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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散文是在人间的写作

http://www.frguo.com/ 2016-11-24 谢有顺

 

  一

  多年前,我应《美文》杂志之约,在该刊开设了一年谈散文的评论专栏,带有研究的意味。可是,在写作此专栏文章的过程中,我却常常感到无话可说,大约散文真不是可供研究和评说的文体。散文,多半都是自由散漫的文字,如泰戈尔所比喻的,散文像涨大的潮水,淹没了沼泽两岸,一片散漫;用汪曾祺的话说,散文则具有“大事化小”的功能。这些都表明,散文在许多时候是拒绝阐释的;面对散文,我们所需要的,也许更多的是重新做一个读者——一个有闲心的读者,一个不以阐释代替阅读乐趣的读者。相比于小说和诗歌,散文的技术特征更少,经营的迹象也并不突出,更需要用心才能体悟。

  散文在中国,先前虽为一切文体之源泉,但发展到今天,它在文体上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散文无类,散文也无界。这种没有边际的自由,一方面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把散文推向了尴尬的境地——它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准确定位了。台湾的散文理论家郑明娳女士说,“现代散文经常处身于一种残留的文类”,“散文本身便永远缺乏自己独立的文类特色,而成为残余的文类。在地位上,现代散文反而成为一直居于包容各种体裁的次要文类。”(《现代散文类型论·序》)这点,我是深表赞同的。尽管“残留的文类”、“次要文类”之说,多少有点令人丧气,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就着文体本身的变化和革新而言,散文是这几十年来所有文类中最无所作为的。小说、诗歌和戏剧,这三十年来都发生了巨大的文体变化和艺术革新,惟独散文,总是生活在回望之中——现代散文的成就似乎成了散文界无法逾越的艺术高峰,散文一切的创造空间,在二十世纪似乎都被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语堂、梁实秋等人所穷尽了。当代散文还能做什么?当代散文如何获得自己独立的文体意义?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来,散文所依赖的话语制度,似乎从来就没有变化过,也没有前进过。这对于小说或诗歌写作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你很难想象,一个现代作家,还能以巴尔扎克的方式写出杰出的小说,或者以莎士比亚的方式写出优秀的诗歌或戏剧来,但散文似乎不同,它的经典写法从无大的改变。所以,一直以来,小说、诗歌界的革命热潮风起云涌,惟独散文界一直岿然不动。以现当代文学的比较为例,经过这三十年的文学革命,当代小说界也许还没有产生像鲁迅、张爱玲、老舍或沈从文这样的大家,但就文体、结构、形式、视角等叙事艺术而言,却要比现代小说丰富得多,崭新得多;比起现代诗歌,当代诗歌的变化和成就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当代散文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远远落后于现代散文的成就。尽管多年来,散文界要求变革的声音也有不少,但收效甚微。难道散文就不曾面临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困惑?或者知道有这个问题,却没人能够在根本上获得关于散文的新的艺术启示?——总之,散文面临着艺术上的停顿,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辛酸现实。基于此,我以为,香港学者梁锡华先生在《多角镜下的散文》一文中所说的散文踏入二十一世纪中期以后“会衰退,甚至会消亡”,也并非危言耸听之论。据梁锡华考证,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西方散文已日呈衰落之势,“即使驰誉世界数百年的英国散文,也难逃此劫”。估计中国也不会例外。尽管梁锡华先生所认定的关于散文即将面临衰落的原因都极为牵强而外在(诸如人们“改投科技怀抱”、“语文运用的范围相应缩窄”,缺乏“有耐心的耳朵”等),但他对散文总体趋势的判断,还是颇有道理的,毕竟,直到今天,散文也未能向我们显露出可以在变化中前进的可能——艺术上的停顿,总是一种文体衰败的先声。

