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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肖建国

http://www.frguo.com/ 2016-11-07 

  建国是我的学长。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年,在我跨进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就听到了他的名字,是系主任羊春秋老师作为学校骄傲讲给我们听的。而在昨天,母校的一位应届毕业生来我处求职,我翻开《毕业生推荐表》的“学校情况介绍”一看,建国的名字还在,仍是母校的骄傲。

  母校湘潭大学尽管列全国重点,但实在算不上是名校。在她30多年的办校历史上,毕业生数以十万计,当官当到省部级,教书教到博导级、学问做到院士级、发财发到亿万级的校友大有人在,为什么建国就能独领风骚几十年呢?我认为,这显示了母校评价学子特异的眼光。现在我就把我认识的建国介绍给大家。

  我1988年毕业分配到湖南省文联,成了建国的同事。当时,建国的文学创作正处高峰期,从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又被省委安排到湖南永兴县挂职当副县长,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我和他见面不多,见面多在文联院子的篮球场上。文联和作协分家后,我和他搬到作协院子的一栋楼上,见面也换到国防科技大学的球场。日子不咸不淡地度过,转眼就来到1991年。1991年上半年,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堪回首的黑暗日子,春节过后我就死了唯一的兄长,是建国陪我去殡仪馆送别我那一直是农民的哥哥;好不容易熬过那段悲伤的日子,写下一篇文章,却又惹上了一桩不大不小的麻烦。那是《湖南文学》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专号,邀我写了一篇关于湖南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评论,不想却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老同志将状告到省委和中宣部,对我歌颂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极为不满。然后大会小会点名不点名批评,批判文章也开始一组一组发出,以我有限的阅力面对这不小的阵仗,当然是诚惶诚恐,只有躲进小楼过日子了。这个时候,又是建国对我说:雄前,文章我看了,不会有大问题。更为难的是,刚刚调去湖南文艺出版社当社长的他,每天周末从长沙河西骑车回家,过三楼的家门而不入,直接就去了6楼,一屁股就坐到我家的沙发上,默默地陪我坐上半小时或一小时才回家吃饭。入主新单位百废待举的疲惫形色,和他靠在沙发上沉默着的慰抚,是我那段黑暗日子里唯一的温暖。

  建国有这世界上最难得的仁义。

  我和建国在长沙同一个院子住了四年,四年间,我和他打过多少场球实在记不清了,但他的球技和好胜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球技,他的成名作《左撇子球王》是注释,球王李天生有好多他自己的影子;关于好胜心,单从一个细节就可看出,在每一场球赛之前,建国都要找厕所小便,哪怕下楼前刚刚上过厕所,因为他紧张,因为他为了胜利要轻装上阵。在长人如林的篮球赛场上,身高不足一米七的建国就像一个精灵,我们打过长沙卷烟厂队、长沙水电师院校队,我们出城打过常德邮电局队、零陵卷烟厂队,和这些全省有名的强队交锋,不管胜与败,建国都是我们最稳定的得分点,一场球下来总会独得二三十分。与他凶悍的球风相比,建国的文风却相当的克制。他这个时期创作的中篇小说《中王》、《孤领》、《男性王》、《上上王》和长篇小说《血坳》,是表现乡土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和尴尬的优秀作品,那种深刻的悲观在十多年以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显示出智者的洞见和大家的风范。今年的春节,我在湘中的老家望着凋敝荒芜的乡村,又一次想起《血坳》,我知道,建国关于乡土的歌哭依然回响在这片大地上。

  建国有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智勇双全。

  1991年是我人生的一个大拐弯,沉重的家累和对文学批评圈子的恐惧,让我在一年以后迁往深圳。1991年对建国而言,也是人生的一个大转折,他被组织强行派往出版社担任社长,蒸蒸日上、如日中天的文学创作事业被悬置,从此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行政俗务中沉浮。他的单纯、憨厚、仁义均成了他生命的敌人,他的古典道德情怀和骨子里的浪漫主义情结死死地压制着他的发展。他好好做事却理不清世事的迷瘴,他好好做人却猜不透人心的叵测。他过得不痛快。他一定很后悔。于是,在我的极力撺掇下,他来到了广东,当上了花城出版社社长。广东是中国商品经济的策源地,十三年时间里,建国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慨,再一次向我诠释了一种精神。

  1999年上半年,深圳某大局要拍摄一部电视连续剧,我作为编外的策划人联系贺梦凡导演。贺导知道我和建国的关系,每次来深圳都要拿上建国。最后,拍片的轻松钱建国没有得一分,电视剧同名长篇小说创作的苦活却落到了建国头上,当三个月后建国一笔一画将写在格子纸上的长篇小说交到某局领导手上时,领导感动了,一定要多加二万元钱,建国却不干,说:“按合同付,不能让您为难。”这是我在深圳十多年难得见到的一幕。

  而让我心酸的是,作为全国第一批“新长征突出手”、作为著名作家、作为资深出版人的建国,还是经常遇到不如意的事。前年年底,他手下一本杂志出了一点问题,他一如既往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大年三十的傍晚,又一次深刻检查过的建国,满身疲惫地走出办公大楼。他谢绝候在楼下的司机送他回家的好意,开始了在羊城的大街上孤独地行走。每一个十字路上,不管红灯绿灯,他都闭眼走过,他在内心呼唤:撞我吧,撞死这狗日的肖建国吧……他给我讲这一幕的时候,我哭了。

  建国有这个世界最少见的清正诚信、忍辱负重。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老先生临死前深感迷惘,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儿子梁漱溟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这个世界会好吗?”同样的疑问回响在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里,而建国这一类人总在证明儒者的存在,证明着希望的不死。

  在我数以万计的校友里,只有他一个人一直以作家和出版家的双重身份在从事着道德思想的启蒙,只有他一个人双重地坚持着为人的清正和文化人的良知,只有他一直在生活中保持着古典道德主义情怀,在创作上保持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因此,他成了母校永远的骄傲,成了我心中敬重的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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