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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长篇小说《爱历元年》研讨会

http://www.frguo.com/ 2015-01-06 湖南作家网

  2014年10月28日,由湖南省作协“湖南作家研究中心”主办的王跃文长篇新作《爱历元年》研讨会在中南大学文学院举行。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龚爱林、《三湘都市报》副总编辑龚旭东、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龚湘海、湖南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卓今、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陈善君、《创作与评论》执行主编王涘海、著名作家阎真、以及湖南知名评论家胡良桂、罗宗宇、张文刚、聂茂等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研究会。中南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点教师及研究生四十余人列席会议。会议由中南大学文学院欧阳友权教授主持。

研讨会现场

  《爱历元年》是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王跃文的最新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摆脱了王跃文过去官场小说题材,把笔触指向社会转型期中年知识分子的情感危机。乡村中学教师孙离和喜子相爱,并制定了属于两个人的“爱历元年”,他们在清贫的乡村尚能坚守爱情,一旦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底层走向中产阶级,反倒不能忠诚相守,不能免俗地双双出轨。喜子和年轻的图书馆同事秘密相处,而孙离与某报女社长从相识到难舍难分。但随着侄子大山的到来、朋友马波的家庭闹剧、尼姑妙觉的大情怀、亲子错抱的打击等一系列的变故,道德、爱与宽容的力量重新焕发,使两颗倍感伤痛和孤独的心得到自我救赎,悄然回归情感的起点,重启“爱历元年”。小说在细致讲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日常生活的同时,牵出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在情感叙事中包含史诗性元素,是一部深入人心同时又具有广阔社会容量的长篇力作,具有丰富的意蕴和文体的张力。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爱历元年》是王跃文的成功转型之作,也是他作为一个有高度的纯文学作家的自证之作。无论在对生活细节的铺叙、对人性深层的揭示、对社会风尚的嬗变、对传统道德的回归,都体现了作家本人对自我创作突破的有效实践。小说提出新的爱情伦理,认同传统道德对婚姻家庭安稳作用。这是一种向后走,从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中寻找精神资源,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进行创化。在小说艺术上,采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方法,叙述睿智风趣,话语风格隽永,湖湘文化的浪漫气质和忧患情怀交织在一起,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放在新世纪文学的坐标中,它可能不是高峰,但绝对是高原,创造了一个“好小说和好看小说”相统一、具有作家个体烙印的独异作品,它只是王老师向全国重要作家、国际性作家迈进的一个开始,后面还有新的文学高峰出现。

  在研讨会上,责任编辑龚湘海讲述了几年来追踪这部小说的心路历程,从一个出版者角度揭示了小说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会后,王跃文为热心读者特意举行专场文学讲座,介绍《爱历元年》的创作初衷和创作历程,表示今后将持续致力于书写生活之真和人性之痛,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作者简介:王跃文,湖南省溆浦县人,当代作家。少年时代做过农民,大学毕业后做过教师、公务员,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出版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朝夕之间》《亡魂鸟》《大清相国》《苍黄》及小说集、散文随笔集多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以下为与会各位专家学者发言纪录:

  龚爱林:如果联系到习总书记的讲话和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精神生活的变化对作家的影响,用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审美的方式,来启迪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的心灵和心智达到一种融洽,然后起到一种引领社会道德的作用。所以,从阅读和欣赏的角度,而非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我想说三点:

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龚爱林

  第一:《爱历元年》不是一个简单的情感小说,而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时代的缩影,是一个时代的写作。

  第二:该书具有经典意义。所谓经典,就是用历史见证。现在将之定为经典为时过早,但过了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来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的精神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人们也许会说,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足以用来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变化。

  第三点,《爱历元年》的研究和探讨,仅仅是开始。对《爱历元年》的研究需要不断深入挖掘,让更多的人们理解它,认识它的价值和意义。《爱历元年》不可能和《沧浪之水》一样,炙手可热,让人爱不释手,他需要人们花时间去阅读、去体验,以此逐渐推进《爱历元年》成为经典的小说,并努力成为湖南冲击文学大奖的精品之作。

 


  欧阳友权:王跃文的长篇小说《爱历元年》好看也耐看。好看,是因为它有个好故事,一个有关感情出轨与爱情、亲情回归的故事,作者用贴近生活又细腻灵动的文字,把这个故事讲得波澜起伏、生动有趣;耐看则源于这个故事背后的精神寓意及其给予读者的心灵启迪。在我看来,以爱情寓言表达真情救赎,用日常叙事呼唤社会良知,揭示社会的精神症候,是这部小说的立意所在和价值依归。

