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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湖南小说创作研讨会在中南大学文学院召开

http://www.frguo.com/ 2015-12-07 湖南作家网

  本网讯(记者 刘哲)11月21日下午,由湖南作家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湖南小说创作研讨会”在中南大学文新院举行。湖南著名作家阎真,鲁迅文学奖理论奖得主欧阳友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余三定,毛泽东文学奖获得者薛媛媛、潘绍东、卓今,湖南青年文学奖获得者于怀岸、聂茂、晏杰雄,长篇小说作家曹旦昇、楚荷、刘萧、舒中民,《十月》小说新干线入选者匡瓢,小小说名家戴希,还有龚旭东、杨经建、胡良桂、陈善君、刘晓平、唐樱、罗宗宇、娄成、肖念涛、刘哲、吴投文、禹建湘、许艳文、龙钢华、赵竹青、刘少一、曾晨辉、舒文治、彭江虹、吴昕孺等知名评论家、作家共五十余人出席会议。平时只能在媒体看到的湖南一线实力小说家齐整亮相,与来自全省的评论家进行深度对话,共同商讨当下湖南小说创作的发展良策。会议由中南大学教授欧阳友权主持,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湖南作家研究中心主任龚爱林到会并作讲话。

  

研讨会现场

  本次会议以“习总书记讲话语境下的湖南小说创作”为主题,与会专家、作家就新语境下湖南小说发展及重大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探讨。会议指出,作为时代重要的文体,湖南小说创作应抓住当前中央大力推进文艺事业契机,认真学习讲话精神,勇于接起重振文学湘军的使命。

  在具体工作方面,湖南小说创作应努力传承和创新八十年代文学湘军传统,对以沈从文、周立波为代表的湖南乡土小说传统进行发掘、承接和时代拓展,探索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之“湖南故事”篇,寻求地方性写作与世界性写作的融通路径,探讨长篇小说在快时代如何慢写作,重视小说作家群的培育与文学批评的工作,探求小说创作与全国文学奖突破的实践与对策。现场讨论热烈,与会专家学者向作家创作诚恳谏言,为创作实践提出丰富的建设性意见,作家与专家对话与交锋,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会上,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龚爱林发言说,小说创作在湖南文学格局中具有突出地位,是文学湘军体现实绩的重要指标,是我省文学管理、扶持和激励的“第一文体”。2014年以来湖南小说创作呈良好发展态势,老中青作家创作互相映照,长中短篇均衡发展,产生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但是,湖南的评论相对滞后,缺少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青年评论人才,湖南的文学评论工作亟待加强。

  龚爱林表示,今后湖南本土小说的研究应该继续立足湖湘文化,弘扬主旋律,继续发扬湖南作家在历史大潮流和社会大变革中的敏锐性;重点研究集群化小说创作,及时推介新生实力群;着重研究湖南本土小说的湖湘特色,分门别类地做好年度本土小说研究总结。在他看来,持续发展繁荣湖南小说创作,将是今后湖南文学促精品出成果的重要方面和工作重心。

  首届湖南小说创作研讨会合照


  首届湖南小说创作研讨会发言稿汇总:


  余三定:

  我原本打算发言的题目是《抗日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观察》,结合我最近看的三部长篇小说《来生再见》《三战三捷》和《生命签证》。鉴于时间有限,我就结合前段时间看的《生命签证》谈谈我的想法。我发言的题目是《文化力量铸就的生命签证——评长篇小说<生命签证>》。

  在中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文学作品中,《生命签证》是选材比较独特的一部,它没有以战争为侧重点,而是把笔触伸向二战期间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希特勒在1933年掌握德国政权后,开始了大规模排斥犹太人运动。1937年11月9日深夜,经过化妆的党卫军在街头肆意打砸、抢掠犹太人住宅、商店与教堂,制造了著名的“水晶之夜”。随后纳粹大批屠杀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种族,生活在纳粹占领区奥地利犹太人只有获得居奥各国领事馆的签证才有可能逃离地狱。何凤山是当时国民政府居奥领事。在异常凶险的形势下,许多领事馆拒绝向犹太人伸出援助之手,他就给每位申请者发放签证,把其中的大部分人解救到上海。历史学家认为,他是当时救助欧洲犹太人最多的人,他所发放的签证被成为“生命签证”。小说以这个历史名字为题目,以何凤山为主人公,以文学方式演绎了那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描写了何凤山克服重重阻力,发放签证的大爱之举,表现了他高贵坚毅的精神境界。难能可贵的是作品深入追溯了人物精神的文化渊源,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普遍价值,表达了以此为基础融合中西优秀文化的愿望。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需要铭记的不仅是痛苦、耻辱、仇恨,以及由此产生的警醒,这些只能用于对付丑恶,更需要铭记仁爱,以培育美好。上世纪90年代,塞谬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之后,文化差异将是引起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以他的思路反向推论,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将是避免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文化之间的共同点是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相互认同、相互交流、和平共处的基础。好生之德、仁爱之心、以德报德、以德报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优秀文化之间的共同点,他们所蕴含的巨大力量,铸就了何凤山的“生命签证”,对这种力量的发掘与展示,铸就了谭仲池的《生命签证》。

  余三定最后从三个方面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总结:

  一是表达三个感谢。感谢湖南作家研究中心,湖南省作家协会,参加会议的各位作家、评论家。二是会议取得三方面的收获。1、探讨了湖南小说创作的若干相当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有思考、有新意的观点。2、交流了创作的体会和经验。3、对湖南怎么获奖,特别是茅盾文学奖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三是会议的组织很成功,会风很好。作家、评论家在一起交流,机会尤为难得。再者,会议的准备充分,会议时间控制得当。


 

  龚爱林:湖南小说创作与研究的几点思考

  今天,由湖南作家研究中心举办首届湖南小说创作研讨会,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举措。伟大的文学需要伟大的阐释者。这种阐释,可分为现场阐释和追认阐释。我们肯定追认阐释的巨大作用和不朽功绩,但我们更愿意倡导现场阐释,我们要让作家在当时就能获得应有的荣耀。这就是湖南作家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也是召开湖南小说创作研究座谈会的诉求,更是湖南小说创作研究的重大意义所在。如果说有高原没高峰,是作家们的责任,而当有了高峰却没有得到及时的指认和描述,那就是评论家的责任。经典著作是由作家、评论家和读者共同创造的。湖南小说是否具有经典意义,其经典性能否得到充分阐释,则由小说研究者来完成。这对于湖南文学再造高峰,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

  在文学创作中,小说是主阵地、瞭望哨,小说作品的质量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评判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湖南是文学大省,小说创作是支撑其地位的主体部分,这一现状的形成根深脉远。乡土小说、长篇历史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城市新写实小说,湖南四大具有全国影响的创作流派,均因小说而成。小说创作在湖南文学中的地位,不仅突出,而且稳固。我省自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芙蓉镇》《将军吟》获奖之后,至今与茅奖无缘。不可否认的是,湖南文学界不缺名家大家,历年长篇小说创作都涌现过一批既有市场又有口碑的作品。但评奖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之一,我省作家作品几次与茅奖失之交臂,特别是今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离茅奖一步之遥,甚为遗憾。冲击全国性文学大奖特别是茅盾文学奖,成为文学湘军当前需要发力突破的瓶颈。在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上,虽也取得不俗的成绩,但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青年作家和有影响力的作品还不多,创作上缺少 “向经典看齐、以名家为范,精耕细作、精益求精”的自我约束,不能真正做到耐得住孤独抗得住诱惑,艺术创造性和时代感召力高度融合的佳作比较欠缺。纵观湖南小说的创作现状和存在的不足,我以为,今后湖南小说创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立足湖湘文化,弘扬主旋律,继续发扬湖南作家在历史大潮流和社会大变革中的敏锐性,创作一批无愧于时代的大作品。二是突破薄弱环节,加大湖南中短篇小说在重要文学期刊的刊载率。三是整合资源,加强团队合作,努力打造湖南小说的战略方阵。

  在当下的文学批评环境里,具体到湖南小说研究,曾经取得过一些成绩,评论研究工作虽然逐步加强,但现状不容乐观,力度仍需加大,功能还需强化,主要存在以下方面问题:一是评论界的话语权不够,评论人才队伍不够整齐。环顾湖南的评论家队伍,在全国拥有话语权的不多,青年评论人才较缺乏。二是评论家对本土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关注度不够。由于高校科研体制的限制,评论家往往只就视野之中的作品、熟悉的作家朋友、成名的作家加以批评研究,对湖南本土的小说现状关注度不够,尤其是对年轻作家的研究有待加强。三是文学评论的褒贬、甄别、遴选功能在弱化,语言枯燥乏味,缺乏文学和美的特质。少数评论家有的受市场和圈子化驱动,变得庸俗化、商品化。有的作品研讨会泛泛而论、评功摆好,批评标准似有而实无。湖南作家要想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小说作品,小说研究就必须跟上来,我以为,今后湖南本土小说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向着力:一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评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湖南评论界的话语权。二是从长计议,加强对新世纪、新时期,甚至建国以来湖南本土小说史的研究。重点研究集群化小说创作,及时推介新生实力群。三是由表及里,着重研究湖南本土小说的湖湘特色。随时跟进,分门别类地做好年度本土小说研究总结。


  欧阳友权:

  湖南是文学与小说大省,在全国小说创作具有很高地位。

  至于在评茅盾文学奖上,评论界是有责任的。批评文章比理论文章更直观直接,且具有针对性,所以高校理论批评家应多向这方面倾斜,省内刊物包括综合性刊物和文学评论类的刊物也应多向省内的作品的评论方面倾斜,例如《湖南工业大学学报》就开辟了“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以含多篇评论的专辑推出我省作家。评论家应组织,及时发出湖南声音。

  小说及整个文学的创作包括茅奖、鲁奖、诺奖等都具有独特性和独一无二性。湖南本土作家残雪被誉为中国的卡夫卡,在国外影响大,属墙内开花墙外香,她具有获得大奖的潜力,能得到七种联合国主打语言体系评论家的认可实属不易,所以说还原本土文化资源,立足于湖南特色的小说创作是重要的路径之一。


  阎真:

  网络时代生活节奏很快,例如《红楼梦》这类经反复推敲打磨出来,品质有保证的作品会比较少,但绝非没有。在文学创作上,作者应结合理论的思考,可能因为历史条件的制约,难以出现思想家一样的文学家。一方面要忠于内心,另一方面又应打开心灵窗户,难免受到外来观念的影响,所以把握两者的平衡至关重要。

  创作所需的好故事应该是属于自己内心发现的,创造性的故事与描写,需要对生活创造性的思考,对生活观察的慧根和敏捷的大脑。故事的资源来自于自己的生活体验,最好是本乡本土的体验。

  写作是情感交流非常有效的工具,应尽量扩散。写作态度强调独立人格,对生活独立思考,对作品独立的判断,不依附他人思想。文学创作对爱好写作的人来说是寻找生命的寄托,除了世俗生活外,还有作者的精神家园。


  龚旭东:

  举行小说创作研讨会,对我们省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此次会议我想到三个问题。

  第一,在目前每年有几千部长篇小说出版的情况下,茅盾文学奖四年评选一次,有两万多部长篇小说。在此背景下,今天写长篇小说是否有必要。我时常同朋友说今天写长篇小说已经不是纯粹的文学的或语言艺术的创作,很多时候,长篇小说已经沦为话本或者故事。

  第二,怎么样才是艺术的写长篇小说,怎么样才是把长篇小说当作语言艺术来以敬畏心对待的,而不仅仅是把自己的自传性的故事或者感触性的东西或者将一个中篇转换成长篇。

  第三,在如此大量的长篇小说之林里,你写的长篇小说怎么样才不会被湮没掉。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是目前写长篇应该认真对待的,我想结合这三个问题简单的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要重新认识何谓深入生活的问题。现在大量长篇小说是没有精神含量的,作品中所体现的作家精神姿态是有问题的,所以很多的长篇小说无非是增添了一些印刷品而已。怎样才是深入生活?我觉得习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倡“文艺要深入生活,要扎根人民”,并不应该是概念化或者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而是涉及到我们的作家怎么样接地气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的作家要更多的关注我们的现实生活,要关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走向和历史前景的重大命题。这样我们的长篇小说才会有精神的含量。另外,在情感上、态度上要有一个转变。所谓深入生活的话题其实是一个有点悖论的问题。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生活中,还要怎么深入生活呢?我觉得它应该是心里体现的一个态度。就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心里体验上是不是真正把精神触角、艺术感触深入到生活的底层,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而不仅仅是作家下去采风,到基层走一走,走马观花,那不是深入生活。很多作家在深入生活、深入底层上是不够的,而这直接影响了作家写作中人性的深度。长篇小说就是要有深度、有广度的写人性。如果没有把自己心灵体验真正深入到生活的底层去、深处去,很难具有人性的深度。心灵是个心理的概念,情感的概念。

