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您现在的位置是:省作协 -> 文坛资讯 -> 研讨会 -> 内容阅读

胸中有道义 笔底藏乾坤——龙长吟文学评论集《治守之道》研讨会在中南大学举行

http://www.frguo.com/ 2016-12-21 湖南作家网

      

 

  研讨会现场一

  

 

  研讨会现场二

  

 

  研讨会现场三

  12月3日,由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作家研究中心”主办的龙长吟文学评论集《治守之道: 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研讨会在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举行。湖南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刘克邦、湖南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汤建军、怀化学院党委书记谭伟平、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陈善君、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执行主编万莲姣、湖南省作家协会创研室主任容美霞,湖南省作家协会组联室主任娄成,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副主任、湖南作家网主编刘哲、以及我省知名评论家罗宗宇、聂茂、禹建湘、肖百容、吴投文、任美衡、许艳文、罗如春、龙永干、黄声波、晏杰雄,《湖南文学》编辑刘威、《湖南日报》《长沙晚报》等多家媒体记者、中南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点教师及研究生等四十余人列席会议。研讨会由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南作家研究中心主任、中南大学教授欧阳友权主持。这是多年来湖南文学界首次为评论家专著举办研讨会。

  

 

  《治守之道: 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书影

  《治守之道: 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于2015年10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7.5万字,是一部为官场文学正名的作品,一部连通国运与文运、借文学批评反腐倡廉、弘道明德的担当之作。书中评论的对象全是湖南省作家近二十多年来的作品,本土性与同步性也非常明显。

  龙长吟说,官场文学的“‘记录’只是手段,反腐倡廉才是目的,有感于社会现实的负面现象,官场小说家力图借小说以针砭时弊,改造现实。”《治守之道》从为政之本、为官之道出发对政坛文学进行研究评论,基本诉求与习近平总书记 “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精神高度吻合。龙长吟一方面沿着作家的创作路径,用文学史眼光为作家作品定位,挖掘当代官场小说的思想灵魂和审美属性,论定官场文学已属成熟的、重要的社会主义纯文学的新文体。另一方面对官场小说和官员创作中滥竽充数的赝品、次品,也做了严正的批判。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作者不仅深入研究了湖南近时段的重要作家作品的成就,也以一个评论家的冷静思考,明确地指出了官场文学作品应该把握的分寸,为官场小说的走向把脉。《治守之道》在评说作家的同时,及时表达了批评家的文学观念、美学见解、政治理想和历史思考时,还对文化实业学,文化产业学的建设问题,以及文学与政治由从属于关系转变为“文政协和”的新型关系等前沿问题做了较新颖的论述,其意义与价值不囿于文学本身。

  会上,数十位专家、学者对《治守之道: 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展开了热烈的研讨。(发言见后)

  最后,《治守之道: 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作者龙长吟陈述了写作该书的文化源流与专业追求。他说:以学干政,以文资治,原是中国文化及其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炎武的《日知录》,魏源的《海国图志》,曾国藩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首倡“经济之学”,龚自珍倡导“一代之学即一代之治”,以及狗尾续貂的拙著《治守之道》,都是学、道、治三者融通的学术经世传统的一脉相承。在专业追求上,着重从五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文学史眼光和广阔的视域,二是挖掘当代官场小说的思想灵魂和审美属性,三是唯真、唯实、唯理,努力追求学理性,四是坚持作品本体、文学本位,不搞不看作品任意发挥的盲评和和不管三七二十一、骂倒一切的酷评,五是地方评论家要坚持本土评论,努力让墙内开花墙内外都香。

  这是湖南省第一次为评论家自身开研讨会,全体与会评论家和龙长吟对文学评论湘军的崛起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专家评论述要:

  作者有独立思考精神

  衡文必论人。万莲子说,作为与共和国一道成长的学者,龙长吟以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秉承湖湘文化或湖湘学派仁人贤士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人文情怀,将学术眼光投向湖湘土生土长的政坛文学领域,不畏浮云,安守清贫,穷究当代湘地政坛文学何所由来,诚如该书“自序”言,“殚精竭虑,弘道明德”,一个已然融入研究对象甚至被研究对象对象化的勤于思考的湖湘读书人样子活灵活现,一个勤勉笔耕、敬业爱国的中式学人形象跃然纸上。

  陈善君认为,龙长吟是一个专职的批评家,半个世纪的批评史。在他的笔触中,情中聚理,情中见专,体现着一位老批评家的眼光和视野。

  中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晏杰雄甚至建议龙老师写一部《一个人的湖南文学史》,因为龙老师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当代湖南文学史,半个世纪来是湖南本土文学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熟知湖南当代文学进程中关节点的情况和重要作家作品的情况,他的个体文学史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湖南有这样文学史经历的批评家很稀少。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龙永干论定龙长吟是湖湘文学的卓识者,宽厚的仁爱者,批评之美的追求者。欧阳友权则说,龙长吟先生一辈子只做文学评论这一件事情,他对文学评论事业的专注与热爱,值得每位青年文学评论家学习。

  《治守之道》字含道义,笔藏乾坤

  刘克邦说,《治守之道: 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是文学与人学、艺术与思想融为一体、交相辉映的创新之作。龙长吟虽已告老闲休,但眼观天下,胸怀大局,用笔、用心聚焦官场,直面政坛,从典型文本、典型人物和典型案例中,寻找与拷问政坛权力的运作,弘扬清廉与正义,披露贪腐与阴暗,并把脉问诊,对症下药,为当政者和决策层提供尽管是只言片语毫发丝粟的治守良方,也是一种担当。

  汤建军特别指出“这是一部连通国运与文运的担当之作”,作为官员要守正道,要保持清正廉洁。龙老师书中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一部优秀的官场小说,就是一把反腐的利剑,一部沉重的社会档案,一篇现成的公车上书。官场小说如果只是歌功颂德,没有什么人去看,很难引起大众心声。作为作家,也要守住正道,通过文艺创作弘扬正能量,宣传真善美。为官之道与创作之道,在为人民服务这点上是一致的。

  容美霞非常认同汤先生的观点,肯定《治守之道》是一部肩负道义、笔藏乾坤的及时的书。她说,整部著作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发现,该书既把官场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放在整个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来审视,又充分关注社会现实,讨伐贪污腐败,高扬人间正气,笔下自有乾坤。龙老师做的这些研究从来没有向作协寻求任何支持。他是完全抛开了功利之心,抱着为湖南文学做实事的态度在做这项工作,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位肩头有责任、胸中有大义的有担当精神的一位学者。书中绝大部分章节都在学术期刊全文发表,每一篇都保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准。

