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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治纲:世纪之交长篇小说创作的两个思潮

http://www.frguo.com/ 2015-06-02 湖南作家网

  2015年4月11日,著名作家洪治纲做客由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办、毛泽东文学院承办的第十二期“文学名家讲堂”,主讲“世纪之交长篇小说创作的两个思潮”。

  本文根据洪治纲课件录音整理(有删节)。

 

  洪治纲:大家好!很高兴能来到长沙,来到著名的毛泽东文学院,我感受到了在座的朋友对于文学的热情。湖南这块地方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作家,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写湖南的作品。湖南省作协的很多作家在十多年以前就是我的好朋友了。我今天的讲座主题是“世纪之交长篇小说创作的两个思潮”,主要讲述两种创作现象。

  首先我要讲述世纪之交的长篇小说创作的两个重要背景问题,一个是社会阶层的分化与矛盾的加剧(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倒置;现实矛盾的加剧);一个是消费文化激活日常生活的丰富性(消费文化流行,人的生活意义被重新界定)。

  我们先来讲讲社会阶层的分化与矛盾的加剧: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阶层比较简单:城市与乡村,知识精英与平民大众。主要矛盾也是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其中以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所反映的社会形态最为典型;九十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驱动下,中国社会的阶层出现新的分化,包括:富人与穷人的分化,干部与群众的分化,国企与民企的分化,上层与底层的分化,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财富分配和权力分配。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从2003年开始,就陆续推出了《断裂——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博弈——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等一系列专著,对中国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和阶层分化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分析。这些著作,虽然缺少一些必要的田野调查数据进行支撑,但是,它们都是从社会问题出发,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全面地认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化,包括各种矛盾出现的深层原因。《断裂——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主要讲的是贫与富的两极化,城与乡的两极化,文化伦理的崩落等。《博弈——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主要讲在这种新的格局下,贫穷、不平等、社会权力都严重分化,人们的生存依靠的不是制度化,而是非制度化,即“非制度化生存”。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其结果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的特定方式。人们在这种非制度化的环境中,其生存充满了不确定性,使得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缺乏归属,缺乏社会认同。其解决之道,孙立平认为是需要解决权力缺位的情况,对社会成员的权利提供制度化保护,这是重建社会秩序的基础。《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主要围绕权力和社会利益分配,形成的各种内在冲突。弱势群体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强势群体则反之。孙教授认为,未来社会中的人们将被严格界定在这个失衡的社会结构中,嵌入这个社会结构中的人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比以前难上数倍,很多人将会因为结构的原因而永远地处于它所处的社会中。所谓赢着通吃的规则会将这个社会演绎得淋漓尽致。改变这种命运的唯一渠道是寄希望于权利的归位,这对于既得利益者无异于与虎谋皮。

  然后我们来讲讲消费文化激活日常生活的丰富性:消费主义的基本法则是欲望——物质——利润,这三者之间的不断循环是消费主义时代最典型的社会内驱力。欲望:构成社会需求(包括一切享乐主义的需求);物质:为需求提供保障(包括一切可能的形式);利润:为物质生产提供后续动力,反作用于欲望的增殖。消费主义的主要特质是,在人本主义口号的掩饰下,它以极具诱惑力的即时享乐、纵欲狂欢和快速多变等方式,颠覆了人们固有的生活观念,展示了种种新的价值观念、文化伦理和审美趣味。在消费主义时代,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具有的使用价值,而是更多体现为商品所负载的符号价值。其中消费形式的变化包括:身体消费(时装、美丽、情色、美食、美容医疗等)、娱乐消费(多种传媒、影像、文艺等)、好奇消费(度假、旅行、探险等),鉴于人们生存和安全的需要,这些消费形式退而成为低标准的消费。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说,消费惟一客观的现实,正是消费的思想,正是这种不断被日常话语和知识界话语提及而获得了常识力量的自省和推论。法国让·波德里亚说:“广告是这种消费思想的凯歌。”费瑟斯通说:“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那么, 消费主义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感官欲望疯狂增殖(抛弃形而上的思想),信息快餐快速流转(抛弃恒久性的价值),自我中心四处泛滥(拒绝利他性的精神)。消费文化虽然带来了诸多负面问题,如欲望化、快餐化、平面化、图像化等文化景象,但它也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生活观念的多元化、生活情趣的丰富性,使日常生活高于价值生活,“小生活”重于“大生活”,挣脱了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启蒙主义等单一价值观的制约。日常生活被重新定义。这种生活观念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它重新定义了人类对于完整生活的理解,类似于杜威的“一个经验”。