  二、长篇小说尤其需要精耕细作。作家的心态要潜下去、沉下去。许多作品由于打磨的不够,作家心态的浮躁,本可以写的很好,却没有写好。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机制、运作机制,不支持作家去进行细致的打磨。长篇小说的结构至关重要,但是现在大量的小说是由一个中篇小说拉成了长篇。在结构上不足以支撑一部长篇小说,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然后在这个里面,人物的典型化。典型化的概念似乎是一个很陈旧的概念,但是我觉得对长篇小说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长篇小说一定要具有精神含量,阎真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之所以得到大家认同,首先是因为它具有精神含量。

  三、批评支撑的问题。第一,现在批评的队伍主要在高校,但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不支持广大写作者来写作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批评文章不被记作学术的工作量,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应该支持老师和学生写作批评文章。第二,现在的很多批评文章不是批评,而是论文。我非常希望刊发优秀的文艺批评文章,但是投来的大量文章不是批评,而是论文。在此我呼吁要真正的批评、评论,短平快的、轻骑兵的、加上学术的论文的文艺批评生态才是合理的,影响力才能离散开来。第三,批评的文风。现在的批评很少有直言不讳,真正从艺术的角度去评说的文章,我希望有一个直言不讳的批评的文风。


  陈善君:

  我的发言带着身份的焦虑。因为我不是作家,也不是评论家,作为秘书长,我是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第三者”。我愿意做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我发言的题目是《批评的苦逼、逃路和天堂》。

  今天的发言,可能有时我会站在评论家的立场说说,有时会站在作家的立场,由于身份的关系,可能两边都不“讨好”,希望大家多批评、反批评。我的观点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五不”“四写”“三个梦”。

  批评的苦逼表现在:(一)不算的成果。在有些高校,批评文章不计入科研成果。(二)不理的后果。绞尽脑汁、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批评文章,很难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并不是批评写得不好,而是在如今这个消费文化、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谁还会来耐着性子读你的批评,不是说理论已经死了吗?(三)不对的结果。我认为这就是批评的宿命。因为批评是二度创造,必须是在创作的基础上进行再生产。面对作者及其作品,无论你如何使出浑身解数、怎么解读,能跟他们的意愿和意思完全一致吗?假如能够完全一致,那又还要你批评干什么,批评的价值在哪里体现?所以,做批评说好话,人家还不一定买账,说不好,就更难上加难了。(四)不信的理由。这是批评的“原罪”造成的。有批评就会有不信的理由。作者不会信,读者不会信,同行专家更不会信。小说、散文、诗歌,无论你怎么写,别人都会说这还是个小说、散文、诗歌。批评就不同了,人家会说这哪像个文章?批评有这样写的吗?(五)不易的写作。写批评不容易,是“戴着镣铐的跳舞”,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既要强调语言的灵性,还需要有学识的理性。所以,我特别尊重批评家,尊重在进行批评创作的人们。

  这些,我是从批评的内在原因、本源上来说的。从外部研究来说,批评面临的还有威逼和利诱。威逼有四个方面:舆论的压力、编辑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对象的压力。利诱有来自红包的、人情的、个人名利等等多方面的。

  批评不易,怎么逃,出路在哪里?(一)能够不写就不写。不写批评就不会有批评的烦恼。(二)能少写就少写。有时为了评职称,有时则是兴趣使然,出于对文学的爱好和尊重。(三)没办法才多写。既然写了省外作家的评论,那当然就要写写省内作家的评论;既然写了那个作家的评论,那当然就要写这个作家的评论。(四)最好是“乱写”。一个评论家不仅要写批评文章,而且还要进行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这种乱是学术生命中的“乱”,是随心所欲的“乱”。自己想写就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样才能保持批评的独立性、自主性、专业性和可读性。这样写出来的批评文章,才是好文章。这种“乱写”,才是理想中的批评的最高境界。

  最后讲批评的三个梦想,即批评的天堂,实际上是说批评的三种理想状态。一是对话。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开诚布公的互相批评、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作者不埋怨论者不行,论者也不指责作品不好。二是给力。党委政府增加投入,改善作家和批评家的生活境遇,在机制和体制上也能够给作家、批评家创造良好的条件。三是气候。众所周知,现在不是一个批评的时代, 20世纪是批评的时代。但是20世纪已经过去,批评的时代还会来吗?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谢谢。


  胡良桂:湖南长篇小说精品力作在哪里

  湖南长篇小说创作自2012年以来,创作势头很好,作品多,质量大有提高,我叫之为方兴未艾。简单讲三点:

  一、发扬已经产生影响作家的优势:

  阎真两部作品——《沧浪之水》、《活着之上》都只离茅奖一步之遥,要有定力,争取成功获茅奖。还有已报上去的七位作家都要继续努力。《火鲤鱼》与《生命册》都是大致相仿,但从艺术上来讲,《火鲤鱼》更胜一筹。此文获奖后,李德平有一篇文章叫做《生命册,存在不该有的硬伤》,讲了四个问题:1、文学力缺乏;2、结构松散;3、时代模糊不清,叙事凌乱虚假;4、城乡叙述技巧不平衡:讲到中原文化满树繁花,写到都市生活干瘪失色。而《火鲤鱼》的种种象征,写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贬低《生命册》,而是说,我们湖南作家要看到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湖南对作品宣传还是存在缺陷的。

  二、要发现新人,创作特立独行、摄人心魂的作品。

  加强评论宣传是湖南小说创作的条件。

  最后,我们应互相支持,共创繁荣;坚持信念,一路前行。


  卓今:

  现在一说到获奖,作家就有一种焦虑,地区排名、作家的名利,这些都是现实问题,也不能不兼顾。但是,作为作家,好好写作最重要。世界上最大的奖,诺贝尔文学奖,世界级顶尖作家托尔斯泰、卡夫卡、博尔赫斯,他们都没得奖。中国有多少好作品啊,也就莫言一个人得奖。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一般来说都算好作品,但还有好多好作品没获奖。作家把这些看淡一些,会有利用于写作。好好写,什么时候都不晚,八十岁、九十岁都不晚。我原先报有题目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湖南小说创作”,这个题目有点大,说来话长。我想就以下方面的问题简单地谈一下我的想法。

  第一是如何处理生活与艺术。作家在思维上需要范式转变。我们今年编了一本《2014湖南文学蓝皮书》,在座的作家很多都认识,我读过你们的作品或者作品简介,我非常清楚,湖南作家都很勤奋、很努力,有很多不错的作品。但有一点我们可能要认识到,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后工业革命时代,信息化时代,也是资讯爆炸时代,信息过剩,我们根本不缺故事,都市频道、微信,鸡毛蒜皮、杀人放火,什么离奇的事都有,现实比作家的想象要丰富得多,有的像连续剧。你怎么把你的故事讲好,讲得独特。很多作家受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影响,还没有转变过来,还有很重的文艺腔。有必要在结构、叙事、语言、文本信息量方面跟以前作一个区分,过去资讯不发达,小说家的故事和讲故事的方式都让读者新奇,现在行不通了。你得提升,超越,超越自我,深刻了解时代的需要。

  第二是新的艺术样式是什么。这个时代,所有的艺术样式都出现过了,比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还要多,章回体、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荒诞、意识流、魔幻手法等等,花样都玩尽了,如何叙事?结构、时间、视角、意象,你都玩不过前人,你想的某个新手法,你以为惊世骇俗,结果你会突然发现,这都是人家玩剩下的,与其在结构上下苦功,还不如老老实实把事情说清楚,高明的小说家在结构上是有用心的,但是让人看不出结构上的花样。信息密植、人物鲜活、细节生动、语言独特、有情怀、有精神向度,这些都是好小说的要素。

  第三个是题材的苦恼。小说家有时候手头的题材太多了也烦恼,心里想着一定要选一个劲爆的题材。题材只是一个借口,成熟的小说家什么题材都能拿出写好。乡土、城市化、爱情、官场、悬幻、战争都是当下很热门的题材,还有很多边缘题材。问题是你抓住一个题材怎么去处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有一个关于扶贫问题方面的研究,扶贫在中国是一个大工程,方法、政策、手段,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微妙关系等,作家怎么看待这个事,怎么处理这个题材,这里头在艺术上是有挑战的。

  第四个是情感的介入度,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扎根人民、扎根现实生活。作家如何深入生活,亲临现场,这个问题现在尤其突出。往往是有生活的没有艺术高度,有艺术高度的没有生活。下去体验生活,半空中俯瞰一下,带着观念找几个故事。真正的体验是那种拔萝卜带泥的生命体验,在城市养尊处优的作家们深感这个命豁不出去了,很绝望。湖南作家有地域文化的优势,故乡思维是区别于别人的法宝,语言、题材、视角、意象各方面都跟主流元素、流行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它丰富性、独特性、不可复制性不言而喻。


  杨经建:创作性与写作性

  必须申明,我所说的“创作性”是指文学作品体现出的一种原创性的思维方式、独特而深切的生命体验、卓越的艺术创造力,简言之,一种具有超越意味的审美创造精神和价值境界。它是文学最为本质的价值诉求更是经典性文学作品的普适性价值准则。而且,正是创作性维系着文学经典的“道统”,反之,文学一旦脱离了这种“道统”也就失去了经典性的本质意义,创作性也便沦入写作性乃至制作性。

  问题还在于,与其它体裁(诗歌、散文等)包括与短篇、中篇小说相比,长篇小说在对历史和现实的丰厚性与复杂性的把握上,在对重大思想意识和主题的表现上,在人物性格塑造的丰富性与可能性方面,在故事情节的完整性与统一性方面,在叙事结构的时空变化和叙述手法的多元化方面,在艺术接受的多功能和包容性方面都具有无法替代的创作性优势。而经典性长篇小说所固有的创作性只能是那种能反映出作者的博大的精神洞察力和高超的审美概括力的叙事性创造。

  显而易见,当作家通过长篇小说创造出具有超越意味的审美创造意识和价值境界时,那么在经典作品中其创作性便融贯为一种诗意品质。这种诗意品质既围绕作品的结构、技巧、叙述方法、文体特征、风格类型,也包含在人物形象、思想意蕴、情感表达、生命体验等方面,可谓一种无处不在又无处在的“有意味的形式”。事实上,一部作品的口吻、视点、结构、修辞其实都反映出写作者看取世界的目光、思索和心情,这是他和世界的一次精神交会与心灵缔约,优秀的小说家于是在重新获得对世界的认识之后找到了观照和把握世界的审美方式。质言之,诗意品质不啻为经典作品的第一要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长篇小说与表现对象所建立的诗意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部展开。古往今来文学中诗意的形态不知变了多少,但诗意的价值却永恒。即便是卡夫卡、加缪那种表现苦难的作品,陀思托耶夫斯基的严酷地拷问灵魂的创作依然有沉重的诗意。

  近些年来长篇小说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的文字干净利落,表达得很纯粹,那种不事雕琢而内质优美的语言修养,让人看过后心里有透亮的感受,读下来却有举重若轻的感觉。更因为小说把理性潜藏于诗性之中,他对于所写的问题的冷静透彻的思考,眼到笔到之处游刃有余的剖析,并赋予它们人性化,即对现存社会、对人性、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关切与批判,以及所有的苦难与悲剧、梦想与挣扎、理智与情感……。然而这样的作品毕竟凤毛麟角。必须承认,当下的长篇创作不缺创作技巧和表达手段,不缺“好看”的故事和“好读”的言语,却再也没有让人心醉神迷、荡气回肠、意味深长的感染力量。就湖南近些年的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而言,请恕我直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没有突出优势也没有明显缺陷。给人的感觉是有质感却少美感——既没有文学的艺术美感和审美享受也很少文学的精神美感和思想启悟。可以说缺少优秀长篇小说应有的气度和风范:它难以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