  因时间紧,刘哲没来得及发言,他的文稿有一个观点和衡阳师院文学院院长任美衡的说法几乎相同:龙长吟先生以《治守之道》为杠杆,坚持真理,为文学写真实,为历史辨曲直,为作家争地位,担当精神十分可贵;他努力将文学批评的“二等公民身份”进行拨乱反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治守之道》的学术亮点与特色

  长沙大学教授、创作与评论两栖作家许艳文女士认为《治守之道》有四个特色,归纳为四个中心词:系统,广博,深邃,缜密。从文本来看,涉及到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军事学、伦理学、文学、美学、艺术学等多个领域,因而显得内涵丰富,信息量大。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俯拾即是。特别是行文过程中,无不带有对国家、对苍生的忧患意识,其人文情怀与人文关怀精神充分体现于这部书的字里行间。

  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聂茂肯定了该书的“学理阐释”,认为:“作为一本扎实的文学评论专著”,“龙长吟不仅运用孟德斯鸠《社会契约论》中的观点,来论证中国权力运作的缺陷并为其寻找出路,同时还广泛运用社会关系学的原理来解释官场的权力制衡模式。”任美霞认为学理性还表现在概念界定的清晰,如:“官场小说,乃是以官员为主角,以权力运作为中心,描写官场生态、官运沉浮的社会人生小说之一种”,具有文学史意义,它将改变中国辞书以往对官场小说的语义解释。

  湖南师大文学院二级教授肖百容肯定了《治守之道》的新发现,“只有把握住了复杂而又深刻的时代特征,我们才能给予当代小说以公正的评价。”由此他肯定了该书的两个“发现”:“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发现了官场小说的最大意义”,“在时代的变化中发现了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转变,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新关系:‘以文资政、以政养文、文政协和’,”“展现了作者扎实的功力与学术的激情”,认为它是我们了解湖南官场小说、湖南官员创作以及湖湘文化魅力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湖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岳凯华说:龙长吟“在当代湖南官场小说作家的创作基础上,把他们没有用文字明确写出的具体途径与办法,用精炼的语言和独到的文字提炼表达出来,以此盼为高层领导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参考”,“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尤其是情节场面之中加以分析,将作者潜藏的意念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多次由小说的现象描写归结到权力体制问题,由此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龙长吟眼中的政坛也是一片文学的园地,它润育着越来越多的醒世之作,人间正气潜藏其中。这一股静默的力量,等着大家用心去发掘。”

  湖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罗宗宇认为,《治守之道》是一部有责任担当和现实意义的文学评论作品,也是一部有理论深度和个人识见的创新之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政坛文学”这一命名和范畴将“官场文学”和“官员创作”统括起来,对当代湖南文学创作也是当前全国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现象进行考察,体现了一种理论勇气和新见。2.对一些固有判断进行了突破,如“优秀的官场小说并非通俗小说,而是一种成熟的纯文学文本”,对官场文学的批判性品格给予了肯定;同时从新角度如从文化角度来考察官场小说的繁荣的原因;从全国的视野对当代湖南政坛文学创作进行考察,以“重镇与先锋”来定位当代湖南官场文学在全国的文学地位等,都显示了理论观察和认识的深度。3.宠观把握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如第一章对官场小说的定义和品格的思考,对官场小说的整体把握,第二到十章选取若干个案研究,在论析中特别注意对现象或问题进行历史梳理,具有文学史的脉络和眼光。

  湖南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投文说,《治守之道》是一部富有新意而自成体系的专著,视野开阔,新见迭出,在近年来的湖湘文学研究中可以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该书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一、总体把握与个案研究相结合;二、理论概括与文本细读相结合;三、重点突出与文体兼顾相结合;四、历史透视与现实意义相结合。该书对湖南近二十年以来政坛文学的总体定位、发展历程和创作特色都概括得相当到位,在个案研究上更显深度,一方面在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的总体性视野中观察湖南政坛文学的创作特色,另一方面在一种综合性的视野中把握湖南政坛文学 在中国当代官场小说中的地位,符合湖南文学的实际情形。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导罗如春认为《治守之道》运用比较视野,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研究对象,系统完备,结构严整,在有限的空间中把问题说清说透。

  株洲工业大学学报《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主编黄声波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官场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在图书市场持续流行和火爆,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其中一些优秀之作如以王跃文的《国画》、阎真《沧浪之水》等,其实际影响要远高于同时代一些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但遗憾的是,由于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原因,其创作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湖南是官场小说创作的重镇,人称官场小说创作的“半壁江山”,龙长吟先生《治守之道》一书,开湖南当代官场小说创作系统研究之先河,把王跃文、肖仁福等人的官场小说提升到当代湖南文学品牌的高度,充分肯定其时代价值和艺术成就,其表现出来的学术眼光和理论勇气,令人景仰,我们有理由相信,龙先生的这部大著一定会在当代湖南文学研究乃至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治守之道》从为政之本、为官之道出发对政坛文学进行研究评论,基本诉求与习近平总书记 “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精神高度吻合。龙长吟一方面沿着作家的创作路径,用文学史眼光为作家作品定位,挖掘当代官场小说的思想灵魂和审美属性,论定官场文学已属成熟的、重要的社会主义纯文学的新文体,另一方面也明确地指出了官场文学作品应该把握的分寸,对官场小说和官员创作中滥竽充数的赝品、次品,做了严正的批判。作者以一个评论家的冷静思考,为官场小说的走向把脉。《治守之道》在评说作家的同时,还及时表达了批评家的文学观念、美学见解、政治理想和历史思考时,并对文化实业学,文化产业学的建设问题,以及文学与政治由从属于关系转变为“文政协和”的新型关系等前沿问题,做了较新颖的论述,其意义与价值不囿于文学本身。

  龙长吟的评论特色与风格

  谭伟平认为,《治守之道》是一部为官场小说正名的作品,知人论文,力求公允;涤浊扬清,昌明辨正;借道究理,返璞归真;语言晓畅而有诗意,可读性强。

  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禹建湘说,龙长吟先生以独到的文学批评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批评谱系、批评话语和美学原则,坚守着文学批评的尊严和独立价值,自觉地承担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导航者”和“守夜人”。在当今人情批评、圈子批评、酷评、媚评、空头批评、好话主义日嚣尘上、学院式批评大行其道的批评背景下,龙长吟先生的文学批评思想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独特的贡献,为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的精神形象和建设中国化当代文学批评理论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具体表现为四个特色:坚持文学与文化的先进方向,占领文学评论思想的制高点,对当代文学进行正确的认识、把握和评价;把文学批评放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在比较中把握文学的发展走向,他的批评注重对文学作品历史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感悟和阐发;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坚持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平等对话;强化和张扬主体意识,实现对文学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龙长吟文学批评思想的灵魂。

