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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梅魁

http://www.frguo.com/ 2015-11-04 谷静

  颜梅魁(1946—2008)湖南湘潭人。著名剧作家。主要作品有戏曲《榨油坊风情》、电影《毛泽东在一九二五》、《毛泽东去安源》等。2002年被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湖南省优秀专家”称号。

  常创常新说梅魁

  颜梅魁是我的老友了。几年来,他在戏剧、电影艺术的创作上声誉日高,荣誉纷至沓来,其编剧《筒车谣》获文华奖,《榨油坊风情》问鼎文华大奖、中央五个一工程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初次“触电”,编剧《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又一举夺得中央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我亦为之欢欣鼓舞,曾数次涌起要写写他的冲动,经一番采访劳作,一个令我感佩的剧作家形象在我心中凸现出来,现写出来,以宣示读者诸君。

  从“裱糊学徒”到“梨园弟子”

  梅魁1946年降生于湘潭十八总,“落”在一个从事手工劳动的裱糊世家。其父读过两年私塾。若牵强附会地拉扯起“文化背景”,那就只有这裱糊业接触的字画和颜父那点可怜的“文化底蕴”了。

  “伢子,你要读书,要读出个样子来。”其父殷殷嘱托,很不愿意他终身立命于裱糊业之操作工,这在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也是颇有见地的。

  梅魁不负父望,书读得极好,小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区办湘江一中初中毕业后,以全校4个毕业班仅4名考取湘潭市一中之一,升学一中高60班。就在他一心向学之时,高中一期尚未读完,父亲撒手人寰,家中经济支柱顿失,他辍学了。

  惯于捉弄人的命运之神又安排他投身于裱糊业,还当上了正式的学徒工,一干三年。三年中,不甘受命运捉弄的他,仍攻书不止,风雨无阻地坚持读完了免费的湘潭市工人夜校高中文史班。

  文史班的挑灯夜读,使他的心中引发了对文学艺术的不倦的爱恋。

  一日,梅魁得知湘潭地区花鼓剧团招收演员(那时为控制城市人口,只招收城镇青年),他马上去报了名。

  他一考即中。考试那天的情景,梅魁至今历历在目:

  主考老师给他出了一个表演题目,说:“一位农民挑一担秧在田塍上经过,发现已插好秧的田中有两只遗落下的秧把子,你表演一下这个农民把秧把子捡上来的情态。”(这个题目对城市青年不无一定难度)

  梅魁略一思索,便落落大方地表演起来,挑担,换肩,揩汗,从田塍上走过,发现田里有遗落的秧把子,放下秧担,下田……

  就在他“下田”去捡秧把子时,主考教师提问了:“喂,社员同志,你为什不脱鞋袜下田?”

  梅魁反映奇快,答道:“春插期间,农民们整天干活都是赤脚,这时脚上哪来鞋袜?”

  主考老师又说:“两个秧把子不在一块,有一只在稍远的地方,怎么捡?”

  梅魁答:“那还不容易?我用扁担把它挑过来就是了。”

  听他回答得这么快捷、伶俐,加上随之而来的“挑秧”动作虽笨拙却不乏灵气,评考老师都笑了起来。

  他终于进入了自己的喜爱的“艺术单位”,那份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树大全靠根深

  颜梅魁,这位在全国已有大影响的剧作家,至今已创作、上演、发表戏剧影视作品30余部,除30余次获省奖外,10次获国家级奖,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被授予“湖南省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2002年被评选为首批“湖南省优秀专家”。

  这棵小苗是如何成长为大树的?

  许多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在北京,当他捧得曹禺戏剧文学奖奖牌,刚走下主席台时,一位资深记者问他:“颜作家,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颜答:“没上过大学,只初中毕业。”

  又问:“您的几部戏都是写山里人的生活,那您肯定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

  颜说:“也不是,我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面对都是否定的答复,记者的表情一时复杂起来。

  是呀,一个初中毕业生,一个纯粹的城里人,在戏剧创作上怎么能有如此作为啊?!