  在这个意义上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提供了有益的创作启示。史铁生用洁净优美、富于诗意和理性的文字描写性和性爱,追溯性爱的本原,探寻爱情的真谛和意义。也正因此性爱合一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它象征着作为主体的人,在灵与肉、现实与梦想、物质和精神、欲望和情感之间的和谐一致。显然,爱情在这里获得了更多的意义,它和史铁生以前的宗教精神一样,意味着人自身灵与肉的完整和对庸俗和世俗的超越。质言之,对于在诗性精神烛照下的性爱文学创作而言,问题已经不在于是否讲述性爱的问题,而是如何讲述或言说的问题。而正是在对“如何”叙述性爱欲望的讲述过程中,文学创造一套价值,一种意义。这套价值和意义要解决的是,对性爱的文学叙述应达到两个目的:给心灵以家园,给生命以创造性的自由,给文学以适宜生命自由精神焕发的创造性能量。

  一般都认为,湖南小说家具有良好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如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一些长篇小说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对当下生存和现实世界的描述写出了文明蜕化与精神演变、权欲斗争与人性嬗变。作家们在对现实的叙事中,或叙写普通人们日常生活的焦虑与贫困,或直逼资本时代欲望对人性的重要考验;在把握社会部分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所面临的精神难题时有其独到之处,对所写人物的情感体验和心理经验的描绘也还入木三分。在注重创作的当代性上也作出了百般努力。可惜的是,由于其中一些作家失去了对生活和文学最本色的激情导致其笔下“日常性”有余而“当代性”不足,对“现象性”的执著而遮蔽了对“现实性”的发掘。

  情况往往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从来都是执著于对人之生存的叙述和探询:一是人的生存状态,怎样活法;一是人之存在的价值,即人的生命意义。二者缺一都会使得文学境界与审美艺境俱失。同样是属于现实主义品格的创作,鲁迅的文学价值更多的也是来自于对人之生存的叙述和探询的执著,他也深情地关注着下层民众形象:祥林嫂、闰土和孔乙己……,他们的屈辱和蒙昧、高贵和卑贱、性格和情感,以及在种种苦难和厄运残害下的人性的光辉,在创作者的深刻审度、民众的深沉苦难和知识分子的深切忧患中紧密地交织着,所有这些都是鲁迅的作品作为精英文学的经典所以特别震撼人心并获得永久生命力的缘故。而在社会急遽变革和当代人普遍陷入价值迷茫,需要以文学触动、点拨人的心灵,追询自己生活时代的真相,在复杂的现实中发掘人生的本谛,期待从艺术审美世界去获取精神慰藉和灵魂拯救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以现实主义为标举的文学却无言以对。

  在此,我想提一下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当代抒情诗和俄国的史诗传统上,他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就”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作为20世纪俄罗斯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诗,给于读者的是一种心灵的震撼和对命运的思索!在这之前,雨果的《九三年》的精神启示堪称深刻: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那是因为,在绝对正确的现实关怀的基础上,必须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终极关怀。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也如此。帕氏在作品中也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意识到:“俄罗斯灵魂是黑古隆冬的”,精神成了无根之物并失去了重量,生存进入了零度状态,衡量人性轻重的砝码不复存在,而且再也找不到灵魂的栖居之地,一切不断以欲望的形式呈现,一切都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么,值此之际,作家何为?文学何为?帕氏在小说中提出这一有关创作乃至有关人类的终极性命题并试图作出艺术化探询。俄罗斯著名诗人沃兹涅克斯基因此在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纪》的纪念文章中写道:“二十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 相比之下,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无疑让整整半个世纪的所有的处于同样的社会体制下的中国作家全都黯然失色。它是以一种平面化的叙事思维再现了现实生活本身,而且文本的叙述笔法不太娴熟,场景描写不够详细,背景略嫌空泛。作家似乎没有真正进入生命写作的状态和艺术探索的境界,其创作缺乏的恰恰是一种蕴含生命体验的诗性之思。诗性之思是美作为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这种自由精神是人类生命意志的显示。相对而言,像雨果的《九三年》、斯汤达的《红与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米兰、昆德拉的《玩笑》等也是书写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作品,它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能自由地超越了题材表层时空的有限意义,以整体性地把握生活和对政治文化的建构精神来统驭题材,并以“问题”为触发点经由艺术点化而超越“问题”本身从而提供多维度、多向性的精神意蕴和价值容量——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性意蕴”,这种“普遍性意蕴”要求摒弃任何“历史的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或历史的速朽性现象,临照更为博大更为广阔的时空,以批判的方式重建合理的人文世界。这样即使“问题”的表层意义过时了而与“问题”相关的深层价值意义不会消失,文学作品也因此具备了持久的艺术生命力,所谓诗意的本质也就蕴涵于其中。

  保罗•利科在其巨著《时间与叙事》中把人看作是“叙事动物”。的确,叙事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叙事也就没有历史、现在和未来。人类一切的记忆和想像几乎都是通过叙事来完成的。长篇小说作为一门真正的叙事的艺术是对作家才华、能力、经验、思想、精神、技术、身体、耐力等的综合考验。唯独如此,曹雪芹写《红楼梦》才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事实上长篇小说的创作性在艺术本质上更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性建构:其庞大的时空构架、繁杂的事件组合以及众多的人物纠葛本身已给作家驾驭话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性。作家要想通过长篇小说进行艺术创造必须动用一切合理的叙事因素在时间、空间、结构、语言、视角等各个方面激活文本自身的创作性功能,他也必须找到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的观察方式和叙事方式寻找新的话语形态来说出对这个世界的生存性体验和精神化追询,这样它才能拥有巨大的理解空间而且向人们提供多向性的审美意蕴,让审美接受超越叙事文本延伸到社会、人生、历史和生命的各个领域或向不同方向扩展从而呈示出作者所营造的一个我们不曾见过、但其自身却生机勃勃而又意味无穷的艺术世界。换言之,叙事艺术理应是“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性的基本维度。我们在读格拉斯的《铁皮鼓》,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古都》、《雪国》,沈从文的《边城》,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文本结构的精巧设置,对每一个细节的精妙处理,对叙述节奏的控制,以及对作家思考的有效表达。他们对叙事艺术完美性的追求总是让我们折服。

  不难发现,步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正当转型之际,最具备叙事性特质的长篇小说是否能适应转型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第九届茅盾奖获奖作品、格非的《人面桃花》能给人以积极启迪。格非持守了坚韧、优雅而纯粹的写作风格:既有鲜明的现代精神又承续着汉语言母语创作的叙事智慧。其叙述繁复精致,语言华美典雅,散发着浓厚的书卷气息。诚如“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杰出成就奖”对其的授奖词所云:“这种风格所独具的准确和绚丽,既充分展现了汉语的伟大魅力,又及时唤醒了现代人对母语的复杂感情。《人面桃花》作为这一理想的延伸,在重绘语言地图、解析世道人心、留存历史记忆上,都富于创造性的发现”。

  不得不说,综观近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当然也包括湖南的创作在内。作家们普遍地体现出叙事能力的简化和审美思维的萎缩。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审美思维的萎缩导致叙事能力的简化,而叙事能力的简化又促成并加快了审美思维的萎缩。比如某部毛泽东文学奖的得奖作品,被称为“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个关乎作家真挚情感的故事。”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文化标本。但由于作家缺乏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心灵的说服力,因而无论是在语言、叙事、结构还是在人物命运、思想发掘的书写上,都无可避免地呈现出写作匠气突出而缺乏创造性的大智慧、大手笔。整个文本“写”得过于“紧张”:叙事缺乏耐心,写人记事也不放松,毫无文学创作该有的从容、潇洒的风采,从而失去了创作的平常心透显着写作的刻意。乃至把小说写得像报告文学,缺乏真正的长篇小说的创作的味道。这只能归结于作家审美思维的懈怠,其叙事艺术的价值大可存疑。

  在此,我要特别提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在其诗意品质和叙事艺术上堪称创作性较为完美之作,一如迟子建的其他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充盈着诗意之美。这种美来自于作家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深深的依恋之情和对流逝的诗意生活的拾取”,也来自于作品带有轻逸灵动风格的叙事方式与如诗如画的语言。(参阅汪政:《深情的回望与唯美的书写——评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华读书报》2008年11月5日。)迟子建把这种叙事艺术比拟为一首完整的交响乐,即“清晨”、“正午”、“黄昏”和“尾声”四个乐章。这是一个民族的“命运交响曲”,也是带着作家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心中的交响曲”。的确,它很容易使人将其与《边城》、《尘埃落定》同提并论,尽管它并不如后者的或高山仰止或众望所归,已有人提及其叙事方式的“内在性”与“外在性”或文本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讲述与作者本人的叙述存在不和谐处,从而使小说的“史诗性”追求缺少一种内在的魂魄。

  也许,在没有大师的时代——文学精神贫困体现了这个时代文学全部的尴尬、困境,当然也有希望。在希望的背后是长篇小说也是文学创作的新的出路和可能。


  罗宗宇:

  湖南乡土小说创作有两个传统,即“沈从文传统”和“周立波传统”,这一传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分别得到承接。新世纪以来,湖南乡土小说创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王跃文的《漫水》和向本贵的《凤凰台》等,但从纵横两个维度比较来看,新世纪以来湖南乡土小说的创作处于低落期。作家需要承接“沈从文传统”和“周立波传统”。

  “周立波传统”的时代拓展需要深入生活和体验生活,需要立足于表现当下鲜活的乡土现实,需要以现实主义为主同时融合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握现实,也需要富有湘音湘味的语言和相关乡土叙述表达。


  刘晓平:小说题材浅议

  一、小说面对问题缺少深层次思考

  有人对“问题小说”或小说中提出问题,嗤之以鼻,以为那是缺乏文学性和艺术价值的“低层次”、“浅层次”的作品,这是不公允的。在这经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有诸多的问题存在,小说中提出问题抑或“问题小说”的出现是顺理成章的事。关心社会现实的作家,应该把敏锐的目光投向尖锐紧迫的社会问题。但目前的小说创作恰恰缺少这一类作品,更不用说具有矛盾的深层次思考。

  然而徐勋国的《不惑而惑》,是当前触及到社会分配不公、“脑体倒挂”的社会问题最深刻的。一个资深、本份、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年教师,被一个没有多少教学经验但经营意识强的“教师”取而代之,“下岗”被炒了鱿鱼,找工作四处碰壁。只好在他原来一个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手下做收收发发、抄抄写写的工作。作品揭示了在社会经济文化转型期中,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知识分子的无奈与窘迫,困惑与苦恼,矛盾与追求,以及价值失落、追求茫然带来的精神震荡。

  张清为的《酒殇》反映的是“三角债”问题。这种“三角债”,不怕要帐的阎王、就怕欠债的净光。公对公,又不是哪个人欠钱不还。这种事到处发生遍地开花。身体很壮实的乡办灰窑吴厂长,在“二角债”面前用请吃请喝来多方应付。逼债要债,喝酒;躲债还债,喝酒。他天天喝,有时一天两顿三顿的喝,喝得他有时想上吊想跳河,最后真的喝死了,发人深思。

  彭见明的《躲避南方》、李一清的《空荒》,尖锐地提出了农村中带有普遍性的及为严重的问题: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而造成荒田荒地的现象。在金钱的诱惑下,有的农民不愿种责任田了,认为种田不划算,到城里来打工经商挣钱,土地没人种,杂草疯长,一块块像草坪。即使种上了,大量的劳动力流失,剩下的老弱病残收不回来,有的索性留给老鼠。有的农民为了对付“上面”来人检查,就在田地的周围种上高杆作物,内虚外实,“上面”来的人以为尽是庄稼呢。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上面”的领导也目睹了大量“荒田”的现象,但他们津津乐道的却是农民从外挣了多少钱,从而使“生活大大靠近小康”。问题严重,警钟长鸣!民以食为天,本来就很有限的宝贵的耕地中,又到处出现大面积的“荒地”、“荒田”现象,令人忧虑。我们这个一向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与理论十分发达的农业大国,难道到头来,反而为农业所累,吃不上饭吗?