  中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晏杰雄说:龙长吟的批评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批评传统,即一种务实的现实主义批评传统。他是把现实经验与文学文本直接揉合在一起的一种批评,把现实改造力量倾注在批评写作之中的批评。文风朴素,却切实有效,不花哨,句句有所指,能够击中作家和现实生活中的痛处。

  万莲子说,文学批评是一种寂寞的事业,它必须依托作家作品,实现文化互动再造。在作家/文本和批评者(读者)的关系场中,批评发散着浓厚的第一读者的文学生产现场气息。《治守之道》篇篇如是,章章如此,字里行间,莫不如是。

  卓今说,龙长吟的批评为新生的青年文艺批评家树立了好的榜样。当下,以西方文论为脚手架的批评模式被推倒了,我们如何展开批评?一是要有问题意识,二是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深入文本与跳出文本、规律研究与个案研究、西方资源与本土资源、缘情与缘道的关系。这些方面,《治守之道》都有所探索,有成功,也有尚不尽如人意之处。

  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任美衡说,作为一个几乎与湖南当代文学同行的老批评家,龙长吟先生为湖南文学之发展作了突出的贡献,今天所捧出的文学评论集《治守之道》仍然显示着其锐气、客观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说来,一是关注文学热点。该著不但精心地雕刻出了湖南官场文学的主题形象、特色与诗学,而且还从正面切入文学官场的逻辑、内在结构与发展方向,并力图用文本细读重新建构政治与艺术的本体情怀。 二是直面文学难点。具象化现实体制的官员形象并予以辩证的评价,突破“定性”之难;化解本土、当代与审美之评价和世界、历史与人文评价之矛盾、错位并将之创造性地结合;从而由批评之技通向批评之道。三是还原文学奇点。作者力图回到现场,剖解那些人事情物;回到感觉,从印象出发,将之作为评论的基本要求、基本素质与基本标准;回到个体自我,形成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生动的龙氏批评伦理学。

  《治守之道》作者龙长吟最后陈述了他写作该书的专业追求:一是坚持文学史眼光和广阔的视野,二是深入挖掘作家作品的思想灵魂和审美属性,三是唯真、唯实、唯理,努力追求学理性,四是坚持作品本体、文学本位,不搞不看作品任意发挥的盲评,不搞痛快淋漓骂倒一切的酷评,不搞玩弄新名词新概念、故弄玄虚的妄评,五是地方评论家要坚持本土评论,努力让墙内开花墙内外都香。

  《治守之道》及龙长吟评论的不足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学者们也坦诚地说道了龙长吟文学批评及其《治守之道》的不足。

  刘克邦等几位专家说到,《治守之道》虽然在引论中详细而严厉地批评了官场小说创作中的种种弊端,但一接触到具体的作家,对其缺失都是点到为止,所以他的批评厚重而不犀利。龙老师可敬可交,不犀利是他为人为文太善良了的缘故。罗如春则从另一角度说道,批评家与批评对象之间距离太近,批评品格的独立性便难以高度保持。

  万莲子说,有些章节读来荡气回肠,如P184那节,但板子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湖湘文化只讲经世致用的权谋思维和战斗思维,尚未摆脱治乱循环的传统谏言策士路径依赖;对官(公职)的认识较为陈旧,未能达到人类世界政治文明的最新层次。对官员写作评价偏高。娄成还具体指出了两个页面中打字的错误造成了知识性差错。

  此外,尽管作者从文学史角度考虑,给重点作家一个全貌,但还是有学者认为,《治守之道》选取作家作品有点杂,王跃文的《漫水》和余艳的《杨开慧》不应入选。会议时间虽然短暂,期间还是产生了一些交锋。比如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中国根本不存在“官场”,但大部分学者不同意,认为官场是客观存在的,它就是职场,关系场,旧时称衙门,现今称机关而已。

  建设“文学评论湘军”

  本次研讨会是湖南省文艺界第一次为评论家举办的研讨会,与会学者比较兴奋,自然而然谈到了湖南文学评论队伍建设的问题。《治守之道》作者龙长吟回忆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湖南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不太正常。一位作家公开在大会上说:“评论家就是擦皮鞋的!”既然写评论是擦皮鞋,哪个学者会不自重来给你擦皮鞋?所以湖南文学评论长时期不景气。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的是湖南省作家协会老主席孙健忠先生。1989年湖南省作协单独建制时,他坚持建立了创作研究室并亲自掌门。湖南文学评论逐渐兴旺起来,孙健忠主席功不可没。

  晏杰雄说,批评是个太复杂的东西,几乎是一个黑洞式的文学容量,背后需要强大的思想支持和经验支撑,需要文史哲等强大的人文素养,需要作者是个了解世俗经验的人,另外他还需要文学才华,这些,作为批评家太难达到了,太具有挑战性。晏教授还说,龙老师这一代是具有综合素养和文学介入情怀的批评家。而现在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批评传统,随着老批评家的年龄增大行将消失。新的批评从业者没有一个主流和坚持了,鲜有能理解和接续这种批评气质了,湖南文学批评继龙长吟这一代之后可能需要重新出发。

  与会学者对文学评论湘军的崛起充满了信心和期待。放眼当下,评论湘军阵容壮观,仅就中南大学而言,聂茂的省级重点文学研究课题明年结题,一个人一次就要出版7部学术专著,副教授晏杰雄的评论已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旗手欧阳教授德馨、才高、思精、望重……。龙长吟在陈述中呼吁:是打出“文学评论湘军”旗帜的时候了!并激情展望:试看明日之中国文学评论界,定然是京师、沪旅、湘军、秦营、粤勇、闽、浙之伍,七雄鼎力定天下!