  这是一部需要细细品读的“慢热”式作品,它的立意和价值就蕴含在细读的字里行间。

  作品的故事架构是写一对中年夫妻的感情危机。不过如果仅从小说中读出这样一个“红杏出墙”的言情故事那就不啻皮相之论了。唐人刘知己说过,好作品的叙事特征应该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细品《爱历元年》当如此论。王跃文自己就曾讲到过,他写“《爱历元年》的创作初衷是想写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而不仅仅是感情危机或“婚姻出轨”。王跃文说,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让人们丢失了许多东西却顾得不回头掂量,人到中年,常常追问生命的意义,追问自己生活的意义,“我周围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很多功成名就、家庭幸福,却像一个个空心人,天天呼朋唤友,时时又说空虚寂寞,找不到内心真正的充实快乐……我想,孤独、荒寒和虚无,是不是就是人类真实而无法解脱的宿命?”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初衷是要为人们的心灵迷失探寻出路,或者说为这个时代的某些精神病灶找到祛病良策以实施救赎。《爱历元年》借助情感叙事的外在架构,显在表达的是孙离、喜子一家及周围人物的情感心路,形成人物的成长史,内在的价值支点则是书写这个时代变革中社会的精神史和人们的心灵史。

  从这个层面去品读《爱历元年》,将延伸出两个重要的认知维度。

  首先,小说是以“爱历”的寓言表达一种真情救赎。作者用平实表达隐喻,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关于亲情、关于善良与宽容的故事,从故事框架到人物设置,乃至于细节描写和语言表达,均隐含讽喻和象征。小说标题就暗设了一个有关“爱”的人生寓言,它似乎是在告诉我们,爱,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是生命的永恒话题。一个人生命中的爱有开始却没有尽头,生命从哪里开始,爱就从哪里起始;生命是一个过程,爱就应该贯穿在这个过程的始终,就如同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天地时日的日历一般。小说中孙离与喜子有关爱的日历是他们相爱时约定的,既是这对情侣对于爱之生命和生命中的爱的真实记录,也是一篇有关人类如何看待爱、怎样珍惜爱,并在爱的旅程中化解一个个爱的难题的“爱的寓言”。

  另外,这个“爱历”寓言寄寓的不仅是爱的救赎,还有讽喻现实的批判精神,蕴含着呼唤社会良知的艺术用心。透过小说的故事阅读你会发现,作者用日常叙事彰显出的是时代脉象,从中年危机的情感纠葛里演绎出来的是社会的精神症候,而作品对一系列矛盾的化解,则体现了作者对这个社会的深刻理解、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深邃洞察,还有对时代精神困境的深情关注与宗教般救赎的不懈努力。王跃文的小说素来文笔犀利而内蕴深邃,《爱历元年》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他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和深度介入,但其针砭时弊、讽喻现实的方式不是犀利的,而是内敛的,不是官场风云、政坛韬略的涡旋与激荡,而是情感波澜、日常叙事的铺陈与收放,既不惊天动地,也不曲折离奇,却自有动人心旌的力量。从题材和叙事风格上看,这部小说似乎预示着王跃文小说创作的一次转型,实际上,它仍然是作者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价值选择的一种延续。《爱历元年》表现的是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展示的是一个个小场景中的小纠葛,所选择的矛盾消解方式也是通过内省和忏悔来实现宽容和悲悯。其实,作者是在用平实表达深刻,用内敛表达犀利、用温暖表现冷峻、用反思性言情表达批判性的价值理性,终而用日常叙事彰显出中国社会近三十年变迁的历史镜像,用凡俗生活中人们的灵魂沉浮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病灶。用沉静、纯粹和温润的生活故事和饱满的细节描绘去表现感情叙事背后的矛盾潜流,不露声色地把情感叙事延伸至精神叙事和社会叙事,这正是《爱历元年》的独特之处,也是王跃文超越前此的“官场小说”标签的高明之处。

