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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抗抗:写作与生活的关系

http://www.frguo.com/ 2016-06-23 张抗抗

 

  主持人(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一位作家,她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今年,一直笔耕不辍,写了很多好作品,我说几部作品,大家可能就知道她是谁了。《隐形伴侣》、《情爱画廊》、《作女》,这后两部作品引起了轰动和争议。今年新出版了一本小说《请带我走》。她就是作家张抗抗女士。

  说到文学写作,我们大体都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文学离不开生活,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作家在写作中是如何提炼生活素材,又是如何处理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很多写作者往往就一头雾水了,以至于老觉得自己的写作怎么老不上道啊。所以今天特地请张抗抗女士为我们演讲《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大家欢迎。

  朋友们,早晨好!谢谢大家在星期天的早上,这么寒冷的天气赶来这里,其实我心里是很忐忑的,因为你们用这么多时间来听我讲,我是不是能讲些对你们有用的内容,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达成一种比较深度的交流,我都没有把握。尤其是电视台的镜头对着我,我比较紧张。因为我觉得一个写作的人,主要的工作是把他(她)的作品写好,别人一看,说,这人怎么老在电视上说话呀,确实我是有点儿顾虑。但是现在已经来了,我是被傅光明骗来的。

  不过,文学馆的这个活动,我知道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基本有固定的听众,而且受到了很多关心文学的人也好,关心时代进步的人也好,至少是对文化有兴趣的听众们的欢迎。所以我对这个活动也是心仪已久。因为我经常来文学馆嘛,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活动有支持的义务。我只是希望我不要使你们失望。

  我想先简单说一下我的写作经历。我注意到今天我们的听众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也有一些年纪很大的人,所以我心里确实是有一份感动,我会尽量把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跟大家交流。

  我是1950年出生在杭州,在杭州上小学,上中学,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上山下乡那个时候,就是带着文学的梦想去北大荒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在浙江省的江南水乡,杭州附近的一个农村,已经去好几个月了,那个时候在那儿养蚕采桑叶。后来听说可以去北大荒,我就离开那个农村,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在听说去北大荒有这个报名的消息以后,我就步行走了十八里地,赶回杭州报名去北大荒。因为一开始去北大荒,当时是反修前线,所以在黑龙江乌苏里江那一带边境是不允许出身不好的报名的。当时我知道自己是没有机会去北大荒了,所以才去了浙江农村。但是后来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进展,现有的像浙江这样地少人多的省根本承受不了那么多知青,所以黑龙江中部地区就开始把大量那些农场就业的职工,都把他们迁走了,腾出地方来接受知青。所以中部地区可以允许我们报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是带着一个文学的梦想去东北的。那个时候觉得遥远的地方有一种神秘感,有一种新奇感,或者是陌生的生活在吸引着我。

  我对文学喜欢得比较早,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写作文,文学的兴趣发生得比较早,阅读也比较早,也开始比较早地写作文、写日记什么的。在“文革”的时候,虽然作家的梦想破灭了,这个时候作家都已经被打倒了,但我还是觉得我将来有一天能够写作。因为写作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它可以生活在你虚构的一个世界里面,表达你对这个世界、对人生的看法。而且,在我们当时读到的那些文学作品当中,它都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在召唤你,在呼唤你。所以我一直说我去北大荒,不是被迫的,是自愿的。

  在那儿的农场呆了八年,那个时候就开始练习写点儿笔记呀,跟朋友、家人的通信;到了1972年,开始发表一点儿小文章、小散文、小小说;到1975年写了一部知青小说,当时还是在“文革”的时候,算是我最初的长篇的一个习作吧。《分界线》,那是我最早的一部小说,现在看起来,当然它很幼稚。以后就到了改革开放以后,1977年离开农场,去哈尔滨读书。终于有机会学习了,其实那个时候学习是我最大的渴望。在哈尔滨念完书以后,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一些作品了,就留在了黑龙江作家协会。1979年我调到黑龙江作家协会,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以我应该说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人,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这么一个我们中国历史上重大的转折和变化的时期。所以,在当时,可能现在年纪大一点的朋友还记得,新时期之初,我写得那个最短的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后来是《夏》,再后来是《北极光》,都是在新时期之初写的。也就是我进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以后开始写的那些作品。对新时期的对人性的呼唤,对“文革”和过去那个时代对人性的扭曲,提出了我自己的,我想是带着批判意识的写作。

  在以后到了入八十年代中期,刚才傅光明先生已经介绍我的长篇小说〈〈隐性伴侣〉〉,这个也是以知青生活为背景,但是实际上是写人和自己的一种关系,就是人性当中,我、显我和隐我,或者说是理性的我和非理性的我这样一种关系。〈〈隐性伴侣〉〉就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看不到的终身,跟随你的另一个看不见的我。我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以后到了九十年代,我电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的,到现在水平还停留在那个阶段。到了1995年的时候,出版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叫作〈〈赤彤丹朱〉〉,其实这部小说在我自己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小说。〈〈赤彤丹朱〉〉它是四个“红”字,在我们汉语里面,对“红”字有很多解释,因为它这个“红”的质量,“红”的调性,实际上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的汉字是很丰富的,它光是“红”字还不只是这四个字。我们可能回去查字典,这四个字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的。“赤彤丹朱”组成了变化很丰富的这样一个红色。实际上它写了整个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父辈,他们从参加红色革命,到接受了红色的理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红色风暴的来临,一直到最后的红色神话的消解,这样一个过程。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上一代人的历史,实际上是写我们这代人对上一代历史的认识。

  因为这部小说不像〈〈情爱画廊〉〉是比较好读的,它里面充满了一些比较沉重的,或者说是很沉痛的、很悲惨的这样的故事。但是大家肯定都知道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个烈士被找到了,前几年不拍一专题片---〈〈迟到的英魂〉〉,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是由于这部小说发表以后,结果五十年以前牺牲的一个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当然肯定知道他是牺牲了。但是后来这个小说发表以后呢,它还在〈〈小说月报〉〉上有一个片段的转载,结果他们家的人竟然就看到了这本杂志,觉得这个故事怎么跟我们家二舅的那个故事怎么那么像呀?所以就拿回去给那个老太太看,老太太就是这个烈士的妹妹,看了以后,觉得很像。因为我还是用了他原来参加革命那个名字,结果就通过这个杂志社找到了我,然后就找到了我的父母。接上了这个关系以后,开始为五十年前的抗战牺牲的人,追认为烈士。这个故事其实挺感人的,因为我觉得它已经不是革命意义上的这么一个故事了,它实际上是一种亲情和友情。为什么五十年以后,他的家人都还是知道这个故事的,就说明牺牲的这个人的妹妹一直在给他们讲这个二舅的故事。而小说里母亲这个原型,她一直在为这件事感到愧疚,因为他的牺牲跟她有关。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这件事。我觉得最宝贵的是留在人们心灵里面不能忘记的东西。我觉得这部小说产生了小说之外的影响和一些想不到的影响。

  到1996年出版了小说〈〈情爱画廊〉〉,其实〈〈情爱画廊〉〉的准备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是一直没有去下决心写。因为对艺术的积累需要比较长的过程,到〈〈赤彤丹朱〉〉写完了以后,当时一鼓作气地写了〈〈情爱画廊〉〉,这个我想看到的人会更多一些。小说表达了我对于物质时代,依然希望人们保留自己心灵里面有一块爱情的圣地,它是一部比较纯粹的写爱情的小说,也表达了我对于人追求自由的向往。这个小说实际上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通俗小说,我想表达了我在进入商业时代一个作家应有的姿态,我们不能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以自己的作品写作跟读者无关的态度。我那个时候确实是从〈〈情爱画廊〉〉开始进行一种尝试,希望找到自己跟读者对应的一种关系,能不能把小说写得好看,能不能够吸引读者。因为市场在根本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商业的概念,市场在根本上它是一个受众。你对读者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希望更多的人来阅读你的作品,它是大众传播的一种特殊方式。所以说,你用你的小说让更多的读者来欣赏它,或者说来接受你的小说中某一些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作家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再抱有一种在我们过去,书卖多少跟作者都是无关的那种。当然我也经历过〈〈隐性伴侣〉〉那样一种尝试。在八十年代,都进行过大量的尝试,把小说写得非常怪异,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隐性伴侣〉〉用了大量的意识流,心理描写。这个阶段学习我觉得是必要的。每一个作家在进行每一部作品的时候,我觉得都不会重复自己,都是希望每一部走出去的时候,都走进了一个我们未曾尝试过的新的天地里面,我自己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情爱画廊〉〉当时也是有很多批评,比如说它过于理想化了,对爱情这种理想主义态度,当然里面也涉及对性的一部分描写。但是我觉得当时代恰恰出于希望商业时代来临以后,我们很多禁区被经济所冲破了,很好。但是随着也出现很多低俗的,或者说为了迎合读者,为了一部分人是不是有低级趣味的这样的读者的要求,在我们的小说里面关于情爱,或者说情色有了很多。我自己不喜欢的这样的低俗的描写。所以我也想通过〈〈情爱画廊〉〉进行一种尝试,告诉大家,性是美的,爱情是美的。在这样的愿望下面,我当时确实是此改变一下。当时有几部小说有这样低俗的倾向吧,所以我也想做一些尝试来改变这种现象。