  这两种背景既相互纠缠,又彼此冲撞,直接催生了两种比较突出的长篇小说创作思潮:一是社会矛盾聚焦式的现实主义思潮;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个人主义思潮。当然,消费文化还催生了其它长篇小说写作思潮,如网络文学中的类型化小说思潮,躯体等时尚化写作思潮,这里暂不讨论了。然后,我们来讨论矛盾聚焦式的现实主义思潮,这是世纪之交以来最强劲的一股创作思潮,也是一种反消费文化的精英式的理性审美追求。作家们试图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充当社会代言人的角色,从公众关注的现实问题中果断地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以直面现实的姿态来体现自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这种思潮主要体现为三个阶段:①新现实主义冲击波,此阶段是以反映社会转型时期主要矛盾为核心的长篇小说。其代表作有:谈歌的《大厂》、《城市热风》、《城市迁徙》;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刘醒龙的《天行者》、《威风凛凛》等;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后期)。这些作品主要反映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营大工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包括工人下岗、工厂体制转换后的资产流失、民企与国企之间的冲突;一是乡镇基层中围绕着市场发展而引起的干群矛盾,包括招商引资、乡镇企业的发展与乡镇干部的作为、失地农民的生存以及基层干群的冲突等等。②反腐小说,此阶段是以反映官场权力结构为内核,展示权力寻租和利益博弈为主的长篇小说。其代表作有:张平的《十面埋伏》、《抉择》、《国家干部》;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柳建伟的《北方城廓》、《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苍黄》;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钟道新的《权力的成本》、《权利的界面》;刘醒龙的《痛失》、《弥天》;阎真的《沧浪之水》等等。这些小说均以敏锐的叙事视角,深入到权力结构的内部,以披露官场体系中各种丑陋不堪的游戏规则为主,展示了社会变革过程中权力阶层的相互倾轧与腐败。孔范今说:“它们以对社会阴暗面的充分暴露为职责,故事的叙述也由社会底层转向了社会的中上层,重点揭示中上层(当然也涉及到了基层)不同方面的人物是如何上下联手、以权谋私、制造腐败的。而且作者既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同时又是一个代表正义与道德的居高临下、洞明一切的旁观者。他们以其对官场、商场和情场相关存在的触目惊心的腐败现实的揭露,和对正义与邪恶冲突的紧张演绎,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认识现实和发泄愤懑的文本渠道,因而又可以转化为一种阅读快感。”③底层写作,此阶段是以反映底层弱势群体生存境遇和命运为主的小说,既有城市农民工的生活,也有都市底层平民的生活。其代表作有:刘庆邦的《红煤》、《神木》等;孙惠芬的《歇马山庄》、《吉宽的马车》等;贾平凹的《高兴》等;毕飞宇的《推拿》等。这些小说中,有些是表现乡村农民尤其是他们在城市底层生活的困顿为主要内容。相对集中地表现在几个社会显在的问题之上:打工工资,农民工的性生活,女性的性服务及伤害,农民工在城与乡之间的徘徊。有些是反映下岗工人或残疾人在都市底层的艰辛生活。展示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况或命运,是底层写作的主要特点。