  由此看来,《爱历元年》不只是用艺术的笔触为现代社会的人们书写了一个感情危机与人性回归的平实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镜像中,为社会病灶中如何打造人们的心灵健康探寻了一条返回真情、良善和向美的路径,由此构成了中国社会近三十年生活变迁与心灵悸动的一个缩影。作者为我们开出的这剂良方未必真能一一化解现实社会中孙离喜子们的感情困惑,也难以现实地解决江陀子、宋小英们的生存悲剧,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为此所作的富于魅力的艺术探索,无疑是积极有效的。好的文艺作品能启迪思想,温润心灵,这正是这部“爱历”寓言的价值所在。

 


    龚旭东:跃文是中国文坛重要的作家,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所以呢,《爱历元年》的出版、包括之前《漫水》的获奖,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所以跃文这段时间签售签到手抽筋,我作为朋友,很为他高兴。

  《爱历元年》这个作品我认真拜读了,在读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概括我对这个作品总的感受?想来想去,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平实。

  这是一个很平实的作品,但是,这绝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品。这个作品不是一个会在畅销流行的这种层面上快热的作品,而应该是一个慢热的作品。这是我总的一个感受。

  那么在“平实”这个基础上,我想了一句话来说明它,我跟跃文也汇报过,我概括的是:平实而有大意味。后来我觉得这一句还不足以表达我的感受,又想了一句,叫做:平实而大有意味。

  中国的词汇很有趣,平实而有大意味是一个意思,平实而大有意味又是另一层意思。这是我对这个作品总的感受。

  所谓有大意味是指:这个作品具有艺术的,体察人性的深度、锐度和内在的力度;而大有意味,是指它所蕴含的艺术的意味,可以持久地、多角度地进行品悟,进行体味,进行体察。

  很多外表比较炫目、情节上描写上内容刺激的作品,也有可能有意味,但是它的意味很难持久而深入。但是我觉得平实的作品往往更具有艺术的内在力量,这是艺术史上一个基本的原则。鲁迅的作品以及沈从文的作品都是很平实的,并不是很炫目的,但它们都是有大意味和大有意味的作品,因为它们的内蕴更加深切、更加丰满。这是第一层意思,平实而有大意味、大有意味。

  那么,什么是平实?

  首先,平实就是真实,具有一种平常的但是真实的力量。这是我对平实本身的感受。也就是,在平实的中间、里面、背后,有内在的力量,有一种真实的艺术力量。

  比如孙离和喜子这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是我们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的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是有爱、有情的,但是他们的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向并不完全相同,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他们一个趋于向内发展,一个趋于向外发展,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生活、两个人的内心和情感就会渐变,或者渐远,但是,他们最终又能够重归清净,能够相濡以沫,共度难关。这样的一对夫妻,他们的这种平实的生活、平实的情感过程,恰恰反映了一种生活的真实,而且经过跃文的描写,达到了一种艺术的真实、本质的真实。当然,这部小说里也有很多巧合性的艺术描写,比如:儿子抱错了,重新遇到了小英,江驼子挖死了他的母亲等等,这些属于巧合性的要素,但是这样的巧合作为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整合,并不违背艺术真实,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在小说的推进中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另外,这部作品,对于读者有一种很大的考验,对跃文本人也是一种考验。这个考验就是:读者能不能够静下心去品味平实中的艺术的韵致。它需要读者慢慢的静下心去体会它,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个作品内在的艺术力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慢热的作品。

  我想,跃文这样去写,体现了跃文对当下社会风尚和文学风尚的一种思考,以及一种抗争。我们现在的时代太喧嚣,我们现在的文学太浮躁,而跃文要写一部静下心来的、真正传达自己艺术感受的作品。他也希望读者能够静下心来读这个作品,我觉得这体现了跃文对当下社会风尚的一种抗争。跃文的这种追求,是从《苍黄》就开始了的。

  其实跃文的作品都是很沉静的,只是读者把它读得很喧嚣。从《苍黄》到《漫水》,跃文的追求都是越来越往下沉而不是往上浮的,包括《爱历元年》里的一些人物,比如马波和妙觉尼姑,都带有这样的意味;包括李樵看到泥石流的新闻而萌生警醒这样的情节设置,都是有一种意味在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在沉静和平实的温润之中,去寻求艺术创作的纯粹性。这是我所理解的跃文的这个作品。