  〈〈情爱画廊〉〉之后又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前年的〈〈作女〉〉,一会儿我会讲到,是对现在的女性状态,女性生活,或者说是女性精神,做出了一种新的描绘。我大概的创作就是这样,我二十多年一直在写作。因为我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写作环境,一直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进行读书、写作和思考,这样二十多年一直在不间断地写作。但是我对自己当然还是不满意,但我满意的是,我觉得我每一次,或者在每一个阶段吧,我觉得我的作品都是有新的尝试,而且有新的东西给予读者。这个是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当然读者是不是满意,还由读者来说,一会儿会有半个小时的提问时间。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二十多年一直在从事写作、读书、写作,看起来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在书房里面度过的。当然八十年代还谈不上书房。在一个很小的桌子上面,面对着纸,面对着桌子,或者以后是面对着电脑,或者说是面对着很多书本。那么我进行写作的素材,文学作品所承载的那些内容和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我们必须要一直生活在某一个具体的单位,或者说一个人群当中,才可能获得写作的素材呢?这个也是我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这里我觉得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作家究竟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的人存在的,还是一个写作的人存在?第二,我的日常生活状态,我是生活在我的写作当中,还是生活在生活中?第三,我是为了写作而去关注生活的呢,还是因为我关注了生活而去写作?我想这个也是大家有兴趣知道的问题,今天面对着那么大量的书籍,我们有那么多的写作者。这个问题也是我经常要问自己的问题。

  恰好昨天我很偶然地看报纸,因为我每天会有很多时间看报纸,花三个多小时的时间看报纸,因为现在的社会新闻,还有我觉得跟社会联系的一种渠道,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报道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真实。它已经不像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报纸,几乎是没有内容的。今天的报纸我觉得还是反映了社会的一部分真实。看了一个笑话,它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小孩儿很淘气,被爸爸打了一顿。那小孩儿就非常的委曲,去跟妈妈说,他说,假如说你的孩子被别人打了以后,你会怎么样?他希望在他妈妈那儿得到一些同情和支持。当然这个笑话是比较幽默的,他就说,你的独生子如果被人打了,你会怎么样?他妈妈不加思索地就说,那当然我就会把他的儿子打一顿。这个小孩儿一听,坏了。因为“他”就是孩子他爸爸,那么这个儿子还是他自己。我看了这个笑话以后我觉得很好笑,想想觉得有意思,然后突然找到了一种关系,拿这个笑话作个比喻吧。因为这个比较形象,在某种情况下,它这个主体相对的客体,两个对应着的这个父母实际上落到这个主体上,他仍然是一个人,还是这个儿子。他期望得到同情和支持的时候,结果很可能是落到他头上的另一种报复。这个笑话有一种东西在里面,用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阐述了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有一点像我要讲的写作和生活的关系。尽管任何比喻都可能是不准确的,任何比喻都是有偏颇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像,它像在哪儿呢?父母是这个儿子的创造者,必须有父亲和母亲才可能创造这个儿子,咱不说现代技术,就把这个孩子比喻一个作品,他的父母是什么呢?产生这个作品。从文学上讲,从写作上讲,产生这个文学作品,他的父母,我觉得是生活,而单独有生活依然不可能创造出一个生命来的。这个生活它需要的是思考,它如果没有思考和生活的结合,即便你占有无穷无尽的生活,占有极其丰富的生活,它依然不能够创造生命。我不知道我把这个关系说清楚了没有。

  我先来讲,生活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用传统的观念来理解,生活是无处不在的,我们是从微小的事件到最大的事件,到萨达姆被抓,到朝核问题,到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具体到我们身边琐琐碎碎的事情,这都是生活。用现在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它可能是一种非数码形式的这个信息。生活对于一个写作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信息,或者说是一种感性的、形象的信息。这个信息,我觉得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它甚至充满在空气当中,充满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我们走到任何地方,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它也是某一种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形态。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来讲,实际我们就是一个接收器,接收那些大量的信息。接收器在接收的时候,我想它是全方位的在接收,你不可能你走哪儿,把眼睛闭上了。当然特别恐怖的时候会把眼睛闭上,你也不可能到哪儿说我不听,你在公共汽车上都会听到传过来的两句对话;你在散步走过去的时候,可能就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任何时候,你的接收器都是打开的。这些信息进来以后呢,它要经过我们的删除和处理,究竟哪些东西它是被留下来了?哪些东西会被粘贴,或者说哪些被我们提炼出来?这个根本上我想是取决于一个写作者心灵上的感受。

  在我从小的时候,我也是被这种理论驱使到黑龙江去的,到北大荒去的,就说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一定要到生活中去,我们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是不是生活就一定在北大荒呢?后来我发现生活它不是你要到某处去,它才有生活。昆德拉讲,生活在别处。我们仍然认为生活是在别的地方,这是引申他的话。我们总是认为生活是在别的地方,实际上生活随时随地它就在你面前,你个人的存在就是生活。刚才忘了说到一点,我们总认为百姓的生活是生活。我觉得“百姓”的这个概念是值得非常质疑的一个概念。因为“百姓”对应着的是封建时代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没有“人民”这个概念,我们没有“公民”这个概念,我们有“百姓”这个概念。我希望以后不要再说“老百姓”这个词儿了,“老百姓”就是芸芸众生呀,它是相对皇权来说的,“百姓”它已经没有姓了。反正你们不是皇家的姓,你们就都是百姓,都是不值得具体来强调你的姓氏,或者说你的身份的人。我这是顺便说到,有点儿差题了。就是说,我们说到老百姓如何如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对“老百姓”这个概念打一个问号。什么叫老百姓呀?人和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我们应该有一种起码的公民意识吧。我是公民,我不是老百姓。前些时候选人大代表,我看那个选举栏上写着政治身份,后面写上中共,剩下是群众。我觉得这种概念也是非常可笑的,什么叫群众呀?中共是你的一个党派的身份,你如果不是中共,那你就是无党,或者是非党,或者是民主党派。我觉得我们对身边的事情,这个我说远了,它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质疑。这个“群众”的概念,我觉得将来要从我们的字典当中清除出去,尤其在讲政治身份的时候。生活可能是来自全方位的,任何信息都可能来刺激你,都可能来冲击你,然后再通过你的思考、沉淀,你的种种感受之后,最后把它提炼出来,那下面我会讲到。

  拿《作女》来作比方吧。今天我们在座的年纪大的朋友比较多一点,可能没有读过这本小说。有的人看了以后,说你这不是教唆女人“作”吗?说现在的女人已经够厉害的人,够疯狂的人,你还教人继续“作”。有一些朋友还是不大能接受这个概念。当然我想说的是说,“作女”它产生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它是不可否认的这么一个现象。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大概的看起来是如此的雷同,上班、下班,年流行滑雪,就都去滑雪了;旅游,后来发现旅游,什么下车撒尿,停车拍照,回家一问什么都不知道。这个说起来不太雅,是民间的顺口溜,它总是表达了某一种现象,最后你发现去旅游也是乏味的,因为它也是大同小异的,到哪儿以后,拍张照回来了,到哪儿停车吃饭,最后回来了。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旅游,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最后旅游也变得大同小异了,最后你发现你看到的旅游景点也差不多,然后旅游也索然无味,今年就开始滑雪。我们中国生活有那种重复感,人们希望找到那些新鲜的东西,找到那些能够对自己有冲击力的,或者说能有启发性的东西,我们太难了。现在我们看那些大量的出版物,或者说看电视剧,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我这里无意贬低我们任何其他的同行,因为我一向认真阅读别人的作品。总是觉得有很多东西会相似,电视剧,写现代生活的,或者说写宫廷生活的。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去买书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没有把握的感觉。你读了一本书以后,你会觉得跟别的书似曾相识,让我们很难下决心去买这本书。因为你不知道这本书跟那本书到底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我们今天所感觉到的,非常重复的或者说是雷同的、相似的生活方式的时候,究竟还有哪些东西是能够打动我们?这个我想是给写作者提出的越来越艰难的一个问题。我以前是很少关注女性小说的。我想八十年代我写的大量小说都是跟人这个概念有关,因为从很早以来,我就感觉到人性的压抑、人性的扭曲,不能说真话,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跟别人有一点不同,就会受到批评。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

