谁都能碰上的。

  谁的名气大,谁的名气小,我不说了,只有一点,我要在这里要申明一下。我是文革前正式考上大学的,他的老师是怎么进的大学?请他去问问他的老师。根据公开出版的履历,我有权利认为,他的老师是调干生,是直接从部队上进入大学的。这个名目好多人怕不清楚,说白了,就是无产阶级占领大学阵地的一种方式,组织上早就定好了,不一定考,就是考也只是个形式。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就是这种政策的公开实行,就是这号品种的大面积种植,连考试也不用了,只要政审合格就可以上大学,或者说是进驻大学。我上学的时候,系里还有这种调干生,他们一般都当班长,或是党团支部书记。什么东西都讲究个品相,我什么都不如这位教授,就是在学历的品相上,我自认为比他强。

  对这位大学教授的批评,实际上不能说是文学批评,是社会批评,跟批评腐败现象差不了多少。谁都能做得了,谁做了都只有对而不会有错。只能说让我遇上了一个遭遇战,猝不及防就打了个大胜仗。有人说这一仗,我是凭着勇气打胜的。我不这么看,这里面还有智慧,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光说勇气,那就小看了我。

  这事就说到这里,还是举个最能代表我的批评风格的例子吧。

  我要说的是对汪曾祺老先生的批评。

  1997年第二期的《时代文学》上,有篇汪先生的文章,叫《林斤澜!哈哈哈哈……》,其中一段说:林斤澜的哈哈笑是很有名的。这是他的保护色。斤澜每遇有人提到某人、某事,不想表态,就把提问者的原话重复一次,然后就殿以哈哈的笑声。“×××,哈哈哈哈……”“这种事,哈哈哈哈……”把想要从口中掏出他的真实看法的新闻记者之类的人弄得莫名其妙,斤澜这种使人摸不着头脑抓不住尾巴的笑声,使他摆脱了尴尬,而且得到一层安全的甲壳。在反右派运动中,他就是这样应付过来的。林斤澜不被打成右派,是无天理,因此我说他是“漏网右派”,他也欣然接受。

  我的感觉是,汪曾祺先生不该这么说,太肉麻了,也太离谱了。当时就想写篇文章驳斥,又觉得批评汪先生这样的人,是不是有点过分。那几年,汪先生的名气真是大极了,有人甚至说他是中国的最后一位士大夫,没有他新时期文学会怎样的大为逊色。我对汪先生的小说,从来就看不上眼,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就是陈腐。一个上过西南联大的人,一个自称是沈从文学生的人,写这样陈腐的小说,真让人不可思议。要是中国的小说都照这个路子写下去,国家不亡,文学先就亡了。那不叫现代小说,只能说是笔记小说。当然,他个人可以有这样的风格,聊备一格。年轻人就要写生龙活虎的文章,学汪曾祺等于是活的不耐烦了。或许正是有这些不恭敬的看法,看了汪曾祺这篇文章,我分外的反感。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写。我不是个多么有思想的人,既然想到了,就要写。你得珍惜自己的思考,要说就说个痛快,那种扭扭捏捏,欲言又止的文章我是不写的。

  在引用了上面那段原文后,我说:“对林先生的笑声,也曾有幸耳闻,确是很动听的。是不是出于这么玄奥的自我保护意识,没问过林先生,不得而知。他在反右派运动中,是不是这么应付过来的,更不得而知。若林先生以此自许,且以此语人,我厌恶之;若林先生从未以此自许,也从未以此语人,仅汪先生作这样的猜测,我同样厌恶之。”

  道理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反右”中,林先生这样应付过来了,权且是真的。同一篇文章中,汪先生说,“文革”初期,红卫兵在北京市文联批斗老舍等人时,林先生是在场的。真不敢设想,此时若有人问林先生对“这种事”的看法如何,林先生也会来上这么一手:“这种事,哈哈哈哈……”。别说是真的了,想一下都让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再就是,今天说这样的话,等于是耻笑那些在“反右”与“文革”中受尽磨难,甚至丢了性命的人太蠢,太迂,太不会保护自己。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像林先生这么聪明,“反右”是不会有的了。“文革”呢,能说也不会有了吗?这岂不等于说,这两场灾难,都是这些不晓事的人招惹的吗?再想一想吧,不是有那么多的正派人成了右派,且遭受了那么多的不幸,任谁说某人是“漏网右派”,怕也不会“欣然接受”的。

  在右派这个问题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绝不存在什么“漏网右派”。有人若想在自己的人生中补上受罪这个名目,做足了没受苦的英雄好汉,什么名目都可以假冒,只是别在右派这个名目上打主意。那洋罪不是一天两天,三年五年,而是整整二十年。你连一天都没受过,怎好意思事过之后,凑上去分人家一杯羹呢?

