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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长篇小说《来生再见》作品研讨会

http://www.frguo.com/ 2015-05-29 湖南作家网

  2014年11月21日,何顿的长篇小说《来生再见》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湖南省作家协会、长沙市文联、江苏文艺出版社主办,长沙市作家协会承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等近40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会议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彭学明主持。

  主席台

  会场全景

  《来生再见》是长沙市文联专职作家何顿继长篇抗日题材小说《抵抗者》《湖南骡子》后的又一部以抗日为题材的长篇力作。讲述了主人公黄抗日那一代人的传奇经历:出生时正逢军阀混战;长身体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刚打完抗日战争,又是国共战争。不打仗了,“反右”又来了,接下来又是“文化大革命”。这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能干事的时候,“左”的路线把他们钳制得半死不活。可以放开干的时代来了,他们又老了。何顿用朴实而生动的笔墨,真实地还原历史,旨在告诉下一代人,中国有过这么一群不畏强暴的勇士,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舍身忘死,文革中却遭到“无厘头”的欺负。即便是被历史忘记的抵抗者,也是抱着同一个心为下一代熬命。这些先辈,在战场上超度安葬战友时,乞求在下一世,能成为麻雀、鹦鹉、或者八哥,飞离可恶的战争,又在搏命时像献祭一样大吼“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在一起打日本鬼子”。即便抗战胜利后,熬出了成果没有物质回报,现实对他们不公,却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人是给下一代人做基石的,很悲哀,但值。我们这代人把下几代的苦都吃了,让下几代人少吃点苦,这就是值。”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来生再见》延续了何顿一贯的写实风格,不仅关注了战争中的人性,也开始正视国民党抗战的历史。小说在人物角色设置、语言行为描写、情节发展上都十分紧凑、扎实,再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从一个小人物的奇葩经历和生存智慧来映射一代人的传奇经历。“他们是过去对侵略的抵抗者,同时也是现在被遗忘的抵抗者”。《来生再见》自出版以来,赢得了圈内外一致的好评,已有不少报刊媒体对小说的积极意义和影响进行了报道。


作者何顿

  作者简介:

  何顿,长沙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是湖南的实力派作家,也是文学湘军的重要一员。他当过知青,教过书,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行进在文学道路上。

  何顿从1985年开始创作,几十年来,多次在《收获》《钟山》《十月》《花城》《大家》《小说界》和《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及《北京文学》等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小说,共计出版和发表小说七百余万字,被评论界誉为中国“新生代”和“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黄泥街》《黑道》《湖南骡子》、《来生再见》、《时代英雄》等;中篇小说集《生活无罪》《青山绿水》等。其中,《湖南骡子》在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1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位列长篇小说第四位,是中宣部重点作品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小说的推荐书目,并且正在改编成电视剧。《青山绿水》荣获“《中篇小说选刊》2012—2013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


  专家发言选摘:

  李敬泽(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这次可能是何顿在北京的第一个研讨会,何顿是个劳模,创作生涯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将近30年,在这30年里,他是一个低调,很少为自己张罗什么事,也不为自己的作品张罗什么事的一位作家。但是他是在中国文学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

  何顿在九十年代初的一系列作品,确实是反映了那样一个很重要的转型期,就是我们由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样一个市场化过程中,人们的那种非常复杂的经验,包括人们的那种整个精神,内心世界的变化,我觉得即使是现在看,依然是关于那个时代的生态和心态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文本,我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那个时代非常独特的气息,那样一个既是历史的转型,实际上也是我们个人精神转型过程中,非常独特的那种气息。

  到了现在,进入新世纪,何顿自身也经历了一个转型,写作始终不辍。我们在任何热闹的场合都看不到他,以惊人的耐力和创造力,不断地经历着沉醉般的自我转型,这就包括像《来生再见》《黄埔四期》这样一个抗战三部曲,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表现那一代人,在那样一个巨大的历史颠簸中,实际上那一代人不仅仅是经历了抗战,还经历了解放战争,经历了国共之间的离合纷争,然后又经历了解放后,1949年建国以后的历史的动荡,表现这一代人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个三部曲放在一起,非常厚重,非常值得探讨。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我觉得何顿这本书是一次值得尊敬的写作,而且在努力地恢复历史的真相,全书里面灌输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这点让我很尊敬。