  所以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写了大量的作品来张扬个性。那个时候我觉得人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候,你怎么能单独来解决女性的问题呢。我一直会有这样一个看法,因为它不是孤立的,它是跟我们时代的大背景,跟社会的背景都是相关的,跟我们的体制都是相关的。到九十年代以后,我也是逐渐地在关注女性的成长。大家知道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女性的地位上升到,可以说是至高无上吧,铁姑娘队,女子架桥连,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它不一样啊!实际上,她的生物构成,她的性格、性情,她的化学构成,就是不一样的。女人能做的很好的事情,男人未必能做好。它强调男女同质的时候,忽略了女性的意志,性别的这种特质。所以那个时候的女性解放,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它强加给女人,要女人从事和男人一样的工作,认为这是一种平等和解放,这是很荒谬的。结果造成了我们那会儿六、七十年的妇女,忙完家里头,外面要参加工作,走向社会,回到家里头,还要面对这么繁重的家务劳动。我们还要在社会上表现的像男人一亲强大,把女性那些温柔的、细腻的女人的特质都抹杀掉了。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生活是非常粗糙的,要把女人变得粗糙。这是反自然规律的。女人不是这样的,她有自己的特性。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开始重新学习作女人,我们要从女人的特点来发挥女性的优势。经过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后,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觉得中国女性的成长发展进入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期。所以写《作女》就是源于这样一个基础上。

  比如写女性小说,写什么呢?婚外恋、家庭关系和子女关系,对爱情执着的追求?或者写女强人的事业发展过程?我觉得这都不是文学要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今天的媒体、新闻它都可以记录这些事情。文学是什么呢?文学你得找到最根本的东西,能够提取出来。再下面我会讲到我的中篇小说叫《芝麻》。《芝麻》就是很多很多的生活细节、生活故事。但是芝麻它不是文学呀,你得把它磨成香油的时候,它才能成为文学。面对着这么多大量女性现象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女性小说,我非常想为中国的女性写一本书,来表达我对很多女性问题的看法。从哪里下手呢?我一直没有找到我要说的东西,找到那个根本的核儿的时候,我就不能写,我写出来的话,我又跟别人的大同小异,讲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已经太重复了。后来在我这样的反复思考当中,我碰到了这个字,就是这个“作”字,我们中国的汉字是一个宝库。“赤彤丹朱”那四个字也是从汉语里来的。现在我们汉字通过电脑输入非常方便,极其方便的汉字输入法,以后汉字地位从此巩固,不会觉得由于当时进入输入电脑以后没法变成输入软件以后而取消汉字。现在的汉字输入非常非常得简单,这个汉字是非常的有意思的。我觉得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当中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那些特点,是什么呢?中国女性区别于西方女性,或者说区别于亚洲其他的女性的,是什么呢?我碰到这个“作字”的时候,对我很有触动。因为我老家是杭州人,我们杭州人用这个“作”字是很多的,还有上海上,上海人也用的非常多,这儿肯定有上海人。我发现北京也用这个字,一般都是指责这个小孩儿或者说女人,它没有说男人“作”的,男人怎么叱诧风云,或赔得精光的时候,第二天醒来又出去了,又策划一个新的公司、一个新的项目。这个男人怎么折腾,也没有人说这个人挺能“作”的。这个词一直就单用在女人身上,或者是小孩儿。所以从孔子就说“惟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咱们现在讲也是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利益,总是把妇女和儿童放在一起。所以这个“作”字它也是骂小孩儿或者说指责女人的,“你‘作’吧”、“你特能‘作’”、“你‘作’死吧”。然后我到了东北,我在东北也住了很多年,我从1983年开始住在北京,住了二十年。

  东北人说女人“作”把你这女性妖魔化了,为什么呢?女人胡搅蛮缠啦。因为女人有时候感情用事,或者说女人的力量很微弱的时候,她没有像男人这么强大的时候,她当然要一些情感的发泄,有时候是胡搅蛮缠的,有的时候会有比较极端的方式。所以东北人指责女人说,你看你,你又“作妖”呢,它变成“作妖”,和妖联系起来了。去年《作女》出版,一次吃饭的时候,碰到有一个朋友走过来。那是去年我回北大荒,去了农场一趟,二十年没回去了。那个朋友过来说,听说你写了一本小说,叫《妖女》。因为在他的信息储存当中,作和妖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区别不开了。所以我想他既定地输入的这个词汇就是作妖。所以他提取了后面这个字。我后来发现大半个中国都用这个字,很有意思,而且这个字是贬义词,一直都是指责女性的,你不能安分守己,你那么能折腾的人,就是不太好的意思。这个“作”字都给你说明白了。上海人说“作”字的时候,还带有发嗲呀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当然,我们通常说是挺能折腾的。我觉得怎么会半个中国都用这个字,而且这个字都是批评女人的。而事实上我在生活中,越来越看到周围的女朋友挺能“作”的女人特别多,从杭州到上海到北京到东北。

  我当时有一个女朋友,在小城市的报社当总编辑,我后来在美国碰到她。我说,你怎么会跑到美国来?她说,你不知道,我那个总编辑不能再当了,我当下去,我就要烂掉,我就像那个淹菜缸里的淹菜被呕烂了。我说,有那么严重吗?她说,是呀,我在那儿当总编辑的时候。那个小城市也不,我就不说哪个城市了。她说,你比如你女人上班以后都会说,唉呀,你今天这件衣服很好看呀。这个是我们女人之间会习惯的说,互相欣赏一下。她说,你只要说你这个东西挺好看的,晚上就有人马上给送去。因为地方报社是当地的媒体,作为媒体的宣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所以她说,后来我发现我不能说话了,不能表达对任何事物的喜爱,或者说对于一件事情多一点的喜爱或关心,马上有人顺着你的意思就会来,投其所好。所以她说我这样当下去,我没法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辞职了,不知道怎么七弄八弄就跑到美国去了,在那儿反正也是很辛苦的做事情。当然我过几年还回去,她说,我就是体验体验生活,但是我不想在那个报社干下去了。

  我还有这样的女朋友,新千年到的时候,她要去浙江一个什么地方看新世纪的第一线曙光。前一天晚上要加班。她要去看,老板就不要她去。最后她就辞职了,就非要去看那个曙光。像这种故事吧,反正就是这种生活中这样的女孩子,女人吧,到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依然还在那儿不断地改变自己。说得具体一点,比如说有个女人,你每次到她家去,你会发现她的家具又换一个地方。她要两个礼拜,不调整一下,就难受。她就觉得我每天进来,怎么都面对着这样一个固定的地方。因为家里面就这么大嘛,对不对?她不可能隔三个月换一次房子吧?她每天进来的那种重复感,每次走的路线都是一样,拿东西的动作都是一样的,这个生活简直是不能忍受。那怎么办?搬家具,把它换个地方?后来我的小说出来以后,人家说,对呀,对呀,我就是这个样儿的,得到了很强烈的呼应。还有,女孩子不断地换发型,长头发要剪裁短,短了以后要养长,长了以后烫了,烫了以后要给它拉直了。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小文章,是《南方周末》,还是哪儿?它说头发七次改变发型,就走完了女人的一生。我原话记不得了,它说头发是女人改变自己最重要的方式。她有时候改变不了生活,改变不了命运,那怎么办呢?改自己的发型。我觉得也是自我安慰、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吧。总之吧,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真的是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

  在我写《作女》的前一年,我有一个朋友在郊外买了五十亩地,一个庄园,她说是庄园。让我一定要到那里去参观一下,后来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一个五十亩这么大的地方,你想,里面盖了一个平房,房子里面非常的混乱, 当然没有那种乡间别墅,印象中庄园的那种感觉。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她根本忙不过来。这五十亩里有三个水塘:一个塘里面是养鱼的;一个塘里是种藕的;还有一个塘有待开发,当时还没计划好要干什么。她说最大的那个水塘里头养了十万尾金鱼。我说,在哪儿呢?她说,我敲一敲,敲一敲它们就来了。她就拿一砖头,旁边有一个木头桩子,就敲,敲了半天鱼也没来。后来她说,它们睡觉了。然后就到另外的那个藕塘去看,那荷花都开过了,结了莲蓬,莲蓬就长在水里面,也没人去采。我说莲蓬子很好吃的。她说,没时间,忙不过来。我看那五十亩地全种了玉米。我说,你应该种树。她说,明年就种树。养了十个狗,分别关在五十亩地的各个角落,各个不同的方位,每个狗都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面,十个不同的地方。我说,你万一碰到歹徒的时候,你怎么把狗放出来呢?你如何迅速地把你的狗从笼子里放出来救你呢?她说,这个反正是有办法的。每个狗面前都放了一个脸盆儿,里面都是玉米糊糊。我说,你养那么多狗干吗呀?她说看玉米呀。那这么多玉米丢了呢?我说,你种那么多玉米干吗?喂狗!我当时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回来就得想这个事儿呀,你不能说你乐了回来,这人神精病呀。那我们通常会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可是我想好像不是这样的,这个女主人是我从30岁不到就认识她了,跟我年龄差不多。我也50岁了。她对她的生活充满着热情。我觉得狗和玉米的这个事情是典型的不产生效益的这么一个事物,种了玉米喂狗,狗来看玉米,效益在哪里呢?是不是?这个效益就在于过程中的快乐,她喜欢狗,所以她养了很多狗;狗得吃啊,种玉米喂狗。这个过程中,她觉得能够自己自足,又养活了这些狗,她五十亩地上都长满了绿色的庄稼,很快乐的事情。