  第二点我想谈的是跃文这个作品的着眼点,这是我感受比较深切的一个方面。我觉得,这部作品里面充满了一种悲悯之心,一种对生活、对生活中情感的复杂性的同情之理解,充满了对人性的剖示,对人物情感的发展变化的微妙、及其合理性的一种展示。其实这部作品里展示的人物情感的变化发展很复杂,生活的复杂、情感的复杂、人性的复杂,恰恰在情感的发展过程中又体现出一种合理性,这是这个作品让我感受特别深的。它是复杂的,是微妙的,但又是合理的,所以在这部作品里面,作家怎样去体察生活、体察社会、体察人生和人性,他的立场、观点、视角怎么样去体现出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对人的情感心灵的理解对人的精神状态的理解?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这部小说是从几对夫妻、几对情人的情感故事,发展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社会故事,进而发展成一个更具高度的精神的故事。这个所谓精神的故事,就是所谓人的成长,人从年轻时的情感状态发展到中年人的情感状态,以及曾经沧海之后人的精神状态。这部作品从情感的层面,到社会的层面,到精神的层面,人性的奇与正的表达,是很具有意味的:人的性格与性情,人的情感与情欲,所体现的复杂性与合理性。

  我还想谈这个作品让我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它叙事的平实,或者看似平实。它的语言充满机敏、机智、机巧、机锋,体现了跃文为人的仁厚和滋润,体现了跃文艺术理念的和善和温暖。特别让我感受深刻的是,孙离也好,喜子也好,李樵也好,他们在沉溺于情感的偏向的时候,都有挣扎、愧疚、悔意。而且,喜子在和小谢做爱到最高潮的时候,她总是喊:小安子,你把我照亮了,你把我照亮了!这句话特别让我感受深刻。我就在想,这句话会给我们一种反思: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夫妻们,他们到底缺乏什么?他们沉睡沉迷在什么中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去沉睡和沉迷?我觉得这带给我的反思是非常深切的。

 


  龚湘海: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谈到,“好的文艺作品是既要有良好的社会效应,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又要被市场认可的作品。”《爱历元年》以温暖、包容、回归、亲情等的光辉,照亮了生活中的暗影,在情感和生命的困境中找到了一条比较亮色的路,它对生活和人的直面或思考,唤起了读者的热情与心动。《爱历元年》一经出版,市场热销。以此,我们可以推定《爱历元年》属于好的文艺作品。

  第一,《爱历元年》不是王跃文的转型之作。很多评论家甚至专业作家认为该书是王老师的转型之作,在此之前,王老师围绕“权力中心”展开创作,而只有该作品是放在一个家庭描写之上的情感之作,以前的犀利的笔法不见了,尖锐的现实批评也没有了。我并不认同此说法。长期以来,王跃文的小说被贴上官场小说的标签,而这个标签屏蔽了其小说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无限的放大了小说的批判意识和权利描写。目前在市面上,仍有许多评论家没有将王跃文视为一个真正的有人文关怀,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妇幼悲悯情怀的严肃的作家。但实际上,王跃文的作品确实还有很多价值没有挖掘出来,被官场小说这一个标签埋没了。

  转型是写作方法的变更,而不是某个题材的变换,在我看来,王跃文一直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无论是从题材,取材意识来看,,他既不是先锋派的写作,也不是像莫言那样撕开常识,以魔幻现实主义方法展开叙事。王跃文的小说的特点在于,既不以惊天动地、曲直离奇的故事来取胜,也不是以某种新的创作手法魔幻视宴等写作手法来取胜,而是以日常生活写的细致灵动真切动人。小说中抱错孩子,并不显得太巧合,生活中很可能就会发生,跃文的构思合情合理。

  第二点,《爱历元年》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情感小说。王跃文曾说:“当社会被某些辨识不清的洪流狭裹,当所有人都貌似向前奔跑之后,我愿意选择慢下来、停下来,甚至往回走,看看那些狂奔的人失去了什么。”这部小说,表面上是个情感故事,而实际上,是中国近30年来社会和精神变化、挣扎、困惑发展的一个家庭标本,是一个社会灵魂变换的浮世汇。一个家庭的经历,是了解大时代最佳切入口。《爱历元年》不止是一个情感小说,它既是一部人心之书,更是一部厚重的社会之书。

  