  再聪明也不能在这些地方聪明。诸葛亮该是聪明人吧,在说到隐居陇中那一段生活时,只敢说自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用了“苟全”二字,而不敢说他是用了“哈哈哈哈”,全凭了绝顶聪明才保全了性命。因为他知道,当烽烟遍地,黎民涂炭之际,隐居只能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绝不能说是什么高尚的举措。

  这年夏天,汪先生死后,我还写过一篇批评文章,叫《莫把枯窘当功力》。

  前两年,我就看出汪先生的文章显出了衰疲之象,少了当初的清纯与自然,多了许多的颟顸与枯窘。而恰在这两年,颂扬汪老的文章格外的多,常见的说法是,汪先生的作品如何了得,越老功力越深,越老写得越好。

  1997年春天,看到一篇汪先生的文章,叫《诗人韩复榘》,登在一家行业报纸上。全文仅四百多字,说山东关于韩复榘的故事甚多。最有名的是:“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俺都赞成。就是‘行人靠左边走’,那右边谁走呢?”韩游泰山,诗兴大发,口占一首,叫人笔录下来。诗曰:“远看泰山黑糊糊,上边细来下边粗,有朝一日倒过来,下边细来上边粗。”游趵突泉,也有一诗:“趵突泉,泉趵突,三个泉眼一般粗,咕嘟咕嘟又咕嘟。”又说,韩对保护泰山自然环境不无功劳,在任期间曾经大修过泰山一次,竣工后电令各处,除奉令准刊外,无论何人不准题字题诗。最后说,希望山东能搜集韩复榘的故事,出一本《韩复榘全集》。

  这就叫功力?不过是没文化的老奶奶给小孙子讲的笑话罢了。稍有点文化的都不讲,要讲也是讲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这类于史有据的典故。所以写得这么短,分明是功力不济,文思枯竭,跟同时代的一些老先生的随笔比,一点也看不出功力在什么地方。

  当时就想写篇文章,说说自己的看法。又一想,不成,只要汪先生活着,这道理就说不清。谁敢断定他过两天不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呢?

  报载,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去世。

  这下可以说了。也不是没有顾虑。一位这样受人敬重的老作家刚刚去世,报刊上正连篇累牍地在发表悼念文章,这个时候写这样一篇的文章,太那个了,不免有鞭尸之嫌。

  心一横,写吧,没什么可顾忌的。你这么成全别人,谁成全过你?还是那句话,要珍惜自己的思考。

  于是写了那篇《莫把枯窘当功力》,文中说,中国有许多勉励老年人,或说是老年人自勉的名言,实在是害人不浅。本来,人老了,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是最好的处置,却偏要说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说什么“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等于是鼓励老年人拚了老命去做事。怨不得古人,实在是今人理解的乖谬。曹操说这话的时候,不过五十岁,庾信出使北国,文风大变,其时不过四十几岁,都可说是正当壮年。古人有爱说老的习惯,今人有不服老的毛病,一里一外,相差何止十年二十年。刚粉碎“四人帮”那几年,汪先生确实写过几篇好小说,好散文,此后便走向衰败,近年来已显出枯窘之象。他没写过长篇,尽可以说他的小说虽短,却极见功力。到了垂暮之年,再这样说,不是逼着老人再写,要他的命吗?

  最后说,莫把枯窘当功力。老先生的文章,看看就行了,千万别去学。年轻人就要写生龙活虎的文章,到了老年,你不想枯窘也得枯窘。

  全文不长,也就一千多字。发表后果然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该说的话说了,非议也就只得受着。

  这类文章,这几年我写了许多,我的几个随笔集子里,都收了不少这样的文章。写这样的文章,我的感觉是,要珍惜自己的思考,只要你不认为自己是坏人,那就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是对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有这样的感觉,别人也会有,要写就要赶快写。等别人写出来你就后悔了。

  四、光有骨气还不行,还得把学问做好才有硬气的本钱

  说了这么多,有人以为我大概每天都在看报纸,看人家谁有个小错误,逮住赶紧写篇批评文章。那是高看了我,我没有这么勤奋。

  不是不勤奋,是不在这上头勤奋。我的主业,二十几年来是有变化的,先是写小说,写散文,现在是做学问,写人物传记。在评论上,用的功夫最少。如果一定要派个什么家的话,我觉得自己该算个历史学家,至少也是想当个历史学家。