  二、金钱面前泾渭分明的人格

  商品意识确实使人们感到了金钱的重要。“物欲”在强占精神追求的地盘。在色彩斑斓的生活中,在商品经济下人们的心态和欲望是多向分流的。

  白天光的《奸臣雕像》,作品中的李村长有强烈的经营意识,为奸臣——李家粗瓷的鼻祖雕像与市场经济接上了轨,使村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他的《秽石》,村长黄清河听说身体内脏里的“结石”可以卖不少钱。他当即成立了培养结石管理委员会并亲自任主任,同时还采取了培养结石的一系列措施,而且以身作责不顾死活,千方百计在内脏“制造”结石,表现了以黄清河为代表的村民们的愚昧无知落后。他们钻钱眼,财迷心窍,到了连生命都不顾的地步,何等可悲可叹!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克非的《发生在歪脖子树下的故事》的老者,以“上吊为职业”来“发家致富”。他的目标是“上吊十年,挣个十万元户”。两年多来,他假装上吊,等人发慈悲救济,骗取钱财,收获甚丰,已大兴土木盖起了楼房,然而好景不长,他以“上吊为职业”最终以身殉“业”,呜呼哀哉了。芳夫的《只是一片叶》中的邱老二为了钱,为了一辆摩托车而杀人被枪决。一个个故事,一幕幕悲剧。在商潮的冲击下,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们的灵魂被铜臭污染到了何等令人怵目惊心的程度!

  在完全相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转行期的历史背景下,杨景民的《去西藏》和王正昌的《初雪》,表现出的却是另一种景观,另一种人生价值观。一位农村少妇带着一个小孩去西藏看她的丈夫,在成都不慎将钱丢了。雨中得到三轮车工人以及同去西藏的不知姓名的男子无私的帮助,给她钱,帮她买好票送上车。这是真正的人性美,人情美。《初雪》中的老干部苏局长,办事认真,工作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苏局长最后因冠心病复发,趴在办公桌上离开人世。苏局长这一形象显示了坚定的信仰,真诚的人生态度,崇高的思想品质和人格力量。并且告诉我们:崇高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容亵渎的!读这类作品,对比前面提到那些描写金钱扭曲了灵魂的作品,我们看到了泾渭分明的人格和崇高与卑下。

  三、世态种种与人间万象

  贴近现实,直面人生,应是作家们的共识,我们应把审美观的目光投向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及人间万象。陈建功的《天道》短小精悍,千把字的篇幅,写活了一个干部子女丁囡囡那种自视高傲、骄纵霸道的心态与狂性。肖平的《翡翠鹦鹉》写大款们、富豪们比富摆阔显贵,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挥金如土,对金钱物欲的狂热追求,且以食国家保护动物或专供人观赏的野生动物为荣。克非写了六篇幽默小说,针砭时弊。读后感到这组作品在幽默中显出沉重,于喜剧中搀杂着眼泪。他的《达氏遗气研究学会》针砭近些年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学会、协会、研究会之类的民间组织办得太多太滥。“其意不在办会,而在会办”。此言尽管有些偏颇,但却相当真实地道出了某些人“办会”的实际目的。周大新的《病例》则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套中人”形象。作品中的“害怕”狂、“恐惧”病患者“我”,似乎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家里家外,衣食住行,领导同事,妻子儿女,他都害怕,整天忐忑不安,无所适从,提心吊胆地在害怕中过日子。作品从一个侧面写了现实生活中种种负面和不如人意之外,如过多的交通事故、抢劫、偷盗、暗杀、诈骗等不良的社会现象和道德风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疏远、冷淡、偏见等。叶广苓的《本是同根生》,写了离别数十年后的海峡两岸的三兄妹,并不是亲人相见抱头痛哭,而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尴尬。

  李国文的《小说二题》、《牯岭之夜》《世态种种》等篇,写了种种世态和人间万象,文字调侃、风趣、幽默,多含讽刺意味,像相声一样甩“包袱”,在作品的结尾处点题。能嘘能蒙、绰号叫“老刀枪”的普通事务员,竟然成了“中国远东国际开发公司”的总裁,但他不过是虚空的买卖、骗人诈钱而已;C君成了大款后,与一朋友的女人姘居,W君斥之为道德沦丧,而假模假势的W君“嫖娼宿妓”又被抓获;原本心地善良的王卓一,如今变得歹毒了,心狠了,黑着心“敲”“宰”“老外”。真是一种人一种世态。

  四、疑重的历史反思精神

  近几年历史题材的作品不少,疑重的历史反思精神成了许多作品的主要内容。阎连科的《耕耧山脉》和赵本夫的《空穴》,写过去的那个年代农村个别基层干部的恶行,小人物可悲的命运及生活的万般无奈,是很能牵动人心的。《耕耧山脉》的作者用传奇小说、侦破小说的结构和技巧,独特而深刻地揭示少数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势欲望以及世袭的封建主义的固执性。村长死前给乡长写信求乡长两件事:一是不能让他的女人改嫁;二是一定让他的老大当上村长。信上写道:“这样我也不白白跟共产党干了一生,我也就安心地合上眼。”这真是令人震聋发聩之笔:封建主义思想势力至今死而不僵,它仍然腐蚀着我们的干部队伍。

  这篇作品既有高雅文学的严肃,又有通俗文学的情趣。其高雅体现在主题与题材的严肃性,其通俗则在于技巧的多样性、情节的丰富性和语言的大众化。作品雅中见俗,俗中见雅,熔雅俗为一炉,引起了读者的兴趣,激发了读者的热情。


  许艳文:《一本书精神:长篇小说在快时代如何慢写作》

  我与作家们在一起交谈时,有时会问及每天平均能写上多少字?当然,这里包括电脑打字的速度。作家们的答复为少则一两千,多则一万,五千字左右的居多。一天能写到一万字的说,三个月即可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我很佩服写得快的人,诚如陈应松先生说的那种“短平快”的写作模式,湖北话说是“吹糠见米”。尤其成为畅销作家后,在当下能把自己的书热火朝天地卖出去,真是难得。但我骨子里更崇尚那些慢写作的人,他们能十分审慎地对待自己每一个文字,倘使写不下去了,就打住,就像一位外国名作家那样,在桌前写上一句:今天我一个字也没有写。

  那么,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生活的快时代里,有没有必要提倡貌似“磨磨蹭蹭”的慢写作?慢写作具有哪些品质与意义呢?我以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慢写作:是潜入作家生活内里的灵魂写作

  慢写作总体上属于传统写作,是相对于当前浮躁的写作状态而言。浮躁的写作状态主要体现在青年作家身上,网络作家更甚,他们中除了有一定的使命感和担当感之外,相当一部分或为生活所迫,或为浮名所诱,或为某种需要所驱遣。而真正要写出传世之作,写出伴随一代人在精神上成长的经典,“短平快”的写作模式显然是很难实现的。慢写作是一种潜入作家生活内里的灵魂写作。眼下,虽然生活节奏加快,但都只是喧嚣的表象,作家关注的是心灵,关心的是人性,就像潜入台风中的大海深处。慢写作要反映当下社会的复杂状态与人心,与政治经济生态密切相关,最后上升到对人类终极的关怀。如此,方能体现出一本书的精神指向。

  曹雪芹用一生写一部长篇《红楼梦》,小说里第一回就写曹雪芹在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十年就是曹雪芹的创作过程,他一生就只写一本书;《飘》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也是她惟一的作品;张炜的《你在高原》写了二十几年;何顿的《湖南骡子》写了十几年;台湾一位作家,二十八年写成一本书,每天写五十字,无一字可修改,深思熟虑,精雕细琢,出版后引起轰动。

  二、慢写作:是与快餐文化、碎片文化抗衡的品质写作

  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文学是一种强烈的冲击。尤其到了微信时代,很多人热衷于极其方便的手机阅读。传统文学以其丰厚文化内涵的品质写作,顽强而又自信地与新媒体的浅阅读抗衡,尽最大可能抢夺与争取更多的读者。湖南几位著名作家王跃文、阎真、何顿近年来等的长篇小说能保持在排行榜前几位,且入围茅盾文学奖,不能不说是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与骄傲。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品位与精神品质,这是新媒体文字无法超越的。就网络写手来说,他们被要求每天必须完成多少字,或许故事情节吸引人,跃动着激情与活力,很多作品曾改编成电影电视,但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与深度。

  三、慢写作:是一种耐得住寂寞的纯粹写作

  郑小驴的《灵魂城堡里的女王》,写到残雪“几乎足不出户,一年也难得进趟城”、“她极少抛头露面,以至于让人想起她时,仿佛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她不看电视,也不用手机,“古板,乏味,一丝不苟,特立独行,遗世独立,她机械而枯燥的写作方式是对那些热闹的如流动的盛宴般的写作的一种无情的讽刺。”正因为这样耐得住寂寞,不为当下浮云般的生活所诱惑,残雪才能够保持安静与冷静,深层次地思考,高品质地写作,于是成就了她自己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很多人在写作状态中都是闭门谢客、安于一隅的,我自己写了二十余万字长篇小说《西凤吟》,也是在工作之余,蛰伏书房,调动所有的生活积累与知识积累,前后写了三年有余,出版时有些匆忙,还有很多言犹未尽、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我至少体验了静心写作的必要性。

  四、慢写作: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大师写作

  慢写作,需要时间和精力,接地气,体验生活,找感觉,体味生活。在写作过程中,很多的影像———直接的和间接的纷至沓来,需要炼金术,将粗糙的生活提炼成精品,这个过程需要打磨,不能一蹴而就。

  若干年之后,那些经过精心打磨、在读者中产生重大影响、一直流传、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作品,才是真正的经典,这些经典的制造者,才是真正的大师。今天能够沉下心来安静写作的作家,将是一种大师级的写作。希望我们湖南多一点这样千古留痕的大师级作家。


  龙钢华:

  微型小说是中国古代最多的文学作品,在一万部以上。现代湖南微型小说创作以戴希为代表。新时期华文微型小说有两千部以上,所以微型小说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个比较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外地重视作家,更加善于包装,而湖南人万事不求人,可能和认识上的误区与性格上的缺陷有关。作家出作品后,应找评论家推荐,扩大影响力。


  聂茂:文学中心与文学高峰

  今年上半年,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崎荣来湖南调研时,我作了发言。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说文学界普遍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现象,总书记的批评当然正确。但我当时斗胆提出,我们其实也是有自己的“文学高峰”,只是没有发现罢了。可是回来一想,我们的“文学高峰”在哪里?我们有些作家,在一定区域内可能是“高峰”,但放在全国范围内,便变得不那么耀眼。即便在中国被认为是“文学高峰”的那些所谓“著名作家”,放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再是“高峰”,甚至连“高原”都算不上啊。这样一想,我顿时感到茫然。

  刘再复说,中国当代文学整体上超过了现代文学文学的成就。他是文学评论大家,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好像真的是那么一回事了。

  不久前,谢有顺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这位年轻的文学评论大家,说得比刘再复更加肯定,也更加有底气,因为他一直置身于文学再场,关注当代文学生态,对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拥有充分的发言权。

  对于这些乐观的评价,文学界当然欢迎鼓舞。可是,高兴之余,我们难免有些心虚。文学界常说我们有文学陕军,文学湘军,文学什么军什么军,可放眼全国,我希望找到一个文学中心,它光芒万丈,群星辈出,对外面的作家形成强大的精神辐射,产生诱人的中心磁场。它在哪里?是北京吗?也许是吧,但我不敢说。因为,如果说北京就是文学中心,那么,这个中心有过哪些著名作家,而以北京为名的小说或以北京为场景的小说又有哪些?