  这个当然是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我们首先得有很多钱来买五十亩地,我们还得买得起十条狗。我说的是,她也不是有很多钱的人,但是她有一点儿钱,她就开始“作”。她的钱用在自己快乐的地方,她也不是什么大款,她觉得这种方式非常的愉快。因为她觉得她在这个过程中,它虽然是同一反复吧,但是她的快乐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我并不是提倡大家都去做这种没有效益的事情,效益的事情还做不过来呢。但是我们写作的人可能会从这样的例子当中,去体会到一些我们可以深思的事情。她能从这个事情当中去找到一些我们生活的变化。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发生着变化,毕竟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是追求绝对的效益和实利,要每一分钱的投资要得到十倍的利润。这个大概是我写《作女》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会更注重生命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能够体会到的那些生命的意义,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去生活。

  当我找到《女》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我才觉得女性小说它有了更与众不同,跟别人不同的视角。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女性,我们现代的女性,她们对生活充满着挑战,对生活是有创造性的,她不愿意一天一天地重复着这样的生活。当然,小说出版以后,也引起很多女性的共鸣,也有一些批评。有人总结说,唉呀,他说人其实都是有“作”欲的。这个欲望不是挣钱的欲望,这个欲望是去改变现状,去改变生活,这种欲望都是有。但是这个“作”力是有限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可能都像你小说里的人物去做。但是在阅读当中,它会让我们得到一些快感,或者说在阅读中,我们会知道另一种人,另一种更加勇敢的、更有能力的女性,她们今天的生活态度。知道了这个,可能会对我们有一点启发。当然我说,你千万不要像卓尔那样去“作”,因为我看到很多“作”女作来作去,产生很多问题。我并不是希望你们像卓尔一样,因为卓尔只是一个个例,是一个文学形象。大家知道,前两天,《作女》的电视剧已经开拍了,由袁立演那个卓尔,演员阵容还是比较强大。但是卓尔她绝对是一个个例,不可能我们都像卓尔那样去“作”的。但是我们的小说、文学作品,当它成为文学作品的时候,它一定得提取一个比我们眼睛所能经常看到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或者说更为超前的,或者说更为丰富的人物形象。所以我一直认为,生活它不是你去寻找。生活你去找了,比如说我们学写作的人,说怎么也没什么生活呀。当你要去寻找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你对生活的那些感官有问题了,这个接收器有问题了。生活不是要去找的,当你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的东西,耳朵你听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去找是找不到的。要去寻找生活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有麻烦了。

  实际上每个细微的东西都是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有时候那个民间的语言,我觉得非常生动的,随时随地你都可能从生活当中吸收营养。比如说,有一次我去买鸡蛋,那个鸡蛋我觉得有点儿小,我就说了一句,“这鸡蛋有点儿太小了吧?”那个卖鸡蛋的人说,“它小,我也没咬一口。”它生的就这样的嘛。像这样的,我真是觉得无时无处不在的。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写作的人他一定要有这样的灵感度,去接收这些信息。这些信息经过你大脑处理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思考的能力、分析的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有的人他是很麻木的,或者说对生活是很冷漠的,他没有感觉,他不大容易产生感觉的,或者说他不太容易被感动。我有时候走过地铁通道的时候,比如说有年轻人有的在那儿拉琴,我会产生一点感动来。因为有时候我听了他的音乐,我有零钱,会放一点零钱给他。我觉得他通过他的音乐给过路人带来一些快乐,这是他的一种谋生手段,他不是乞讨,他也不像那些乞丐,把身子弄残,当然这些人也是很悲惨的,或者说借来那么一个婴儿,抱着在那儿乞讨。在地铁碰到那些拉琴的人,我就会有一点感动。晚上散步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小区里面经常看到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太太,老头儿自己做了一辆小车,只能放下一个人的座位。我觉得这个车是他自己自制的,因为很小,前边有老头儿蹬车的座位,里面是一个很小的车兜儿,就能坐下一个人。每天晚上他蹬着车,拉着老太太,老太太可能是腿脚不太好。每天,只要没有太恶劣的天气,老太太就坐在后面,老头儿就拉着她,兜风。还会有一条小狗,小狗也不是很漂亮的小狗,就一直在地上跟着车走的。看到这样情形的时候,你会不感动吗?有时候小狗走走的时候,蹦!就会跳到那辆车上去,跳到车上去,老太太搂它这么一会儿,再把它放到车下去。然后它又跟着车跑。

  所以我觉得,生活中让我们感动的事情就是这么一个镜头,一个画面,都给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果我们不被感动的话,我觉得真是是不能写作了。所以我觉得要写作的人,多少心里面,怎么说呢,或者说有一种单纯。你在感受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的单纯;你在思考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的复杂,这是我的经验。如果你感受生活的时候,你没有这种单纯,你对一切事物都会觉得:噢,就那么回事呗。如果它是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会在里面看到一种美感。但是如果你用世俗的眼光去看的时候,轻轻一句话你就把它PASS掉了,你觉得这有什么呀,吃饱撑的。我们通常会用一种世俗的解释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就变得毫无生气,毫无意思了。所以我要说,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还会感动,这个也是写作的基本的东西。

  我有的时候看报纸,我看报纸的时候我会感动,比如看到那个,前几天刚好有一个故事,就讲一个大学生,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父亲把他养大,这孩子非常努力,一直考上了大学。考上大学以后,父亲突然病倒了,瘫痪。这个孩子在学校,给他奖学金,他也勉强能够过日子。他还可以做一些家教什么的,可是他父亲在老家,瘫痪在床亲戚就轮流去照顾他父亲。假日的时候他回去,可能那个大学离他老家不是太远,他回去看他父亲,他就发现父亲都长褥疮了。因为必竟亲戚朋友都要劳动,都要干活儿的,没有专人来照顾他。最后怎么办呢?他就把父亲接到他所在读书的那个大学,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背着父亲上大学嘛。我们还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为供孩子上大学,卖血。前些天看报纸上,卖血,他上了四年大学,他父母卖的血的总量可以用桶来装了。是这么供他(她)上大学。但是这孩子最后去打游戏机以后,根本就找不着这孩子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同样我们还是会看到我刚才讲的那种故事,他把父亲背到了学校附近,每天早上去上课以前,把他的水准备好,早点准备好,中午回来给父亲吃饭,然后用晚上的时间去做家教。这样子来照顾父亲,一边读大学,一边照顾父亲。

  我觉得人世间还是总有那么一些亲情和友情和真贵的、宝贵的情感吧。不会没有的。所以,我们写作的人不能感动的话,那我们的接收器有一个地方你就关闭了。这种关闭是很可怕的。如果通常我们是和所说的生活中有一些人的那样子,对生活采取一种非常世故的,或者是冷漠的态度,我觉得你永远不能说你自己在生活中。所以在这儿,我要强调的是,刚才我说到的一个公民的概念,也就是回答我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我首先是作为一个公民存在,我不是一个写作的人,我跟大家一样,我是一个公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我会有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存在的种种的欢乐、痛苦、问题、压力,我会关注我们周围的一切生活,生活当中的一切事情。这个时候你不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存在。如果你已经在自我意识当中,你就是一个写作者存在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这是我的看法。当你在生活作为一个公民存在的时候,你忘掉了写作。你跟别人一样,你在生活,你会碰到小区里面有很多人用种种的理由不交物业管理费,然后造成了大家的麻烦,没有、缺乏这种公德意识。用种种理由来拒交物业费,而引发你的愤慨。你会作为分民,守法地去交纳各种费用。然后你又碰到各种生气的事情,你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医药费为什么会这么贵?或者说,你去买菜的时候,你也会看到那些菜农、卖水果的人,他们会搭个棚儿在公路边上,晚上睡在里面。你也会产生种种的同情。这个时候我觉得写作者的身份是很模糊的。你会看到北京城里每天堵车,这个交通怎么回事儿呀?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北京人通常的用语是,“你堵哪儿了”?不说你吃饭了,以前说“你离了吗?”现在不说,说“你堵哪儿了”?一打电话就说“你堵哪儿了,怎么还没到?”堵车是一个最正常的现象。你会着急这个城市管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你会关注我们的环境,今天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种气味?而明天大风刮的路上全是塑料袋儿,你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起码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公德意识的话,你无从谈起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最基本的感受。

