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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红建:马桑树儿搭灯台(第一曲第三章)

http://www.frguo.com/ 2017-02-28 

  在一座红军纪念馆,我看到过一种票。约10公分长,8公分宽,面额100斤,为棉麻纸质,木刻版印刷,纸色发黄。

  这种票叫“红军借谷票”,借谷票正面四周有麦穗和花纹边饰,上方繁体隶书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干谷一百斤”字样。中间有半圆形红军战士持枪举旗冲锋陷阵的图案,两旁印有“瑞京县”(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并把瑞金定为首都,瑞金随之更名为“瑞京”)3个字。下方有两行小字“此票专为一九三四年向群众借谷充足红军给养之用”,落款为“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并盖有其本人印章。

  无疑,这枚“红军借谷票”,是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难得一见。同时,这张借谷票,既充分反映了当年红军的风雨历程,也体现了红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的精神风貌和军民唇齿相依的鱼水之情,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实物教材和党史纪实资料。

  在桑植,红军严守纪律,不打人、不骂人、不拉夫、不扰民,说话和气。百姓在白色恐怖中,冒死支持红军的故事,依然生长在当地百姓的记忆中。

  在晚田峪村喻家湾组,我见到了百岁老人熊廷茂。老人虽然一百零一岁了,但身体还不错,行走自如,爱抽烟,还喝点小酒。老人抽着烟,把我带到了那个艰辛的岁月。

  熊廷茂老人说,我有一个同学,是小学同学。他叫喻吉成,离我家也就里把来路的样子,兄弟三个,他排行第二,所以我们都叫他老二。我家兄弟四个,我排行第四,他们都叫我老四。在学校,我与老二玩得来,课间或是放了学,我们就经常一起玩。上山砍过柴,下河捉过鱼,有什么好吃的,都互相留着,有什么心里话,也互相说着。

  一天放学后,老二把我拉到树林里。老二问我,去不去当革命军?我说,什么革命军?老二说,工农革命军,是洪家关的贺胡子领导的。我有点犹豫,说,这个我做不了主,要问我老儿和我娘。老二说,去吧,我大表哥说了,工农革命军是专门打土豪劣绅的,是站在穷苦老百姓一边的。我说,我们才十二岁,这么点年纪,人家革命军要吗?老二说,我大表哥说了,革命军里有童子军,都是小孩。我大表哥还说,大家在一起挺好玩的,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念书,一起站岗放哨。有吃有住,我们还能天天在一起,多好啊!我觉得很奇怪,问道,你老儿同意?老二说,同意,他还说,工农革命军是专门打坏人的好人。回到家,我就对我老儿说,爹,我不想念书了,想跟着喻家老二一起去干革命军。我老儿瞪了我一眼,说,你现在年纪还小,好好念你的书,不要想那么多。我说,那人家喻家老二怎么能去呢?我老儿说,人家是人家,你是你。我说,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老二说,革命军是专门打土豪的。我老儿说,四娃啊,不是你老儿不让你去。他说革命军是打土豪的,别人还说革命军是土豪呢。这个革命军真要是土豪,专门干坏事,可就把我们熊家的声誉给毁了。我们熊家可是正经人家,从不干偷鸡摸狗的事。听老儿这么一说,我就把这个想法收了回来。

  很快,老二就当童子军去了。背着个小包袱,驻着根棒子走的。走的时候,我和老二在学堂后面的树林里聊了很久。最后,我们抱着大哭起来。

  熊廷茂老人说,大概过了三个月,老二回了一次家。老二跟我说,去吧,当革命军去吧,这真的是一支好队伍,不是土豪,也不是土匪。在那里,不仅管吃管住管穿,还教我们学习和打枪。革命军的领导都有文化有见识,还有的上过黄埔军校,都是好人。去吧,背着你老儿偷偷去,他拿着也没办法。老二还教我唱他在童子军里学的《工农革命军歌》,现在我还记得很清:

  我们工农革命军,都是受苦人/拿起斧镰和刀枪,团结成一心

  枪尖对准反动派,没收大资本/推翻黑暗旧社会,权力归人民

  大家快快团结起,暴动有保证/举起起义大红旗,杀敌不留情

  一切权力归劳动,建设新政权/土地财富属我们,天下均平等

  工人农民要专政,不再受欺凌/当家做主气势雄,自己握前程

  我们工农革命军,志冲半天云/共产主义我们造,大家向前进

  以后,老二再也没有回过家。他走过长征后,到了延安。他在延安时给我写过信,但我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拿到这些信。什么原因呢?当时国共还没合作,我老儿就偷偷地把信给藏起来了,怕受牵连,怕国民党查。拿到这些信,我一打开,看着看着就掉泪了。到了延安,老二也一直牵挂着我,鼓励我参加革命。我记得他在一封信中就鼓励我参加八路军,信的大概意思说:老四,近来忙吧,家里的包谷熟了没有。我已经到了延安,这里已经成了革命的中心。全国各地的许多有志青年,都来到了延安参加革命,又有许多青年从这里出发,走向抗日前线,打鬼子,保家卫国。老四,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志气的人,现在国难当头,日本鬼子打到我们家里来了,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们不能当亡国奴啊!老四,赶紧走出桑植吧,参加八路军吧!

  可惜老二还是死了,保卫延安时,被国民党的炮弹炸死的,他已经当上了团长了啊。但老二的老儿一直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死了,他也一直没到县上去找,更没有到烈士纪念塔去找,他一直在家等待,直到死。死的时候他说,见不到二娃回来,我闭不上眼啊。但我去了,去过县民政局,也去过烈士纪念塔,都没有看到老二的名字。

  熊廷茂老人说,没去逮(干)红军,我后悔死了。逮了红军可能死在外面了,但也值啊。后来,我们喻家湾也住了红军。与红军打交道后,我更感觉到红军了不起。红军是真好啊,不像国民党军,看到老百姓什么东西好要什么,不给就抢。红军特别讲信誉,比如借老百姓的食物,打借条,发借谷票,都是超出原来的标准归还。红军纪律像铁一样的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随便进民房,下雪天,他们宁肯和衣躺在土地上。他们不吃老百姓的饭,即使需要什么东西或吃老百姓的饭都要付钱。红军从桑植出发长征时,我们去看了,队伍很有秩序,三天三夜全部走完。你说红军出发时我们送了什么东西给他们,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当时家里都穷,想送,但哪有东西送啊。反倒是红军送东西给我们,那些扛不动的、拿不走的,都分给附近的老百姓了,分文没要。

  不过,老百姓是大力支持红军的。熊廷茂说,当时红军住到我们喻家湾,我们这里树密,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我们主动把周围的树砍掉,有些树很珍贵,还有些树年纪很大了,但我们都没有犹豫。砍了周围的树,敌人就不容易偷袭了。一天晚上,有个当地人过来摸(偷)枪,脖子上戴个狗铃铛。狗铃铛一响,人家以为是狗来了。那个摸枪的人刚到墙边,还没进屋,就被红军发现抓住了,并交给了他的族人,要族里进行批评教育。但摸枪的人的族人觉得,红军为老百姓好,你还去摸红军的枪,这是给家族丢脸的一件事,更是家族的耻辱,于是决定把他处决,最后把他绑去“沉塘”了。

  虽然桑植是穷山恶水之地,但这里的人民有情有义,像喻家湾这样“门口嘛挂盏灯,照在大路上”支持红军的故事,几乎无处不在。

  在田儿哑村岩子峪,我见到了熊朝恩。78岁的熊朝恩非常热情,一见面就问我逮(吃)饭了没有。我说,逮过了,逮过了!他说,逮过了,也再逮点,我家有腊肉,湘西腊肉好吃得很哩!