  这本书让我燃起了信心,我感觉我们自己的文学里面,关于二战缺乏大作品,缺乏震撼人心的,可以和世界对话的,甚至于能够有一定人类性的作品,何顿这部作品是一部比较大的作品,既写了战壕里面的历史,也写了战场广阔的场面,反映了惨烈的面貌,就是通过大历史,小人物这样一个格局,表现这么一个历史,我觉得这个作品在我们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格局里面,是应该引起注意的,这是我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我感觉何顿的叙事能力是超群的,而且有惊人还原生活的能力,气魄比较大,包括战场的转换,当然有详略和重点的不同,还有一些大场面,比如说他写到场教的大封杀,那个场面说实话很有层次,战争写的是相当有比例的,其中马德这一家的惨象,悲惨遭遇,使这个画面写得非常生动,我们以前看过很多抗日作品,我没有看到过对抗日真相有这么逼真的,也可以说血淋淋的,或者说战争残酷的历史,我们过去总是用有意义的东西把历史的真相遮盖了,他这个还原了,没有深入的史料和当时的环境是写不出来的,里面的一些人物,当然罗营长也好,什么罗国宣也好,什么眼镜也好,这些人物都各有特点,能把这个当时的历史写得活灵活现,我觉得是不简单的。

  第三点,采取了比较灵活、广阔、自由的视角,没有限定时间,他是历史和现实对照的,同时他是自由穿插的,这样他这个回梭历史跨度大。我觉得这个作品它本身还有一个人性的深度,你比如说几个老人后来找不到了,黄抗日找到了毛领子,又找到了田矮子,这几个老人找到都是悲喜交加,都是快死的人了,非常激动,充满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一种爱,后来黄老就不怎么去找他们了,那两个人,他感觉到那两个人和他之间有一种隔膜,别看都是退休了,或者人都快七老八十了,人还是有那种差距心理,贫和富,我们不是一拨的,所以他们都不去看黄老,黄死的时候,那两个人没有出现,这是生活的真实,看到这儿,我是佩服何顿的,你别看现在退休老人,都是一样的,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人只要活着有一口气,就要反思,写得挺好,今天就怕是不懂,写不出来。这一点上何顿做得非常好,复活历史的人物。

  第四点,这个作品是一个人物长篇小说,贯穿的就是抗日,谈到俘虏的时候,还是要活下去,要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很不情愿地给日本人扛过炮弹,处在示弱的位置上,恰恰保全了自己,长沙保卫战,那次战场上剩三个人,他保全下来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忍从,也可以理解为坚韧,所以他活得最长,活到90岁,最后他死了,我觉得是写了一个活的历史。他写的这个人物非常复杂,有点屈辱,但是这个人概括的内涵恰恰超过了我们熟悉的内涵。他一直是自卑自全,自我保护,委曲求全,但是有对日本人的恨和他的顽强,他打死过很多日本人,但是他不说,我打死过几个。文革受了多少屈辱,他有他自己的生存哲学,让他当连长他不当,“我只能当排长,我当不了连长”,多次化险为夷,在人们的嘲笑声中化险为夷,最后在文革中间又一次把自己保全下来,就是这么一个人贯穿全篇而精彩。

  但是我也想给何顿提意见,这个作品是长篇小说,黄抗日一个人贯穿全书,其他的人,包括陈眼镜,包括毛领子这些人物也有,也写得很鲜活,但是都还不能和他匹配。这个人是一个滑板独自支撑这么一个大长篇小说,这里头有一定的风险性,如果是作为一个中篇小说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长篇小说,这么好的质地,这么好的还原历史的广阔的生活,结构单一了一点,我认为还应该有几个主要人物提拔起来,有一个铁三角式的结构,这样的话作为长篇小说结构上更稳定。


  石一宁(《民族文学》主编):这部作品写的是普通人的抗战,黄抗日这个人物反映了某种民族的悲剧性格。写普通人的抗战,不是泛英雄主义,也不非英雄化,这是对抗战题材创作的拓展,这部作品在这方面的拓展非常有意义,它启发了读者对抗日战争,对这场战争中所凸显的民族性和人性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另一方面,这部作品巧辟蹊径,打乱叙事的时间,他使读者可以从书中任何一章进行阅读,因为他这部小说不是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情节,或者说他不是顺时序的讲述。