  经常打出租汽车,你会跟司机聊天儿吧?我们知道出租车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这个行业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一年到头儿,三百六十天是没有假日的,而且每天无论他是生病也好,家里有事儿也好,都必须交纳这个份子钱。你给他算一算,一天交140、150块钱的份子钱,一年下来是多少钱?他要交纳的费用,而买车的费用是多少?那些利润都到哪里去了?司机早上六点钟出门儿,一直到晚上十点钟可能才到家。现在我们的出租汽车行业,绝对是超负荷。有没有人来管这个事情呢?去年在全国政协会上,我就讲了出租汽车这个问题。我说中国还有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法》?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就看得到,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没有节假日,他有节假日,还得交那个份子钱。如果今天家里有事,他还得赔进去这一百五十块钱,或者一百六十块钱,或者一百八十块钱。且不说他们的吃饭,他们的上厕所,都有很大的问题。明摆着,出租汽车公司是暴利的啊!这个司机,我觉得为什么没有工会组织,没有起码的一些团体来为他们说话呢?我到现在也不理解这个问题。这么严重的违反《劳动法》的事情,就在北京城里,我们每天都看得到的。可是我们就是无法改变它。我每次如果打出租汽车,我肯定会跟司机聊天儿的,会问他一些情况。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我也需要知道,作为一个好奇的人,我也想知道。但是这些东西,我刚才讲的,我们看到的种种现象,它不会直接变成文学作品的。我不是记者,我不是因为跟出租汽车司机聊天儿,我要得到素材,我就要写作。不是这个关系,它就是因为你在生活当中,你的接收器是全方位打开的,你需要知道你在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你需要知道这些司机的想法,你会问他一些很具体的问题,这都不是为了要写作,你只是为了你想知道,你想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陆陆续续积累了很多出租汽车司机的故事,也有一些司机是比较熟悉的,他会给我讲一些故事,一些故事也非常精彩、非常生动。但是重要到一个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经过我的消化、提取之后,它可以变成一个生动的、可塑的人物形象,我才会去写。所以这样的,你说你不在生活中吗?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每一个环扣,它都要跟你有关系。

  我们生活在现代,生活在当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除非研究历史小说的、历史故事的,专门研究历史故事的人,生活在他的历史资料当中。但是他的历史资料,即使是历史资料,它是被什么激活的呢?也可能是被那些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激活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历史小说,电视片它都跟你的现实生活发生某种对应关系,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历史当中还是可以看到今天的影子,甚至在很遥远的历史故事当中看到今天的人物的某种影子,或者说是一种折射。那何况我们是一个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家,所以我觉得它都是从任何时候、地点在感受生活。这种生活,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激情,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或者说是一种敏感,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是在生活中,你是在农村中体验生活,你在哪个单位里体验生活,如果你没有这种敏感和保持这样激情的话,你就是在生活中,你永远都感觉不到它的生活的一些很本质的东西。

  我们再回来讲《作女》。后来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听到一些读者的意见,你说的《作女》还真的是那么回事,为什么我们都能感觉到生活中,我们生活中我都认识谁谁谁,这个就是挺能“作”的。那个人就说,唉,我们单位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开始要装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什么材料建筑店,等到你要装修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儿有一个建材店,那儿有一个建材店。原来它跟你没关系,你就不注意它。《作女》的小说出来以后,突然很多人都发现,噢,原来我们的生活中真是“作”女比比皆是。

  这些“作”女到底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哪些积极的影响呢?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中老年的女性读者,看了这个书以后,也会有一点激动。当然我知道她们如果批评我的话,肯定不会当着我的面说,可能也有人说我不能接受这部小说。但是也有确实有唤醒了我们女性朋友们激情的时候,她会说,唉呀,我要在年轻二十岁,我也得这么“作”。我都把好时光给错过了。甚至还有一个母亲,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她买了这本儿书去送给她女儿看。我一般都会特别担心家长反对我这本儿书,把书都给藏起来,不让她女儿看,虽然女儿也成年了。恰恰有个相反的例子,她给女儿看时说,你好好看看这本儿书,你千万不要像你妈妈这样过一辈子。这个例子对我来说,确实也是挺震动的。因为我们生命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可能重新来过。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有这么一种充满着活力、挑战性的这样的女性形象,是不是可以弥补我们的一些遗憾,而且可以使我们今天的青年女性能够更好地去创造自我。

  我觉得,一部小说它如果能够广泛地引起读者的注意的话,它确实要在作品中表现出那些能够体现出那些具有广泛的意义。对每个人来讲,他能够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一些共鸣。还有它能够有一定的超前性。所以我说市场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去迎合市场。你说今天市场上流行什么了,咱们赶紧去写。当然我相信严肃的作家,或者说比较好的作家,对自己有要求的作家都不会这样做的。你去迎合市场,迎合读者的话,读者永远不会接收你的。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当然这样说的话,是不是大家有点儿觉得那个,我希望自己能够去引导读者、引导市场。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学作品,在每天这么大量的出版物,这么堆积如山的情况下,你吸引眼球已经是一种非常过眼烟云的,或者说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你如果不触动人的神经的话,你触动眼球有什么意义呢?给你看了一眼,看了一眼,马上就可以把眼光移开了。因为吸引我们的东西太多了,因为好多文学作品至少你能触动人的神经吧?你能让人家去想一想吧?所以《作女》它就是写出了我们今天的中国女性正在生长的那样一些因素。实际上是中国本土的带有成长性的这样一种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有当我们做到这点的时候,小说才是有意义的。

  对我来说,实际上生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当下的生活,还有一部分是过去的生活,当下和历史这个构成了我自己在感触生活当中的两个来源。当下与历史,实际上是并行的。像我是建国以后出生的,我们这代老三届作家吧,跟共和国同龄,所以也应该说经历了建国以后的大部分重大的事件。所以,历史一直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是很难消失的,或者说是挥之不去的。有很多很多的影响,当然那个时候还比较小,三年困难时期,然后到“文化大革命”,到上山下乡,一直跟随着我。我一直是在这段历史当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这个历史要一直跟随我们一生,它都会跟共和国的历史并行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生命史。所以不断地对历史反思,回顾,反思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实际上是为了使我们今后,找到我们往前走的一种路径的方式。这个绝对不是一种怀旧的倾向,或者说人家讲到了一定年龄,会有一种怀旧情绪。我觉得这个跟怀旧完全是两回事情。现在我还会经常听到这种议论,在我们这个商品经济时代以后,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尔虞我诈,或者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两极分化,出现了很多很多新的社会矛盾。因此,我们曾经所经历过的六十年代,相对来说人和人之间是平和的,或者说一直到“文革”,人和人之间是比较平等的。

  我想我不会太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我是经历过六十年代的,那个时候出身好的人和出身有问题的人谈不上平等,那个时候的政治歧视也谈不上人的尊严。所以我们怎么可能会非常简单地去怀念那个时代呢?那个时候的人是平等的吗?那个时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平和和谐的吗?你说一句话都怕隔壁有人听见了,去给你告密,是不是?时刻怕犯政治错误。在那个时代是谈不上人的尊严的,动不动就怕犯政治错误,必须人家这么说,你也得跟着这么说,没有任何个人意志可言的。难道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吗?是一个好的社会吗?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以后,走上了一个开放的这么一个时代,它又怎么避免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那些激烈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当然这个不是我应该要解决的问题,这个是政治家解决的问题。但是作家文学家,他肯定会去思考,会去想这些事情。所以这样呢,我就觉得对于当下的关注,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历史的关注,确实是为了更好地来往前走。所以这样呢,比如像我今年刚刚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请带我走》,这本小说它就是融合了这两部分内容,它既有描写当下生活的,还有一大部分描写“文革”和知青。这其实也代表了,长时期以来我的写作都是跨在这两个之间。

  比如《赤彤丹朱》,我又回到反思历史的那个阶段去了。但是我在写《情爱画廊》和《作女》,它又是非常具有当代性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跨在这两边,一直在往前走。所以我会简单说到《请带我走》里边的那个中篇小说叫《芝麻》。我们怎么样把芝麻磨成香油。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个笑话,一个穷酸的秀才,连一颗芝麻都不放过,芝麻掉到缝隙里头了,想办法把它抠出来。用芝麻这个东西来形容人的吝啬,寒酸,连一颗芝麻都不放过,就说明这个芝麻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东西,不值一提。咱们都说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芝麻是非常不值一提,或者说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些芝麻,在我们生活的缝隙里面,就是掉在缝隙里面,让我们看不见,它太小了。所以我要写的芝麻的这个人,从农村出来到城里来打工的一个农村妇女,她就像掉在城市街道缝隙的芝麻一样。你不拍它,它不出来。