  这三个阶段及其代表作的意义与局限性表现为:一、关怀的维度和道义化的立场值得肯定。作为文学多元化的一种模式,这种以关注现实矛盾、揭示生存困顿为目标的创作倾向,同样也有其巨大的合理性。作家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无论是从艺术操守和良知上,还是从个人的使命和义务上,进行这样的艺术追求都是无可非议的。他们自觉地将自己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以公众所期待的社会责任感,直面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生存弊端,以引起社会决策者们的注意,从而促使社会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前行,并且也确实取得了许多显在的实绩。其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向权力说真话、向公众道真相的精神伦理,以及体恤性的生命情怀。二、从三个阶段来看,关怀的矛盾正在走向深入化。从社会体制矛盾到反腐冲突,已经走向了权力审视。然后再走向民工生存的人性关注,向社会结构深处更进一步了,而且创作主体的写作姿态转向了同情。对于中国当代小说来说,“同情”或者说“悲悯”是一种日渐稀缺的情感,但又是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情感。宗白华就说过:“艺术世界的中心是同情,同情的发生由于空想,同情的结局入于创造。于是,所谓艺术生活者,就是现实生活以外一个空想的同情的创造的生活而已。”“无限的同情对于自然,无限的同情对于人生,无限的同情对于星天云月、鸟语泉鸣。无限的同情对于死生离合,喜笔悲啼。这就是艺术感觉的发生,这也是艺术创造的目的。”“同情是社会结合的原始,同情是社会进化的轨道,同情是小己解放的第一步,同情是社会协作的原动力。我们为人生向上发展计,为社会幸福进化计,不可不谋人类‘同情’心的涵养与发展。哲学家和科学家,兢兢然求人类思想见解的一致,宗教家与伦理学家,兢兢然求人类意志行为的一致,而最能结合人类情绪感觉的一致者,厥唯艺术而已。”三、道德化的优越感过于突出,对社会内部的某种冲突本质思考不足。一方面,作家们满怀豪情地把叙事焦点对准当下的生存境域,对准人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生活矛盾,力图以关怀的姿态来展示经济体制变更时期的严峻现实,展示国人在这场社会迁徙过程中的种种喜怒哀乐,揭示改革的阵痛与人们心灵伤痛之间的共振关系,其创作主体的内在立场似乎有着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心声。但另一方面,当它们成为一种创作思潮的时候,就出现了诸多良莠不齐的作品,特别是现实思考过于简单的情况。譬如,有些长篇仅仅停留在现实问题的表层状态上,要么只是满足于对官场规则和游戏方式的猎奇式描述,要么只是满足于对人性欲望的放纵式书写,要么只是满足于官场人物在道德良知上的自我挣扎与堕落,有些黑幕小说的意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清末黑幕小说的艺术价值时,曾说道:这些作品“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四、叙事上的模式化倾向较为突出。①从总体上看,这一思潮中的一些作品在叙事上还表现出惊人的模式化倾向。不仅作家与作家之间在表现内容上大同小异,而且作家自己也不断地重复自身的故事结构,甚至某些情节也在不断地沿袭。譬如,同是写官场中的权力争斗,无论是周梅森、张平还是陆天明、柳建伟,他们笔下的故事总是先抑后扬——腐败分子总是玩尽各种权术,设置重重机关陷害忠良,甚至靠阴谋手段左右逢源,春风得意,而最后一律得到严惩,正义的力量终于获得伸张……这种模式化的叙事,归根到底只能说明作家对生活本身介入太浅,对社会矛盾的认识十分浮泛,许多“现实生活”只是作家主观臆测的结果,作家与生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膜状态。②叙事语言比较简单或粗糙。有不少长篇还停留在说故事层次上——努力把情节写得曲折点,把故事说得完整些,把人物命运捣腾得跌宕起伏些,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叙事目标。至于小说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话语的语调技巧、文本的结构技巧、人物形象的丰富性,都显得不足。 最后,我们来讨论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思潮。消费文化作为现代生活的主要文化环境,支配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环境之下,日常生活被重新定义,成为任何个体生存高度关注的生活目标,并且,这种新的生活观念广泛参与到人们对自然、历史、社会等领域的理解之中。小说中的人物,不再以其社会地位或身份影响小说主题所表达的深度。小说故事,也不再以重大的事件作为依托。平凡的个体、普通的民众、常态化的日常生活,均是作家审视历史与现实的重要载体。总的特点是:①以小人物的命运见证大历史或现实的变迁。②以日常生活形态展示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③对各种现代叙事技术的熟练运用。为了便于分析这一思潮,我想从历史叙事和现实叙事两个角度来进行阐释。首先,我们来谈谈.日常生活化的历史叙事。严格地说,这种写作策略从八十年代中期的新历史小说就已经开始。像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九月寓言》等,但这些作品还有一些明确的大历史意识:⑴抛弃历史的可勘证性;⑵重构平民的历史角色;⑶充分发挥作家的自由。这种写作策略,经过九十年代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慢慢地成为中国作家书写历史记忆的常态方式。除了极少数作家还在以正史人物或事件作为叙事对象,如今的绝大多数作家都不再关注史实和史料的真实性,而是主要关注平民化的日常生活与历史风云的纠葛。