  胡良桂:王跃文的长篇小说《爱历元年》,是一部对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生动描写,对人性心理深层结构的真诚探索。小说通过一对夫妻曲折的生活情感经历,一个家庭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来折射中国人在这“二三十年间”的精神走向、灵魂沉浮、情感方式,勾勒中国社会世情百态的酸甜苦辣、迷乱沉沦、理解包容。它是百姓人家日常生活的秉笔直抒,是人性本源潜意识躁动的真实再现;又是背叛中的忏悔,是救赎中的重返。既真实丰盈,又暗流涌动;既仁厚温暖,又疼痛挣扎。这正是作者对情爱、命运、人性成功抒写的奥秘。

  《爱历元年》虽然表现的是一个家庭内外的情感纠葛、柴米油盐;耕种劳作,教书上班等日常生活烦事。但它却浓缩了中国近三十年的社会现实生活现象。它那生活场景的真实仿佛身临其境,它那时空画面的广阔犹如历历在目,它那诗词书画的知识更是启人心智。平实可感而又耐人寻味。

  王跃文的长篇小说《爱历元年》,是一部对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生动描写,对人性心理深层结构的真诚探索。小说通过一对夫妻曲折的生活情感经历,一个家庭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来折射中国人在这“二三十年间”的精神走向、灵魂沉浮、情感方式,勾勒中国社会世情百态的酸甜苦辣、迷乱沉沦、理解包容。它是百姓人家日常生活的秉笔直抒,是人性本源潜意识躁动的真实再现;又是背叛中的忏悔,是救赎中的重返。既真实丰盈,又暗流涌动;既仁厚温暖,又疼痛挣扎。这正是作者对情爱、命运、人性成功抒写的奥秘。

  《爱历元年》是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一幅真实的画卷。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它既不是生活中的琐碎、平庸、没有意义的细微末节,也不是悲惨现象的展览和颓废情绪、变态心理的渲染,而是在生活真实、个性真实基础上,达到本质的、全面和整体的、艺术的真实。孙离父亲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办了养猪场,还承包了上万亩山林,因此成了万元户,率先买上电视机。这些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分田到户、承包山林;鼓励养殖、发家致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解放了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走向了国富民强的道路。当然,真实也不能回避丑恶,而要在是非、善恶、美丑的冲突中,找到光明的一面,张扬进步的力量。比如小说描写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之后,进城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乡村种田的人越来越少,以至农田没人耕作,大片荒芜;社会风气每况愈下,道德滑坡。作者就在探索“人”的心灵、心理上,表现出了对人性深层变异的认识与拯救,寄寓着对社会的批判与警示。这样才会给读者一个生动活泼、神采飞扬并蕴含规律和联系的“自然而然的整体”。而且,作者还要在发掘人性的异想、暗流与幽微、真实与谎言、沉沦与涅槃、理解与包容、相生相应中掲示爱是“人心”的“核心”,只有理性才能回归温暖的“初心”。这才是忠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着力本真又负载理想。作者凭借他深厚的功力和火热的激情,实现生活真实向艺术真实的升华,保持美好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张力,引发人们审美品格和精神境界的跃迁。

  《爱历元年》是地域场面多变、时空情境交错的一帧广阔画幅。现实生活的广阔丰美,承负着人类的永恒追求和多样性境遇。因为每个人都在一定的时间、环境、历史条件下活动,相互之间发生各种关系,构成一幅幅动态的生活场面,而每一个场面在小说中都起着推动的作用,前面多个场面的流动,演绎出下一个场面,如此轮番的继续流动,一环紧扣一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就构成了一帧广阔的生活画面。从县城到上海,从乡村到学校,从教室到图书馆,场面气势恢弘,广袤开豁,精雕细琢,含蓄蕴藉,大笔勾勒,简洁明晰,形态多姿,美丑殊异。而且,小说画面的广阔还有中国的山水风物,西方的名胜古迹;横向的拉开,纵深的剖析;时间的“思接千载”,空间的“视通万里”。无论是描写苍崀山的“石骨峻秀,古木参天”,还是铺展“古罗马斗兽场,左高右低,断圯残垣”;无论是刻画凤凰古城“两岸的吊脚楼就像用蜂窝煤垒起来的,沱江的水若溅上去就会咝咝地响”,还是漫步塞纳河边,“沿岸宫殿,房屋的灯火渐渐亮起来,植物的暗香在夜风中悄然弥散”,等等,一种环境,一个场面,一片风景,一段历史,作为一种背景,越发衬托了小说的素朴典雅之美,神貌宛然,栩栩如生,既富民族情趣,又有异域风光;既高瞻远瞩,又洞幽烛微。这一幅幅古典的、西域的水墨画,都深化了小说的画面空间,广袤而深邃。

