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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的边地新“牧歌”

http://www.frguo.com/ 2016-11-07 

  边地,这块曾经“五四”作家蹇先艾、沈从文、沙汀、艾芜等辛苦耕耘并获得令人瞩目成绩的领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化浪潮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方兴未艾、消费主义逐渐主宰越来越多人们的行为时,当代文坛自然未能免俗。城市欲望曾经一度成为当今许多作家渲染的重大母题。相比之下,反映农民生存状态尤其是边地农民题材的作品则显得非常冷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蔡测海推出了他的新作《非常良民陈次包》。蔡测海是新时期以来比较执著的关注农民生存和发展问题尤其是边地农民生活的湖南作家之一。从他早期创作的小说集《母船》、《穿过死亡的黑洞》到《三世界》再到他的《非常良民陈次包》,我们会发现作家对于农民尤其是地处边地农民的生存发展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倾心。

  在蔡测海早期创作的小说中,可以说在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大多有一个较为强大的“他者”磁场,主人公生活的边地虽然有着和沈从文笔下同样山翠水秀的自然环境,可是由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传统思想观念的滞后,加上对“外面”这个“他者”世界的美好的想象,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了主人公的出走意识。《远处的伐木声》中的阳春和桥桥、《茅屋巨人》中的茅屋巨人等这类人物在蔡测海早期的创作中就占有较大的分量。应该说,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初期阶段,具有出走意识并付之实施的青年农民在当时大都属于当地的“启蒙者”。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启蒙者形象不同,这些出走者往往通过本身出走的行为去影响他人,而能否创造较大的物质财富并在根本上改变物质和精神贫穷的面貌在作家的笔下则不是重点。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城市,而这时涌向城市寻求发家致富之路已成为大多数农民的选择时,道德问题和人的生存价值取向便开始成为作家创作思考中的焦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三世界》就是作家对于上述问题的形象化表达。在该作品中,城市仍然是想出人头地的边地农民们欲望的舞台中心。不过出走边地木架屋的阿珑(龙崽)尽管曾一度成为诗人、文化人,最后却异化为白痴信息人、洞中的野人。《三世界》中城市虽然仍作为边地乡村强大的“他者”磁场而存在,但也显然包含了作家对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作为“陷阱”一面的思索。于是在小说中出现老人居住的白河边最终成了作家想象中的栖居地和桃花源。可以说,《三世界》在蔡测海的创作中属于某一个转折,呈示着作家从重点关注边地青年农民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开始转向人物内涵及内在精神的自我完善。《非常良民陈次包》正是这样一部探索的力作。

  《非常良民陈次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非常独特的小说,它集丰厚的历史感、寓言性、怪诞性和超越性于一体,而这一切都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作家极力营造的一个湖湘边地——三川半——的文化氛围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作家赋予人物以较为浑厚的文化内蕴。

  《非常良民陈次包》主要围绕出身赌徒的陈次包要做一个良民而以捡粪为生以及所生活的三川半几十年来沉浮的故事。小说一开头就给我们介绍了三川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有个地方叫三川半,三川半就是这个地方。山的篱笆桩一根一根地楔着,围出三川半一片天地。长江很细,三峡短促,三川半这片天地弥漫得很大。三川半有季节,天空和泥土。有人畜和野兽。”又说“三川半是某种寓意。三川半没有河流,只一条小溪。哪来三川?那川,多指别的事物。人为一川,泥土为一川,畜牲为一川,那半是什么就不好说。”作家在小说里尽管借民俗学家之口说,“半”就是房屋村社和人事历史,可用陈次包的话说,那“半”就是粪便。不难发现,作家一方面有意置三川半混沌的时空观下,淡化和模糊时代感;另方面却赋予笔下人物质朴而丰厚的历史感。像陈次包对于“干部”一词的认识是:“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可谓言简意赅,意味深长。正是在三川半这样一个特定的边地,类似那种原始部族的独立王国,作家却赋予这里的子民们丰厚的文化品格。