  我们来看看巴黎吧。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心,巴黎真是实至名归啊。仅直接以巴黎为名的小说就有左拉《巴黎之腹》,欧仁·苏《巴黎的秘密》,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雨果《巴黎圣母院》等等,而将巴黎作为小说场景的,则有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交际花盛衰记》和《幻灭》,福楼拜的《情感教育》,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以及瓦莱斯的《起义者》,等等。而出生在巴黎或在此生活过的作家有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和小仲马,乔治·桑,波德莱尔,福楼拜,莫泊桑,左拉,法朗士,詹姆斯,王尔德,纪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乔治·奥威尔,萨特和波伏娃,昆德拉,等等。

  ​ 值得一提的是,生活在世界文学中心的作家们并没有把自己变成社会的中心和政治势力争夺的中心,而是与时局保持距离,甚至刻意边缘化,让自己的审美独立于意识形态,永远以质疑者和批判者的冷静观察这个世界。他们不会抱团取暖,不会走马灯似的参加一个个文学吹捧会,更不会把自己打扮成明星,在聚光灯下搔首弄姿。他们害怕卷入文学的漩涡,对文学之外的一切事情保有一种天然的警惕。他们在文学迷宫中生活,并乐此不疲。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问题是“活得太虚,写得太实。”活得太虚,主要表现在:虚无,虚荣,虚幻。写得太实,主要表现在功利性,市场化,实用主义。作家们心很乱,活得形而下,写得形而下,对形而上的哲学、时间、宗教等不感兴趣,无法想象文学迷宫是通向文学高峰的豁口,更不会为偶尔的灵感而去发现迷宫,进而精心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学迷宫。也许这些迷宫在当下不合时宜,但时间会给它加冕。

  文学的高峰从不拒绝被放逐的“冷的文学”。事实上,在世界文学的中心,我们看到了一系列这样的名字:荷马、但丁、屈原、塞万提斯、拉伯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这些伟大作家代表了世界文学的高峰,这是中国当代作家努力追寻的方向。


  晏杰雄:从人的生存通向人的存在

  我一直向往这样一种写作:在最低与最高之间,在原生态的生活与高远的理想之间,在形而下的物质生活与形而上的人生哲学之间,存在一条秘密的通道,彼此声息相通,互相通达,互相指证。通过它,小说从人的生存走向人的存在,被赋予思想性和形而上的哲学品质,从对个体生活的描摹上升到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注和表达。比如阎真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中有一个细节,男主角聂致远为了取悦女友赵平平,拿一本杂志满屋奔跑,费尽力气为她打死了五只苍蝇,终于获得了女友的认可。读起来很觉滑稽好笑,但细究起来却不好笑,发现背后藏着难以言说的辛酸和无奈。我们可以看出,这里已无爱情可言,从小说中这对男女关系看不到爱情的温暖和美好,看不到那种爱情梦想的玫瑰色。男主角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争取欲望满足与世俗婚姻生活,为此不惜放弃自已的尊严,以往气节高贵的文人已堕落成一个搞怪的小丑式的角色,已无任何精神象征意义。这个细节揭示了当下消费主义时代人们(尤其知识分子)悲凉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存在的虚无。说明在当代中国现实中,当诗意与宁静都已沦为消费对象的时候,当中产阶级趣味已经成为年轻女性普遍价值观的时候,一些小说家还在虚构和推崇《廊桥遗梦》式的爱情故事,是多么轻飘与虚幻,多么不可靠,多么不落地。在这个意义消解、梦想破碎的时代,如果我们的青年写作仍然沉缅于私人化小资化的日常生活叙事,只会强化意义消解,加速梦想破碎,扩大时代幻象的光晕。我觉得,当下小说创作应该担当起人的精神价值重构的责任,把写作努力从人的生存推向人的存在。海德格尔说,真理就象森林中的一片空地,存在者在光亮中显现,或在黑暗中隐蔽。我想,我们作家的每一个作品都应是一小片“林间空地”,那横生致密的枝干、汁液饱满的树叶是人的生存与生活实料,而阳光照进树林,枝叶摇曳,光斑交织,明暗变化,则形成海德格尔所说的疏明状态,呈现人的存在,引领社会生活保持人的本真和诗意的充盈。


  薛媛媛:在小说多元素形式下,努力出精品

  我们湖南这些年出版和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今年上半年我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一个活动,他们都谈到了我们的王跃文和阎真的长篇小说,还有湖南的一些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记得那年我去延安参加纪念毛主席65周年文艺座谈会,评论家们谈到的只是湖北的方方、池莉、刘醒龙、陈应松等等。湖南这些年的小说创作从数量到质量引起了社会关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湖南以至全国优秀小说还不是特别多,就纯文学写作有些拘泥于当下,多而不精。

  建国以来,通过艺术家的努力,文化走出了贫瘠,走出了那种只有几部小说读的时代,中国成了第一大图书出版国。小说从题材到表达方式呈现出多元素。中国小说与世界也越走越近,有了全球背景。自然,小说也就有了受全球艺术发展趋势的影响。然而,在全球背景和多元素小说的生态里,彪炳于之巅的作品不多。中国当代文学目前年产长篇小说3000多部,远超过西方大部分国家。也就是习主席所说的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那么怎样在未来几年湖南小说快速优质发展,也就是说出优秀作品?这是今天会议的主题。习近平在讲话中鼓舞文学艺术家多出精品,要有精品意识。

  我作为一个纯粹的作家,想谈点我个人粗浅认识。

  首先,作家不然在象牙塔里写作,不能借笔墨拈出。中国在地球版图上只是一个村庄,而我生活的空间只是村落的一隅。如果一个作家只盯着自己的生活不放,只是关注鼻子底下的生活,获取东西只是在看得见的浅层,不能触到深层去表达,写作的视野和题材就会越来越窄,写出的东西就会一般。

  习主席在讲话中说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

  作家要走出去,才能获得一份扎实的生活。生活比小说更精彩,最原始最真实的东西深藏在不易觉察的地方,有待作家去发现和挖掘。生活没有捷径可走,只有深入得更深,获得的就越多,营养就更丰富。任何想象都源于生活的基础,生活基础越扎实文学的生命力越强。如:我们的文学前辈沈从文,他对湘西历史、对乡土的悲悯感,是他从十四岁就开始在沅水上行游,饱览了这条大河贯穿的民族悲欢史.然后把湘西人民的生命形式及对故土现实人生的观察与思考融入小说里,才写出了《边城》和萧萧形象,才有举世之作。

  习主席讲话中着重谈到向人民学习,人民是一个作家创作的原动力。

  文学创作的关键是对生活有没有真切体验,没有自己真实体验写出的作品不能抵达人心。因此,作家只有走近人民,对他们的命运、悲悯,他们的气味、声音清晰起来,写出来的东西才会靠近他们。

  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深夜还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行走,以致让人误以为他“神经错乱”。路遥带着泥土香的作品,像一幅独特视角跨越时空和地域、带有哲学思考的农村长卷画。恰恰是他了解中国农村才这样一步步走过来,实际上,农村无论怎样的波澜壮阔,怎样的惊心动魄,如果不注入作者情感,不站在一个高度思考,只会是一幅农村平面图。也是路遥紧抱故土对人民深切疼爱,和他独树一帜的笔调描绘陕北独特的生命形式,才建起了一座文艺“高峰”。路遥就是凭着一个“永远的农村”,“永远的人民”才使他产生了优秀作品。

  其次,在一个源远流长、诗书底蕴深厚的中国,并不缺艺术创造,缺乏的是作家耐不住寂寞,没有千锤百炼的耐心,和十年磨一剑的毅力。我们有了高速路、网络、电子社会等,一切都变得实用和现代,就如,一条条具有文化底蕴的小街小巷重建,变成高楼大厦,变成商品房变成钱买给人们,这虽是必然规律,也必然影响到作家,也使作家左右、困惑、甚至怀疑。当在这文学商品、日子浮躁、形而上的土壤变得有些贫瘠的时候,书斋里的桌子也会架不稳,要认真坚守文学这块土壤,有时也会是炼狱般的孤寂和煎熬。然而那种悲天悯人的心怀、那些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作品都是经历了炼狱般的孤寂与煎熬。

  优秀作品,要经得起炼狱般的孤寂和煎熬。

  在当前文学日新月异,小说的语境和内容“多元素”表达,鉴赏标准和审美趣味日趋繁杂的今天;在追求文学商品化、日子喧哗与燥动、形而上的土壤变得有点贫瘠的今天;作为一个作家,本着对文学的虔诚,走进生活,从扎实的生活中碰撞提炼,从深处表现人民的痛苦和愿望,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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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念涛:回归小说的母题

  最近把阎真老师的《活着之上》仔细拜读了。然后开始读五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四部。长达87万字的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一口气读完。应该说,《活着之上》进入茅奖前十,最终投票位列第六位,离获奖仅一步之遥。而《江南三部曲》是获奖作品中的翘楚。这两部作品均以饱满的细节、浓重的现实关怀吸引了我。联系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我一直在思考,小说的母题到底是什么?

  母题之一: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当然是语言的艺术。这是个最基本的母题。作家应该对语言怀有敬畏之心。俄国有个评论家说过,要从一千吨文字里去提炼一个字眼。这当然有夸张的味道。但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一个作家如果语言不过关,就是个致命的缺陷。这么说来,每年三四千部长篇小说的出版量,是不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是不是浮躁的作家们制造或者说复制了大量的语言泡沫?

  上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南京大学的教授王彬彬,原来最热衷诟病并炮轰茅盾文学奖,参加这届评奖后,不再评论茅奖。他在谈当评委感受时,说,凡是感觉语言有明显毛病的作品,立马刷掉。

  当年,贾平凹把稿子贴在墙上,进行跪拜。可见他对文学的敬畏。当然,也包括对语言的敬畏。作为中国文坛的“鬼才作家”,贾氏语言风格早已形成。锤炼语言,应该是一辈子的事。

  我常常思考,文学在网络时代的定位是什么?立身之本是什么?也就是说,文学的辨识度是什么?我想,文学应该是一种让生活慢下来的艺术,是一种让人品味再三、口角留香、心灵温暖的艺术。原来的文学轰动时代,离不开文学的新闻娱乐功能、精神领袖角色。但现在的问题是,新闻也好,故事也好,娱乐也好,谁能与网络争锋?网络时代的文学恰恰应该反其道而行之。网络时代的文学语言,由表及里,也许比任何时代都显得重要。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至关重要。迟子建说过,如果没有诗意的语言,再好的故事,也会味同嚼蜡。迟子建是一位同时受评论界和大众读者欢迎的纯文学作家。我在一次长达四十分钟的以《文学的想象力与诗意温暖》为题的文学沙龙演讲中,曾提到迟子建的获茅奖的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其中有一句话,描写晚霞是“太阳最后的呼吸”,语言的意境和张力可见一斑。(无独有偶,格非在《江南三部曲》里有一句“阳光像临终病人的叹息,似有若无”。)迟子建的获鲁奖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小说月报》转载,两次获茅奖的著名作家张洁读了,对其结尾的诗意表达专门作了点评,认为是神来之笔。张洁说自己是写不出来的。

  文学的独特性即诗性。诗人写小说,丰富了语言的想象空间和韵味。阿来本来是一位诗人,却是以小说蜚声文坛。他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是一则寓言,也是一部诗体小说。用诗的语言创作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无疑开启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诗性语言的摇曳多姿,总是让我们沉醉。诗人不见得都能写小说,小说家也不一定是诗人。但小说家在诗性语言上下点功夫,无疑会使小说更加丰赡,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言已尽而意无穷。

  如果把小说比喻成旋律,那么语言就是跳动的音符。如果把小说比喻成一幅书法作品,那么语言就是线条。如果把小说比喻成建筑,那么语言就是砖瓦。小说家们一定要锤炼语言。如果不锤炼语言,那么小说就会被快节奏的俗世生活的洪水猛兽所吞噬。

  为什么当代大部分小说速生速朽?恐怕语言不过关,是罪魁祸首。

  当然,用诗的标准衡量语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省英年过世、以《将军吟》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莫应丰曾说过,越土越有诗意,土得掉渣就是诗意。我想,莫应丰简直就是个预言家,我们现在对农家乐趋之若鹜,何尝不是在追寻“诗意的栖居”?当然,有评论家认为,《将军吟》作为急就章,语言缺乏锤炼,影响其文学价值。

  用诗的标准衡量语言,也不能走极端。《白鹿原》粗粝的语言,也很好。《繁花》用改造的上海发言,让人耳目一新。《江南三部曲》明白晓畅,时而来点诗意,恰到好处。《活着之上》用接地气的知识分子语言,有分寸。莫言的天马行空的狂欢化语言,彰显了创造性。

  我个人认为,一部小说,要有那么一些惊世骇俗的语言,不多不少,作为文眼,让我们惊艳。比如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开头一句:嘭的一声,司马蓝死了。去年我去参加一位作家的小说研讨会。洋洋四十余万言,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一句话:啪的一声,死亡的瓦片砸在白灵的头上。刚读的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有一句:绿珠的身子有些单薄,不像家玉的那么澎拜。“澎拜”二字,境界全出,当属神来之笔。汉语言的魅力,生生不息,概源于作家们灵光闪耀。

  锤炼语言,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悟性第一,阅读第二,勤练第三。当代作家有个通病,读书少了,读经典少了,深层次阅读少了,浮光掠影多了。

  母题之二:故事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的题目是《讲故事的人》。莫言通过讲故事,走上世界文学巅峰。莫言的获奖,表明世界对中国故事的浓厚兴趣以及充分肯定。

  我个人认为,故事与小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以文学语言为载体,载动故事,方为小说。解决小说的语言问题后,最重要的当然是讲故事。

