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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鸿二三事

http://www.frguo.com/ 2017-01-05 姜贻斌

  提起少鸿就一肚子气。

  想当年,文学活动如火如荼,风起云涌,各地像闹革命一样,于是,像我等不识得几个字的,也纷纷混入了这支队伍。当时,在冷水江开完笔会之后,听说资江氮肥厂有个叫陶少鸿的也写东西,几个朋友就像找到了自己人似的,一涌而去了。其中有早已认识他的,我不认识。所以,跟他还算不了朋友,但也不算是敌人对吧?不过,有句歌词唱道,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我既不算是朋友,也不算是豺狼,可是,到了你的管区,你可以去食堂端个三两饭五分钱菜犒劳犒劳我们,这也是可以的吧?可是,几个人饥肠辘辘好不容易寻到他的宿舍,天爷爷,这家伙不在。说是上班去了,说是给农民伯伯制造氮肥种粮食去了,这当然没错。但是,你给两粒鸟食慰劳我等煤矿工人,也不会错的吧?没有我等煤矿工人,你们那些机器能够转动吗?那次,人没见着,饭没吃着,肚子当然饿着。

  这就是少鸿给我的第一个没有见面的见面礼。

  好像又捱了两年,我和少鸿在娄底见面了,打了个招呼,说了几句今天天气真正好哈哈哈之类的话,就没说话了。这并不是我没话说,而是他不喜欢说话,他沉默如金,他把两片嘴唇紧紧地闭得像保险柜一样,怎么撬也撬不开。我本来想把两年前的那件怄气的事情翻出来,让他尴尬一番,道歉一番,但见他并不热衷于接招,是个厚道人,也就罢了。

  后来,听说少鸿为了崇高的爱情调到桃源去了,就很羡慕,就很嫉妒。就想啊,这制造氮肥的工人,到底比我这个煤矿工人好找对象呀,就十分后悔怎么没招到工厂去。

  以前,两人相距很近时,尚在一个地区,见面倒是很少的,所谓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后来呢,两人距离远了,一个湘之北,一个湘之中,却见面多了,简直像乡下赶场一样,十天半月就可以提着一篮子鸡蛋相见。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定律,不过,肯定是值得理论家们好好研究的,说不定可以拿个诺贝尔什么的。一见面,当然,我们也逃不脱国人的那句口头禅,你吃了么?吃了,你吃了么?吃了。

  他仍然是话不多,惜言如金。

  了解多了,便知道少鸿过去是很苦的,托“走资派”父亲的福,他十二岁就跟着母亲下乡了,两年后,母亲回城,他又一个人过上了独立的幸福生活。小小年纪,独守孤灯,更无红袖添香,双目望着茫茫黑夜,不知雄鸡何时鸣叫,天色何时发白。我也是插过队的,但老实说,我没有多大的狗力气,那些有技术含量的农活一样也不会。凭我的想象,少鸿也不会有多大的狗力气,农活也跟我差不多。可是,经过七八年的革命锻炼,居然让他的力气强大了起来,农活样样都会,竟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家把式了。若干年之后,当招工的消息传来,他便手舞足蹈,却不知道如何发泄那心中的巨大喜悦,竟然又蠢蠢地跑到水库工地挑石头,一口气挑了二十多担,担担重达二百多斤。我想,如果那一下压断了腰,真可谓乐极生悲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他那天说了,我那天听了,我的眼睛那天却潮湿了。

  1995年,那是一个秋天,我在常德大地上画了一个圈,却差点掉了卿卿性命。这事与少鸿有关,他即使是想脱干系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的证据还存在档案里哩。那一次,可能是少鸿为了弥补当年让我饿饭的愧疚吧,便叫我和几个人一起去参加笔会。本来说好是三天的,我也请了三天假的,可是,我不知道吃了哪副闹药,硬是要第二天回长沙,好像我不回去,所在单位的报纸就出不来了,即使出来了,错别字肯定是很多的了。