  

以文化建设促进思想政治建设:我写《治守之道》陈述

龙长吟

  2015年,国内出版了两本论“治道”的书:一是京津沪六位博士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认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没问题,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共产党国民党化,政策对头,国家民族必然复兴。另一本是拙著《治守之道: 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湖南人民出版社)。一是为官场文学正名,二是如笔者所撰昭阳公园联:“当官宜廉宜让宜蹈厉奋发而民有安居之乐,治守兴本兴末兴科学文化则国无鼙鼓之忧”,借文学表达反腐倡廉、提升民权、限制官权,以求国泰民安的意愿。此举意在以学干政。以学促政,以文资治,原是中国文化及其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炎武的《日知录》,魏源的《海国图志》,曾国藩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首倡“经济之学”,龚自珍提倡“一代之学即一代之治”,以及狗尾续貂的《治守之道》等,都是学、道、治三者融通的学术经世传统的一脉相承。

  拙著37.5万字,其要只有四句话。第一句是老话:“中国必须大力反腐肃贪”。共产党政权经历了夺权、稳定和巩固三个阶段,进入到长治久安时期,必然要整顿吏治,惩治腐败,此时知识分子应当有独立人格,敢提意见善提意见。拙著说的虽然是老话,却有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在。第二句是新话:“当代官场小说是成熟的、社会主义纯文学的重要文体”。所谓官场小说,乃是以官员为主角,以权力运作为中心,描写官场生态、官运沉浮的社会人生小说之一种。拙著对官场小说的正名与定位,必将改变一切辞书对官场小说的语义解释,纠正社会偏见、政治歧视与不良创作倾向,因而具有文学史价值。第三句是真话:“治大国必须有国家意志支配”。这是对西方政治体制理论奠基人孟德斯鸠“幅员与政体”理念的认同与修正。孟德斯鸠主张幅员窄少的小国用共和制,中等幅员的国家宜用君主制,幅员广大如清朝的中国采用专制。专制极其腐朽,理应唾弃,我改成“国家意志支配”—— 这个“国家意志”,必须是公众意志与长官意志的契合、升华,途径是现有的民主集中制与政治协商制。当代中国问题的症结不是政体而是长官意志压倒了公众意志,解决的办法只能是限制官权,提升民权,将长官意志、公众意志、国家意志在不同时期的总任务上契合起来,实现民主与集中、上意与民意、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拙著的政见核心正在这里。

  第四句是行话:文学评论要重文本、重学理、重审美,地方评论家还要重本土。拙著本质上是一部文学评论与研究的著作,主要在五项专业要求上下功夫:

  一,用文学史眼光为作家作品定位。本人参与编撰过多部文学史,真正的文学史眼光是将作家作品放置在社会大环境中,放置在断代、类型、通史或地方文学史中,考察其独特性,分析其得失,发掘其思想艺术的闪光点,给予准确的文学定位,不是简单的内容复述或书刊出版情况所能代替的。为此,拙著对重点作家的评说不只限于一种文体或一部作品的分析。用小说巨臂和文化之剑重开历史、拨云见日的唐浩明,以文资政、以政养文、文政兼和的市长作家谭仲池,以眼光和韵味折服群雄的多文体写作领军人物王跃文,从苗乡风情到官场风云,人称机关小说第一人的肖仁福,划时代书写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阎真,以女性柔肠与硬汉精神在文学之路上愈行愈远的余艳,都有所延伸、扩展,将文学史意义、美学价值融于一体。官员创作原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的一个常态。自《尚书》“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开始,修《春秋》、治二十四史,直到今日的官员业余创作,全在于明得失,存正道,垂鉴戒于后世。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官员的写作史,一部官员的文化活动史。官员创作水平的高低,是中国国家文化水准、民族文化素质高低的计量器。拙著不依傍他人,不承袭旧论,不追随流俗,力求论述对象都准确地坐在自己的文学位置上。

  二,挖掘当代官场小说的思想灵魂和审美属性,为官场小说正名。官场文学古已有之,《史记》《资治通鉴》,主要传录皇室、京官、地方大员和反叛者的生平事迹,攻伐韬略,权谋纷争,其中不少篇章、片段,融文学、历史、政治于一炉,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算得上正宗的官场文学。当代优秀的官场小说家,满怀爱国爱民的热情、忧国忧民的思绪、为国献策的赤子之心,饱和着自身的人生阅历和工作体验,反腐倡廉、高扬人间正气,从国家治理、官员执政的角度构建作品,借仕途之荣衰,察世道之冷暖,考权政之得失,品人生之况味,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立意在于治道,早已超越晚清官场小说对旧官僚的讽刺挖苦,进入到发掘人生智慧,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文资政、文政协和的新阶段;在艺术上,以纪实、审丑、个性追求为主要审美手段,成熟了官场小说这一社会主义文学新品种。它们是反腐的利剑、社会的档案、治国的策论。《治守之道》正是沿着作家的创作路径,从为政之本、为官之道进入政坛文学的研究评论。基本诉求与习近平总书记 “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精神高度吻合。当然,对官场小说和官员创作中滥竽充数的赝品、次品,不入流的庸劣之作,拙著也做了严正的批判。

  三,唯真、唯实、唯理,努力追求学理性。所谓学理性就是充分地说理与科学的界定,从而把习以为常的普通事物提到理性的层面来认识。比如,“官场小说”这个经常挂在人们嘴巴上的名词,平时说说也就过去了,但在书中,笔者从五大方面做了界定:以权力运作为中心;官员为主人公;官、权、钱、色、位五素俱全;重在写官场生态和官运沉浮;主要审美手段是审丑。这样一来,普通名词就成了专用名称,就拥有了学术问道的理论色彩。又比如“优秀的官场小说广受欢迎”这个判断,用了上中下三个层面、五个事实来证明:江泽民推荐《抉择》参评茅盾文学奖、王岐山向北京市干部推荐阅读《大清相国》;中纪委官网向全国官员推荐阅读《曾国藩》,《领导科学》杂志开专栏介绍优秀官场小说;湖南省图书馆统计数字——2014年上半年,该馆外借图书册次中官场小说借阅远远高出于其它图书。学理性还表现在理论框架的建构。研究当代官场文学有两种架构方式:一是抓出十来个理论命题立章,小命题立节,把作家作品打碎,将材料分散到各章节中做实事依据;二是纯理论做总论(导论),以单个作家作品做各论。拙著是全国第一部为官场文学正名的作品,必须须用第二种框架:一个个优秀的小说家,一部部优秀的作品,独立地成章成节,像山一样屹立在书中。你把这一座座山推到了,我就服你了,你推不倒这一座座山,你就得接受我的理论,承认我的正确,承认当代官场小说的文学史地位。由此,拙著有一个硬性质量标志——拙著80%以上的章节先后以30余篇论文的形式发表过。一般说来,一部近40万字的学术著作,整理出5、6篇论文发表就很不错了。我先后发表了30多篇,应是心血之作。将单篇文章改写成书稿,不仅仅是形式的变更,还会较原作更精深一点。

  四,坚持作品本体、文学本位,不搞盲评和酷评。曾有两种不良批评倾向:一是不看作品,望书生义、大而无当的“盲评”,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痛快淋漓地骂倒一切的 “酷评”。文学批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就必须唾弃不良批评,认真阅读原著,坚持作品本体、文学本位。