  牛玉秋(中国作协研究员):我每年编一个中篇小说的年选,经常选何顿的作品,从那里边看出他有一种民间情怀。一个作家写这样一部作品,其实这部作品他的骨子里是充满了挑战性,是有一种对抗性,所以我给他这部作品其实就总结了两句话,一句话叫做还原历史真相。第二句叫做体恤百姓情怀。我们的文艺作品当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把抗战娱乐化,传奇化的这样一种严重的倾向,它的危害和我们遮蔽历史的危害是等同的,所以我觉得何顿在这上面下力,真的是表现了一个作家他的良知和他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还原历史真相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艾克拜尔·米吉提尔(原作家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原主编):整个抗战史在我记忆中是在黄河以北,黄河以南没有看到战场,看了他这个作品,我了解了长江以南也有抗战,而且在湖南的几个会战写得非常好,这使我们视野中的抗战史更加完善,他提供给我们的是非常独特的画面,书中描述了中国的抗战战争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画面,这些给我们真实地还原了一个区域性的抗战。黄抗日这个人的命运也非常的奇特而真实。谢谢何顿给我们《中国作家》赐稿,我们作为原创刊物把这部作品推向了社会,推向了读者,也谢谢何顿能够这样埋头创作,不断地拿出新作品。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我以往读何顿的小说,将他定位在写长沙风情,塑造长沙市民形象上,但是我读了《来生再见》以后才发现,原来何顿的胸怀远比我想象的要宽阔的多,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何顿的写作姿态,他的写作姿态是真诚的,他写小说丝毫不装,你放眼当下的小说,真诚的作品太少了,我们总能从漂亮的文字后面,看到一个装扮的面孔。第一人称非常真实的呈现了作者的内心世界,因为他不装,所以他就能够穿越当代文学在战争叙述上设置的铁丝网,抗日战争一直是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题材,但是也是让我们感到难堪的题材,到现在也拿不出能够放在世界文学,放在二战题材中间去媲美的作品,那么我们要检讨我们的抗日战争题材小说不能写的那么真实,就是有一层的铁丝网,我觉得何顿的《来生再见》让我看到了一种希望。

  《来生再见》是何顿所理解的英雄主义,是一种不炫耀的英雄主义,何顿正因为穿越了战争叙事这样一个层层的铁丝网,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平民化的英雄叙事,一种去神圣化的抗日战争叙事。何顿他从历史出发,一直走近了现实,而这一切其实都来自于何顿对于现实的批判。我觉得何顿的《来生再见》的意义就在于此,他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人文历史观的战争叙事,是具有广阔的审美空间的。


  尹汉胤(中国作协创联部原副主任):他的这部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国家现在处在一个改变的节点——怎么重新崛起?经济上强大了,为什么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人家不尊敬你,你怎么看待你的历史,怎么看待过往你牺牲的这些人,这是衡量的一个标准,你对你的历史怎么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在这方面确实是重新叙述历史,给了一个我们新的历史观。明年就抗战70年了,如果我们还抱着过去的旧有观念,到那个时候再有战争,谁还会用生死去拼命为国家?我们应该想想,前边那些先烈那么样死了,就这么个下场,后来这个民族,你看现在我们产生的一切腐败,都与这个有关系,我们应该弘扬什么,应该肯定什么,都没有,价值观混乱了,你民族历史观混乱,就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说实话,军队还能打仗吗?人是贪的,这不可怕吗?所以说重新叙述历史,找到自己正确的历史观,是我们民族未来的出路。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这个小说让我确实改变了对何顿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部有大忧患,大视野,大抱负的作品。

  为什么?我们现在整个中国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国家认同的危机,我们现在的国家是严重撕裂的,就是关于我们民族近现代以来历史叙事开始,我们的历史叙事不是一种真实的,客观的,完整的,全面的叙事,或者是伪叙事,还有导致严重的不信任,我们在心目中,我们的国家就是被一个外来的东西所取代,所以我们现在这种局面是两种东西造成的,一个是严重的意识形态化,还有就是严重的腐败,现在为止,这样一种狭隘的态度,我觉得都没有变化,刚才也讲到,我们不被尊重,不被认同,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道德出现了问题,我们不能赢得人家的尊敬,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主题是什么呢,他其实写的是苦难和尊严,是非常内在的主题,当然这里面有历史喟然的叹息,有对人命运的同情,在战场中人就像一片树叶,被颠来颠去,没有自由,没有尊严,这就是战争状态中人的生存境地,所以何顿他写了这么一个底层的小人物,写了他随着战争这种复杂的变化,然后他身份不停地转化。