  《爱历元年》是融汇诗词书画、佛经典籍的一部知识图画。中国的古人喜欢用诗、词、文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及作品的主题。《红楼梦》就常常以诗、词、文章作为表达主题思想的重要记载方式。《爱历元年》,也采用这种诗、词、文、佛经典籍等知识来表达作品的主题与思想,这对写当代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是一种重大突破与创新。如马波、孙离、李樵都争着阅读妙觉在宣纸上写的一首五律:“篱下灌园久,归来烹蕈葵;绿萝窗外冷,新月檐边垂;性空尘市远,弦静妙音微;黄莺隐深树,能拣一枝依。”这首诗写得很有特色,如同苍莨寺这个寺院,同妙觉的心境与才思十分吻合。既准确地写出了妙觉的清净、雍容、华美,又衬托了她的观念信奉、情感皈依、心理寄托。而孙离与李樵到“城郭”去感受“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河滩芦苇景观时,发现“台阶上刷着四行红漆字”:“案件多发地,独自莫停留;芦苇虽美景,小心藏歹徒。”这诗虽“煞风景”,却写出了公安派出所一种不便直言的警示,其作用是一般的广告语言所起不到的。再如当妙觉招待马波、孙离与李樵吃斋饭时,偶尔听到树叶似有若无的落地声。作者就借用中年奉佛,诗多禅意的王维《秋叶独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来写时迈人老,感慨人生。草木昆虫与人一样,都在无情的时光、岁月的消失中零落哀鸣。斥神仙虚妄,悟佛义根本。所有这些诗、文的应用,都丰富了作品题材的主题内涵,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意蕴。

  《爱历元年》的人物创造,是一种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人心的成功创作实践。他们在人性的本源上,随波逐流,沉迷欲望;在温暖的回归上,与人为善,重返初心;在人格的升华上,大澈大悟,爱历永远。这既是一种行为的反思,道德的自律,也是一种思想的磨砺,精神的成长;既是中国社会世相的变迁史,也是人到中年情感危机的心灵史。

  《爱历元年》的叙事艺术,在王跃文创作中表现出的原创力与超越性,既有对《国画》官场画面之外日常生活的展示,又创造了以完全的日常生活为画轴的细腻描写;既有对《苍黄》批判现实之外人性心理的剖析,又开拓了以人性、命运、情爱为小说中心画辐的心理刻画;既有对《大清相国》“小说纹理间充满张弛有度的内在张力” 的继承,又发展了在平实朴素的叙述中有欲罢不能的魅力与张力。因此,构思的独特性、细节的典范性与语言的朴素美,就是《爱历元年》的艺术特色与突出成就。

  卓今:王跃文是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也是我长期关注的作家。他喜欢不断尝试、不断探索,这让我想起一位收藏家说的话,他说,你们不要认为我买的作品都是我懂的,我只买不太懂的东西,因为我认为如果我看懂了,它就相对浅薄。看不懂的部分,留待我慢慢思考比较好。读者与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一口吞下整个文本并不是一件好事。有些作家喜欢探索求未知领域。如果都全懂了,就没有多少未来价值。

  跃文的新书《爱历元年》刚出版时我就看到了,当时清华社长给了我一本。我对他的新作是很期待的。我这里尝试用三个字来概括我读这本书的感觉。那就是“诚”、“正”、“达”。