  五,坚持本土评论,杜绝墙内开花墙外香。拙著评论的对象,全是湖南省作家近二十多年来的作品,本土性与同步性非常明显。在作家云集的当今,光靠京津沪大腕批评家发现、扶植地方作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本土文学必须依靠本土批评家来关注。由此,我对湖湘文化也有独到的发掘和发现。比如文化实业学,文化产业学的建设问题,文学与政治由从属关系转变为“文政协和”的新型关系等前沿问题,拙著都有较新颖的论述。深入研究本地区、近时段的重要作家作品,及时表达批评家的文学观念、美学见解、政治理想和历史思考,其意义与价值应不囿于文学本身。

  这是湖南文学界第一次为评论家举办研讨会,我深感荣幸。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湖南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不太正常。一位作家公开在大会上说:“评论家就是擦皮鞋的!”既然写评论是擦皮鞋,哪个学者会不自重来给你擦皮鞋?所以湖南文学评论长时期不景气。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的是谁呢?那就是湖南省作家协会老主席孙健忠先生。1989年湖南省作协单独建制时,他坚持建立了创作研究室并亲自掌门。研究室由研究唐诗宋词的李元洛任主任,成员有聂雄前和我。搞文学理论研讨,举办作家作品讨论会,设立“湖南文学评论奖”(可惜只搞了一届),创办《文艺资讯》,编印湖南文学评论选集等,很有生气。这一切,孙健忠主席功不可没。我当时从吉首大学调来,着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架通作家和高校文学老师的桥梁,请高校老师经常性参加省作协文学活动。放眼当下,评论湘军阵容壮观,仅就中南大学而言,聂茂的文学研究省级重点课题明年结题,一个人将一次出版7本专著,晏杰雄副教授的文学评论已产生全国性影响,旗手欧阳教授德馨、才高、思精、望重……。是打出“文学评论湘军”旗帜的时候了!试看明日之中国文学评论界,定然是京师、沪旅、湘军、秦营、粤勇、闽、浙之伍,七雄鼎力定天下!同仁们,加油啊!

  2016年12月3日于长沙市同升湖寓所

 


 

 《治守之道: 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作者龙长吟

  龙长吟人物链接:

  龙长吟,本名龙长顺,湖南邵东人,194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员。曾任湖南省作协理事、创研室主任,湖南省文艺理论学会、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第二届荣誉主席。1965年上半年在湖南师院中文系读大二时,写了一篇反批判的万字长文《论“早春二月”主题的积极意义》,1974年在《湘江文艺》发表《批判“园丁之歌”》的左倾文章。1978年开始,在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三个方向上开展研究,现有专著6部,169.5万字,合著11部,执笔90万字,另有未入集的论文约80万字。其中论湖南作家作品文字约占80%。八九十年代湖南实力派作家的第一篇评论,大都出自其手。同时还撰写了全国第一部民族文学理论专著,第一个按年代划分作家群,1999年初夏举行了湖南60年代生作家座谈会,而后才有60后、70后、80后的说词。放眼全国、宣传本土,是龙氏文学评论的一贯特色。刘起林评龙的《学术慧眼与人文热情的有机融合》,入选《中国九五科学研究成果选》社会科学卷。

 


 

  昌明学术也济人

  ——龙长吟的文学评论生涯

  庆龙君

  龙长吟,本名龙长顺,1944年生,湖南邵东人,研究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创研室原主任,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原荣誉主席。从1965年6月《论“早春二月”主题的积极意义》开始,从事文学评论与研究50年,在文艺理论、评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三个方向上展开,论著17种。曾获国家大奖骏马奖,省社科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及其他奖多项。刘起林对其著作的评论《学术慧眼与人文热情的有机融合》入选《中国九五科学研究成果选·社会科学卷》。就此,在《文献与人物》杂志采写的基础上,本刊编辑部再次采访了他。现将综合整理稿发表于后。

  记者:龙先生是2004年5月退休的。11年来,您公开出版了专著《两性对立的女人:中国新文学女性形象衍论》《治守之道: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合著《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与谭伟平共同主编了《现代中国文学教程》;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小说评论》《创作与评论》等报刊上公开发表评论与研究的文章69篇,共计出版发表1280余千字,平均每年近12万字的速度前行。退休后您为什么还坚持不懈地写作呢?

  :从政策上讲,国家公职人员退休后都要彻底退位、退职,再不理事,谁都要遵照执行,这是大前提。但是,科学界、文艺界的退休者与政界有所不同。官员退下来就不再呆在政界做事了,胡锦涛“裸退”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政界人退休后大多转入了文学艺术界,作文、写书、练字、唱歌、绘画、雕刻。2015年省文艺界迎春座谈会上,宣传部的有关领导透露:湖南一些省军级老同志,退休后大多准备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官员退下来还要进入文艺界,我本来在文艺界,为什么硬要退出文艺场域呢?文艺界专业人士与官员退休后最大的不同在于,官员退休就是出局,专业人士还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继续劳作。

  陆游诗云:“勿言牛老行苦迟,我今八十耕尤力。”我们这一代专家、学者之所以像陆游,退而不休,还有个特殊原因:建国时开始读书,与共和国一同成长,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者。这一代学者绝大多数出身寒微,缺乏家学渊源,没有童子功,没机会读硕攻博,甚至大学专科本科都没有念完,“先天”严重不足。20多岁以后本是做学问的黄金年龄,可惜正值文化大革命,遭遇了一个真正的文化荒漠期。加上前前后后频繁的政治运动,白专道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帽子满天飞,导致“后天”营养不良。《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我们赖以自立的基本功。如不这样,就很难在高学历高职称的学界立稳脚跟。

  记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代环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能否谈谈您是怎么与文学评论结缘的?