  同时我觉得何顿还有非常开阔的历史视野,他写过去的战争,也写战争过后的和平岁月,在和平时代我们又活得怎么样呢?更加地不堪,我们的尊严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我觉得这个作品是把我们整个的生活完整的叙述的小说,另外这里面表现出一种何顿过去作品中很少见到的一种热情,一种纯粹。我觉得研究日本从1931年一直到1945年,对中华民族的羞辱,掠夺,屠杀有更为深刻的这种文化和历史学上的意义,这是我认为作品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也觉得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问题。还有就是叙述方式,大家能够看到人称的转换,多角度,打开了非常开阔的叙述视野,还有丰富的叙述信息,这个是作家一贯先锋写作的理念体现,也是值得肯定的。

  我提一个建议,现在偷懒的写作办法,一个是写长篇,一个是用第一人称,真正考验一个作家的才华是写短篇,另外是用客观的第三人称,伟大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客观的第三人称,因为他要呈现世界,所以我建议何顿下次写长篇,尽量不用第一人称,这是对你才华能力非常大的挑战,我相信以你的能力是经得住这种考验和挑战的。


  陈亚军(《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助理):何顿先生的《来生再见》也好,或者他之前的,即将在我们这儿要刊发的抗战题材的其他作品,都会涉及到两个关键点,一个是长沙的这两个字,就是一种地域背景,还有一个是一种对民族的历史的一种挖掘反思,或者说作家的这种使命感,这两个关键点在他的所有作品里面都有体现。还有他的一个思想性,我们看何顿的任何作品都是,他这个作家总是能从理性出发,终究回到理性。


  敬文东(中国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这部作品吸引我的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他采取了一种综合写作的方式,他采取了一种表面看起来是写实的,也就是写的当下,就是第一人称,我在里面有一种在场感,是虚构,但是给我们一个读者看起来好像不是虚构;另外一个,就是写的历史上的事情,这两者之间一个交错,在我看来再加上他动用了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新闻报道之类的,我觉得这种综合写作动用了不同的文体,在于他每一种文体都是一种观看世界的角度,每一种文体都是一种世界感。何顿先生这本书特别吸引我的一点,不在于他只是塑造了一个很普通的,甚至很猥琐的这么一个抗日战史,而在于他那种叙事方式的超脱,在不煽情的那种抒情的角度中间,我们找到一种震撼的力量。


  胡平(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抗战题材这部长篇小说,我几年前就知道他要写,我就觉得是应该的,作为湖南的抗战题材,湖南作家应尽的一份责任,他担当起来了。而且像大家所说的似的,只能靠中国的作家,而不能靠中国的电影电视剧编剧。在这个题材上,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电视剧编剧水平差得太多了,所以他能够写出这部作品,我感到非常高兴,明年我们隆重的纪念70周年,这已经是一个时代的变化,而且今年是在一次确定了9月3日是抗日战争的纪念日,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也要看到社会的一种进步,湖南作家在这个时候出了这部作品,和时代的步伐也是同步的,非常好。

  内容大家都谈了,我也写了文章了,就不多说了,我就是觉得这里边的这些战争的场面是非常真实的,虽然是长篇小说,但是是非常震撼的,今天有谁记住他们的名字?所以仅仅这一个排也应该感谢何顿,在这次战争中所有牺牲的将士都应该感谢何顿,非常好,这部书还有一个突破,就是对于抗战的描写,尤其是主人公两次被俘,怎么又出来,又抗战了,这也是一个突破。黄抗日也有一个突破,正面的肯定俘虏,所以这是小说的特点。