  看得出来,陈次包是作家在作品中最为用心经营的一个人物。作家把他的出生写得极富传奇色彩。不过最让人关注的还是陈次包身上所特有的宗教般的文化内蕴。作家在描写陈次包赌博时有这么一段:“这赌,要有商家的谋略,道家的历史,若遇高人,情迹败露,人家也不拿你,等你自家变作狗屎一堆。赌博,胜在输则不慌,赢则不贪。输,莫过一尺;赢,莫贪一丈。赌客成败,不只在局。局内损失局外补。”陈次包要当良民了,就以捡粪为业。因为在他看来,当良民就是不要讨人嫌,而最讨人嫌的莫过于那些畜牲的粪便了。而且陈次包在拾粪时也进入了一种境界,或者对着一堆又一堆的粪叽叽咕咕,说老二老二;或者对着粪堆说着亲昵的话,叽叽咕咕叫宝贝疙瘩。值得读者回味的是,尽管陈次包当初捡粪的目的仅仅在于想做一个良民,却无意中“捡”了绝色女人又捡了金戒子,真可谓财色双全。到了三川半的政权换届选举的时候,稍不留神,“长”的帽子也戴在陈次包头上。这一切乍看起来有些荒诞不经,实际上这正是道家和佛家精神境界在人物身上的折射。道家追求的境界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语),“捡粪”本身并不是目的,在陈次包的身上,它已经成了“道”的一种符号。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用陈次包自己的话来说,三川半的“半”全属自己。“捡粪”的仪式无疑成了陈次包活跃在三川半这个舞台上有形无形的道具。正是依靠这个道具,三川半的历史才变得清晰起来。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陈次包人生的圆满结局也可以看成是作家对佛家因果报应思想的渗透。

  令人可喜的是,像陈次包这样被赋予较为丰厚文化内涵的人物在作品中并不是孤立的。三川半的王二饼、李二饼和憨佬在一定程度上都被赋予了比较丰富的内在精神气质和超逸的宗教精神。王、李二人曾是三川半农家弟子的骄傲,某一年同时考进京城,王在清华学造卫星,李在北大学历史,某一年据说是闹学潮而又同时回到了三川半。不过经历了人生的沧桑的王、李二人却不再出走,王二饼干上了屠宰的行当,李家老二则研究了棋谱和棋牌史。不过二人都有各自的过人之处,“比方说卖肉,人开口说买两斤肉,那王二饼一刀下去,不用称,刚好两斤。王二饼说,卖肉这一手活不是手准,也不是秤准,是心准,心准了,斤两上就不出差错。李家老二学了历史不算什么手艺,三川半人又不靠历史过日子,他只好制了一副象棋,一个人研究棋谱,又研究棋史,找出棋和牌的演变史,自己编了一套棋谱和棋牌史。李二饼的九十六步棋和六十四步棋的棋谱是绝招,三川半也有几个好棋的,一般都只能同他走上三四十招,他的六十四和九十六是不是绝招就不知道了。”作家通过王、李二人命运的沉浮以及二人面临人生低谷的生活方式,极大地衬托了二人强大的精神世界。憨佬的形象就更耐人寻味。他本考上了一处美术学院,就在赴校的途中被两头牛打架的情形所吸引而误了时间,从此回到三川半一心一意来为畜牲作画。他画畜牲从不画尾巴,因为无尾就不是畜牲;并且说,“画猪就要拿自己当猪,这样的猪才能精神,这样的猪才能对人讲话,看见人就说:我是一头可爱的猪”。这简真就像是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了。