  首先是“诚”,诚实的诚,《易传》里讲“修辞立其诚”,在这个浮躁、功利的社会,文学越来越偏离轨道,让文学回到诚,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生命,作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这很重要。从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作家经历了挣扎和痛苦。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作家回归到真实,回归到内心,会有一种欢喜。我们看到,《爱历元年》无疑具有“诚”的品质。它的结构、叙事、人物都在一个“诚”字上。作品里几位主要人物,他们最终都诚恳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对待周围的人,对待这个社会。孙离、喜子、谢湘安、李樵他们的最后的选择都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情节设置也遵循了这一原则,尽管像抱错孩子这样看起来离奇的情节,因为有了作者的“真诚”,都变得真实可信,一点不做作。第二个就是“正”,这部作品总的感觉,干净、无公害、正能量。这在商业社会,物欲横流中不容易。我们从作品里可以看到,人们向往一种精神上的清洁。主人公从世俗回归到纯精神,就包括边缘人物也是这样。市场意识形态与精神生活品质是对立的,在人文精神不断恶化的今天,这种追求尤其可贵。换子后,给自己的亲生儿子捐肾这一节很感人,亲情、善、良知,这种人类整体经验唤起人们的同情、感动。他塑造的人物有层次感,里面也有极坏的人物,坏透顶了,像小英的哥哥。不同的人物,这种层次,差异化,正是一种精神净化的过程,给人警醒,唤起人的崇高感。第三个是“达”,王跃文做小说的能力很强,他这部小说给人感觉通达,或者通透。有一种精神高度、艺术的高度。说到他写小说的功力,不妨看看他过去的作品,他的《大清相国》情节的扎实,故事的精彩,这部小说他做了功课,历史考证,资料查阅,包括那种章回小说体例,语境,时代感,都做得非常到位。他的《漫水》,那种满满的情绪铺排,密不透风的细节等,他在这些方面都有很深的功底。把世俗的“杂多”转换成艺术的“一”,又把艺术的“一”发散展开为世俗的“杂多”,这种矛盾转化,运动升级的能力,是很强大的。

  当然艺术无止境,还可以更扎实一些,贴地而行,接地气,那种拔萝卜带泥的接地气。当然我认为他的下一部作品也是更值得期待的,他可能会有一个合拢,像《大清相国》那样扎实地处理情节,像《漫水》那样丰满的情绪,像《爱历元年》这样的精神高度。王跃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作家,我们看到他作品里处处都是智慧、机巧的语言和设置。大凡成功者都有一股傻劲,我倒认为,他如果笨一点、傻一点可能更好。我们看到的古往今来的经典作品,我们看到了这些作品的伟大,还可以看到一股傻劲。

 


  陈善君:在我看来,《爱历元年》与其说是写社会,不如说是写人生,写人世间的真情真爱。全书就是以爱情为原点,从爱情出发,回到爱情,揭示何为真爱。不然小说何以命名为“爱历元年”。小说所有的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都通过集中浓缩到“爱历元年”这个点上来映射。先是聚焦到这个点上,后又通过这个点来放射。从而探讨出爱的真谛,揭示出爱的谜底。爱历元年从何算起?在喜子看来就是孙离耍流氓的那晚,但在孙离看来则是喜子在窗口偷听他的课,一道阳光照在她露在窗口的上半身上,就像镶着玫瑰色金边的那一刻。但在叙述者看来,或许这两个都不算,或许“他们不知道可爱历元年其实早已经开始”。但是直到小说末尾,喜子问孙离现在是爱历多少年,孙离却抚着喜子的脸说——爱历元年,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爱历元年,经历过后,才会懂的。这是一种失而复得,是由通奸走向了真爱。所以我认为,《爱历元年》向我们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真爱的失落与救赎。

  为何失落?在社会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中,这不是个别现象,喜子和孙离两人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们不是因为好色、任性,也不是因为偶然的因素,而是在现代向后现代社会转变中审美疲劳的产生而造成的,这个审美疲劳的产生,归根到底又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美丽善良的人性一旦丧失,人生就会迷入歧途。而最后也只有依靠人性才最终得以救赎。“小安子,你把我照亮了”,这是未经思考、感性的话,是高潮来临的话,后来喜子明白,实际上小安子并没有真正地把她照亮。一旦冲出他俩的世界,一旦离开身体,这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光线、光明。她在高潮中喊出的话,后来也被她自己否定了,所以她才能回到真爱这个途径上来。否则她就会为爱而生,也可能为爱而死。浪漫的爱、欲望的爱、疯狂的爱,不是真正的爱。作者思考的和想要表达的应该是,真正的爱是社会的爱、人生的爱、真情的爱。而这个爱是以人性作为底子的。一是从个体的因素看,人性的良心、良善,最终促使他们醒悟。喜子醒悟得更彻底一些,喜子喜欢摸别人的头,这就是个体的一种母性表现。二是从社会的因素看。当他们沉湎于两个人的世界时,可能一人把另一人照亮了,但是个人不能永远生活在两人世界中,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太阳、月亮、星星,还有亲情、友情等。亲情毕竟血浓于水,友情能够彼此矫正。三是从文化的因素看,文中注入了很多道德因子、伦理观念、价值取向,致使他们最终明白“好色而不淫”,“发乎情而止乎礼仪”是一种人生境界,并最终回到传统中来。