  在处理题材问题上,他是双重的,一方面要通过人写出战争,一方面通过战争写出人,结合上作品完成的很好,我们并不是读完了以后只看到战争,还看到了这些人的命运,这样一个性格非常独特的农民的命运,他没有写一个英雄,写了一个平民人,更显示了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作为,这点是他的贡献,其他就不说了,比如说他结尾我很感动,我觉得这个结尾非常好,比如说他这三个老战友见面以后,其中田国番他居然想不起来他当时在战壕里一直思念的那个妓女小丽,然后他曾经亲手枪杀过一个怕死的学生兵,他把这件事居然也给忘了,挪到他们连长的身上了,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好,把一场战争,把战争和现实,把历史和现实都浓缩到这里面了,真是让人浮想联想,真是可以专门写一篇文章。


  何向阳(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何顿这个长篇当然也写了抗日,也写了文革,也写了战争,也写了我们民族的十年浩劫的灾难,但是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史的父亲形象又树立了一个形象,当然他是黄抗日,既是历史的父亲,也是国家民族的战争的英雄的父亲。抗日,那么一个英雄,杀很多日本鬼子,但是又是一个平民儿子亲身体验的父亲,所以这个父亲形象立的是非常好的,作为一个人物来说,鲁迅曾经在1919年11月的时候曾经在《新青年》发过《我们怎样做父亲》,从那时候开始,20世纪一直到21世纪父亲的形象一直是萦绕着我们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85年韩少功的《爸爸爸》;还有刘醒龙笔下的父亲,是精神导师式的父亲;李浩的父亲有他的特点;何顿的父亲,作为小说中他个人的父亲,参加了长沙的三次会战,具体写了一个不同的父亲,这个父亲在20岁到31岁这11年间最好的青春岁月天天打仗,四次被俘,而且一次次被与死神擦肩而过,所以特别看重,这段也给提炼出来了:“我们这一代人是给下一代做基石的,很悲哀,很实,我们把苦都值了,让下一代人少吃一点苦,反正我们这些人头上弄了一个紧箍咒,能干事的时候走的路线给我们弄的半死不活,好日子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又老了。”所以他其实是对父亲这一代历史,对我们整个走过来这一代历史,父亲和父亲的这一辈的历史,做了中国近代史,这样一个梳理,追问、缅怀、或者认识和醒思。当然他写了父亲这样一个人,他对命运几次的描写,作为基石的一代,吃苦的一代,受难的一代,我们对这一代人原来文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文学评价和感叹,我觉得他这个父亲,我们以往写抗日战争,我觉得不是这样写的,不会这样去写,他可能是单面的,写一个高大的父亲形象。如果是单面写文革中的父亲,1968年一直在翻历史旧账当中,被审问的父亲,如果单写这面又是另外一部小说。他把两种历史空间穿插起来,写这位父亲这样的一种形象,当然也有叹息和无奈,我很同意刚才两位专家说的,其实我觉得他这里头贯穿了一种醒思,当然我也认为这个39万字有点长,可以再浓缩一点,对于何顿来说已经浓缩了,这40万字,其实他100万字心胸当中涌现出来的文字已经压缩了三分之一了,当然还有很多话,五分钟内不可能说这么多,但是我觉得鲁迅当时在20世纪初说的那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信以为然的道德,及其简单,一是保存生命,二延续生命,三是发展生命,父亲也是这样做,当然何顿作为一个儿子,一面清洁旧账,一面开辟新路,也是伟大的工程,也是极端困苦艰难的事情,所以我是很欣赏这样的写作,谢谢!


  徐忠志(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无论是史家,还是亲历者都无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家的贡献在于无限的使用我们的书写来趋近历史,《来生再见》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写出了不一样了真实,所以我们讲何顿先生是站在今天,抒写昨天,为了明天的一次写作过程,我很敬佩他的说真话的勇气。他抒写的黄抗日等一系列的,被我们历史遗忘的抵抗者,恰恰是我们应该更好的纪念,更好的予以尊重的一群人。


  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首先这个作品确实是为我们抗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以往我们在抗战题材作品当中,有太多的那种人为的东西,太多意识形态的那种影响,太多的那种固定模式得到了纠正。另外他这个也是有谱系的,梳理一下有他的来路,并且有新的贡献,除了大家谈到的以往认为的抗日战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这个说的很好。从我们对抗战史的书写,现在已经回到这个轨道上来,这个写法很好,尤其是习近平的讲话,有很重要的提示。