  我上的不是什么一流大学,读的是历史系,多少年来,一直对历史感兴趣。买书买的最多的,也是历史书。我写的《李健吾传》和《徐志摩传》,都是按史书的方法写的,先查资料,再编年谱,然后才是写。在写的过程中,最感兴趣的不是对人物的评价,而是对史实的考证。比如在《徐志摩传》中,我就考证出了徐志摩和陆小曼交好是在哪一天晚上,还考证出了胡适与陆小曼的微妙关系,考证出另一个和徐志摩相爱过的女人,就是前面提到珞珈三杰之一的袁昌英。

  要评价我是个什么作家,不要看别的,看看我的《徐志摩传》就行了。从上中学到现在,我的兴趣都在历史上,都在做学问上。

  说到做学问,不能不提到胡适。现在四五十岁一茬学者,大都是看鲁迅的书长大的。我十几岁上初中时,就读过几本鲁迅的书,后来上大学,鲁迅的书几乎读遍了。那时候能看的,也只有鲁迅的书。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看胡适的书。胡适的著作,买了很多,单本的不说了,光文集就有两套,一套是台湾出的,一套是北大出的。

  比较这两位大家的著作,我的感受是,读鲁迅书是让人长脾气的,读胡适的书,是让人长本事的。长脾气,长本事,都是相对的,不是说鲁迅没有本事,也不是说胡适没有脾气。脾气也可以理解为骨气、正气。人不能没有脾气,也不能没有本事。两个人的文章都是好文章,两个人的书都要读。

  读胡适的书,感受很多,不止这一点。比如,胡适常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那么简单。那个大胆的假设,就不是凭空来的,它是在大量阅读、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产生的灵感,也即是克罗齐所说的艺术的“直觉”。有了这个直觉,事实上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小心的求证,不过是为了证明这直觉判断的准确。当然,若证明这直觉是错的,也只好认了。

  还有,胡适认为,一个学者,若是不研究具体的问题、特别的问题,那么他的学术生命就可说是停止了。1921年9月25日,科学社开会欢迎蔡元培先生游欧归来,蔡先生演说在欧美所见的种种科学设施。演说毕,任叔永和丁文江都说,希望北京大学作提高科学的事业。胡在这天的日记中说:“他们这种忠告,我们在大学的人固然应当切记,但科学社的社员也不可放弃这种责任。科学社的社员,除了地质学之外,实在没有什么贡献,大多数人竟可说全无长进。不长进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归国以后即不研究特别问题。做学问的人若没有特别研究的问题,就可以说是死了,中止了。”

  关注大的事情,研究小的问题,胡适一生学术成就那么大,靠的就是这一法宝。比如文法这个大问题,胡适就一个字一个词的研究,光“于以”这个词儿,就跟杨树达反复写信商榷,还写过专门的文章。他认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一有清晰的头脑,二有专业的训练。这两点,他都具备。

  胡适平日社会活动很多,这里讲演,那里开会,要么是参加朋友聚会,逢聚会必有饭局。徐志摩对胡适几乎每天都有饭局,而又能写出那么多文章,很是钦佩,说胡家可以不必开伙,胡大哥的胃口怎么会那么好。

  有几天,没什么正经事,正看台湾出的《胡适的日记》。心想,何不把胡适一生究竟吃过多少次饭局,讲演多少次,读过多少部书,写过多少篇文章,收发过多少封信,做个量的统计。于是找了个大本子,题名为《胡适行事日表》。分目,列表,只统计了一九二一年五至七月共是三个月,就放弃了。不是统计不出来,是太多了。计读书二十八部卷,著文十七篇,讲演七次,饭局四十一次,收信十九封,发信四十三封。

  那么他的那些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一是勤,二是快。

  勤不必说了,凡文章总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不是手勤,绝然写不下那么多字。有多快呢?不可思议。

  饭局归来,一晚上写一篇三五千字的文章,自是平常事。这还不算什么,也许是早已想好了才写的。胡适的快在于,刚起了念头,马上就写出文章。当然得是能写出来的那类文章。比如1922年8月8日上午,读完金代学人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因为“此人颇能疑古,读书多独到的见解,论文学尤多创见”,引起了胡的兴趣。第二天,便在日记上“作王若虚年谱如下”,一写就是数千字。

  对自己的写作,胡适是非常自信的,有一个时期他精心研究汉语文法,颇有心得。便在日记中说:“上午作《“的”字的用法》一篇。我若有十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写一部很好的文法出来。”