  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但他提不出更有希望的事实。散文的陈旧境遇,多年来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惟一的变化,或许就是那些外在的散文繁荣,不经意地为一些人制造了散文日益兴盛的幻觉。都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文学界有了持续多年的散文热,这确实是一种客观现象,但这种散文热里,真正属于散文变革方面的成就到底有多少?照我看,更多的不过是时代造就的散文的虚假繁荣而已,留存下来的有价值的探索并不多。朱光潜先生很早前就说过,散文可分为三等,“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再其次是向许多人说话。”(《论小品文》)而张爱玲却说,散文是读者的邻居——这些,说的都是散文应面对个人,应把姿态放得很低,否则,散文可能就失去了它本该有的话语品质。而现在,一讲到散文的变革,就把题材越写越大,字数越写越长,比如,有些散文作者,只要一写历史题材,就端着一个架势,用史料把文章搞得密不透风,以为这就是文化关怀;还有些散文作者,花一两年时间写一篇文章,精雕细琢,恨不得字字珠玑,但在散文里寄寓了太多的东西,反而显得做作,读之令人失望。这些人的问题,就在于失了平常心,总在那里“写”散文,“用”散文。

  在专业写作越来越多的散文界,那些为变革而变革的做作的散文探索,看似热闹,其实早已远离了散文的本心。因此,所谓的散文热,并未对散文的发展贡献多少有价值的经验。

  于是,我对散文的阅读,开始转向那些非专业的、有平常心的文字。我认为,失却了自由和业余这一精神标志,散文就不再是心灵最亲密的盟友。散文最大的敌人就是虚伪和作态。没有了自然、真心、散漫和松弛的话语风度,散文的神髓便已不在。而一旦把散文变成一种专业写作,以我看来,就多半难逃这样的悲剧境地了。散文的无规范,用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一书的话说,是比小说和诗歌更为“近人情”,更反对制作,它崇尚自然,向往兴之所至,本质上说,它是业余的文学。所以,我对那些专以写作散文为业的人,历来是很讶异的,我不认为他们的专业姿态能帮助他们写出真正的好散文来。

  当代的散文历史可以证实,我的上述判断并不是空穴来风。至少,现在进入我视野的最好的当代散文家,绝大多数都不是专业意义上的,反而是客串和业余的身份,使他们写出了令人难忘的散文篇章。比如,汪曾祺、王小波、贾平凹、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余华、阿来、余秋雨、于坚等人,他们的文学身份更多的是小说家、诗人、理论家,而不是专业意义上的散文家。这些难道仅仅是出于偶然吗?也许,它不过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设想:如何使散文更好地成为“业余的文学”,才是散文的正大一途。

  确实,许多的时候,最好的散文都是“业余”的,“无用”的,它仅仅是为了呈现作者的一片闲心而已。而一个散文家,如果没有一点闲心和闲笔,要写好散文,恐怕是很难的;许多人之所以闲不下来,我想,并不是艺术技巧的问题,实在是他还没具备写好散文的心境罢了。

  二

  梁实秋在《论散文》里说:“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便把作者的整个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散文理应是自由主义的文体。正是在自由的意义上,林语堂提倡“不说别人的话”,胡适张扬“在不疑处有疑”,周作人自称“叛徒与隐士”,而郁达夫则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个人”的发现,堪称是自由的精神基座。只是,这种自由感,平常心,近人情,非专业,闲笔和闲心,显现一个人的性格……等散文写作当有的品质,在当下那些颇负盛名的散文家笔下,往往踪迹难寻;相反,在一些正统散文界难以归类的作家笔下,却能读到一些。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散文正从专业化的阴影下走出来,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说话方式,一种个人观察世界、理解生命的视角。许多的文字,与其说是写出来的,还不如说是活出来的,活在当下,活在俗世生活中,活在一个有声音和色彩的世界里,让心灵有所感受,也让人在天地间有所行动,这或许是散文根本而永恒的话语使命。

  因此,散文所承担的,往往是对自我世界的塑造,它就不能像小说家那样,以虚构和想象为能事,相反,它需要向我们出示更多的真实和确信。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在伦理上确认了一个散文家所说的和他的内心有着某种一致性,我们才能开始一种有信任感的阅读——这样的阅读,正是为了证实一个在俗世里活跃的心灵有着怎样的趣味、行动、困惑、理想和未来。就此而言,我非常重视散文的物质外壳,即重视一个散文家的感官和这个世界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一些浮泛、失败的散文,不仅在心灵上造假,更是在感觉上失真。要救治这种虚假写作,在我看来,首先是要重申感官(眼睛、鼻子、耳朵、舌头)在写作中的重要意义。