  另外这个作品,他比较吸引人在哪儿呢?他没有把这个战争那种具体的环节,如何从军队的领导体制一直写下来,他没有这样处理,这个是对的,他是以一个人物在里边的参与和他的命运作为了主线,你经常看到的不是说这个人如何抗战,而是说这个人对抗战本身的感受,以及后来因为他这些经历,所形成的对他命运的这种改写冲击,他得出的是这些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我比较赞赏的,我觉得他是把虚构非虚构,把这个纪实小说融在一起写的,你从里边能够读到历史,读到实实在在真的材料,但是不是堆砌,是合理的切入文本当中,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文学创作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趋势吧,或者是表现。从这个小说当中明显也看出他对我们这个国家国民性的反思,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国家这么艰苦,经过了这么多波折,确实那么折腾人,到底我们民族出了哪些问题?有哪些问题值得汲取?哪些该汲取的没有被汲取,何顿有的时候就按捺不住了,他要跳出来告诉大家,他要表达的是在这儿,谢谢大家!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读这个书有一种带入感,书的结尾处理的非常好,我觉得是比较现代的一种处理的方式,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小说里边对时间的处理,特别有意思,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传统时间观的一些观点,另外还有像多年以后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两条主要的线索里边体现了。他用这么复杂的时间的观点来处理这个小说,我觉得跟何顿老师要处理的历史有关系,他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处理复杂的历史跟理解不同历史任务事件这样的能力。


  李东华(中国作协创研部创研处处长):我读何顿老师的《来生再见》,一下子就想到了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赌场》,他打碎了线性叙述,对时间的处理,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定制在一起,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想处理的就是死亡的这样一个主题,就是以黄抗日把那一代我们的前辈,他们的肉体死亡了一次,他们在后来的岁月当中,战争给他们的深远影响,让他们的精神再死亡了一次,而现在那些留存的这些人,像黄抗日他后来又死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这本书存在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黄小毛,作为他的儿子去寻找那些被遗忘的抵抗者的时候,那种精神它再生了,我想这是这本书让我最感动的一点。


  肖惊鸿(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这是一部特别正的作品,完全处于一种非常真实的创作,非常真实的生活,从里边又提炼出了这么好的人物。我觉得最值得赞许的,就是黄抗日是一个三维人物,首先从生理上说,有这么样明显的特征,包括他的言谈举止,还有从社会层面看,书名《来生再见》是具有一种宗教情怀的,人是要有来生的,那么在现实不能够实现梦想的情况之下,人是要寄予来生的,农民的梦想就是农民式的理想和梦想,想过这样的生活而不得,整部书其实就是理想的破灭。


  岳雯(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很多写战争的小说都不能让人满意,有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小说是用一个核来去引,是单一向的,要么是强调爱国主义精神的,强调那种英雄精神的,要么可能是会反战的,我觉得这个小说恰恰相反,他把很多不同的力道放在里面去揉,他有了更多的复杂的维度。这个小说在节奏感上特别棒,他是一个层层推进的。

  如果一定要提什么不足的话,衡阳保卫战实在是让人震憾,我觉得不妨把这个微观战史写出来,把和常德会战作为虚的背景,把它虚化,浓墨重彩的写这场战争,我觉得那个会非常地好看。


  彭学明(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感谢何顿,《来生再见》以平凡真实的人物历史观,以对平民百姓的敬畏感,从宏观世界和微观视角写了平凡与高尚,无奈与蜕变,一个民族的坎坷与壮烈。既关注世界历史,又关注人心,有很好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对当下如何认识和尊重历史,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也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和警示,这是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收获。


  何顿(长沙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我写《来生再见》一部分是反映历史,因为家里住在幸福街上,于是接触了这么多像黄抗日,田矮子,毛领子这样的人,我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对我说了,当年在报纸上和书本上都见不到的一些故事,长沙会战等等这些,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不相信,他们留在我记忆里的感觉就是辛苦非常清苦,所以我说我写这本小说,是自己挖掘出来还原给历史,有一个思想,这个小说如果能够流传下去的话,那下一辈或者再下一辈人了解一下这个历史,战争也好,文革也好,还有像雷达老师说的,我们就感觉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种感觉。

  我要说的话很多,非常谢谢敬泽主席,中国创研部的领导,谢谢我们何立伟主席,王俏书记,大家真的辛苦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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