像王安忆的《天香》,铁凝的《笨花》,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毕飞宇的《平原》,苏童的《河岸》《黄雀记》,艾伟的《风和日丽》《南方》,韩少功的《日夜书》,莫言的《蛙》《生死疲劳》,李洱的《花腔》,严歌苓的《小姨多鹤》《护士万红》《陆犯焉识》,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伪满洲国》,格非的“乌托邦三部曲”等等。例一:毕飞宇的《平原》。小说通过1976年的大半年时间,展示了一个苏北平原的村庄里,几个年轻人自我挣扎的命运经历。其主要内涵就是呈现了端方、吴蔓玲、混世魔王等一批青年的迷惘和苦闷。青春的苦闷,智慧的苦闷,热情的苦闷,力量的苦闷。这种苦闷源自于自然人性与历史意志的尖锐对抗。其写作手法运用了细密的生存体验,冷峻的叙事力量,有效的短句运用。例二:李洱的《花腔》。小说以一位后代调查她的父辈人物葛任的死亡真相为主线,揭示了历史与个人命运之间极为吊诡的关系。葛任如何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意志要让他死在谁的手里,才更有“价值”。作为边区马列学院编译室译员的葛任,在延安整风即将来临之际,无疑要成为“托派分子”。为了让葛任能逃离这场历史劫难,朋友兼上司的田汗便派他前往宋庄传递情报,并试图让他死在日本人手里,完成英雄的角色。但是他幸运逃过此劫。于是,边区范继槐再度出发执行使命。他对日本鬼子川井这样说:“葛任现在已经病重了,我给你一个帮他的机会,你去把他杀了。一来葛任就成了我们的民族英雄;二来等你回到了武汉,你可以对你们领导说,你把葛任干掉了,这样你也就成了你们大和民族的英雄。”这篇小说的叙事特点是叙说与呈现。小说叙说了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既在诉说中以互补方式重构历史真相,又自然而然地展示出自身的命运轨迹。作者套用了某种考据学的思维逻辑,不断地为历史设置种种富有情趣的“史料”,让叙述者不停地徘徊其中,并做出种种发现、甄别、分析和判断的“严谨”姿态,借以强化叙事话语自身的严密性审美效果。例三: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陆焉识在年轻时所极力逃避的家庭生活,却成为他晚年的终极梦想。从挣脱家庭的束缚,逃离婚姻的安排,抛开恩娘与妻子之间的挤压,到寻求各种浪漫却不踏实、昙花一现的婚外情,再到不合时宜地坚持自己的主张、追求公正,最后以越狱的极端方式,想回到妻子面前表白并忏悔、苟延生存……在这种出走与回归的线索中,陆焉识的命运传达出来的,是家、自由、爱之间的交织。它是生命存在的核心,也是灵魂依赖的基础。从表面来看,《陆犯焉识》展示的是一种历史对个体的伤害,是自由主体与历史意志的对抗。但在小说内部,隐含了一个普通生命赖以生存的核心信念:家,爱,自由。如果从作家主体的身份来看,它还折射了海外作家对中华民族之根的守护。然后,我们来谈谈日常生活化的现实叙事。应该说,这种写作策略从“新写实”就已经开始,通过日常生活的碎片式书写,传达普通平民无奈而又无绪的生活,着力表现当下生活的复杂性和人性内在的丰富性。像何顿的《我们像葵花》、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万物花开》以及世纪之初的《上海宝贝》(卫慧)等。这种写作策略极力彰显了个体生存的内在感受,不回避人性内在的卑微和幽暗,保持了日常生活原生态的叙事方法。这种叙事策略经过九十年代后期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一种个人主义的思潮,即强调个人生存的合理性,尊重人性内在的复杂性,正视现实生存的无序性,当然,也批判物质霸权主义所带来的欲望化灾难。比如,盛可以的《北妹》《道德颂》,李佩甫的《等等灵魂》《生命册》,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吴玄的《陌生人》,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田耳的《天体悬浮》,阎连科的《风雅颂》《炸裂志》,余华的《第七天》,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等。例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小说从五六岁的女孩子多米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叙述了她的少年学习经历,初燃的创作野心,流浪四方的奇遇,一再挫折的恋爱,被迫堕胎的无奈,最后辗转来到北京,“死里逃生,复活过来”。它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女性成长史,呈现了女人对性的难为人知的隐秘体验,丰饶而繁富,灵动而感伤。这篇小说体现了迷乱而清幽的个人心理体验,人物与社会伦理的自觉疏离,碎片化和细节化的叙事拼接。再例如,迟子建的《群山之巅》。这部小说以一个北方叫龙盏的小镇为空间,讲述了屠夫辛七杂、弑母的辛欣来、能预知生死的精灵“小仙”安雪儿、击毙犯人的法警安平、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抛妻别子的小文人单尔冬等人物命运。他们都是一些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世俗生活中颠荡沉浮,爱也缠绵,恨也无终。这篇小说以反故事情节化的人物群像,着力描写了世俗伦理的内在温情,运用了碎片化和细节化的故事拼接。又例如,阎连科的《风雅颂》。阎连科是一位对现实生活理解极为偏执的作家。他似乎最相信“片面即深刻”的写作目标。所以,从《受活》开始,他的小说一部比一部偏执、片面、极端。杨科副教授耗费5年完成了专著《风雅之颂》,碰到了出版的艰难。他认真上课却学生寥寥。而妻子不仅与副校长有染,还以八卦内容吸引了大量学生。因为带领学生抗击沙尘暴一夜成名,结果被清燕大学的领导们踢出了学校——他们举手表决,集体决定把他送进学校的附属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他被院长指派给病人们讲解《诗经》,竟得到大学里从未有过的礼遇——病人们反响无比强烈,掌声雷动。杨科赶紧落荒而逃,回到耙耧山深处的老家寺村。县城天堂街的那些坐台小姐成了他最求知的学生、最热忱的知己。最后,他逃到所谓的诗经古城,寻找乌托邦生活。