  最让我服气的,是胡适的文风,那么浅白,那么清晰,又没有他说不清的事体,讲不透的道理。梁实秋是个很自负的人,写文章一事,很少有人能看得上眼的,说到现代人的文章,第一个服气的就是胡适。

  先前写《李健吾传》的时候,我有意学习李健吾的文笔,后来写《徐志摩传》时,我就发现,不能光学李健吾,还要学习胡适。李健吾的那种文笔,掌握不好会有飘忽的毛病,要写的清楚明白而又简洁有力,还是要学习胡适的文笔。

  说胡适说得太多了,扭过头来,说说做学问的方法。我是个中学教员,中学教员的毛病就是好为人师,自己有一点好的方法,总愿意教给别人。这次演讲,若是不谈做学问的方法,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演讲的题目,原来只是文人的骨气,“学问”二字是我加上的。加上这两个字,现在谈做学问的方法,就不算走题了。

  四句话:选题要小,时段要短,材料要新,论述要清。

  下面一句一句地说。

  选题要小,这儿的小还有简的意思。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中国的学问家,一说起做学问,都愿意做大的,不愿意做小的。比如研究历史的,一写总想写通史,至少也要写断代史,很少有人写某朝的某一个方面,或是某一个人物。说是好大喜功也不尽然,我想还是大的好写。那么长的时段,那么多的事件,这儿写上两万字,那儿写上三万字,合在一起就是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了。这样写下的书,当然不会有什么真东西。怎样选题,有个小故事,我在几个地方都讲过,不妨再讲一下。

  郑天挺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研究明清史的,冯尔康是他的学生,郑先生曾告诉冯,论文的题目要小,不宜过大,即使是大题目,也可以分成若干个问题,一个一个地去做。为了说明这点,郑先生讲了个故事。说有个美国人研究明末农民起义,觉得问题太大了,把握不了,决定选择河南一个地区来研究。但还是感到题目大,不好驾驭,就又缩小范围,研究这个时期的河南人物。然而又觉得人物众多,于是只研究李岩一个人,最后写了一本李岩的传记。郑先生很欣赏这位美国人的研究方法。

  会不会选题,往往见出一个人的才气。笨人总是用笨办法,只有聪明人才会用聪明的办法。看书多了,我觉得外国学者,包括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华人学者,研究中国问题,跟国内的学者相比,总是高出一筹。比如史景迁写的《天安门》,就是着眼北京这个地方,来写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也只写了几个人,如康有为、丁玲、鲁迅、徐志摩等。对他的这种写法,费正清的评价是:绝对是第一流的,是巧妙的,也是极为新颖的。这评价,真是够高的了。

  再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实际上是写明中叶的历史,可只写了张居正、申行时、戚继光、海瑞几个人。前两年北大的几个教授,模仿这种方法写中国文学史,也是1917、1931年这么排下来,一看就是拙劣的模仿。以小见大的例子,还可以举一个,有个外国人,写了一书叫《从清末民初妓院的家具看当时中国社会的变迁》,这题目真是太刁了,打死我我也想不出来。

  从《天安门》和《万历十五年》这样的著作中,还能悟出点什么吗?我悟出来一个道理,就是会做学问的,往往能“横”着做,也就是能做一个平面的,而不是“竖”着做,做一个线条的。这也正是中西文化的差别。做学问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你看这几年的长篇小说,哪部不是一写就是几代人,一写就是百年什么。本世纪20年代,许地山先生就发现了中西文学的这种差别。他说中国人写小说,总是我的父母,我的儿女,外国人写小说,总是我的妻子,我的朋友。陈寅恪和季羡林,都是了不起的学问家,陈先生的长篇著作是《柳如是别传》,季先生的是《糖史》,都是很见功力的学术著作。从做学问的方法上说,陈先生的是横的,季先生的是竖的,如果季先生写的是某一个时间段,糖在中西文化沟通中的作用,那就比光说“糖史”让人敬重了。