  中国小说的前身是章回体小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是章回体小说中的极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代代相传,故事情节,功不可没。

  可以说,讲故事是中国小说的传统。讲好故事,是每个中国小说家应有的本领。当然,在文学轰动的上世纪80年代,也出现过淡化故事情节的小说,还有模糊文体界限的散文化小说。还有意识流等先锋小说,故事情节并没有放在小说的至关重要的位置。有趣的是,上世纪的那些风云际会的先锋小说家,在本世纪以来,要么偃旗息鼓告别文坛,要么坚持笔耕不辍,却纷纷向讲故事的小说传统靠拢。莫言宣布“大步向后撤”,向中国经典致敬。在这之前,1995年他发表的巨著《丰乳肥臀》,充分展示了他讲故事的能力。他创作的《酒国》虽然有先锋的影子,讲故事的能力却非常充沛。《檀香刑》明显汲取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营养。进入二十一世纪,莫言的扛鼎之作《生死疲劳》和获茅盾文学奖的《蛙》,前者不论如何魔幻,实质上还是在讲故事,就是章节标题用的都是典型的章回体,后者在文本上创新,用了书信、戏剧等元素,但万变不离其宗-----讲故事。

  早年的先锋小说代表作家格非和苏童,现在都在致力于讲故事。格非无论是获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隐身衣》,还是获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都有着动人的故事。我更愿意把格非的中长篇小说当作当代寓言故事来读。当然,语言精致的苏童的《黄雀记》,也可以当成寓言小说来阅读。读格非的近百万字的《江南三部曲》,我竟然被他的故事情节吸引。我在吃饭时也在读。而这种情况,十多年前,我在读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中的“九王夺嫡”一卷时,出现过边吃饭边阅读。

  按说,我们属于高端读者。我们依然为故事情节所吸引。那普通读者,就更不用说了。我不屑于、也没有时间去读那些为故事而故事的通俗文学。但在阅读纯文学作品时,我依然向往故事情节。

  不久前,在光明日报上看了一篇王安忆的演讲稿。她讲,写了这么多年小说,最后悟道,其实没有必要弄得神乎其神,把故事讲好就可以了。这也给了我一定的启悟,把故事讲好,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多么重要。

  说实话,小说家们纷纷回归讲故事,与纯文学的日益式微不无关系。通过故事来吸引读者、拯救纯文学,让小众不小,成为小说家们的一种自觉。创新中回归传统,成为一种自觉。

  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回归到它本来的位置,小说家们自动走上了寻根之旅。这根,也就是中国古典小说讲故事的传统资源。当然,讲故事,在传统资源中挖掘的同时,并不排斥向西方经典学习。残雪一直坚持先锋文学,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但再怎么先锋,小说家讲述动人故事,应该是矢志不渝的。

  当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不断增强,汉语热已悄然兴起。中国故事,将是全球话题。中国小说家,躬逢其盛。

  其实,讲好故事,并非易事。这需要作家调动文艺修养、生活库存等诸多元素。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也许是讲故事的不二法门。这又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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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绍东:几组反向词——我对湖南作家及小说创作现状的几点思考

  天与地。居于“庙堂”的作家,最缺的是接地气,尽管经常可以挂职、采风,但多半是隔靴搔痒,蜻蜓点水,难以挂到“真号”,采到“真矿”。而对于基层作者,他们天天都在“深入生活”,缺少的却是接“天气”——有高度的思想和眼界,能精准把握时代脉跳,宏大叙述生存现实,洞察人性复杂深邃,探究人类精神疑难,等等。解决好这一悖论性的现实问题,是解决当前作家元气不足和能力不足的有效之道。这方面省作协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有优化的空间。如接地气方面,可以通过适当延长挂职时间、改进采风方式等来增强效果;接“天气”方面,可以开办毛院实力作者“回炉班”、实行名家与实力作者“一对一”帮带制等,让青年实力作者尽快突围蜕变。

  内与外。湖南近年对内学习、交流、研讨活动一直比较活跃:中青年作家培训班、改稿会、作品研讨会等,有利于青年作家、基层作者的理论“充电”和精神“补钙”;而像“首届湖南小说创作研讨会”这样的活动,本土的评论家与小说家面对面交流、碰撞和交锋,更有利于湖南小说创作的“确诊病症”和“对症下药”,今后可以多开展。而对外的交流与推介,湖南不如一些兄弟省市,北京、上海、广东无可比性,像海南这样的小省份,也经常有一些诸如两岸三地乃至国际性的文学交流活动,邻近的湖北,也依托高校资源,打造“法国文学周”之类的国际文学交流平台。前不久,省社科院联合省作协举办的“残雪国际学术研讨会”,十分成功,反响良好,可以此为契机,集合作协、文联、社科院和多个高校力量,做更多文章,推进湖南文学的国际化,推介更多的湖南作品和湖南作家走向世界。

  城与乡。湖南是一个以书写乡土见长的省份,沈从文、彭家煌、周立波、丁玲、康濯、韩少功等等这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显赫身影的湖南籍作家,他们的代表作几乎都是乡土小说。新时期特别是近年十多年来,湖南小说出现多元化,城市、历史、知识分子和乡土书写竞相迸发,充分涌流,取得了累累硕果,其中唐浩明的历史小说、阎真的知识分子小说和王跃文为数不多的乡土小说已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但从整体上说,湖南城市小说和乡土小说影响乏力,后继乏人,如何赓续薪火,将地方性经验进行现代性转换,书写好转型时期的“湖南城乡故事”,开出湖南文学的新格局和新气象,是每一个湖南作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去与留。此前例举的新时期之前的湖南籍著名作家,几乎都没有在湖南终老,其原因各有不同,不作追索。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湘军依然持续“出走”现象却不能不引起重视和思考:80年代以韩少功、叶蔚林等为代表,90年代以熊育群、陈启文为代表,近年来又有田耳、郑小驴等一批来势凶猛的青年实力作家远走他乡。他们中很多其实如一首歌唱的“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究其最终“出走”原因,无非是基于生存、温饱和发展的现实考量,如何让制度留人、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湖南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外地经验做法,出台一些实质性的“留人”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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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文治:橱窗里的语境——个人写作的困惑与求解

  随着网络对精神形态的渗透不断加深,网络所汇聚的对精神创造者包括对精神形态本身的致疑、批评乃至挖苦的声音也愈加增多。文坛焦虑症和读者焦虑症交叉感染,由此并发了过敏症、臆想症和衰弱症。

  说中国作家多染沉疴,该怎样治疗,这肯定不是一个好听的话题,易招来反感,作家们都不喜欢医生眼光和医生腔调。写作的情形是复杂的,每一个写作者的状况不同,面临的困境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若有病,也各有各的病症,各有各的病源,他自己应该理清楚,常反思。批评家应多作贴心式的深入剖析,而不是医生式的冷漠,或是金刚式的怒目。现在,最缺少的是有温度的批评,有生命关切的批评,能鞭辟入里的批评,能对症下药的批评,能从一个写作者的真实处境出发而提出的批评。

  作为一个业余文学批评者,也是一个业余写作者,我希望自己能以一个批评者的立场来看自己的写作,又能以一个写作者会不断遇到的困惑来考验求对自己的批评,这样,也许能更多发现自己写作中的问题。借此机会,谈谈自己面临的一种写作状况,找不到太妥贴的形容,只好找了一个描写性的短语:橱窗里的语境。

  橱窗里的语境,对我,大致有如下几个困惑:

  第一,橱窗明净舒适,久之,容易让人产生依赖感,一旦离开这种习惯语境,会有不适之感。

  第二,橱窗适合于观察流动的世相,众生百态似乎都能尽入眼底,可供细察把玩,写出一个又一个世相世态故事。

  第三,橱窗的安全系数相对较高,可以安装钢化玻璃,具有过滤净化功能和钢盔般的自我保护功能,不会去碰那些不该碰的东西,不会去写发表不了、出版不了的东西,有什么想法也仅仅是在橱窗里想想而已,内心的风暴不会形成危及橱窗的龙卷风。

  第四,橱窗自成一个内循环系统,和窗外真实而混杂、细微处无比丰富的生活流看似很近,实则是在不同的语境与处境之中,橱窗系统是自足的,是一种语境的展览和出售,希望获得舞台表演那样的隔离效果,继而希望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价值认同,能买一个不错的价格。这样一种语境,决定了它对窗外的生活骨子里是排斥的,只可能是有限度地介入,而不可能真正全身心地融入,所谓扎根式的写作,接地气的写作,大悲悯的写作,大爱无边的写作,往往是一种写作模式的假设,在橱窗语境中,不可能出现。

  第五,橱窗是一个个的看台和展台,永远摆脱不了被订制、被挑选、被规训的命运,一大堆先行的主题和宏大叙事的要求在订制它,一代又一代读者已养成的审美眼光和阅读口味在挑选它们,一系列被“控购”的发表标准和伴随的时代氛围在规训它们。橱窗语境存在的秘密就在于,写作看似是我在写,其实不然,是我被订制、被挑选、被规训而写,这样一种写作,到底是主动性更强还是强迫性更强?如果用内心透视法来观察,应该能看得清。

  橱窗也并非安定恒稳的语境,它也是封闭与开放、诱惑与抵抗、约束与突破、焦虑与妥协并存而形成的一种特定写作状态,是当下创作的相对封闭性和现实生活的无限开放性所构成的矛盾共同体。橱窗问题的核心也许如阎连科所言,久而久之的写作习性,使每个作家的内心,无论你承认与否,其实都有了一道自我与深层现实隔离的屏障,一边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心世界,另一边是阻拦作家抵达这种丰富、复杂的社会屏障和作家写作的本能约束。

  由橱窗语境的写作状态,我想起了阎连科把现实主义的写作分为四个层次:控购现实主义、世相现实主义、生命现实主义、灵魂现实主义。他自己也认为这样的划分,是在写作中把浑然天成劈为零七碎八,但这种划分也有好处,得以看清控构真实是人体的阑尾,世相真实是人体的皮肉,生命真实是人体的骨架,而灵魂真实是人体之骨髓。有了这些,才完整地构成了现实主义的人体结构。他的判断是,当代作家多把现实主义的真实停留在控购真实和世相真实的层面,世相现实主义,成了最有才华的现实主义作家最智慧、倾力和倾情之所在,也成了现实主义向深层真实探进的真正最大的障碍。

  我们或许不喜欢阎连科式的武断划分,不喜欢这种咄咄逼人的对号入座的喊语,但他提供的这个作家写作状态的参照系还是有益的,——要是你愿意对号入座的话。

  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本能地抗拒控购现实主义,但所写的大都是世相现实主义。而生命现实主义、灵魂现实主义如何向深层开挖,阎连科的神实主义招数对自己并不管用,也许任何一位批评家所支的招数都不管用。只有自己真正沉静下来思索,放松开来写,才能突围,才能突破。前提必须是,要弄明白自己的写作状态到底如何,出了什么问题,问题症结所在。

  写作者既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个现场来亲历,也得把自己置于一种历史的场域来观察,来反省,也许只有更加自觉的历史意识才能帮助自己更好地看清自己的写作命运,明了自己的写作前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关于历史意识的一番话对自己有所启示:“……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若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

  在橱窗语境中,我们也许只有相对隔膜的现实感和不知窗外有天的满足感。只有突破这层隔膜,才能获得深入存在和灵魂的真境感,才能获得个人写作必须具备的丰厚的历史意识,写作空间才有可能得以打开。但要走出橱窗,进入理想的写作状态,远比所说的要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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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竹青:用坚实的物质外壳建构心灵的世界

  一个坚持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家,总是希望通过自已的小说对时代有所记录,对社会问题有所反映,在这个现代、后现代社会,在中国当代文学经由西方多种现代主义思潮洗礼之后,现实主义文学应处于什么位置,有何存在价值?这大概是令每个写作者都会感到困惑的问题。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这些只是批评家们的一个说法而已,作家们心里对这些概念可能很模糊,或者说是包容的,我相信每一个作家都不是为着某个主义创作的。十九世纪以前的小说,作家让人物处于不断的行动中,在外在的行动中刻画人物性格,交代人物命运。后来作家们由外向内转,开始注重人的内心,深入人的意识和潜意识,各种表现手法也层出不穷。所以,我觉得从“向外”和“向内”两个维度解析作家的创作活动,似乎更为妥帖。有人说,现实主义仅是一种写作方法,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内容决定形式,而现代派认为形式即内容,但我觉得现实主义更是一种立场,一种情怀。当代作家越来越趋向于一种融合式的写作,即“内外兼修”式的写作。揭示心理,荒诞变形,象征隐喻,不再是现代派的专利,但现实情怀,无论中外的作家们都一直恪守着,从这个意义说,现实主义可能永远是主流的,永恒的,也是发展的。比如卡夫卡被称为“荒诞现实主义”,马尔克斯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其他一些作家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前缀部分可以不断调换,现实主义的核心永远存在。