  其实,答案也十分简单,它全在梅魁身上。一棵小苗要长成大材,必须有强大的根系,根深才能叶茂枝干壮嘛。

  为创作,梅魁把创作之根深深“扎”进了文学的土壤,拼命吸收前人的养料。

  进剧团不久,“文化大革命”狂涛兴起,文化艺术团体首当其冲。从小就勤奋好学的他没有激起造反的狂热,心中却充满了有艺不能学、有书不能读的空虚和惆怅。当他看到造反派抄来的大批中外名著被作为“封资修”堆放在剧团的仓库里无人问津时,嗜书如命的他犹如在沙漠中见到绿洲,一头扎进了书堆,什么文学、艺术、历史、美学、天文、地理等等,他无所不读。

  30多年后,他的笔友、剧作家袁雪飞在《戏说梅魁》一文中,用调侃的笔调回忆起当年“偷书”的往事:

  一天傍晚,他(梅魁)问我:“去偷书,你怕不怕?”我说:“哪里有?”他要我带上大提桶,跟着他悄悄潜入“牛棚”楼上,那里堆满了即将火化的图书。我俩东挑西拣,浑身大汗,最高兴的是找到了10本《六十种曲》(注:著名的明清传奇集成本)。可回家“分赃”时,他给我4本,自己留6本,我心里虽嘀咕,可又有什么办法,因为他是“贼首”呀!此后,梅魁心无旁骛,手不释卷,几本《六十种曲》读得滚瓜烂熟。要问他的唱词为何文采斐然,只因为当年有这样一段“偷书得宝”之经历呵!

  今天,梅魁回忆起当年程汉孝支持他改行当编剧,特别是安排他五年下生活,不由感念万分:“多好的小八路啊(程汉孝年纪很小就参加了八路军,打击日寇)!没有他的支持和扶植,就没有今天的颜梅魁。”

  以后的五年,梅魁扎扎实实地照着做了。五年间,他一头铺盖一头书,挑担走进了湘东地区的大山深处,先后转辗于浏阳、攸县、茶陵、炎陵等县几十个山村,把自己融入社会生活之中,放下文化人的架子,甘当小学生,和农民群众吃住劳动在一起,学说当地方言,了解民风民俗,与各种经历、各种性格的山民打交道、交朋友。白天,他与山民一道,淌泥巴,浴山风,干粗活;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把白天的所见所闻,一一记下,特别是山民那特有韵味的语言、充满野趣的山歌和闻所未闻的传说故事,常常使他兴奋不已。五年下来,他记录了5本厚厚的采风笔记,积累了一大批鲜活多姿的人物原型和丰富多彩的原始素材。从此,他与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日后他创作的《筒车谣》、《榨油坊风情》、《赶山人》大山三部曲,其源流均在于此。

  一个文学功底之“根”,一个深入生活之“根”,“双根”齐下,终于“长”出梅魁硕大的“艺术之树”。

  “三级跳”和“一竿过”

  十年苦读和五年深入生活,颜梅魁有了较为深厚的文学底蕴和生活底蕴,但“底蕴”并不等于剧作,更不等于成功。

  善于思索的他不断汰选着自己的生活库存。在他曾经生活过的湘东山区,因受极“左”路线的影响,“血统论”使一些“出身高”的子女在做人(更遑论升学提干)上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上下批极“左”,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用艺术形象呼唤党的政策的落实!”一个创意在梅魁心头萌生。

  1985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梅魁在家中开始了他的新制作,屋外大雪纷飞,屋内他奋笔疾书,那些年在湘东山区的所见所闻,变成一幅幅画面向他“扑”来,一个个原型人物向他“走”来……只几天功夫,一部带着“黑色幽默”韵味的花鼓戏新剧本《满地主分家》诞生了。

  剧本一出来,在1986年春节后的区剧团团长新剧本座谈会上,一眼被湘潭县花鼓剧团团长章锦连“相”中。后在著名导演张建军指导下,几度修改,反复排练,更名《破铜烂铁》,从乡村演到县城,从县城演到省城,最后从省城演到北京,并演进了中南海,受到中央领导和北京戏剧专家的高度评价!