  :我与文学评论,结缘于青年人的血气方刚。在我们成长的年代,只要功课上得去,没有钱也能一直读书,这是我们的幸运。但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初期,政治惯性很强,政治运动频繁,从政治着眼的多,思想不能独立,不利于做学问,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当年的不幸。我搞文学评论,起于对左倾思潮的反抗。记得1965年全国批判电影《早春二月》时,我正在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大二,总觉得不对劲,便奋笔写下了反批判的万字长文《论“早春二月”主题的积极意义》,写作时激动得两手直发抖,感觉真理在握,便寄送上海《文汇报》。三个多月后,副系主任、文艺理论家邓超高老师(后在省政协学委会主任位置上退休,现仍协助省政协退休办做些工作)找我谈话,传达文汇报编辑部的意见:该文是哪个教授写的,如发表,连文带人一起批判。为了保护学生,当然谢绝发表。我的第一篇文学评论虽然流产了,却也奠定了我的自信。我开始在学术方面做准备,以学习委员的方便,办“学术动态”墙报,文化革命中到北京串联,我带领部分同学在中国文联抄大字报,有意摸摸文艺动态。1977年,我在《湘大学报》发表文章,最早为“国防文学”口号的平反出力。不可小觑为国防文学口号平反。当时刚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政治阵线极不分明。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来湖南,在湖南宾馆会议室为国防文学口号平反讲话时,本来坐在主席台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立马从主席台退下来坐到听众席上,以示“撇清关系”。我的文章旗帜鲜明,受到主张平反一方的重视,但也潜藏着风险。这些并不意味我没有左倾思想,时代烙印不会漏掉任何人。1974年,湖南批判湘剧《园丁之歌》,我在《湘江文艺》(原《湖南文学》)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评论,就是批判《园丁之歌》的。文章虽然坚持了学生必须读书的底线,只批判作品没有遵循“五七指示”的一面,但左倾错误思想是明摆着的。无论怎么说,我的第一篇评论就是悲剧,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记者:那么,您比较称心的写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是打倒四人帮后的1978年。那年开始全面复刊,我从此连续不断地发表文学论文。但当时还留有许多禁区,有许多担心。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在研究鲁迅,研究毛泽东诗词,那样很保险。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实际上是公开发表毛主席的爱情诗《贺新郎.挥手从兹去》开始的。写爱情曾是一大禁区,当时解禁了,显露出文艺的曙光,大家都很兴奋,对毛诗注家蜂起。我当时30出头,毛头小子一个,立在我前面的是一层层资深学问家,功力深厚,学界根本没有我的位置。但我比他们都兴奋,原因很简单:毛泽东这首词刚发表,同时看到,起点一样。人年轻手脚到底快些,我迅速写出三篇文章:《诗卷长留天地间——论毛泽东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贺新郎.挥手从兹去”写作时间考》《“贺新郎”思想境界论》(?),分别刊登在吉首大学学报、湖南师大学报、湖南教育三家刊物上。前两篇很快就被刚恢复的“人大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全文转载,我也由此得以参加1979年湘潭大学举办的全国首届毛泽东诗词研讨会,应邀与辽宁大学、福建师大、山东师院等高校中文系老师一起,撰写、出版了第一部合著《毛泽东诗词研究》,开始在学界频频露面,1985年破格晋升为文学副教授。当时控制极严,全省破格升文学高职的仅有我和刘衍二两人。因出版控制严苛和工作调动等原因,10年后的1995年,我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文论专著《文海探珠》(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1997年才晋升正高。

  记者:你们这一代做学问确实有你们的难处。请说说您坚持搞文学评论的具体动力吧。

  :我搞文学评论,除了首先本自年轻人的血气和正义感,还有一点就是不愿意碌碌无为。人生在世,总是要做一点于他人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矢志不渝的信条。尽管搞文学评论是在别人的生命磁场跑马,我也乐此不疲。学者做学问,犹如农夫种稻子,有早、中、晚三季,我们这一代学者,早稻颗粒无收,中稻严重歉收,对自身这一状况,我特别不满,下决心“堤内损失堤外补”,早、中稻的损失一定用“晚稻”丰收来弥补。我的丰收期实际上在退休之后。退休了,既不要科研成果评职称,也犯不着自己掏腰包发文章、出书。是生命就要燃烧,有能量就要释放,我们做事基于生命的本能,对专业难以割舍。年轻时做学问不但政治压力大,还要为柴米油盐担忧。1973年除夕,我上午看书,下午上街买盐,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好在每人供应了半斤盐肉,凑合着过了年。退休后,经济、精力、时间、都比退休前优裕,是做学问的第二个黄金年龄段,所以才退休不休息,退位不退场。我们这些人,一不要位置,二不要出差费,三不要办公费,完全意义上的义工。我们需要的是理解和尊重。拙著《治守之道》登上2015年度湖南十大文艺优秀图书榜,衷心感谢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的主席们,感谢省书评会的评委们。此外还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已故的罗成琰先生。我曾与他交谈过退休不退场等问题,过年时,他特意送“长吟老师”一张贺年卡,自称“学生成琰”。 他这样做,与评论家协会、书评会的朋友一样,就是理解,就是尊重,就是胸怀,就是德性!这方面省作协历届领导都做得好。本届党组决定给每位七十岁以上的文学老人出选集,已经给孙健忠、李慕贤、肖育轩等出了选本。省作协的莫傲副书记和王跃文主席,对我和其他退休作家的劳动曾给与过充分的理解和恰当的支持,令人难忘。

  记者:还有别的动力吗?

  :当然有,那就是名利思想的助推。只是当时不敢说,隐蔽着。出身边远农村的我,高中毕业时还没听过广播,没用过电灯,高考作文题《唱“国际歌”时所想到的》写成了“唱《国歌》时所想到的”。一下子进了省城,眼前世界真精彩,与同学、与外界差距太大,我必须加倍努力,急起直追,以自立来磨灭自卑,以自强来提升自己,免得被人瞧不起。大一时,湖南师院院长刘寿祺出版了《论党的政策》一书,我买了一本,心想,一旦自己的手写字也变成这样的铅字(那时只有排版印刷),那多么光彩!从大学二年一期开始,我就动笔写作,十年文革也没有完全搁置。1980年代以前,我们虽然频繁地经历各种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名利观念、白专道路、成名成家的思想,通过写作出人头地的想法一直在帮着我攒暗劲,始终不渝地在读书写作。由于我们这代大学生机遇了80年代初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好大一部分人搞政治,官越做越大,往往造福一方。我这个搞学问的,自信不会输于他们,在文学方面做点实事,也有价值。2013年我进七十岁,写了一首《七秩自寿》(后发表在《湖南地方志》),抒发我的志趣:

  七秩自寿

  笔走文坛五十春,不问收获只耕耘。春淫夏旱少甘露,月露云阶近黄昏。天意从不怜秋草,人间自古重晚晴。老骥奋蹄无他念,昌明学术也济人。

  显然,这首诗概括了我大半生学术经历,结语“昌明学术也济人”明示了我文学评论的基本动力,是我生命价值的体现,也表达了我晚年“恋栈”的根由,获得了同代学者的认可,有多人唱和。现录沈家庄教授于温哥华的和词以兹证明——

  水龙吟 为长吟兄古稀岁寿

  海天新月如鉤,望星遥祷文章友。风雷叱咤,少年豪气,寻常杯酒。楚臣流芳,湘灵遗韵,根深林茂。算指挥倜傥,笑弹棋局,平章事,经纶手。

  云笠雨蓑南亩。对湖山,清香盈袖。后皇嘉树,绣其长岛,橘平安否?玉虬临风,素怀雅健,坦然回首。看梅催瑞雪,霞引瑶浆,献庄椿寿。

  可见,同辈同行对我的文学评论生涯持肯定的态度。

  记者:您之所以写《治守之道》这本书,一是受反腐倡廉、整顿吏治、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驱使,二是为当代官场文学定位,为官场小说家抱不平、争地位,三是专业性格的延续。这第三点,能否说得直白些,充分些?