  这就要说到第二句话,时段要短。

  一般来说,研究一个问题,以多少年为最佳时段呢?据费正清的看法是20年。当然不是这么绝对,只是说不能太长。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个黄仁宇,1970年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资金,去麻省剑桥写一本关于明代财政与税收的书。他原来的计划是包括整个明朝,从洪武永乐一直写到天启崇祯。东亚研究所的所长是费正清,听了他的计划很不以为然,说这样写牵涉过多,必然泛滥无边际。费有个观点,就是学生的论文不管题材为何,所概括的时间不得超过20年,这样才能扎实紧凑。后来黄仁宇一再申辩,两下折衷,才把时限定在16世纪。这本书后来写成了,就是黄的名著《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我有个朋友,是位年轻学者,对女作家感兴趣,便研究女作家的写作,写了本书,正题叫什么一时忘了,副题叫《古今中外女性作家的创作》,从美国的斯托夫人一直说到中国的王安忆。她让我看了书稿,问我的感觉,我开玩笑说,你要是研究女作家身体的构造,可以这么写,要是研究女作家的创作,就没人敢信了。她是个小姐,倒不生我的气,过后说,多亏你指点,我现在知道怎样写书了。

  第三句,材料要新。傅斯年当过史学所的所长,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他有句名言,说史学就是史料学,还改了一句古诗,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我的《徐志摩传》,如果说写法、观点,都一无可取的话,有一点是敢吹牛的,就是搜寻到的史料比别人多。这个话题没什么可谈的,就不说了。

  第四句,叙述要清。不管是选题,还是时段和材料,一部书最终都要落实到叙述上,而叙述的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都是一个清字。在这上头,胡适做得最好。怎么个好呢,前两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叫《我读过的几本书》,说到胡适是这样说的:“胡适的学问我并不怎么看重不懂,我喜欢的是他的文字和写文章的方法。真是个会写文章的人。清丽,畅达,没有他讲不明白的道理,除了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以外。一句话说不清,就再说上一句,再再说上一句,直到说得你心服口服。我们过去受的训练是,要做到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等于是把要说的话说上一半,留下另一半让别人去体会。错了,该说的话一定要全说出来。自己的意思,就得成全自己的文字,完美自己的文章。他人体会不体会,体会的深与浅,不关你的事。若是个笨伯,他一点也体会不出,你怎么办?留下的那点意思不是白留了。多看点胡适的作品,你会悟出怎样把文章写得轻松而漂亮。”

  关于叙述语言,胡适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比如,说到重要的地方,一定要咬牙切齿。我的理解是,说到自己已经明白而别人未必明白的地方,要着重说,反复说,直到对方心服口服。相反,在一些都能明白的地方,不妨随意些,有时不妨不说。也许就是这样吧。

  时间差不多就到了,最后,我把我的观点再重复一下,这就是,学问应当升华为人生的修养,而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是骨气。骨气和学问是相辅相成的。骨气就是独立思考,就是特立独行,敢做敢为。再就是,做学问必须摸到门径,不能光凭苦功夫,要有科学的方法,要有独辟蹊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最后,还有一点要嘱咐诸位的是,我是《山西文学》的主编,我们的刊物办得还不错,希望诸位能看看这个刊物,最好在座的每人都订上一份。这一期我们的广告语是:“期期都有好文章,期期都有韩石山,没订的赶快去订,订不上赶快邮购。”如果诸位听了我的演讲,又订了我们的刊物,我敢向你保证,你来信我会回的,你寄来的稿子我会认真处理的。谢谢大家。谢谢舒乙馆长,谢谢傅光明先生。

  傅光明:“来自偏远地区”的韩先生的演讲结束了,让我们首先向他表示感谢。他通过讲一些文人掌故,包括旧文人的倔劲儿,来谈骨气与学问的关系。最后,他还谈了自己做学问的甘苦和心得。我想说的是,有骨气者不一定就有学问。相反,有学问的也非一定就有骨气。这两个是无法等同起来的。而真正给我们的心灵带来震撼的,还是那些既有好学问同时又具有硬骨头精神的文人,像鲁迅、老舍、朱自清、陈寅恪、胡风,等等,还可以列出许多。我们今天的新文人怎么样了呢?至少我看到的多是逢迎 、阿谀、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过去有句老话叫,真文人不仕,仁而非文人。旧文人身上的骨气确实有特别令人可敬畏的一面,这样的品质在新文人身上显得是凤毛麟角了。我觉得,骨气应随着一个人修养的提升,融在自己的肌体血脉中,有好学问,还要有硬骨气。

 

  【韩石山简介】:

  韩石山,1947年生,山西临猗县人。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当过多年中学教员。1984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长期从事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门类的写作及现代文学研究,有“文坛刀客”之称。出版有《徐志摩传》、《李健吾传》、《韩石山文学评论集》、《韩石山学术演讲录》、《装模作样——浪迹文坛30年》等二十余部。

 

  相关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7d850102w1bz.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426/17/53347_281117027.shtml

  http://lswhx.llhc.edu.cn/info/1037/1218.htm

  http://www.xfx168.com/jswsjm/3346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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