  文学作品虽非历史学社会学著作,却能映射出各个时代的世情人心,饱含各个时代的丰富信息,因此有把作家喻为“社会历史的记录者”、把文学作品喻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的说法。通过自已的小说对时代有所记录,对社会问题有所反映,在作品中体现一种史诗性追求,这是巴尔扎克以来作家们大都有的文学野心。但文学不是历史,历史记录的是社会的变迁,文学却是关于人的历史。昆德拉说,“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小说需要说出什么呢?说出关于人的存在,说出人在现实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可能性。

  作家就是讲故事的人,一部小说就是讲好一个故事。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思想和形式的重要。每一个好故事都有它独特的形式。小说的故事应该是完整的,不管你如何打碎了讲,在你心里一定是完整的。最关键的,它还必须是关于心灵的,是关于灵魂的书写,写作的终极目的,就是要用写实的材料构造一个“心灵世界”,开拓精神空间,让读者和作者一起参与共同的心灵体验。好的故事都是朝着精神空间生长,也就是说它一定要能升华。纳博科夫说:“好小说都是好神话。”王安忆说,故事最后要有升级,故事最怕就是没有升级(大意)。他们说的,都是强调小说的精神力量。

  人的命运构成小说的故事。有人说:“短篇写故事、中篇说结构、长篇写命运”。其实,小说不论长短,都是可以写命运的。鲁迅的小说都很短,在两三千字的《祝福》、《孔乙己》中,鲁迅既刻画了祥林嫂和孔乙己鲜明的人物形象,也写出了他们悲惨的命运。小说写人,人的个性在人的命运中体现出来。所以,写出人的命运是小说的关键。打个比方,小说是一条河流,载读者过河的那条船是‘故事’,掌舵的就是‘人物’(“命运”),诸如“时代”、“思想”、“文化”等等,则是河两岸的风景,一起构成一部小说的信息量。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否给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量,是左右读者取舍的又一个关键。

  人是丰富复杂的,人性的善与恶也都不是简单的,是人在困境中的不同取舍。在人的困境中表现人性,人性有更复杂丰富的底色。小说就是关于心灵困境的书写。

  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我以为贴着人物写,就是贴着人性写。写人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生存境遇。深刻理解和把握住人物,处理他(她)的行为、动作、语言、心理就能做到真实自然,生动贴切。

  文学是审美的,也可以是审丑的。文学不是简单地要写人性的美与丑,而是要写人性的复杂。我以为作家在表现人性上越复杂越好,因为越复杂,才更接近人性的本质。评价一个人多么的好或者多么的坏,都是一种简单化。复杂一点再复杂一点,内心的深度深一点,再深一点,这应该是一个作家对笔下人物的希望。

  文学是文化的诗意表达。好的小说往往会超越故事、人物、结构这些基本元素,走向文化小说或哲学小说。小说富有文化意蕴,它是一个好看故事背后最有价值的实料。文化是故事生长的土壤,不同的地方产生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

  小说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对物质的还原,一是对精神的探索。小说要还原一个物质世界,一种俗世生活,“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也就是说,作家必须有能力打造结实的物质外壳即对生活世界的描绘,同时还是精神的容器,能够装下那个时代的人所思所想,把他笔下的物质世界精神化。所以,我觉得长篇创作除了必备的写作技巧,重要的还必须是建立起作家对人性、世界的基本看法。

  我认为,好小说应该达到这样两个层面,一、它既是一个时代集体经验的书写,又是一种独特的个人体验;二、它既是俗世的,有着丰满结实的物质外壳,又是关于灵魂的勘察,是用写实的材料构造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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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荷:写作的自我批判与自我救赎

  除开愿意自我封闭的人,每个人都需要自我批判和自我救赎。写作者尤其如此。因为自我批判和自我救赎是完成小我到大我演变的前提。写作者应该甚至必须有这么个勇气,将自我批判和自我救赎体现在文本之中。

  我所说的大我,是具备家国情怀、悲悯情怀和人类情怀的大我。也只有具备这些情怀,写作者才有可能在脑子里建立一个对现实进行评判的参照体。这个参照体是什么?这个参照体,就是脑子里的乌托邦。脑子里有了这个乌托邦,文本中的现实与理想,才会拉开距离,文本才会有道德的力量。可以肯定的是,道德的力量愈大,愈能感动人。

  要完成自我批判与自我救赎,我以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不盲从。

  盲从者,有两个主要盲从对象,一是官,二是权威。

  官者,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掌控着太多资源,大有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的威严。可是,如果我拒绝盲从,做个独立的人,做个“执笔写春秋,冷眼看世界”的人,做个享受寂寞、享受清贫、享受人格独立之美的人,金钱、官位、以及其它诱惑与我无关,你又能奈我何?

  权威者,由于学识和成就摆在那里,无疑如一座高山一样吓死人,使得许多人想也不想,便从了他。从对了,自然是好事,从错了,只怕是走向思想的黑暗,愈陷愈深,不能自拔而不得知。可是,如果面对无论怎样的权威,我们都三思而后从,其情况就将大不一样。

  第二,不献媚

  由于献媚和赞美,挨得很近,在许多时候,甚至能使人混淆不清。而于人类,无论官,无论民,甚至刚懂事的小孩,都需要赞美,便不可避免地给献媚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于是,献媚者打着赞美的旗帜,肯定会大有市场,甚至能在一定时间段里,蒙蔽真像,让这媚的受主,十分受用——那受主在献媚声中,一身放着万千光芒,如何不受用?

  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为了避免写出叫人作呕的献媚文字,赞美人和事物时,要小心翼翼,做到恰如其分,做到尊重真相。而且在不掩其美的同时,也要不饰其非。因为只有这样,写作者才能将“真”写出来。而真,是善和美的前提。

  第三,不依附

  当官的左右,必定有呼来拥去之徒,富豪的前后,必定有垂涎三尺之辈。旁观者,见这场面热闹,定当猜度,往官员身上一靠,说不准哪天也能捡个小官当,最不济,办个事也能通畅无阻;往富豪身上一蹭,说不准便有了机会,赚个盆满钵满。于是,哧溜一声,傍官傍富去了。写作者如果依附了,只怕那只笔会要左避着官,右避着富,左右都避,能写出好东西,我不相信。

  第四,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

  写作者,若是没有思想,其文字能好到哪儿去,我不相信。写作者的思想,如果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某个笼子内的,能写出好的文字,我也不相信。

  第五,批判精神

  毋庸置疑,文学作品,更多的应该表现那些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因为太阳光能照到,任何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压根儿不需要文学,不需要写作者。必须指出的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并不是单指社会阴暗面,也包括那些太阳没能温暖的人群,也直指着个体的人的灵魂的阴暗面。这个个体,甚至包括写作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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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希:愿为中国微小说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

  湖南作家研究中心组织举办首届湖南小说创作研讨会,邀请湖南小说创作名家、青年作家代表、省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理论批评工作者参会,作家和评论家进行对话,对近年湖南小说创作进行总结,对未来几年湖南小说创作快速优质发展进行探讨。我认为,这是高瞻远瞩之策。此举甚好!

  我关注微小说更多,这里,我只谈谈微小说。我们的世界已进入微时代,微时代的发展正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人都在选择微阅读,微小说应运而生,正好适应了微时代发展的需要。微小说又称微型小说、微篇小说、小小说、精短小说,等等。

  这些年,我们常德市特别是武陵区,为促进中国微小说事业的发展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在中国作协领导、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的大力支持下,武陵区建成了全国首家中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创作基地。武陵区委书记罗少挟女士亲自为基地规划定位,要求以“高起点、大手笔、中国一流、走向世界”的设计建好基地。今年,武陵区又被授予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创作基地。我们的基地,既是常德市民旅游、观光、阅读的新场所,也是开展国内外微小说交流、研讨活动的好平台和微小说作家潜心创作的理想家园。在《中国作家》杂志主编王山、《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微型小说选刊》主编陈永林等专家学者的热情鼓励和热心扶助下,武陵区又办起《华文小小说》杂志这个中外微小说交流的平台。“华文小小说”的刊名则为武陵区人民政府区长莫汉桃先生所取。现在,《华文小小说》杂志在美国的纽约、德国的法兰克福和新加坡的新加坡各建了一个记者站,站长分别由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冰凌、欧洲华人作家协会理事穆紫荆、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希尼尔三位担任。《华文小小说》的组稿、宣传、联络、推广工作都在有顺展开。因为有武陵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国甚至国内外小小说业界的同心协力,我们成功举办了中国·武陵微型小说(小小说)现象高端论坛、中国·武陵“德孝廉”小小说全国征文大奖赛颁奖大会、2014年中国小小说年会等国际性小小说活动。精心编辑并精装出版了《武陵小小说经典(汉英对照)》、《“中国小小说50强”武陵名家档案》、《常德优秀小小说选》等地域性、典藏性小小说集。今年,我们又在与《小说选刊》联办武陵“德孝廉”杯·全国微小说精品专栏,等等。现在的武陵区,经常创作发表微小说的作者多达40位,其中:位居“中国小小说50强”的作家有3位,已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家有2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作家有1位,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有10多位。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人民网、凤凰网、中国文化传媒等有重大影响的新闻媒体都多次宣传报道武陵微小说文化品牌建设的成就。武陵微小说的影响已辐射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为促进中国微小说深入和快速发展,武陵区是全心全意、千方百计、敢于担当的。

  现在,我们正在抓紧国际性、权威性小小说大奖首届“武陵小小说奖”和武陵“德孝廉”杯·全国微小说精品奖颁奖大会以及中国·武陵“德孝廉”微小说高峰论坛的组织准备工作,也在筹建“华文小小说网”,还有利用手机、网络、微电影等新兴媒体推动微小说发展、为微小说升温造势等设想。最近,我们又得到一个好消息,中国微电影协会已把武陵区确定为“中国微电影创作基地”。为此,我们希望省内小说界的专家、学者、同仁们也来关心、支持微小说这一文体,多为我们繁荣微小说创作导航或者直接出手相助。

  建议湖南小说界亲如一家,小说文体深度融合,小说评论全面展开,小说精品创作不断强化。

  微小说是新事物。新事物往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我们坚信:这次首届湖南小说创作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也必将给湖南微小说事业加入催化剂和核动力,必将为湖南微小说的发展提质、加速,必将是湖南微小说发展征程上划时代的壮举,也必将载入湖南的文学史和文化史!