  正是从这个角度说,我对那些名重一时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兴趣很小,因为这些散文里的慨叹看似阔大,实则空洞,相反,我在沈宏非的《饮食男女》(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于坚的《相遇了几分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刘亮程的《驴车上的龟兹》(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雷平阳的《云南黄昏的秩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谢宗玉的《遍地药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胡廷武的《九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熊育群的《春天的十二条河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黑陶的《夜晚灼烫》(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等作品中,却读到了许多新的散文经验——他们在世界面前,首先是一个看见者,一个感觉丰富的人。

  这就是我要强调的,在作品中,作家必须向我们呈现一个活跃的感官世界。好的散文,往往能使我们感受到,作家的眼睛是睁着的,鼻子是灵敏的,耳朵是竖起来的,舌头也是生动的,所以,我们能在他们的作品,看到花的开放,田野的颜色,听到鸟的鸣叫,人心的呢喃,甚至能够闻到气息,尝到味道。现在的小说为何单调,我想,很大的原因是作家对物质世界、感官世界越来越没有兴趣,他们忙于讲故事,却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种丰富性——没有了声音,色彩,气味的世界,不正是心灵世界日渐贫乏的象征么?其实,散文界的困境也是如此。

  现代社会正在使我们的感官变得变得麻木。尤其是在城市里,我们所看见、听见的,吃的、住的、玩的,几乎都千篇一律,那些精微的、地方性的、小视角的、生机勃勃的经验和记忆,正在被一种粗暴的消费文化所分割和抹平,没有人在乎你那点私人的感受,时代的喧嚣足以粉碎一切,甚至连你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这些最本质的东西,都可能是被时代的暴力作用过的,它早已不属于你个人:你到一个地方旅行,可能是置身于一种复制的人造景观的空间假象中;你接到很多短信,朋友们向你表示节日的问候,可这样的节日(时间的象征符号)和你的生活、历史、信仰毫无关系。我们正在成为失去记忆的一帮人,而在失去记忆之前,我们先失去的可能是感觉;正如我们的心麻木以前,我们的感官系统其实早已麻木了。我想起几年前的一次乡下之行,傍晚的时候,看到暮霭把万物一点点地吞噬,才猛然发现,自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真正原始的黄昏和凌晨了。城市的灯光工程消灭了黄昏的感觉,而夜生活的习惯又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凌晨失之交臂,这就是我们的现代生活,一种没有黄昏和凌晨的生活,一种不需要动用感觉也能知道怎样生活的公共生活。

  难怪维特根斯坦说,要看见眼前的事物是多么难啊。确实,回想整个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由于过度崇尚想像和虚构,以致现在的作家,几乎都热衷于成为纸上的虚构者,而不再使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写作,也忘记了自己身上还有鼻子和舌头。于是,作家的想像越来越怪异、荒诞,但作家的感官对世界的接触和感知却被全面窒息。写作者普遍戴着文化的面具,关心的多是宏阔、伟大、远方的事物,而身边那些具体、细小、卑微、密实的事物呢,不仅进入不了作家的视野,甚至没人再对它们感兴趣。一种远离事物、细节、常识、现场的写作,正在成为当下的主流,写作正在演变成为一种抛弃故乡、抛弃感官的话语运动。这种写作的特征是:向上。——仿佛文学写作只有和天空、崇高、形而上、“痛苦的高度”密切相联才是正途,而从大地和生活的基础地基出发的写作——也就是一种向下的写作——则很容易被视为文学的敌人。但我认为,向下的写作向度同样重要,因为故乡在下面,大地在下面,一张张生动或麻木的脸在下面,严格地说,心灵也在下面——它决非是高高在上的东西。文学只有和“在下面”的事物(大地和心灵)结盟,它才能获得真正的灵魂的高度——这也是文学重获生命力和尊严的有效途径。