  在京专家评论说:“这个戏寓意极好,一堆‘破铜烂铁’,锈迹斑斑,一旦擦去锈斑,它就会发光,人也一样,这个剧是对人性的恢复,已上升到写人性的高度!”对《破》剧的表现形式,中央媒体也给予高度评价,《人民日报》的评论题目就是《戏曲现代戏的新样式》。

  《破铜烂铁》一炮走红。

  他不断地精思、融汇、提炼着自己已有的生活积累,作为“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湖南省,“大山文化”就是一部值得永恒研读的“大书”。

  把“大山文化植入剧本文学”,颜梅魁是从《筒车谣》开始的。

  为进一步读懂“大山文化”,也为创作《筒车谣》,他并未囿于过去对大山文化的积累,1993年深秋,梅魁与著名导演彭林、省艺术研究所专家江沅球专程到湘西深入生活。

  在崇山峻岭裹挟的苗寨德夯,他们沿着古老的石板小路,进入竹篾民居,在以树代柴的硕大火塘边,采访年龄层次不同、生活阅历各异的苗家男女,观看带有巫术神秘色彩的剽牛歌舞……他们也访问了已经“渗入”苗寨的“都市文化”的先行官,如旅社老板、餐厅经理、小卖部小姐……

  在湘西,梅魁更深切地体验到了山里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的生存状态震撼了他的心!那极具山乡特色的矗立于小河边一架架古老的水筒车,更激发了他的灵感,使他找到了独具历史厚重感的象征意蕴!

  于是,一部展示大山文化氛围中一个家庭几个男女的现实生存状态的戏剧《筒车谣》问世了!《筒》剧展现了一个普通山乡妇女春姑从姑娘到嫂娘的艰难人生历程。在她身上,美德与愚昧并存,此足以引起人们对山乡妇女命运的思考;最终,春姑觉醒了,告别了那个由她一手创建同时被她视作生命的家,沐浴着改革的春风,走向山外的世界。

  《筒车谣》又成功了,它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第一次获得国家级奖——文华奖!如果说,《破铜烂铁》是梅魁戏剧创作的第一级跳(飞跃)的话,《筒》剧便是他的“二级跳”(二次飞跃)。

  梅魁仍未满足。

  他在寻找不足。

  “反思”,对大山文化的“反思”,对赞誉连连的《筒》剧“反思”。清醒的他终于找到了《筒》剧的不足:它在展示人的生存状态时,只给观众留下了理想的希冀——“荷叶摇烂甜了藕,星星摇落太阳高”,却未能深刻地演绎出大山深处那正发生的不可遏止的躁动。他说:“这种躁动应是小农意识的解放,应是生产方式和生存空间由单一向多元的突破!”

  多么理论化的思考!一个剧作家本身就应是思想家。

  “编导编导,共命一条。”在戏剧创作中,编导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他和导演彭林为未来的“大山剧本”如何表现这种“躁动”而陷入困惑和苦恼中。

  一次赣西山区之行,解除了他们的困惑和苦恼。他们从一间遭废弃的老榨坊的兴衰,找到了山区变化的依托。只9天时间,一部新剧《榨油坊风情》诞生了。《榨》剧以凝重而又俏皮的笔触,抒写了在闭塞、愚昧、落后的山乡里,一场波及生产方式、生存空间、人际关系各个层面上真正意义的大裂变,描写了当改革的号角吹响时,山里的人们在时代大潮中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新的生活起点。

  《榨》剧又一次轰动京华。其剧本被收入《中华戏曲经典》,被誉为“中国戏曲现代戏发展第三阶段(成熟阶段)代表作”,获得了文华大奖。

  《榨》剧实现了梅魁的第三级跳——第三次飞跃!