  让我们向湖南作家研究中心道谢、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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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萧:

  来的时候报着来学习的心,不打算发言,此时有感而发。主要觉得感动,一开始就受龚主席的话感动,他说自己来作协好几年,一直期待湖南作家能拿奖,拿大奖,真是,有点惭愧。其实,湖南这些年的创作取得了不少成就,有目共睹,获不获奖,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重要,也不重要,特别是目前的评奖深受诟病的情况下。在时间和历史的长河里经过大浪淘沙,还能留下来,给人思索和念想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

  那么,湖南作家还是应该看到自己与外面的距离,与经典的距离。这方面,湖南作家有缺失。读《百年孤独》,读川端康成、沈从文等等,你可以不断地读不断地读,总有韵味缭绕。我们的作品在语言的精致美感及故事架构上表达得还不够。读闫真老师的《活着之上》,前部分语言真好,让人着迷,中间部分有点弱;王跃文老师的《爱历元年》也是有些地方很好,有些地方语言显得拉杂琐碎。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包括我自己的《筸军之城》也是,虽然《长篇小说选刊》全文转载,但后面有些章节几乎有点跑调,留下遗憾。

  写一篇(部)小说容易,要与经典比肩很难,湖南作家要真正写出大气磅礴或流芳百世的作品,不说十年磨一剑,至少也得五年磨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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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中民:写作是为了刮毒疗伤

  静坐书桌,我最想要的是马良神笔,凭空挥洒,如激流烈火,一释心中块垒。把欣喜、苦闷、愉悦、抑郁、梦想、理念,表达得慷慨激昂,淋漓尽致。我相信,许多人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神奇且为之疯狂的念头。现实里,我看古今中外有些名家,行文走笔,也确实有马良之神。

  二十二年前,我走出大学校门,在政府部门宣传岗位工作,每天与文字打交道,在写消息通讯公文之余,曾在《萌芽》、《诗刊》、《散文百家》、《啄木鸟》、《湖南文学》、《伊犁河》、《短篇小说》、《理论与创作》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但我总恨自己笔下枯涩,离开宣传岗位,便也放下了笔。十几年的起起落落,顺境时固然顾不上观赏两岸的风景,在跌荡和抑压中,却看清了面前怪异的世界。特别是在偏僻小县挂职的两年,我恨不得让四周的层峦叠嶂埋掉自己,以逃避俗世的忤逆、残酷和无道,以及风声鹤唳的恐惧。然而,自己早已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摁在晦暗的乱葬岗,让某物带着邪恶的目光肆意地凌侮。这是他们在向我敞开人心与社会的灰暗密室。我没得选择。但是,就在这提心吊胆的暗夜里,我看到一道光。仿佛一种命运的安排,在那间依山傍水的斗室里,我写下了“救赎”“突围”四个字。

  这就是后来群众出版社老师定义为法制文学的、我的两部长篇小说的标题《非常救赎》、《非常突围》。

  一天,我路过广场,看到一群大爷大妈在不停地拍打自己。他们抡起巴掌,伸长手臂,从肩头、臀部一直打到小腿,如此循环往复,像做广播体操,每个地方拍打上百下。他们整齐地排着队,但相互之间相隔很远,拍打时,手伸展到最远处,叭地打下去,声音很响,像放鞭炮。交谈知道,他们在拍打筋络,是一种古老的养生术,通过对穴位和筋络的拍打,可以去毒、出痧。刮痧我是见过的,通过拍打或刮擦,穴位出现一块块乌斑或者红点,这乌斑是毒,红点是痧,中医称为痧痕。稍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每个人体内都有毒,有没刮出的痧。只有拍打、刮擦甚至破痈钻疽才能去毒除痧。不知道广场的大爷大妈们的拍打能否彻骨入髓,但我突然意识到,写作必须以拍打的方式进行,而且这种拍打需用全力。因为我们的毒比大爷大妈的毒藏得深。他们的毒在身体里,我们的毒既在身体里,也在社会肌体中,在生命所及的每个部位和磁场中。我要用属于自己的语言拍打出最深处的毒,以便出痧,以便生命纯净一点。

  写作《非常救赎》时,我立意把它弄成一部刮毒的作品。以一起命案的侦破为契机,揭示出这个转型期社会各层面的的问题:卖淫、贩毒、枪支走私、杀人抢劫,真正厚道有为的人得不到保护,官场里任人唯亲、腐化堕落。作品设置了一个名叫幻花的QQ群。几个命运多舛、历尽磨难,却又美丽迷人的社会底层女性自发组织,以色相为手段,以泄愤的欲求与激进的姿态,秘密实施对贪腐淫秽官员的报复,试图以柔弱之肩担负起对社会伦理道德和公道正义的救赎。应该说,她们的行为本身是蒙昧的,缺乏对社会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但是,她们宛如丢向河里试探河水深浅的石子,被无情地抛出,葬身河底后,从此不见天日。一个正常的女子,谁不想过平静富足的幸福生活,谁愿把自己当作一颗石子,扔出去试探人世的深浅?是什么促使她们不甘人性沦陷、以身饲虎?是残酷的命运,是荒诞的现实,还是邪恶的人心?我想,正是这种揭示,蕴藏着被伤害个体价值与尊严的脆弱和悲凉,使她们渺小而虚妄的人生变得充实,使微尘一样的生命有了金子般的重量。

  拍打逼毒只是疗伤的第一程序。作品没有单纯地停留在揭露上,而是把一个命案所展开的故事,升华为揭示人性沦落,探讨法制重建、法制救赎的大主题,将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始终放在正义和法制的天平上,杀人者的狡黠,贩毒者的凶残,幻花群的愚昧,以及顶头上司的闪烁其词和捉摸不透,都烘托出他严格依法办事的法制精神和法制信仰。

  《非常突围》则更进一步突出了疗伤功效。这部小说截取巴戎市市长位置空缺前后当地异常活跃、也异常生动的政治生态与官场众生相,对市长位置竞争进行了淋漓尽致、深刻入微的探讨,揭示了在人大对市长予以选举前夕最深层的斗争,释开了潜于官场深处的某些悬念,从而从独特的法制视角透视了现代官场升迁简单中包含复杂,复杂中孕育简单的本质,揭示出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人公的职场突围,正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人民群众帮助下的社会道义的突围,良好政治生态的突围,体现出富有理想色彩的良知、正义、对抗诱惑和邪恶的法制意识。

  广场上的拍打引起路人的围观和不少年轻人的讪笑,他们笑的是拍打者的姿态,怀疑它的真正效果,因为年轻不知老齡的痛。就像有人嘲笑我离开某个领导岗位,宁愿流落社会边缘去提笔著文。诚然,写作只是社会的旁观,试探河水深浅的石子远不如洪流翻滚的泥沙。即使同样是写作,并非所有的句子都是大爷大妈挥起的长臂,应景写作就不是拍打而只是抚摸。如果叙事没有力量,没有静心思考,那么拍打就不是刮毒疗伤,而是自我安慰。我拒绝这种自我安慰。

  一方面,也许是几十年教育使然,也许是政法工作经验沉淀的局限,我的心中总是涌动着正邪不两立的历史痛感和国家命运感,总想通过写作达成什么宏愿大志;一方面,我并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也对小说的力量充满怀疑。但是,我仍将我的写作定位为刮毒疗伤,毒与伤无处不在,不论睡梦中,还是清醒时,它们是社会生命的一部分。我必须努力拍打,不论旁人是嘲笑还是赞许,不论它于社会是撕开一条口子,还是吹皱一江春水,都要付出全力,用带着生命神髓的句子去拍打。这些句子或许朴拙,或许平淡,就像生活在陋巷村庐的乡亲,但我相信,只要把它们好好组织起来,一定可以释放出惊人的力量。

  带着这些句子,写作对我来说是一场愉快的旅行。不论周边如何说三道四,不论如何有别于主流社会,带着一个句子出发,其他句子都会万蜂朝皇般的跟上来,我就是我笔下语句之皇。一字一句,一页又一章。蜂涌而至的语感,蜂涌而至的叙事,时不时地回首看看,就像贪婪的人查看自己的财富,心里涌起澎湃的满足,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更能吸引我。

  放下“救赎”“突围”,我又写作了《试剑》,某杂志准备在明年上半年采用,目前已进入终审阶段。小说叙述了一个罪恶与正义对决的故事,可以说是突围的续集,也可以说是我理想主义政治生态的延续,但责任编辑说现实的罪恶永远比想像中更加严重。是啊,我们看到听到的罪恶,呈现出来时已经经过伪饰和偷工减料,而作家们因为抱着善意,不论怎么再创作,都无法参透犯罪者复杂深刻的恶意,不能完全演绎无比荒诞的社会生活。杜甫诗云:“自古皆悲苦,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不能尽书社会之恶,如果能在蔽日的阴霾里,看到如春的明媚,也算触摸了法制文学的使命。

  2014年10月,党中央召开了两个极为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吹响了依法治国的号角;另一个是文艺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一周年之际,党中央又公布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吹响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号角,两个会议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是两座里程碑,无论对于法治文学还是从事法治文学的创作者,都是一场千载难逢的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习总书记的讲话指引了方向,激荡着士气,振奋了精神。我仍然会继续写下去,以拍打的方式,以修道士的虔敬,从事有意义的写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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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一:做一名讲故事的小说人

  小说写作要不要讲故事?

  我的回答是要讲故事。我的写作目标就是怎样做好一个讲故事的小说人!

  本人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文学创作理论,从事小说写作的时间也仅仅只有三年。所以,谈不出太多的道理,只能结合自身的体会向各位老师请教。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讲讲我为什么要坚持在小说创作中讲故事。

  传统文学的滋养,让我选择了故事。

  我是土家族,从小生活在湘鄂交界的大山里,童年时代的文化娱乐生活跟那片土地一样贫瘠。除了老辈人口口相传的民俗故事,再就是从民间艺人那里听来的中国古代传统故事。虽然免不了忠孝节义、善恶相报的俗套。但是,这样的故事适合大众胃口,乐于让人接受,并且根深蒂固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到了学生时代,我所接触的主流文学教育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它的灵魂还是绕不开故事。所以,故事成为我先天的文学滋养。当我开始小说写作的时候,我给自己的文学创作定位为十六个字:“故事有趣,语言有味,结构有形,人物有神”。我把故事是放在第一位的。许多老师和朋友读了我的小说后说我是个“会讲故事的人”。这就对了,我认为这样的评价和我的文学追求是同步的。

  个人才情的制约,让我离不开故事。

  写作是需要才气和灵性的,而我是一个笨人。《当代》主编周昌义对我的评价是:“少一不是那种才气型的作家,而是那种生活型的作家。”他对我的评价是很照顾面子的,实际的意思是我不是个聪明人。我非常敬畏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写作技巧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我也乐于接受它的某些文学观念,但是,我写不来那样的小说。我连怎样把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写好都很费劲,就谈不上把小说写的如何空灵和飘逸。作家朋友吴刘伟给自己的小说创作定位为“超低空飞行”。言下之意,是他的写作离开现实的土壤不能太远,但又想在一定的高度飞越。他成功了,写出了许多好作品。以他的才情,尚且只能“超低空飞行”,那么,我除了贴地行走就不敢有其他的想法了!每当我看到有人说小说不是讲故事时,我就感觉是在向我开炮。我的创作自信在这样的炮轰声里一次次被摧毁,让我感到无地自容,羞愧不已。好在前不久,王跃文副主席在谈到什么是好小说时,把讲好一个故事放在了首位。这让我又多少找回了一点自信。

  笨人有笨人的方法。我的方法就是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地写好自己熟稔的故事。

  工作环境的便利,让我拥有了故事。

  我从学校毕业后,当过农民,干过民办教师、个体工商户和乡广播员,后来供职于县公安局,长期从事公安宣传工作,接触到了各种案例。这些经历让我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留存于记忆中的人事总是和一个个传奇故事紧密相连。尤其是在公安机关二十年,每天都泡在故事堆里。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这个职业要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交道,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创作来源于生活,我不可能违背基本的文学创作规律,丢掉自己的菜园子不理,而去到处寻找写作素材。因此,书写生活中的各种故事成为我的宿命。我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注定与故事结缘。我的文学责任和使命就是要把这个特使领域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讲给读者听。

  实践也证明,这样的写作让我沾光讨巧,走了文学创作的捷径。人过三十不学艺,我在知天命之年开始学写小说,没时间走弯路,没精力瞎折腾。前不久,在一次相聚时,《湖南文学》主编黄斌老师说我的写作沾了“投机取巧”的便宜。我开始吃了一惊,后来理解他的用意,是说我在题材上立足公安这一块,因为有在场体验,写起来比别人有优势而已。

  综上所述,我的小说创作还会在故事的路子上走下去。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用文学的形式把故事讲好,也期待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得到各位老师的指点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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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晨辉:关于湖南短篇小说的看法

  看过王朔的一篇文章,他说:“好多作家,起初都写短篇,在那些文学期刊上飞来飞去,最后在文坛立住了,但再来写长篇,生活、题材,已消耗得差不多。”从王朔的语气中,好像一个作家只写短篇,没有长篇,就是缺陷。我觉得,有好的长篇当然是一件令人仰慕的事情,但如果写了一生一世,没有呢?短篇小说照样能给你带来文学上的荣光,只是我们要写好它。

  湖南不乏好的短篇小说作家,姜贻斌、聂鑫森、田耳、郑小驴,都以短篇立世。只是因为很多人的观念,长篇才是确立作家江湖地位的,都跟了风去写长篇。当然,只要有好的题材,我也会去写长篇。但更多时候,仍旧以写短篇为乐。现在稿费提高了,写短篇也不吃亏。另外,真写好了一个短篇,就是成为一个好作家的基础。在这方面,建议湖南省作协,也是否可以组织关于短篇小说的研讨会,以此来推动这种文体的写作?

  还是那句话,湖南的短篇小说基础好,完全可以形成一种气候,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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