  所谓向下的写作,其实就是一种重新解放感官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将感官残存的知觉放大的写作。感官、身体、记忆、在场感,作为写作的母体和源泉,在任何时候都是语言的质感、真实感和存在感的重要依据。文学的日渐贫乏和苍白,最为致命的原因,就是文学完全成了“纸上文学”,它和生活的现场、作家的记忆、逼真的细节丧失了血肉的、基本的联系。这个时候,重新解放作家的感官,使作家再次学会看,学会听,学会闻,学会嗅,学会感受,就有着异乎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这些基本的写作才能,如今很可能将扮演着复活文学精神的重要使命。熟悉艺术史的人都记得,当古典现实主义绘画面临着因拘泥物质事象的真实而陷入困境的时候,印象派绘画以模糊和虚化事物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一套关于世界真实的想像方式,从而复活了业已死寂的绘画精神;然而,当现代绘画越来越走向抽象、怪诞、不知所云,甚至落入了“自我放纵和不顾一切代价地标新立异”(这话是菲利浦·拉夫在二十世纪中叶对拙劣模仿卡夫卡而产生的假现代主义的批评)网罗的时候,或许,惟有求助于旧有的对事物的观察和摹写,才能复活真正的绘画精神。文学也是如此。今天,当丧失活力、抛弃感官的“纸上文学”一统天下的时候,我尤为看重作家借由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这些感官以及记忆所发现的真实世界——当苍白的虚构遍地都是,惟有真实才能复活文学的心。否则,举目所见,都是空心的文学,虚假的文学,那将是何等的冷漠和荒凉。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套用在现有的文学写作中,似乎可以说,一个真实的细节有时比整个虚构世界的分量还重。

  一个作家,如果拒绝站在虚构的一边,并相信内心的真实和具体的世界、事物密切相联的话,他或许就会进入一种眼睛式、耳朵式的写作,因为在我们这个敌视具体事物的时代,有时,惟有看和听,才能反抗遮蔽,澄明真实。我愿意特别提到台湾作家陈冠学的《大地的事》(东方出版中心,2006),作为日记体散文,《大地的事》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好的散文篇章之一,可惜的是,内地很多读者并不了解这个作家。陈冠学的文字,许多时候和田园、大地是融为一体的。比如,它写雨声,就贴着自然写,让人回味无穷:“雨声之美,无如冬雨。冬雨细,打在屋瓦上几乎听不出声音,汇为檐滴,滴在阶石上,时而一声,最饶韵味。”它写秋虫的鸣叫,有节奏,有境界:

  行到庭中,站立了一会儿,正要转身入内,忽听见土蜢的鸣声,像发条极松了一般的弱,可听出擦翅的每一片段单音。心里不由受到一震,全身也受到一震,好久没听到这亲密的声音了。正待要多听一会儿,鸣声竭了,就像发条全松了一般,前后计算起来,似乎还不足十秒钟。又站了一会儿,等待第二声,竟就没有了。这是老友最后的道别,真真是向我说一声珍重再见,不免一阵悲思袭上心头……

  我期待这一种感官话语的崛起,期待眼睛、耳朵和鼻子能在散文写作中重新复活。由此,我在沈宏非谈吃谈喝的文字中,读到了世俗生活的趣味;在刘亮程的朴实记述中,知道了很多新的乡村知识;在谢宗玉对草木的描绘中,重新理解了植物与人之间的情分;而胡廷武则直接把自己的书名定为《九听》,他听书,听鸟,听吆喝,听戏,听蝉,听歌,听风,听雨,听鼾声,名之为“九听”,其实解放的是全身的感官,又何止耳朵!胡廷武作为一个虔诚的谛听者,正因为尊重耳朵,才写下了这批见性情、重记忆、感念故乡和大地的文字。这些作家,没有沦陷在世界的喧嚣之中,而是守住了自己内心的一片沉静,接近大地,接近事物和声音,从而也接近了自己生命中那些隐秘的角落。他们的心灵在散文中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他们不迷信观念对生活的解释,而是更愿意在细节和经验中重建人与大地、人与内心之间的那条精神韧带。好的散文,就应该是这种有根的写作。

  三

  在散文的写作中,除了感官要活跃之外,个人感受的深度也同样重要。比如,徐晓的《半生为人》(同心出版社,2005),就以感受的沉痛令我难忘。她的写作,具有谦逊、沧桑的美感,那些文字都像是命运的私语、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召唤,且深具理想主义的光泽。徐晓记忆中那些悲欣交集的断片人生,作为一种个人生活史的表达,说出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和随想。格致的《从容起舞》(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是对个人生命毫不容情的解析,关于心灵、身体和欲望,里面的坦白和不安,在当下的散文中并不多见。王兆胜的《天地人心》(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表达的是关于天、地、人的感悟,归结点是在“心”上。他所探求的,是心的现状和出路:人世的温暖,无不来自对人心的呵护;人世的丑陋,也无不都从心的暗处发出。周晓枫的《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则把身体看作是心的容器,而在身体的迷宫里,她以一种尖锐的直觉,向我们讲述了体验生命及其痛苦经验的不同路径——个人精微的感受,也在这样的讲述中获得了一种精神的重量。