  当然,作家一方面让笔下的人物沐浴在浑厚的文化之光的时候,另方面一刻也没有忘记历史和现实中农民命运的辛酸和痛苦,于是让三川半的人物命运同时浸染了沉重的历史感。而这种感受在作品中又是通过人、畜比类的手法表现出来的。小说的开头说,人、畜都是构成三川半的主要成分。而其中人当然是构成三川半历史的主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小说中大量的有关畜牲的描写都是为了写人、表现人。在三川半,畜与人关系密切,“挨打挨骂还与你无仇无怨相伴死了把肉拿给你吃的才叫畜牲。”按照陈次包的理解,人与畜牲有时是可以转换的:“尾巴没了就是人,长出尾巴就是畜牲。人太贪太懒变畜牲,被关久了养久了没有人的羞耻感了变畜牲。畜牲为人出力给崽吃奶的时候就变成了人。”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陈次包每每在面对一堆堆粪便时总禁不住叽叽咕咕“畜牲!”而画家憨佬则在沉溺于畜牲的原始生命力的时候会发出“我是猪”的惊世骇俗的宣言。小说中还有一组运用人畜反串的手法来写的情节,即把人畜牲化而把畜牲人化,特别耐人寻味。三川半的乡长嗜好吃畜牲卵,由于吃得毫无节制,控制不了自己,于是乱搞男女关系,终于被双开,成了牲口贩子。而穷苦人大菩萨家的黑毛母猪一进了政府大院受了恩宠,竟然忘了自己是通了人性,变成了白雪公主,成了电视明星,却迟迟不愿承受种猪的角色。当然上述在作家的笔下看似调侃之笔,然而细细咀嚼,无不袅绕着这个时代辛酸的记忆。水生背着种猪走几十里路去配种的镜头离我们记忆的屏幕也并不久远。总而言之,作品中人畜互为比类的叙事方式无疑具有某种寓言性,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像三川半这样边地农民的生存状况一个崭新的视角。在我看来,作家把人和畜牲放在同一生存水平线上写,正是为了凸现人生存的基本起点,高扬人生的尊严。作家也正是在暗示三川半的子民们还远远没有摆脱人与畜牲的身份认同的困境时,我们获得了一种沉痛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无疑是作家给文坛的一大贡献。

  最后要回到文章的正题上来。边地,在“五四”大多数作家的笔下,除了呈现一幅幅凋闭、落后、野蛮的画面外,人的精神气质大多赋予了一种与环境极为冲突的悲剧色彩,或者出走,或者行尸走肉,等待冥冥上苍对命运的宣判。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较少描写边地的作品中,或者想当然地赋予主人公以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或用所谓的时代意识、商品经济意识去驾驭笔下的边地农民,不同程度上扮演了政治和时代精神启蒙者的角色,却忽略了中国农民特别是边地农民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党的“十六大”确定了“三农”仍是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充分反映了中国农民生存的严峻形势,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农民生存的有良知的作家,蔡测海并没有回避自己的艺术职责。《非常良民陈次包》中虚构了三川半这样一个地处边地的混沌之地,其子民们的生活还刚刚从与畜牲相类的生活基点线上起跑,但是塑造出了像陈次包、憨佬、王二饼、李二饼等具有强大的内在精神气质和有着宗教般信仰的人物。相对于我们所处的现实,这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因为多数中国农民或扩而大之到整个国人,大多需要信仰和宗教的支撑。作为一个正向现代化奔跑而不时掉入陷阱的大陆来说,我们不可能等到遍地是黄金时才去疗养自己脆弱的神经。从这个意义上说,蔡测海以自己的创作重绘了中国边地的文化地图,重绘了一个“新”边地。在这幅地图里,人和土地的关系不再是耕耘与收获、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而是播种与结实、栖居与家园的关系。当然,透过作品,我们会发现,作品中也淡淡地流露出了现实给作家带来的困惑。小说结尾憨佬的神秘死亡、老王的出家,都会让我们联想到沈从文《边城》那个老船工的死和翠翠的隐忧。不管怎么说,这是作家对于边地农民精神的乌托邦虚构,是一支“新”边地的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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