  长篇小说写作也有一些“困境”。这些困境体现在:

  1、人物形象的同质化。从客观上看,如今的日常生活无比多彩,对历史的建构也有着巨大的自由空间,作家的精神视野应该非常广阔,而事实上,长篇小说创作却并非如此。题材很丰富,但人物形象却不够丰富,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同质化倾向。而所谓的“同质化”,就是塑造人物过程中作家的思维同质化。例如,关于傻子形象,如阿来《尘埃落定》中的二傻子,贾平凹《秦腔》中的引生、《古炉》中的狗尿苔,莫言《檀香刑》中的赵小甲,艾伟《南方》里的杜天宝,苏童《河岸》里的阿金,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的来发,迟子建《雪坝下的新娘》中的刘曲、《采果浆果的人》中的鲁大鲁二,以及韩少功《爸爸爸》里的丙崽。他们要么近妖近神(少智而近妖),要么反讽健全人。再例如,关于大学教授形象,如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张者的《桃李》、《桃花》,邱华栋的《教授》,阎连科的《风雅颂》,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李洱的《遗忘》等等。如果我们看过鲁迅的《肥皂》,沈从文的《八骏图》和钱钟书的《围城》,就会发现,很多叙述大学教授形象的作品,在本质上没有任何超越,甚至连叙事格调都基本一致,反讽,戏谑,欲望横飞。如果我们再读读库切的《耻》,菲利普·罗斯的一系列小说,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