  如何从个人的感受出发,接通一个更为广大的人心世界,这是近年来散文写作的一个新趋势。散文在许多人那里,曾经是一种私语,但这种窄小的个人,已经走到了一个限度,现在是思考个人如何重返公共空间的时候了。所以,近年来我也特别留意那种在公共世界中有思考力的散文,以及那种能够呈现一种正面价值的写作。我一直觉得,现在的文学界恶毒的、心狠手辣的、黑暗的写作很多,但很少看到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可见,作家的灵魂视野是不健全的。只看到生活的阴暗,只挖掘精神的阴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宽广的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无论如何都是残缺的写作。

  夏榆的《白天遇见黑暗》(花城出版社,2006)引起我的注意,就在于它是一种有所同情、也有所肯定的写作。它以一个记者特有的文学笔法,记述了自己对煤矿生活的观察,那种在黑暗和死亡的重压下而有的孤独和眼泪,可谓惊心动魄。而在一种痛楚的书写中,夏榆完成了对梦想、幸福和自由的肯定。读他的散文,我常常陷入深思,深思之后,是一种亲切的认同。他在《安详和澄静的好处》一文中说:

  重要的不是灾难,不是祸患,而是我们在灾难和祸患到来之前是否内心无撼。

  重要的也不是幸福,不是如意,而是我们在幸福和如意到来的时候能否洞察,能否聆听和安享。

  怀着感恩生活是对的。面对充满偶然性的世界,我们只有让自己坚定、勇敢,同时也明白和洞彻。可能明白永远只是相对的,洞彻也是相对的,因为和我们所知的有限比,未知是无限的,恒久的。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生而为人的时候,人的意识、情感、愿望、欲求就是重要的。反之,如果有轮回,而我们轮回为花草鸟兽神怪的时候,那就是花草鸟兽与神怪的意识。生而为人的时候,我们就关切我们生而为人的意识、情感、愿望、欲求。不迷失在精神的陷境中与不迷失在物欲的沧海里同样重要。

  自然,怀着感恩心,敬仰未知,追寻真理,也是人的意识之一。

  这是我需要停下来,留安静和独处给自己的理由。

  夏榆的很多散文,都饱含着一个写作者对世界的基本感受:纤细、隐忍,同时充满着对美好世界的想象。他的文字,是完全不同于一些作家的书面感受的,他对世界的感悟,来自于他对对它的深入体察。他在《我目击了美感从一个村庄的消失》一文中,这样描述一个村庄的变迁:

  先是看见那些桃树被砍伐,我看见伐木工带着钢锯和斧头乘着卡车来,伐木工围着那些成熟和不成熟的桃树,把钢锯切在树身上拉动,用斧头砍伐,倒在地上的桃树被胡乱堆在一起,伐木工人对待桃树的方式在我看来是粗暴的,听见钢锯被拉动锯齿噬咬树木的声音,我确实感受到心脏的疼痛。那些砍伐声很长时间成为我的噩梦。那时候我如果外出就会不断看到在这个城市中出现的对树木的大肆砍伐,推土机使很多具有历史遗迹的建筑变成废墟。我以为城市的规划者和决策者是冷血的,看见在一夕之间,那些具有生命的桃树被砍杀,残断地肢干横陈在变得空阔的原野,那时候我满怀伤悼之情,我到那些荒废的园林,看望那些树的残断的枝干,悼念那些亡故的桃花和果实。

  这样的文字所传达出来的声音,对很多散文家来说,都是陌生的。像夏榆、徐晓这样的作家,并非散文界的熟客,但他们却有着一般散文家所没有对世界的专注和执着。他们的写作,最大的特点是不流于纸上的空谈。他们观察,他们感受,他们更是身体力行地试图去影响这个并不令人乐观的世界。

