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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鑫森:张竞生的最后一个情人

http://www.frguo.com/ 2017-02-28 

  提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张竞生,当下的读者或许有些陌生。他生于1888年,广东饶平人,为民国第一批留洋(法国)博士,1921年至1926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为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老友王开林在《新文化与真文人》一书中,专设《张竞生:性博士》一章,说:“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人口学和性学领域的拓荒者,这大致是不错的,他倡导节制生育比马寅初要早许多年,而高揭性解放性自由的大旗,更是先驱中的先驱。还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文坛的一颗流星,是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失踪者,他失踪了半个多世纪,在国内图书馆中很难找寻得到他的著作。”

  张竞生在北大任教期间,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相继出版,得到许多青年学子及名流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赞誉。但在当时封建道统壁垒森严的气氛中,他的“情人制”、“外婚制”、“新女性中心论”、“节制生育”等观点,在社会上引起普遍非议。尤其是他在报纸上发出关于个人性史的征文,然后选出七篇,配上序言和批语,公开出版发行,引得卫道士们暴跳如雷、大加讨伐。此集虽是“摆事实,讲道理,对症下药,对国人的性蒙昧有拨云见日之效,却不为保守派所容……”(见王文)

  此后,张竞生离开了北大,再也无其他大学聘任。他开过书店,搞过翻译、出版,在家乡修公路、育园圃、办农校。解放后,任过广东文史研究馆馆员。于1970年辞世,享年八十有二。这些年来,他的著作才陆续有出版社重印,如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的《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

  张竞生漫长的一生,有过由父亲包办的婚姻和自己选择的婚姻,也有过一些精神上和实质上的“情人”关系,但整体上看是坎坷甚多。他的儿子张超,在为《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所作的代跋《漩涡内外自浮沉》中,谈到了母亲于1952年春节后自杀的情况:“是时,土改正如火如荼,叔父已以恶霸地主罪名被枪毙……”而张竞生“元宵后,突然音信断绝”,在一种对新社会缺乏了解和极度的惊恐中,母亲悬梁自缢,“虽经人工呼吸,却已回天乏术了”。当时的张竞生靠着工资、稿费和朋友的帮助,“父兼母职”,抚养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

  王开林在他的文章中说:“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张竞生已经六十多岁了,枯木逢春,老树开花,经人介绍,与南京的一位资深美女(37岁)建立恋爱关系,在张竞生的倡议下,两人在石头城与五羊城之间频频鸿雁往返,张竞生美其名曰‘通信试婚制’结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算是彻底勾销了张竞生长期得不到一位知心伴侣的恨憾。”

  张超对其父的这段情感生活,在他的文章中专辟一节予以记叙,标题为“最后的情人和红娘张次溪”。时间也有明确的界定:“1957年由情逾手足的挚友张次溪撮合,结识了徐娘未老的汪姨,这是他最后一位情人。”此时的张竞生为69岁,汪女士37岁,两人相差32岁。

  张超说:“张次溪是广东东莞人,父是鸿儒,本人是史学家和文学家,对明史特别是袁崇焕的研究尤精,著述颇丰且多与此有关。”

  张次溪的父亲张篁溪,曾师晚清经学大师、湘潭名儒王闿运,与丹青大师齐白石出于同门。1920年张篁溪领着张次溪,于北京拜见齐白石,尔后张次溪跻身于齐的弟子之列,写过不少宣传、评价齐的文章。因此,在《齐白石辞典》中,皆有张氏父子的条目。

  张竞生对于她和汪女士的这段情感经历,写有《情人手抄本》一篇长文,共分四段,每段标明写作日期,分别为:“1957年3月4日”、“1957年3月9日”、“1957年3月10日”、“1957年3月13日”。据文中记载:“在三个多月的彼此近百封信中,我们彼此已经极深度地与极广度地了解对方的情绪和要求了。”由此可推测,张次溪牵线让他们相识,应是1956年的岁末或1957年的肇始。

  文中写到北京友人张次溪 “与我情同兄弟,而有丰富的学问与见识的他与我爱人(汪女士)是通家,而极佩仰她的。”对汪女士则多有介绍:“是南京有名数的美人。她极聪敏而又侠义”;“她是‘私生女’”,在出生十天后被人收养;成人后为商人妇,不久又离婚”;“为了生活与供养二位养父母所迫,曾在一年间的短期内,为舞女的生涯”;“恋过爱但未成连理,为生计去大门第当保姆”……这些文字,表达了张竞生对汪女士的爱恋、渴求和消除误会,以及他对爱情、婚姻的种种见解,炽烈、缠绵、动人。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俨如一个坠入爱河的青春年少。这种书来信往的倾诉需求,张竞生称之为“通讯试婚制”。他们信中多次谈到日后的“同居”问题,没有涉及领取结婚证、举行结婚仪式等事。

  张次溪在撮合他们时,需要两头联系,既要劝说又要解惑释疑。如劝说汪女士克服“任性”的毛病,如何当好张竞生五个孩子的继母,料理好贫困中的家事。“那位介绍的友人在信中勉励她为‘贤妻良母’。她在许多信中真诚表示极端爱惜我的儿子,当做亲生的对待。这使我极满意。”在此文的结尾,张竞生说:“在几日内,她就来与我同居了。我将于同居后再来写一切的事情吧……她定在明早到达广州了。”按文章最后一段标示的日期为“1957年3月13日”推测,汪女士应是3月14日到达广州。

  “同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为是不领取合法手续的非正常婚姻关系,可见张、汪二人是敢于蔑视传统道德的先行者。

  张、汪二人既浪漫又温馨的夫妻生活,却未能坚持两个月,这是令人惊诧的。张超在《漩涡内外自浮沉》一文中说:“在学校住宿的我回家第一感想是凌乱的屋子变了样,两个幼弟亲热地呼之为‘妈妈’,老父脸上常挂着幸福的微笑。我正庆幸有个完整的家,但我和两个大的弟弟又实在无法像两个小弟那样叫她妈。据说也是促成她成为第二个‘娜拉’的原因之一,这事很让我悔恨不已。”同时,张超评价汪女士 “她确善于持家并精于女红,是上得厅堂、入得厨房的人物。闲时还认真练毛笔字。但若接触稍久,也能觉察她老于世故,视经济为首要的内心世界。”又说 “她的出走太突然,对年已七旬的老父打击极为沉重。曾写下‘她是仙姬还是妖魔’的慨叹。”

  张竞生与汪女士这段浪漫、温馨的爱情生活,之所以很快结束,自然与张超所说的懂事的孩子难以接受继母,是此中原由之一。但我揣测还有张超未曾涉及的因素:其一,在当时不办理任何婚姻手续的“同居”,恐怕会被人视为“另类”,何况男女年纪相差又三十有余,更是令人不可理解,政治压力与社会舆论在当时是不可宽谅的;其二,是经济原因,张竞生的工资、稿费,要摆平一个七口之家实为难事,何况汪女士还有养父母需供养衣食,经济上的压力够大了。婚姻的真情与浪漫,既需要社会的宽宥,尤需有足以支撑的经济基础,否则,只能抱憾而终。“真是好景不长,未及两月,她忽然不辞而别,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收拾行李,只字不言原委及去向。”而“那位热心的红娘为此深感抱愧,当事人反而百般宽慰。”(张超《漩涡内外自浮沉》)

  自1957年后,张竞生一直是独守寂寞,乃于1970年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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