  熊朝恩把我拉到他家前面的山坡边,告诉我说,这个坡下面有条路,以前还是一条要道。一天,红军队伍经过这里,我爷爷熊石敏非常高兴,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拿出来送给红军,但红军不要,笑着一队队从我家前面经过。我爷爷对红军领导说,你们来得好,你们来得好,替我们穷苦人出气了。我爷爷正看着红军经过,突然红军一头驮着食物的驴子滚到山下。我爷爷立即跑过去,要帮着推驴子。红军又说,老乡,不用麻烦您了。我爷爷不干,他说,那不行,你们鸡蛋不要,忙总要帮吧。别看我爷爷个头不高,但因为从小就爬山砍柴干农活,有一股蛮力气。于是,他与红军一起,把驴子推了上来。虽然这只是件小事,但我爷爷放在了心上。红军走了后,他经常跟我们提起,红军曾经路过我们家门口,我还帮红军推过驴子。我还有一个三婆婆(奶奶),她是做发粑粑卖的,看到红军了,她把家里所有的发粑粑拿来,送给红军。红军不要,我三婆婆非要送给他们。红军说,要可以,但要收钱。我三婆婆说,钱不能要,这是送给你们吃的。红军说,不收钱,我们就不要发粑粑。我三婆婆说,我到了你们家,你们还不泡杯茶喝,煮个鸡蛋吃啊,将心比心啊!无论我三婆婆怎么说,红军就是不要,最后还是收了他们的钱。

  熊朝恩说,1949年中秋的时候,桑植解放了。那时,我已经十二岁了,懂事了。那天,我们看到一队队的部队经过我家门口。看到部队,我爷爷特别兴奋,他大声地喊着,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我爷爷跟上去跟解放军说话,解放军的首长热情地跟我爷爷握着手。我爷爷说,红军好啊,替我们穷人出气。解放军的首长说,老乡,我们现在不叫红军了,叫解放军,这次我们不仅解放了湘西,还要剿匪,你们老乡可要积极配合呀,发现土匪及时报告,打掉土匪,让你们老乡自己当家,以后就再也没人欺负你们了。听解放军说要打掉土匪,我爷爷都激动得掉泪了。他对解放军的首长说,我恨死土匪了,我老儿就是被土匪用刀砍死的,想报仇都不敢报。我爷爷带着解放军各家各户看看,屋前屋后的树林里看看,看看有没有躲起来的土匪。看完后,我爷爷留解放军在家吃饭,他们不吃,我爷爷搬凳子给他们坐,他们不坐。当时还下着雨,我爷爷都急了,这么大的雨,赶紧进屋吧。解放军死活不进。解放军走后,我爷爷逢人就说,我们桑植有希望了,我们国家有希望了,你看看人家解放军,那真是替老百姓着想呀!你们说说,这样的军队哪朝哪代有过。

  刘家坪村刘家坪组87岁的刘金凤老人告诉我说,当时红军的担架队就驻扎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我家有个吊脚楼,里面关了一头牛,是头很壮实的水牛。红军担架队有匹马,也拴在了我家的那个吊脚楼。那天,红军没有拴马,也还没来得及喂草。马饿了,就去吃我家牛的草。我家牛急了,一脚踢了过去,把红军的马给踢死了。当时养马的那个红军战士找到我老儿,说我家的牛踢死了他们的马,要我们家赔。我老儿是个老实人,吓得不得了。这时红军的担架队长来了,他把情况问清后,冲着那个红军战士凶道,难道这是老乡的责任吗?难道你不懂红军的群众纪律吗?当天晚上,红军担架队就集合开了个会,在会上批评了那个战士,那个战士还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红军生活非常艰辛,也经常向老百姓借粮食。有一次,红军借了我家一担多谷。还有一次,红军把借我家的装粮食的麻袋弄丢了,红军用一担箩筐抵了。红军快走的时候,从大庸(今张家界)用驴子驮来粮食,把借我家的,以及附近老百姓家的粮食都还了。为了防止遗漏,他们还挨家挨户地去问。因为住在我家的是担架队,所以家里经常会有伤员,死人也是常有的事。只要有伤员死了,我老儿就会帮着红军抬,都葬在了荡儿口。红军长征前,死了二十七个,我老儿和红军一起忙了一天,才把这27个红军葬完。红军走的时候,我们都舍不得,很留恋。我们知道,红军在这里,我们就平安,红军一走,我们就有危险。

  刘金凤说,红军对干部战士要求特别严格,他们还设了个军事法庭,如果谁违法乱纪,乱拿群众东西,就直接枪毙。古人说,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这样的队伍能不有作为吗?