  :学者对自己的专业追求是执着的,不轻易放弃。我搞了大半辈子文学评论,《治守之道》是我评论风格的延续。一是作品本位。作家靠作品说话,评论一定要以作品为依据。认真阅读作品是评论的前提,离开作品的空谈或不着边际的发挥,骂倒一切的酷评或虚张声势的新名词轰炸,都不是正宗的文学评论。作品本位的文艺评论,不是没有理论,而是让理论之花随着作品的评判、分析、阐发而绽放出来。政治话语须化繁为简,几句口水话说清纷繁复杂的问题和深刻的道理;学术话语要变简为繁,围绕焦点,用带思辨色彩的语言说得头头是道;评论话语则介乎两者之间,用平白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将作家作品的特点、优劣、地位说透。《治守之道》无论总论与各论,都有比较浓重的学理性,注意语言的诗意。二是本土性。我写过很多省外和已故作家的评研文章,但主要关注湖南本土文学。纯粹关于湖南当代作家的有《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龙长吟卷》《芙蓉评林》《治守之道》三部专集,《湖南文学史.当代卷》《湖南新文学七十年》(合著),还有不少本土评论文字散布于各种文学史著中。对象单纯而集中,并不意味视野狭窄。我总是把本土作家摆进中国新文学史和全国文坛生态中,纵横比较、鉴别,突出特点与创新,评论力求正宗、准确、到位。雷达先生说:“我曾读过他关于《曾国藩》的一篇长文,写得扎实而饱满,比一般的研究者要深入得多。”(雷达:《芙蓉评林.湖南实力派作家检视.序》)三是同步性。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两张皮,粘不到一起,原因在于评论与创作脱节,评论过于滞后。湖南当年大多数实力派作家的第一篇评论,都是尚未出名时由我撰写的。我一口气写了唐浩明六篇评论之前,只有北京一位评论家先我发表了两千字的短评。及时评论有影响的新人新作是硬功夫,需要历史眼光、全局眼光,有穿透力的眼光,看得准,才不会遭遇尴尬,没有后遗症。第七届丁玲文学评奖,一位有一定身份的作家的书,我坚持评二等奖。这个作家不服气,后来邀省内名家研讨他那书,唯独不请我参加,但研讨的结果无形中支持了我的结论,据说散会时礼品礼金都免了。《治守之道》代表的作品本体、本土性、同步性三大评论特色,是我一贯的追求,所以说它是我专业性格的延续。

  记者:培根说:“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唯聪明者善于运用学问。”您在积累和运用学问上有哪些体会?

  :除前面说过的自强不息外,灵感与激情也很重要。巴甫洛夫说过,学问要求人们最大的紧张和最大的热情。刘起林说我的评论是“学术慧眼与人文热情的有机融合”。除却鼓励的成分,起林说得很对。“慧眼” 与聪慧、灵感相连,创作要灵感,做学问也要灵感。

  记者:我也有同感。思索过程中偶尔的灵光一闪,其实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那人”的明亮现身。灵感怎样触发了您的学术研究?

  :灵感一旦袭来,抓住不放,立即出手。1978年,我教毛泽东诗词课,《诗刊》刚好发表了毛主席的爱情诗《贺新郎.挥手从兹去》,我一下就兴奋了灵感以来,立马写了《诗卷长留天地间——论毛泽东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三篇文章发表,被邀请参编全国第一本毛泽东诗词研究著作,由此开始了长时间的文学史协作编著。

  退休后在怀化学院做现当代文学特聘教授那段时间,和谭伟平院长的共同带领教研室同行一起,打通时代壁垒,两课合一,该课由校重点改革课提升为省重点改革课、省重点课程,后又升为省重点学科。八年后又与谭伟平、肖百容、杨厚均、曾耀农、邓立平、王再兴、王雅平等同仁,编写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教程》。这是第一部真正打通现当代文学界限的全新的中国新文学史著,“20世纪文学”也匡范不了它,从架构到阐释都非常有创意。最初的创意也是一闪念的,与同仁们的想法不谋而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它时特别顺利。在怀院是我最快乐的八年,教学科研之余,周末与同行们打“卫生牌”,有一次居然连续“奋战”了26个小时。

  我的“中国新文学女性形象研究”,也起源于灵感。沈从文《边城》的最大妙处,在于再现了翠翠这个乡村女孩从小到大、自然人性自然生长的详细过程。我从“翠翠的小女儿情态”、“情窦初开的淡淡的慕男感”、“不可名状的无爱的忧伤”、“清晰的爱恋心理”、“最后的通牒”、“无望的等待”六个阶段,把一个钟天地之灵气,承日月之精华的天公造物,一个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女精灵,徐徐推到读者的面前,沉入到读者的心底。当时我突然想到:如果从基本的人性出发阐释新文学中的女性,一改以往唯阶级论分析,中国新文学不真正回归到了“人学”?此念一出,现、当代文学中的莎菲女士、白毛女、李双双、胡玉英等一齐向我走来。通过一番梳理,我总结出了女性的十大人性特征——妙曼的形体、姣好的面容,柔弱,精神深处的“地母”根芽,爱情即生命,浪漫、对同类防范、嫉妒,生养性,最重情感又最实际,直觉与感觉系统最发达,爱说谎,赌注心理重且好吃零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选取60来个女性形象,分成感伤型、欲望型、贵族型等七大类型,予以系列的分析,写成了315千字的《两性对立的女人:中国新文学女性形象衍论》。文学博士王再兴在《理论与创作》上发表长文,说它确实是“一本新意迭出的好书”。

  记者:灵感毕竟属于感性思维,做学问主要运用理性思维。学者必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学术高地。学术高地是学术成就的标志,也是学术地位的决定性资本。您是怎么筑建自己的学术高地的?