  少鸿见我这般固执,好劝歹劝我都不听,便也十分无奈,吃罢中饭送我上车。我说我要坐依威柯,他却硬要我坐丰田。还说京城里的人下来视察,也是坐丰田。我却偏偏不坐丰田,我倒不是对丰田有什么意见,况且丰田高级许多,而是因为我当年坐依威柯坐多了,习惯而已。可是,这个少鸿拿出了当年制造氮肥的工人脾气,硬要热情洋溢地把我送到丰田车上。于是,我就很不乐意地坐到了丰田上。前面的座位没人,他就亲切地叫我坐前面。这回我就不听他的了,习惯性地坐在了最后面。拜拜之后,惨剧突然在一小时之后发生了。那真是惊心动魄,惨不忍睹。车上死了四个,都是坐在前面的,伤者十余人。我命大,受伤而已。我幸亏没听少鸿的,不然,就早已长眠于黄泉了。车上所有的人都去了医院检查治疗,另外还有赔偿,我却赔偿不要了,医院也不去了,我说上苍已经很看得起我姜某人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于是,我又带伤返回常德,我那副悲惨的样子,顿时把少鸿吓坏了,他惊讶地说,你你你怎么又回来了?脸色惨白,他明白不会发生了什么好事。可是,这兄弟好啊,立即陪我配眼镜,又设饭局压惊,又唱歌压惊,第二天,见我实在痛不过,又陪我去医院照片,让我感动不已,觉得这个曾经是氮肥厂的工人,良心是大大的好。

  不过,从此事也可以看出来,凡事不可勉强,一勉强就要出事,凡事都要顺乎自然才好。凡事都不要以为你不在了,这个偌大的地球就不转动了。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常德了。

  1997年,那是一个夏天,我和少鸿在大连的土地上画了一个圈,两人一起去开会。去时,分道扬镳,回来时,一路同行。我想,有少鸿在,虽然不是个女人,但这漫漫旅途也不至于寂寞了,起码有人在一起吹牛皮了。可是,这少鸿烟不抽,酒不喝,话不说。对我采取的是“三不主义”。这让我十分恼火,你不抽烟不喝酒,我还不至于生气,因为给我省了几个银子,可是,你不说话,两个大男人你盯着我我盯着你,算什么东西呢?是动物园的大猩猩吗?他真是不说话,这么多年来,性格一点也没有改,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那么,他在做什么呢?他静静地坐在窗口边,眼睛久久地望着窗外,欣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好像一个多年没有归来的华侨,又看到了熟悉的故土,便思绪万千,沉默得令人不可思议。这让我没有了脾气,便闷头闷脑地抽烟喝酒撕烤鸡。我曾恶毒地想,他娘的脚,倒不如我一个人走了的好,反正也是一个寂寞。

  以前,不了解少鸿时,总以为他没有我这般多才多艺,我抽烟呀喝酒呀跳舞呀唱歌呀,却一直看不出他有哪门子功夫。所以,我的脸上总是很骄傲的,腰背都是挺拔的,像大学毕业了一样。不过,有一回,偶然碰上喝歌跳舞了——好像也是个什么笔会吧——这个少鸿居然显示自己蕴藏多年的才华了,居然站起来跳舞了,居然还一鸣惊人,舞是跳得潇洒的,人也是很绅士的。整个舞场掌声一片。我一看,便冷汗直冒,自愧不如。很明显,这跳舞是生生地输给他了。那便唱歌罢,我喜欢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小路》,因为前者是我的成名作,后者是我的代表作,哦,还有《三套车》,那更是我的巅峰之作。我想,我跳舞跳不过你,我吼嗓子总要吼死你吧。我唱罢,鼓掌的竟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谁知他也拿着麦克风唱了起来,居然不但唱我刚才唱过的那几首,还唱帕瓦罗什么蒂的《我的太阳》,一唱,那真是了不得,声域宽广,声音浑厚嘹亮,好像让我们先到了俄罗斯,再又到了意大利,自然又是掌声一片。我当然就不能再唱了,我当然就相形见绌了,我当然就默默无言了。我如果再唱,朋友们肯定就要抗议了,说不定还会闹出人命案。

  前不久,才又去了一趟常德,又是因为少鸿他们办笔会。于是,我就像个祥林嫂一样,在桃花源那个幽静之地,却对别人滔滔不绝地说着发生在几年前的那桩惨剧。其实,人家都知道的,我居然还是厚颜无耻地说。

  少鸿呢,仍然是那样的寡言少语。我问一句,他答一句。

  我说陶渊明的陶,与你的那个陶,此陶是彼陶吗?

  他说没关系的。

  我说你好吗?他说好。

  我说你夫人好吗?他说夫人好。

  我说你小孩好吗?他说小孩也好。

  我说大家都好吗?他说大家都好。

  于是,我又没脾气了,我只好说,都好就好。

  这个当年制造粮食的农民,后来制造氮肥的工人,现在当然在制造文学了,不过,不论他在哪个革命岗位上,都算是个劳动模范。他把别人吹牛皮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把人家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了。

  作为朋友,我为他感到十分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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