  珠玑塔村九房组的刘开吉老人,是个篾匠,已经88岁高龄的他,依然在编织背篓卖。他说,红军刚驻扎到龙堰峪一带时,到处征粮食,他们只要富农和土豪劣绅的,贫农的只借。我娘想给红军捐几担粮食,但红军来到我家看过后,说,你们家什么都没有,是贫农吧!我娘说,是的。红军说,是贫农那就借,于是借了三担稻谷,还写了个借条。后来又借了一些包谷、粟米。红军走的时候,用背篓还了几袋给我家,没有还完的就折合成钱还给了我家。

  珠玑塔村村主任刘纪海也告诉我说,红二军团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我爷爷杀了一头猪,准备送给红军,红军接受了,但非得要过称付款,最后红军给了我爷爷四块大洋。我爷爷和伯伯是渡船的,红军出发时,他们都去了,在酉水河上干田坝那里渡船,送红军出发。我爷爷和伯伯整整渡了一天一夜。就因为给红军做了这些事,红军走后,我家没少吃苦头。

  ……

  我还了解到,当桑植党组织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支援红军时,人民群众积极响应,踊跃参军。在苏区,动员民众参军被称之为“扩红”。在桑植等地流传着一首叫《扩红》的歌谣:“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刘家坪刘开绪兄弟四人几乎同时参加红军,小溪13岁的熊竞臣自己参加红军时还带11个小朋友一起加入。据不完全统计,仅1935年,桑植参加红军的就有3000多人。

  同时,桑植人民大力支援红军,表现出了高度的奉献精神。如瑞塔铺铁匠陈才生,一次分配他为红军打300副防滑用的脚码子。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他便约几个伙伴,把风箱炉深夜抬到红沙溪干沟里,连续三昼夜赶完任务,分文不取。

  不久后,即便是红军长征了,桑植人同样用生命掩护着红军伤员的生命。

  桑植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桑植历史》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红二、六军团在进行远征准备时,对部队中的老、弱、病、残、伤进行了精简,其中有23名瘸脚残手的伤残红军,部队领导实在不忍心将其精简。部队领导想,如果把他们精简下来,既不能劳动,也没有生活来源,更没有人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那么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如果让他们跟随主力部队行动,肯定也是凶多吉少。大敌当前,战事频繁,不仅缺少人力和物力照顾他们,而且还有可能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影响整个转移大局。

  但红军领导又想到了,在长达8年的苏区斗争中,党和红军为确保红军战士的生命安全,在强调办好红军医院和部队野战医院的同时,紧紧依靠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分别在官地坪、上河溪、仓关峪、陈家河等地开办过各种形势的寄养医院和救护所,使不少战士伤愈归队。有鉴于此,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决定利用这一良好的群众基础,将这23名红军伤员送到洪家关横塘弯养伤。

  当时,在横塘弯有一个叫谷采芹的人,德高望重,还与贺龙一起参加过哥老会,一起进行过“讨袁护国”斗争,彼此情深谊厚。1928年,这里就建立了基层红色政权,有不少人参加了红军。8年后,这里的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感情依旧没变。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横塘弯上下两寨50多户人家,全姓谷,并且很团结。谷家人都喜好舞剑弄棍,个个都身手不凡,一般地痞流氓不敢与之作对。谷家上下两寨有100余间木房,前后相连,户户相通,不管从哪家进屋,不出门就可串完全村。这个村也是四面环山,山上古木参天,山下户户相连,个个是宗族,户户是睦邻,隐蔽十分方便。伤病员在这里落户养病疗伤,既有良好的地理环境,又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这个任务无疑是危险的。伤病员天天要吃喝,日日要护理,还缺医少药,吃用艰难,同时还要严防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搜捕。但搜捕吓不到横塘弯人,困难更拦不倒横塘弯人。心知肚明的横塘弯人接受任务后,连夜用担架将23名红军伤员接进了“家中”。

  红军伤病员被秘密转移到横塘弯后,洪家关小学教员、地下党员刘德成,就与村里的骨干分子商量决定,采取集中治疗法,建立一所临时秘密医院,以便统一治疗,统一管理,要是遇到突发险情,以便于统一指挥,实施应急隐蔽。于是,各家各户所凑的被子、床板以及日常所需用具便送到了“彬公祠”,一所临时的秘密医院就建了起来。