  有时候你到大街小巷去走的时候,觉得这个城市有很多的皱折,在这个皱折的缝隙里面藏了很多东西。但是你不可能都一一地把它找出来。尽我自己的能力,找出我能感觉到的,或是我能看得到的东西。比如《芝麻》里面用的一些素材,这个小说属于我对当代的即兴反映。它是现在时的,它触动了我,经过一段积累以后,它新鲜的芝麻马上就可以磨成香油。这也是因为我长期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来城市打工的农村妇女,她们有时候的语言是非常生动的。她说我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村子里就一个电话,或者好几家人拉电话线共用一个电话。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有五、六家人可以听。所以她说村里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分开了,打电话就说了一句,“你好吧?”“我好。”“我想你了。”“我也想你了。”全村第二天全部都传遍了。所以她说打电话的时候,千万不能说“我想你。”“你好吧?”“我好。”“你好吧。”“我好。”就讲完了。她女儿说,第一次接电话,女儿非常的惊讶,女儿可能七、八岁,妈妈,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猫着呢?她对这个电话觉得很神奇,怎么会突然出现妈妈的声音?像这样的细节。讲到河南发大水,她说,她爸爸躲到房顶上去。因为村子里面只有他家一所房子是最高的,都躲到他们家房梁上去。我说怎么上去的呢,她说要在天花板上捅个洞,然后从那里爬上去。可是她爸爸没来得及上去,大水就来了,把她爸爸给冲走了。还抱着她那个才十一岁的小弟弟。大水来的时候,他没抱住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给冲走了。冲走了以后,她爸爸就抱住了一棵臭椿树,后来爬到那个树上。那棵树也不太高,打了一个闪电,闪电下来,他看到有一个东西在那儿浮动,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他就一把抓过来。一抓,正好是刚才自己掉的那个小孩儿。然后她说,他就把那个小孩儿空在肩膀上了,空空,把水都空出来,那个小孩儿就活了。就是这样的一些生活细节,生活故事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对生活有悲悯之心,有同情之心,对生活有一种热情,有一种好奇之心的人,他尽可能的去关心你能碰到的一些事情,你会想这些事情。

  对河南人的批评比较多,我们知道里面有些细节会具体到这种程度,这个小偷小摸,乡里乡亲的,他确实是偷。这个我没有任何贬低河南人的意思,就是说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就他可以一年到头都会跟猪睡在一个地方,要不然就丢,所以长年累月都得睡在猪圈里头。然后她说最极端的例子可以这样,有一个人家养了一头牛,他怕这个牛丢了,怎么办呢?他每天晚上把这个牛拉到自己睡觉的房子里,大概农村的门比较高。他就把牛拉进来,拉进来以后,还怕自己睡死了,就把牛角上面拴两根绳子,拴在房子两个角上,有地方可以拴住。这还不放心,还不保险,就在牛腿上拴了根绳子,拴在他的床脚上,要这样保障牛不会被偷。但是到了半夜,依然会有小偷。农村的墙很簿,它没有隔间,单独的,后面就是院子了嘛。竟然就在房子上面掏了一个洞,进来就把牛角上的绳子给解了,解了以后就牵着牛出去了。但是他没有看到牛脚上还有一根绳子,拉着牛出去的时候,那个牛绊着那个绳子,那个床腿儿就抬不动,牛的主人终于醒过来了。一定要拉动这个床的时候,他才醒。因为他很累,睡得很死。可见小偷动作也很轻啊,他没有想到下面还有一根绳子,所以这根绳子非常重要的,绑到到床腿上了。这么一来,主人醒了,看到墙上有一个大洞,牛的半个身子已经在外面了。这个时候小偷儿才跑掉,这个小偷,他不去追了,牛能保住就成了。这个牛被拉回来,第二天再把那个墙堵上。然后她说小偷偷东西的时候,偷完了以后出去的时候,把外面给你拧上,第二天出不去了。为什么给拧上,怕你追他。像这样的生活细节,我们都是能够经常碰到。但是最后你怎么样捡很多很多的芝麻,最后怎么磨成油。所以我这个小说写的是这么个农村来北京打工的一个妇女的生活经历。但我想写的并不是这些芝麻,真正想写的是我要磨出来的那个香油。我觉得太多的小说,到处都是写农村人怎么受歧视,城市是一个邪恶的地方,有多少农村人来到这里以后被毁灭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农村人来城务工带回去很多很多的打工钱。当然现在我们又在清欠农民工工资,这是伤天害理的。我觉得最不能忍受的是,农民在外面干了一年,拿不到农民工工资。这个我确实觉得不能忍,但是我确实也没办法。每当这个时候,我就非常愤慨。不管多少,那是劳动钱,这个工钱你怎么能不给他呢?但愿这是少的部分。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农村盖起了新的房子,是通过外出务工挣的钱,到家以后盖了房子,买了电视机,买了小型拖拉机,开始一点一点改变。这个我觉得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大量的农村务工人员到了城市以后,毕竟接收了城市的很多先进文化,逐渐地就改变了他的一些想法,他要改变的。比如他儿子到了十八岁以后,就要订亲的。他就觉得儿子十八岁订亲太早了,是不是儿子应该学技术,到外面去打工。他这个观念在慢慢地潜移默化地在改变,这种就是社会慢慢地在进步。像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是一个粮食输出国。它的农业人口只占它的百分之一,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农民国家,所以现在不是要城镇化建设嘛,不是肉体的消灭,就是一个概念上的消灭农民,要减少农业人口,提高农业效率,用农业科技的方法来解决粮食、蔬菜和副食的问题。它不是靠大量的农民的存在,这是非常低效率的农业产出。所以这些农民进城以后,城市是吞噬了很多人,吞噬了很多人的生命,高危险的工种,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在晚报上每天可以看到农民工出事故的问题,但是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部人他在城市里面挣到了钱,或者说看到了社会进步的方向,把很多观念带回农村去。所以我们的农村也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的影响下面,慢慢地进步,所以《芝麻》真正想写的也是处于生长状态农村的进城的务工人员他们的生活、情感发生的微妙变化和观念发生的变化,这个才是我想表达的。

  《请带我走》里面还有一个短篇小说是《鸟善走,还是善飞》。它实际上写了知青生活的一段,当然它不是写那个时候的知青。因为我在去年,二十年以后我又重回到北大荒去嘛,我又见到了当时我认识的一些小孩儿。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小的,七、八岁,八、九岁的小孩儿,现在都已经四十岁了,成了骨干了,税务局的、宣传部的,一应俱全,整个社会组织的全有,都是我们当年把知识带给的那些小孩儿,现在已经成为农垦系统的主力军了。这个孩子我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就认识了,他就给我讲一些故事,他说他最早的生活习惯都是从知青老师那儿来的,他说他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就按照当时上海青年穿裤子的标准,买了一条裤脚管上面是带褶的。他说上海知青是穿这样的裤子,而且从此以后,永远晚上睡觉以前把裤子叠得很整齐,把裤线要压出来。臭美吧!他们当时说他。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文明的一种最初的形式。后来知青有钱以后,有了皮鞋了。他们就看到了知青穿皮鞋,上海知青的皮鞋永远都是打得非常的光亮、干净。他说我一生我的鞋子永远不能有一点灰尘。因为当时我们特别喜欢去跟知青去玩儿,跟知青去玩儿的时候,他说我一定会去洗个脸,换个衣服。他妈说,你又要去找知青去了。他说因为知青不喜欢太脏的小孩儿。所以他慢慢就培养了他的基本的卫生习惯吧,然后知青老师交给了他们一些体育,这个人是非常有故事的。他最开始热爱体育,就是知青老师给他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学会游泳,做起双杠、单杠那些体育锻炼。知青走了以后,他就慢慢地学解说,给足球比赛、篮球比赛当解说员,到了现在我见到他以后,他已经写了几厚本儿的体育评论了。所以像这样的故事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他说最想见的就是当年教过他的那个知青老师,但是那个知青老师一直没有回来过。他说来过很多人,每次来人我就会积极地去看他们,我最想看到的那个教过他的老师。所以他一直不知道这个老师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他生活在哪个城市呢?生活得好不好呢?他为什么没有来?他把他忘掉了嘛?这个孩子总是有这样一个悬念在他的灵魂深处,他有一种感激,还有一种悬念。我觉得这种感情都是非常宝贵的。

  但是这个小说的结尾处理是,他去开着车,准备了很久,最后把他所有的作品都准备好了,找到了那个老师的地址,去找这个老师。他去想看看那个老师,因为当年老师教过他一句话,问他们鸟善走,还是善飞?我们通常就会说,鸟当然是善飞的,老师说有一种鸟是例外,有一种鸟是善走的,是什么鸟?鸵鸟,舵鸟步行的速度非常快,每小时三十公里。大家知道,舵鸟步子是跳跃性的步子,特别大,所以他就从此知道了速度,行走它是可以有速度的。舵鸟它是不会飞,但是它有步行的速度。所以他就从一个农场,偏僻边疆的地方,希望他的人生会有速度,要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他的生活。所以他后来就非常努力地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尤其是体育的知识。最后当他带着这些东西找到那个老师的时候,那个老师在很昏暗的电影院门口,在那里卖体育彩票。在他的印象里,他的老师一定还从事着和体育有关的事业。因为他当时是体校毕业的,是搞体操的。当找到他的时候,他在卖体育彩票。老师完全不认识他,已经完全忘记了,都已经三十多年了。他怎么能证明当年那个人呢,他就说了“鸟善走,还是善飞?”那个老师说,你有病吧。他非常失望,然后说,你到底买不买体育彩票呀?然后他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把那个彩票买下来。他没再说什么,就开车走了。路上他非常伤心。有人说我这个小说写得太残酷了,说为什么最后找到他老师的时候,老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样一个写作的人会用这样的一个结尾来处理他的小说呢?我想说的是,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一代牺牲的人最后就是这样一个结局。我当然不是说所有。在我的小说里面,我想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整个这一代人,他是把知识传播带去了,但他们同时成为了牺牲品。(掌声)