  我愿意为这种写作多说几句。在中国,的确存在一种散文作者,他们扮演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但同时又不乏一个作家的独特感受。他们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停留在纸上的夸夸其谈,更没有迷恋于空洞的文化感慨,而是脚踏实地承担起了一个人的基本良知,并以此表达他对生活和世界的挚爱。夏榆说,“我试图为自己的生活命名,试图说出我的生活的存在。那是我写作行为的开始。”(《悲伤的耳朵》),“在嬉皮及谐谑成为风尚的时候,书写真实的痛感和爱就成为异端。我快乐我能成为这个异端,背向你们而行。”(《接纳与拒绝》),陈冠学说,“天地间的精华,原是待心灵的细致感应来领略的。”(《大地的事》)祝勇说,“散文首先是门艺术,记录着心灵的奇迹,与正义、睿智、机敏、沉着同时存在。”(《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而黑陶更是直言,“(相当一部分)写作者的脸,是虚假、苍白的一张纸脸。我必须警惕。”(《《夜晚灼烫》》)所以,他希望自己顺从于自己的想像力,写出自由、尊严而饱满的散文。——说句实话,这样一些表白,一度改变了我对文人、作家的固有看法。多年来,中国当代的作家,多数长于空谈、拒绝心灵的实践,他们习惯于固守书斋,安于现状,以致介入现实的能力日益萎缩,内心也日益贫乏和苍白。到现在,作家越来越成了一个平庸者的群体,在许多关键时刻,作家的声音往往都是缺席的。用韩少功在《我们傻故我们在》一文中的话说:“民众关心的,他们不关心。民众高兴的,他们不高兴的。民众都看明白了的,他们还看不明白,总是别扭着。……以至现在,最平庸的人没法在公司里干,但可以在作家协会里混。最愚蠢的话不是出自文盲的口,但可能出自作家之口。”因此,这不仅说出的是作家的身份危机,也是说出了整个文学界在感觉力、思考力和行动力上的严重匮乏。

  为什么今天散文在数量上繁盛了,品质却依旧低迷?我想就是在这样一些最简单的问题上疏忽和漠视了。比如,前些年散文界一度盛行“文化大散文”,以为有了文化,散文就会前进,事实上是造就了一批新的八股文,散文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公共写作的时代:无论从经验的类型,还是话语的方式上,都有点千人一面,无非就是历史考据和人文山水。这场最初发端于余秋雨的散文革命,一旦被诸多平庸者所模仿,顿时变成了一场盛大的文化撒娇和集体出游——淳朴的有感而发,这原本属于散文独有的话语方式,反而不太受人重视了。

  从感官到感受,从感受到心灵实践,这是一个成熟作家必须经历的内心历程。散文说到底还是在人间的写作,它的困局并非通过一场文化补课就可以解决的。如何让灵魂接通感官的血脉,让思想介入生活,让作家作为精神健旺的个人重新站在世界面前发言,这才是散文写作重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如果写作并非有感而发,也无法保持对人间生活的尖锐发现,如果作家对具体的精神展开不能有所承担,散文的进一步空洞化就势在必然。许多成名的散文家,文字日益光滑而空洞,他们已经不能再提供给我们多少质朴、诚恳的经验,相反,在一些来自民间的写作者身上,有时反而能发现他们是自由的、敏锐的,他们对写作也保持着深沉笃定的敬畏和清澈见底的诚实。而这些,其实正是很多人在苦苦召唤的文学写作的核心价值——尤其是散文写作,离开了活跃的感觉和丰富的感受,离开了敬畏和诚实,哪怕写得再宏大、庄严,也不过是一种心灵的造假而已。

  在这个背景下,很显然,新世纪的散文写作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精神变化,它的根本点还是要解决作家如何说话的问题。那种夸张的文化关怀和喃喃自语的说话方式,在前些年的散文界都泛滥过,并没有获得成功,现在看来,诚恳、庄重、有感而发仍然是散文话语的主流,而这一话语的精神基座则是感官的、自由的、在人间的。

 

  【谢有顺简介】:

  谢有顺,1972年8月生于福建长汀,文学博士,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学术兼职有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终审评委兼评委会秘书长、广东省影视创作中心评审委员会委员等。

  曾赴美国、英国、日本及台、港、澳地区开会、访问、讲学。

  出版有《文学的常道》等著作十几部。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十几种。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中国青年领袖”,被国际经济组织达沃斯论坛评为“全球青年领袖”。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和“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广东省文化领军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6年4月,当选2015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相关链接:

  http://cul.qq.com/a/20131101/010644.htm

  http://digi.dnkb.com.cn/dnkb/html/2015-04/29/content_376746.htm

  http://news.ifeng.com/a/20161014/50103212_0.shtm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fwzj/writer/1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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