  :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恰恰是我的教训。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真正的学者总有一个自创的学术高地。但大学小,专业不稳定,工作变动多,专业定向难。我1973年由纯苗地区的中学调入民族地区专科学校——吉首大学,教学内容不稳定,毛泽东诗词,文选习作,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都教过。我教哪门课就发表那方面的论文,成果零碎。但自始至终抓住一点不动摇:研究民族与文学的关系,这是我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优势。经过23年的努力,1997年终于出版了一部28万多字的理论专著《民族文学学论纲》。这是我国当代第一部关于民族文学理论的系统著作,作家蔡测海说它“建构了一个新的文学学科,而且为民族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机制”(蔡测海《我看“民族文学学论纲”的价值》,三湘都市报1998,1,24)民族文学理论界的泰斗,时年82岁的马学良先生说:“龙长吟同志的《民族文学学论纲》正是这种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开拓性尝试。作者着眼于世界范围的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并从文学理论的普遍规律出发来探讨民族文学的共同规律,将会对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并对推动民族文学创作、民族文学研究都会有积极的影响。”(马学良;《龙长吟民族文学学论纲.序》)马老的预言被一再证实。

  我的这块台地,继续筑下去可望成为学术高地。但1991年我调入湖南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只好放弃民族文学理论研究而专注于湖南本土文学研究,尽管这方面成果很多,但没有成为我的学术高地。学术高地有三个条件:独创,领军,高价值,我都没达到。

  记者:长沙大学原校长李峻教授说“《治守之道》有点胆识”,他为什么这样说?您对文学评论说真话怎么看?

  :文学评论当然要说真话。《治守之道》以湖南为基点,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当代官场文学著作,又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了真话,今后凡研究官场文学,研究当代文学与政治之关系,都绕不开它,要提到它。所谓“有点胆识”,也就是敢说真话。做学问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要说真话。但是,凡与政治、与现实贴得很近的学术问题,完全说真话很难。《治守之道》中我也没把真话全说完。我们这一辈子面对共产党政权建设两大阶段:稳定、巩固政权阶段,整顿吏治、力求长治久安的阶段。由分裂到统一、由乱到治的新政权诞生之初,百废待兴,政治惯性强,稳定与巩固政权,必然要求政治高度一统、思想高度一致,即便是小平同志掌舵,仍然强调“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这个阶段,特别看重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知识分子完全独立自主,学术自由,实在是一种奢侈。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同了,共产党执政发展到了“整顿吏治、长治久安”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执政党需要人民监督,需要舆论监督,需要知识分子的批评与建议。这时的学者,应该讲真话,发自己的声音了。不讲真话就是失责、失职。这个时候主管意识形态的各级官员,不应该再沿用稳定、巩固政权时期的老一套,那样会适得其反,至少会碰到许多尴尬。我这本《治守之道》,适时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因而敝帚自珍,也受到很多礼遇。湖南社科网全书连载,一年载完,《社科动态》杂志认定它是一本“以文化建设促进思想政治建设”的好书。82岁的老文艺理论家邓超高先生在《湘声报》发表《为官场文学定位》,指出这是《治守之道》的文学史价值。法学界经济法泰斗、78岁的漆多俊先生从“宪政”的角度肯定拙著的思想成就,对官场文学趋势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青年文艺评论家、作家聂茂,中青年学者肖百容,湖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岳凯华教授,青年法学家张德峰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治守之道》。一个学者、文化人,只要真正发出了自己的、正当的声音,一定会被理解、被尊重的。

  记者:作为文学评论家,您怎么看待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

  :作家和评论家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爱护。在境外,评论家是很受尊重的,评论家出现时,作家往往主动站起来握手或拥抱,互致敬意。老实说,湖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不正常。一位作家公开在大会上说:“评论家就是擦皮鞋的!”既然写评论是擦皮鞋,哪个大学教师不自重会来给你“擦皮鞋”?湖南文学评论长时期不景气。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的,是湖南省作家协会老主席孙健忠先生。1989年湖南省作协从省文联分出来单独建制时,他坚持主张建立了创作研究室并亲自领导。研究室由研究唐诗宋词的李元洛任主任,成员有聂雄前和我,创办《文艺资讯》,搞文学理论研讨,举办作家作品讨论会,设立“湖南文学评论奖”(可惜只搞了一届),编印湖南文学评论选集等,很有生气。这一切,健忠主席功不可没。我当时从吉首大学调来,着手做了三件事。一是架通作家和高校文科老师的桥梁,请高校老师经常性参加省作协文学活动,他们由文学评论的生力军逐渐成为主力军,二是开始系统评论湖南实力派作家的创作,同时发现有潜力的刚出道的青年作家,所以,好多湖南作家的第一篇创作评论都是我写的。三是为残雪改善环境。我来长时,文学界对残雪的现代派创作不理解、不喜欢,多持否定态度。这对残雪不公平,也是湖南文艺思想不解放的表现。于是,我收集外界肯定残雪的一些材料放进当时省委副书记刘正设在省作协的信箱中,让领导心中有数,在我参与编写的《湖南新文学七十年》中用较长的篇幅给予她文学史上的位置,还专门撰文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解说她。残雪的处境很快改变,后来还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记者:学术团队是学术创造的队伍,也是学术宣传队,有时还是拉拉队。这方面您有什么体验?

  :歌德说过,“从古至今,从来不是时代而是单枪匹马的个人在埋头于学问”。但是,在今天的媒体时代,有一支好团队,比单枪匹马容易出成绩、出影响。顾炎武《日知录。学者之患》云:“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在当代文坛,我也曾几次创了“第一个”:第一个按年龄段划分作家群,召开“湖南六十年代生作家座谈会” (后来才有了“60后”“70后”“80后”“90后”等简捷的命名),第一个创立了民族文学理论新学科,第一个为当代官场文学定位,第一个发现、考证并阐释了中国现代军事文学的开山作是陈渠珍的《艽野尘梦》,第一个提出孙健忠是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这些后来均被认可,但少有人知道我是始作俑者。有团队影响会大得多。话说回来,出身寒微、不在名校、上无名师、下无门徒、中少同道,孤军奋战,有此耕耘与收获,夫复何求?

  记者:最后请教您,您是怎么看待大学问家与家学渊源、童子功的关系?

  龙:我们这一代学者都只是小打小唱,真正的大学问家需要大气魄、大胸怀、大才智、大建树,这当然要家学渊源、有童子功、有定力,还要有重学问轻权力的社会氛围,因为爱学问的人一般也爱权势,易被诱惑。王船山4岁发蒙,7岁读完了十三经,14岁中秀才,除却十年抗清,毕生全力读书著述,当代有谁堪比?今后有家学渊源、童子功等基础条件,有名师名校等优越的学术背景,有不知政治、经济压力为何物的健康的学术人生的学者不少。设若整个社会不重学问,真正的大学问家也难集群式出现。

 

  记者简介:任国瑞,湖南省方志馆地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文献与人物》编辑部主任,著名文化学家、诗人,著作1000多万字。

  陈善君,文艺评论家,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网站公告
图片新闻
热点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