  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提取思考的结果,变成这样的一部小说。这个故事是有一点真人原形的,但是它成为文学的时候,一定会渗透了你自己的情感和你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认识。还有一部小说叫<<请带我走>>,就是开篇的那部小说,也是比较特别的。这个小说也是在我心里面酵藏了三十年,是发生在1971年的事情,到现在都已经三十多年了。它不像我刚才说,新鲜的芝麻马上就可以磨成香油。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素材需要酵藏很多年以后才能慢慢发酵的。比如说《请带我走》那个故事,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故事。当时在“文革”的时候,我们杭州知青有一对兄妹,父母被隔离审查。他们都是杭州干部子弟,到最后非常绝望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过江。因为刚才我讲到了在黑龙江、乌苏里江那儿都是边境嘛。他们是学俄语的,到我们农场呢,当时跟我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当然我们不是一个连队的,来看望她。实际上是一种告别。但是她不能告诉她,她要走。这是绝对不可能说的,就是到这里来看望她。因为在“文革”的时候,朋友就是要告别一下。在她那儿住了一晚上。当然,她哥哥住在男生宿舍,妹妹住在她这儿。住完了以后,当然也谈了一些话,第二天就走了。离开了我们农场,实际上就直奔江边。因为他自己插队的地方可能就是在江边,到了江边以后,非常顺利地就过去了。过江以后,他没有被送回来。因为他们家庭的这种背景和自己会俄语的这种特点,还有这兄妹是非常聪明的,都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人吧,反正是有使用价值的。所以这两个人就一直留在苏联。几十年以后,我跟我的杭州知青再见面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这人回来过,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就九十年代后吧,像他们这样身份的人就可以回来。他回来过,也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材料,后来我写成《请带我走》。这两个人,一个人去了苏联,这个男主角,他去了苏联。妹妹就不要了,生活中原来还有一妹妹。去了苏联以后,最后他又到了法国。他为什么后来又离开了那儿呢?我们当时的那种概念说他是背叛了祖国,去了苏联。然后他又背叛了苏联,去了法国。他说他是因为失望,因为实际上到了苏联以后,当时觉得中国出了很多问题,所以到苏联去参加革命。然后他发现苏联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苏联解体以后,他又到了法国。很多年以后,他才回到中国来。而当年那个他的好朋友,接待她的那个女孩子,在她走了以后,当他一过江,马上开始调查,知道他曾经在这儿住过,这就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等于是你跟叛国投敌的人有过一次接触。谁能证明你不是其中的一个策划者,或者说同谋呢?这个女孩子没法说清楚,他们在当时是不可能说到过江的事情。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她的清白,而恰好那个晚上停电,那个男孩儿掉了张纸片儿,那纸片儿上就写着“请带我走”的俄语。因为他要练习口语和过江以后使用的,但是他把那张纸片儿,停电的时候掉在地上了。第二天有人捡到这个纸片儿以后,当时就交给了领导。果然后来事发以后,就认定一定是这个女孩子写的,因为没有办法证明是那个人的还是她的。这个人本来正在要求积极进步的,很快就要入党了,结果就是因为这个人的牵连,一撸到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也不能上大学。这是我间接经历过的一件事。

  小说里的这个人,这个女孩子,当然再也没有机会,一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以后,她才有机会上大学。上大学以后,她从此再也没有选择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专业,因为这个对她的伤害太大了,她学的是生物。最后她就去了美国留学。这两个人实际上最后一个是在美国,一个是在法国。我的小说开始就是,他们两个最后都回到国内,他们两个互相都找不到。后来这个男孩子知道这个女孩子在这儿,他特别想到这个女孩子,想跟她说一声对不起。他说当时我没有想到,临走以前来看望你,想跟你暗中的一种告别,会给你的前途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他说,我一定要见到你,就是想跟你道歉。最后他们在机场见面了,那个男孩子就跟她说了。他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这个女孩子说,我不需要你说对不起,我实际上应该感谢你。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你当时的这样一个突发事件的话,我可能就会变得不是我了。所以我是要感谢你的,而那些真正应该跟我道歉的人,从来没跟我道歉。我想这个小说的题目包含着更多的意思吧,《请带我走》,带到哪里去呀?谁带我走呀?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呀?它实际上也是对整个社会、民族命运前进的走向的发问。

  文学实际上我觉得是很难表达的,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完全说透的,或者说清楚的。因为完全能够说清楚的话,我就变成哲学家了。所以我只能把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很坦诚地跟大家交流,有说的不到位的地方,还是请大家原谅。谢谢!

  问:主持人好,张老师您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我想提的问题是:在当代,什么现代派、新写实主义,还有一些现代性文学、女性文学是先后登场,文学的形式表现得多种多样。但是在文学总体精神价值上呈现出了一种下滑的趋势。请问您是否存着这一趋势?如果存在,你认为当下作家和一些文学爱好者,应当怎么去做?谢谢您!

  答:他的准备很认真。我觉得首先我要肯定的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的多元状态,这个也是我自己期待和欢迎的。我认为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结构,应该允许各种各样的东西存在,不是单一的一种文化样式。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文学能够有各种各样,像你刚才举的流派也好,各种各样的形式也好,实际上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这样,我们的读者也会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和选择余地,现在谁都能找到自己愿意看的东西。你说这种精神下滑,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也不能以此来指责我们其他的文学同行吧,因为我觉得在一个比较物质的时代,我觉得整个社会的精神趋向,它都有下滑的迹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文化和文学它都是当代人的一种间接或者直接的反映吧,所以当我们批评我们的文学作品有精神下滑的趋势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到,我们的社会的人,本身的精神是不是有一种萎靡?或者说更物质化的表现呢?作家当然他的任务不一样,他应该是承载着一定的道义。我当然希望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浙江作家节的时候,在杭州,有一个叫作“西湖论剑”吧,所谓的八个作家跟读者见面的一个活动,它的主要论题就是中国文学的缺失,讲中国文学缺什么。八位作家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缺思想的力量,有人说是缺少一种耐心和虚心,还有人说是缺少好的批评,还有人说中国文学最缺的是想象力,还有的说中国文学缺的是市场的意识。我当时的发言是这样,我简单说。如果说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可能最缺的是一种丰富的学养。我总觉得我的知识和阅读一直没有很系统地去学习,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缺少丰富的学养。但是对于整个文学来说,我认为我们今天的文学是比较缺钙。这个说法可能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问:张抗抗老师,请问您的作品中,您自己比较忠爱的是哪一部?还有一个问题是,跟文学无关的,就是我从小抱着您的书看,您的名字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我刚才也问过很多人,从小一直有一个疑问,您的名字为什么叫“抗抗”?

  答:我先回答你后面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比较迫切的,大家想知道。尽管是属于我的隐私,但是它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所以我告诉你也没关系。这个绝对不是我的笔名,也不是我“文化大革命”改的名字,这就是我的本名。我是1950年生的,正好是抗美援朝的时候,当时我们中国人起名字也是带有高涨的革命热情,一直持续到“文革”的时候,都有什么“红卫”呀,所以你看现代带“红”字儿的女孩儿都是“文革”生的。这个政治意义是灌输到中国的百姓之中去了,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时我的父母也都属于进步知识分子,我就被起名为“抗美”,就像很多男孩子都叫“援朝”一样。我在一岁之前,叫“抗美”。但是我母亲很快发现了有很多“抗美”,遍地的“抗美”,觉得重名不太好。我们到现在才发现有重名的问题,罪犯一查有好几百个。我妈妈后来发现那么多人叫“抗美”,这个重名不好,她也属于比较懒惰,也不想重新取一个名字,所以她就把“抗”字换了一下,把“美”字去掉,顺着就下去了,叫“抗抗”。其实也是特别简单,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我觉得还是留了一些我母亲的个性的选择。这个名字他们觉得还是很好,因为它带有一种坚强,一种反抗吧。所以我觉得弄得我一辈子也挺不得安宁的,就是老有一种抵抗意识。“文革”的时候说我的名字属于否定之否定,你看这不是否定之否定嘛,这是从哲学上解释。从政治上解释,又集中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因为你既可以抗日,又可以抗修,又可以抗美,反正那个时候的革命目标,谁是敌人就抗谁,都通用。所以广泛地体现了革命外交路线。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失去政治上的意义了。因为我们终于发现我们中国的事情啊,你别一天老抗这抗那个的,你自己的事儿都没办好呢,是吧?(掌声)所以这个名字最后留下来的意义对我个人是有意义的,我们还应该有这样一种抗争精神。这个对我永远是有意义的,我希望对大家也有意义。