  随着名气的增大,找他写剧本的可说是“络绎不绝”。2001年5月,潇湘电影制片厂约请他写一部关于毛泽东在1925年回韶山从事农运的电影剧本。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其实,写惯了舞台剧的他,不是不知道写电影剧本的难度,但他仍信心百倍,他认为各门类艺术是相通的,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只要认真研究思索,是可以驾驭的。

  为掌握素材,他翻阅了湘潭市、县上千万字的有关大革命时期的史料,阅读了50种以上有关毛泽东的书籍,接着又到韶山采访,前前后后花了20天,那些日子他满脑子“毛泽东、毛泽东”。采访归来,为结构、起草电影剧本,又花了10天,到6月底,一部名为《毛泽东在一九二五》的电影剧本初稿出来了。交潇湘厂一看,颇多好评,后来遵照省、中央的意见,修改三次,于是乎,几个月后,他首次创作的电影作品亮相于全国观众面前。

  其结果众所周知,该片被定为全国建党八十周年献礼片之首,一举夺得三项全国大奖!

  这真如运动场的撑杆跳,颜梅魁在电影创作上来了个“一竿过”。

  与时俱进,常创常新

  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笔者来到梅魁的家中,他的妻子、儿子在看电视,而梅魁却“躲”在他的书房里上网读“书”。笔者问:“看什么?”他答:“看现代科技网页。”笔者说:“你对什么都感兴趣?”他笑了:“是啊,不然怎么与时俱进呢?”

  我们的话题就从“与时俱进”聊起。笔者常常想,梅魁之所以能在剧本写作上常创常新,不正是他与时俱进的结果吗?

  笔者问他:“你的创作怎么能做到与时俱进,在哪些方面入手呢?”

  他点燃一支烟,稍加思索一番,黑亮的眼睛眨巴着,透出智慧光芒:“第一是学人物,第二是学人物,第三还是学人物。”

  笔者纳闷了,怎么尽是“人物、人物、人物”,他给了我一个大悬念!

  后经他一解说,笔者才茅塞顿开。

  他说:“这第一个人物,是要不断地寻找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只有新人物冒出,所写的剧本才新,新的人物又需要你学习他、研究他,这样才能写好他。而这第二种人物呢,指的是专家、以专家为师。我记得自己写戏还是停滞不前留在写故事阶段原地踏步时,听了余秋雨教授三天课,他讲了浅层心理与深层心理的关系,深层心理挖掘出来了,作品和人物的定位就会高。对于他的戏剧理论,我运用了,在《筒车谣》中,在《榨油坊风情》中我都运用了,很有效,我真是得益于他……”

  梅魁停顿了片刻,又说:“至今我还在向白石老人学习。”

  笔者惊问:“学画?”

  他说:“不,不学画,学他的变法精神。当年白石老人年近六十,有了名气,可是一位较他年轻的人给他提意见:‘你不改变画风,不过是一画匠而已’。齐白石把朋友的话听进去了,从此闭门不出,潜心思索,改变画风,终成一代艺术大师,这就是有名的‘衰年变法’。这是一种改革精神,大到社会,小到个人,都应如此,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进取精神。”

  “那第三种人物呢?”笔者又问。

  颜梅魁笑了:“就是向身边的人学。对我来说,是向导演学习。我没进过艺术院校,没经过系统的培训,就老老实实的跟导演学招吧。我有幸与很多著名导演合作,受益匪浅,坦率地说,对于那些‘老子的剧本不准动一个字’的编剧,我以为太不聪明,普天之下,没有一个导演想把戏弄砸,因为编剧与导演之间,是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

  夜已深了。离开颜家,我在密密的雨网中行走,回首望去,梅魁书房的灯光仍然白亮白亮,大概是在我告辞以后,他又坐到电脑旁,敲击起键盘,正催生着一部更新的、更有影响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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