  2、思考生活的表象化。长篇小说是一种融历史、文化、人性等诸多内涵于一体的复杂文体。它的故事可以较为单纯,人物也不一定很多,但是,它的触须应该极其发达,并时刻考验一个作家的思考能力和文化积淀,同时也考验一个作家驾驭叙事的能力。如今的很多长篇小说对生活(包括历史)的思考还是表象化的,单向度的,触须非常少,很难渗透到文化的内在肌理之中。不仅包括年轻作家的小长篇,重要作家的长篇也是如此。例如,严歌苓的《护士万红》。小说叙述了一位部队野战医院女护士万红,精心护理英雄连长张谷雨的过程。她始终不相信他是植物人,坚信他会醒过来,所以抛弃自己的所有生活,长年累月地护理他,但最终还是被时代的变迁、权力意志的安排而彻底消解了她的人生理想。这篇小说非常好看,但内涵空间并不大,延伸出来的触须非常少,主要纠缠于生命的尊重与功利名声之间的错位。再例如,阎连科的《炸裂志》,小说以一种地方志的形式,叙述了炸裂村十数年之间变成炸裂市的传奇过程。但是,这种变化只是源于“男盗女娼”。它看起来融入了家族之间的仇恨,人性之恶与复仇之欲,但本质上就是展示一种赤裸裸的欲望,而且是比较简单的欲望——权钱色之间的循环交易。如果它是寓言,很难读出深刻的意味。如果它是对中国现实的表达,则作家思考非常的平面化。从正面来看,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小说讲述了一个失忆者居伊寻找自我的过程。全书由47个片断组成,时间跨度20年。每一个片断,都由主人公的亲身经历、调查报告、线索分析、回忆和联想等组成,这些事件和片断,均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断面上,如巴黎街区、奥斯省的瓦尔布勒斯,贝当伪政府所在地维希、离瑞士不远的小镇默热菲,智利城市瓦尔帕皮岛……等等,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点交会,流动的人群,流动的时间,流动的记忆,这些碎片不断地延伸到二战时期的巴黎生活、不同族群的交往、战前战后的法国风土人情等等。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哲学化的寻找自我,但在这个主题中,小说的触须却异常发达,延伸到二战历史、多元族群、地域风情、流亡贵族、旧式生活、婚恋关系等等。当然还有对侦探职业的反讽。它像风俗画,又像人生寓言。我始终认为,长篇小说就是一种拼心智、拼积淀、拼思想、拼耐心、拼体力的艺术。就像《红楼梦》的完成,“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有可能成为一部优秀之作。 由于本人的学术与思考能力有限,本人对中国社会的复杂现象的了解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希望日后有机会还能和大家多交流,也欢迎大家提问,提批评,谢谢大家!

  洪治纲简介:

  洪治纲,男,1965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及评论近300万字。出版有《守望先锋》、《余华评传》、《无边的迁徙》、《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等个人专著十余部,以及《国学大师经典文存》、《最新争议小说选》、《年度中国短篇小说选》等个人编著三十余部。

  曾获第四届全国鲁迅文学奖、首届全国“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当代中国文学评论家奖”、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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