  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孩子”,自己都比较喜欢,但是实际上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它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我还是对我的四部长篇还是比较看重。因为我每次都会投入比较大的力量,也不是一年一部,跟自来水儿似的。我一般准备好几年才会有一部长篇。现在盗名书比较多,以前盗版还是可以忍受的,是一些经济上的损失,这也认了。现在激光照排,排的错字儿也不太多。有一盗版书,它原来的正版书有三个错字儿,盗版的时候它给你改过来了,所以盗版书这个也认了。但是现在还是要打击盗版,最痛恨的就是那盗名书,它写得你的名字,假的出版社,内容跟你一点儿都没有关系。我今天在这儿再三提醒朋友们,盗名书太可恶了。它那个什么《今夜不寂寞》,写着张抗抗著,败坏我的名誉,而且里面的内容确实比较恶心。我又不可能跟每个人去解释吧,每次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就会在新浪网发表一些声明,说这书不是我写的啊。现在出版上的问题确实挺严重的,我们应提高警惕。那怎么办呢?买书的时候多看看报纸上有没有过介绍或宣传啊,认准了。比如说我去年写的《作女》吧,准保三年之内不会有长篇的,你放心好了。所以下面看到我的长篇千万别买啊。

  傅光明:还有一个,当您看到张抗抗著之后,看看内容,别一看名字就买。一看内容挺恶心的,肯定不是她的。

  答:对。

  问:张老师,您好!今天心里边儿特别激动。两点:第一,第一次听您亲临现场的指导,因为我一直是您作品的读者;第二,今天刚好是我49岁的生日。这一课确实挺生动。我有那么一个愿望,能不能再次听到您的讲座,或者说有机会能不能办个什么班儿,特别想参加。这是一个愿望,呆会儿需要您回答。您作品出得很早,但是我第一次拜读您的作品是1994年的10月3号,《北京晚报》是篇连载。我今天都给带来了,我有这么一个问题一直围绕着我脑子里面,想让您给解释一下,您搞不搞收藏?为什么您能写出这么有深意的收藏方面的文章?我特别感动。

  答:我一定如实回答您的问题。小说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回答读者的问题是绝对不能虚构的。我绝不搞收藏,因为收藏是非常需要时间的,你想那一张油票,一张粮票还得去跟人捣来捣去,我自己还是知道一点。这就要花大量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培养人的性情知识啊,是很好的一种活动。但是它需要时间,所以收藏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为什么对粮票发生了兴趣?因为粮票是对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个记录,一两粮票上面都有很多故事的。在当时大概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碰到一个人,他好像也是我的一个读者,给我写信,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慢慢地谈到粮票的事情,我就觉得很有意思。那个时候还没被取消呢。他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他就谈怎么省下来粮票。他有时都要饿昏过去了,也把每天早点的粮票省下来。然后再去跟人换外地的粮票。因为粮票是中国物资时代的一个短缺和见证,总有一天粮票会被取消的。所以我觉得粮票上面确实凝聚了共和国的历史,我非常感兴趣。这样我就听他讲了很多粮票的故事,是我专门进行采访的。我很少进行采访的。因为这种资料是不可能在我的生活中得到的,印象中只有一个印象,“文革”时到上海去串联,上海是有半两粮票的。我要了一碗稀饭,要了两包子。我吃不掉另外一个包子,我就把那个包子退了,退了以后,那个售货员非常非常认真地给我送回了半两粮票。那个包子是半两。上海是一个精确度很高的城市,全国各地,只有上海有半两粮票。所以我对粮票有过这样一些接触,一直到四十岁,粮票都是非常重要的,觉得这个真是很珍贵的资料。我采访他了,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还不如小说,真实的纪录更感人。它写成小说的话,人家就认为你在虚构,其实都是真的事儿。我们大家都喜欢看纪实性的节目,就是因为它能打动人,但仅仅有真实是不够,比如变成文学作品,它就要提炼出来像芝麻,像《作女》这样的东西。

  问:张抗抗老师,您好!我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我在教学当中要讲到您的很多散文,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散文创作,一个是《地下森林断想》,一个是《牡丹的拒绝》。比如说我非常的喜欢《牡丹的拒绝》这篇文章,我的学生在读到的时候,有的就提出来,说这篇文章有点儿做作。我非常想知道,这篇文章创作的背景以及您的想法。

  答:我在写小说之外,是经常写散文的,有时候在报刊上会经常看到我的一些短文。我觉得散文它比较随意,也比较轻松,也比较真实。有些东西是没法变成小说的。比如你到一个地方去,或者你的瞬间的一个感受写成散文的话,我觉得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整理。《地下森林断想》是我在1978年时写的,当时到东北镜泊湖,那的地下森林很有名,它就是一个狭谷,我那时候就不理解什么叫地下森林?难道这个树是长在地底下的吗?是倒着长的吗?我当时有很多疑问。后来知道它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狭谷,这么看上去好像它是在地下这样子。这个狭谷生长很不容易,因为它要慢慢变成土,有种子进来以后,它才会长成一片森林。我觉得那很能表达我当时那种坎坷,在挫折和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一种激情。所以写了《地下森林断想》,一直是中学课外阅读的文章。

  《牡丹的拒绝》是我在1991年写的,当时我到洛阳去看牡丹,也是在一个朋友的热情邀请下去看牡丹。可是到了那儿以后,按照每年牡丹节的花期,到了那儿以后一朵也没有开。那年的春天特别的冷,它老寒流,到了四月中旬,每一年牡丹开花的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是一片花苞。那花苞挺大的,几乎一朵花都没有。我当然很失望了,我大老远跑洛阳来看牡丹,看得都是花苞,我也不可能坐那儿等着开吧。它开,也是陆陆续续地。所以在这种失望的心情下呢,我就有点感觉,噢,原来它不是按照你们的意志,牡丹节这个时候开,它开了;太冷了,它不开,它有它的选择,有它的意志。牡丹也是有意志的,武则天那时候,让牡丹开它就不开。看来牡丹还真是挺有骨气的。那时候我们的被面儿,喜庆的时候都画牡丹,好像很俗的,作为富贵的象征,后来我突然觉得富贵还有一种高贵,高贵超越富贵,这种品格虽然跟富贵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就想表达我这种感受,写了《牡丹的拒绝》。它有权利拒绝呀,冷了它不想开,你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所以我就写出我没看到这种遗憾的心情,以及它不开花带给我的启发。所以告诉你们同学,这个是我非常真实的感受。如果说他们觉得有点做作,那可能是太用力了。当时汪曾琪老先生看了我这篇文章以后,他就送给了我一幅画。他一直是画画儿的,很多文学朋友都想要他画画儿的。我这个人也不太好意思向别人开口,一直没开口,从来没有开过口。结果老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之后,自己就主动给我画。他画了一个牡丹,那个牡丹是绿的,叶子是红的,在上面题了一首诗,他说,“看朱呈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就是大的道路从来都是经过曲折的),见说洛阳春锁末,牡丹拒绝着繁花”。这是1991年,也可能是当时很多人的一种心情吧。这个画儿一直挂在我家里,也是我对汪曾琪先生的一种纪念。他当时说了一句,说你这篇文章写得好,但是太用力了。我想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太用力了,可能就是有一点做作,太强烈的要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其实也是写文章忌讳的。可是有时候你不用力,你怕人家不明白,你就得用力。有时候你用力用得狠了,人家还不明白,也有。这个度也是很难掌握,我理解刚才你说的这个意思。

  傅光明:其实,并非每个作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独特的经历。从张抗抗所讲,我们应该能够感到,创作角度上来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这生活中独特的经历、独特的感受,提炼、升华为艺术。记得电影《梵高》中一个场景,印象非常深刻:割了耳朵的梵高在画风景。另一个画家跑过来,看看风景,再看看凡高的画稿,发现没什么可画的。梵高不悦地对他说了很多大艺术家都会说的一句话:生活中不缺少美,而缺少发现。关键是怎样用艺术家的感觉去体悟生活中的素材,用张抗抗的话说,她也是这么做的,就是把生活素材的“芝麻”磨成艺术的“香油”。最后感谢抗抗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

 

  【张抗抗简介】:

  张抗抗,1950年7月生,杭州市人,1966年杭州市第一中学(现为杭州高级中学)初中毕业。1969年赴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在农场劳动、工作8年。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现为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第七、八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字著作权保护协会副会长、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已发表小说、散文共计600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著80余种。代表作: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张抗抗自选集》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 三次蝉联“中国女性文学奖”、多次获“东北文学奖”、“黑龙江省文艺大奖”、“精品工程奖”,曾获“黑龙江省德艺双馨奖”、“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小说金奖”、“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以及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奖。 2014年获“中国版权事业卓越成就奖”。

  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

 

  相关链接:

  http://ehsb.hsw.cn/shtml/hsb/20150226/483733.shtml

  http://www.sbkk8.cn/sanwen/mingjiasanwen/zhangkangkang/76764.htm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fwzj/writer/130.shtml

  http://www.duanwenxue.com/huicui/2753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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