  “彬公祠”即横塘弯谷姓祠堂,按白族习俗,凡是稍大一点的村子都设有祠堂。祠堂一般居于村庄中心,严肃神圣,一般人不可入内。伤病员住在这里,即舒适又安全。

  临时秘密医院有了住所,也有了“护士”,就是缺医生。为了找到素质高、医术高、觉悟高的医生,刘德成一面教书,一面打探医生,察访了方圆数十里的地方,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天,刘德成在洪家关墟场上徘徊,看到一位草药郎中给一个农民治疗,农民给他钱,他硬是不收。一打听,才知这位草药郎中便是谷采芹的亲家,洪家关海龙坪村人,名叫瞿德阶。随后,谷采芹出面请他为红军伤员治疗。亲家出面,他二话没说,慷慨应允。这很出乎谷采芹意料,因为他亲家原来一直胆小怕事,这次却为了红军伤员的治疗,表示掉了脑壳也情愿。

  给红军伤员治疗,医术固然重要,但保密观念和敌情观念更为重要。每次出入临时秘密医院,瞿德阶都是以赶场或走亲家为名。他的行踪,除横塘弯的人知道外,谁也不知道他是红军临时医院的医生。一天,他背着药准备去医院,可后面跟着个跛脚的“叫花子”。为了保密,他灵机一动,不去医院,径直前往洪家关,指望此举可以甩掉可疑的“叫花子”。谁曾想,他从洪家关返回,准备再次去医院时,那个“叫花子”又在那里等着他。“叫花子”脚上缠着棉团,说是长的瘤瘫。于是,瞿德阶便将计就计,以专治瘤瘫的医生为由,特地要帮他治治。“叫花子”唯恐露了马脚不好收场,只得当着围观群众的面溜之大吉。

  “叫花子”走后的第二天,国民党的团防队就进村挨家挨户地搜查了。由于村民警惕性高,发现早,及时隐蔽了伤员,没使敌人发现任何可疑行踪。但敌人不死心,白天没搜到,他们晚上又来搞突然袭击。一天深夜,敌人朱际凯带着“铲共”义勇队赶往洪家关,专程搜捕红军伤员。情况十分紧迫!刘德成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悄悄地飞奔横塘弯,及时告知敌情。一时间,“彬公祠”里汇集了全村的男男女女,人人忙个不停,且动作迅速,秩序井然,很快就把全部伤员隐藏到了深山里。敌人再次扑空。

  其实,红军伤员进住不久,部队留下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钱也快花光了。大家都很着急,急忙求助于贺家人,虽然得到了慷慨解囊,但贺家也只有5担谷子了,也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没办法,刘德成、谷采芹、王二妹、刘金润等人一合谋,别无他法,只得把伤员分开,每户养1至2名,有干吃干,有稀吃稀,渡过难关。

  为加快伤员的治疗速度,刘金润干脆把郎中瞿德阶接到家中,主动承担郎中的全部生活费,解决治疗药费。为此,她还把自己家30多担谷的田和一片园林卖掉,年底又把一头肥猪卖了。为给伤愈后的红军归队筹措差旅费,谷采芹也是省吃俭用,把自家的肥猪卖掉了。

  经过半年的治疗,23名伤员大都恢复了健康,并踏上了追赶红军队伍的征途,先后归队。而一手组织给红军伤员治疗的地下党员刘德成则被敌人抓走,关进了县城的监狱,受到严刑拷打和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地与敌人作斗争,最后被敌人残酷地毒死。

  一盏灯的光很微弱,但家家门口挂盏灯,桑植便成了灯的海洋,一片光明;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家庭的赤诚与真情有限,但所有桑植儿女的赤诚与真情凝聚起来,便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坚不可摧。

  这就是桑植力量!

 

  作者简介:纪红建,湖南望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毛泽东文学院办公室主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一级作家。已出版《中国御林军》《明朝抗倭二百年》《不孕不育者调查》《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等长篇报告文学十余部,在《中国作家》《当代》等发表《哑巴红军传奇》《人民的记忆》《走向崇高》《不朽残碑》等长中短篇报告文学百余万字。曾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希望杯”中国文学创作新人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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