  小说写出了作者对社会转型期的爱的思考,并且把它放到人性的深处来观照,因而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是小说值得肯定之处。然而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新闻化、琼瑶化和韩剧化趋向则是需要值得警惕的。

  


  王涘海:大家熟知的王跃文最擅长于政治生态题材的书写,他对于官场生态的描摹、官人心里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事实上,他是一个多面手,是当代文坛少有的风格多变且成绩巨大的作家,在其他题材领域他都有上佳的表现。写历史题材,他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关注与推介;写乡土题材,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写杂文随感同样酣畅淋漓,大快人心,评论家李建军认为王跃文的的杂文“幽默,犀利,自由驰突,不受羁勒,实在比他的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还要妩媚,还要难得”。大家之所以把他当作政治题材的作家,是因为最先进入读者视野的是他的政治生态小说,而在同时代的政治生态小说中他的成就最为突出,读者的心里惯性遮蔽了他的其他的创作。而王跃文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爱历元年》,又是他善变风格的一个突破。

  其实我们说他的风格多变,是他的题材、创作手法,而他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守,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今天复杂的社会形势来说,现实主义文学是相当重要的,它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呼唤和需要,它最适合生长在中华传统文化肥沃的土壤里。现实主义自概念引进在中国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现实主义的创作却已客观存在数千年,数千年里,现实主义创作虽时断时续,但生命力强劲,始终都是主流。当然,今天的现实主义已经与时俱进了,在不断吸收众多的新鲜的艺术质素与思想营养中发展成熟了。王跃文扎根现实的沃土,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为读者精心烹制了一道道丰盛的精神大餐。王跃文精心打造近7年的力作《爱历元年》一经出版,便是洛阳纸贵,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无疑这将是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潮中一朵让人难忘的浪花,是王跃文创作高原中的又一座高峰。下面将从现实、人性、情感三个关键词入手,探寻《爱历元年》的成功之道。

  一是深入现实的力度。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个“高”取决于深入现实的力度,是满足于表象的复写,还是深入表象去探寻更多的典型和意义。《爱历元年》故事时间跨度长,从1980年代写到21世纪,从孙离、喜子等人的青年写到中年;关系人物比较多,写了三代人,父辈子辈孙辈;写了两个场域:小县城与大都市。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三代人的精神面貌与生存状况,也为我们细致地描摹了一条社会发展的轨迹图。虽是复杂,作者却写得有条不紊、流畅自然。所写的生活画面感强,既写了琐碎的日常生活,写柴米油盐,他又不回避社会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如拆迁、政协人大选举、上访等问题,都有较深入的挖掘,触及到了社会痛感,现实性强,发人深思。

  二是揭示人性的深度。孙离与喜子陷入了婚姻迷茫期,孙离与李樵、喜子与谢湘安发生了情感纠葛,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对于他们的出轨,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好人、坏人来评判,人生最难说透最为复杂的就是一个“情”字,但最后,在经历一系列的事件后,孙离喜子他们逐渐看到了对方最美好的品质,相继勇敢地从情感的泥淖中抽身而出,斩断肆意滋长的欲望,不再在互相伤害的道路上愈行愈远,而是决定向美向善向责任靠拢,传统美德熠熠生辉。

  对于以钱收买人心、息事宁人的拆迁公司,对于把妹妹当摇钱树的宋小兵,我们又看到了他们人性恶的张扬。

  可以说,《爱历元年》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你我,照出了善恶美丑。

  三是情感力量的强度。前文之所以说《爱历元年》是王跃文善变风格的一个突破,是因为《爱历元年》。《爱历元年》以表现爱情为主,但又不仅仅是爱情,还有亲情、有友情。无论爱情,还是亲情友情,都细腻、生动,极有感染力。特别是写喜子情感的挣扎,写她出轨与自责,后又身不由己投入,复杂的心理表现得真实而又细致入微。如喜子、孙离得知被别人抱错的亲生儿子患病后,争相为儿子捐肾。养子孙亦赤对父母先是不理解、极为叛逆,后来终于幡然醒悟,投入父母的怀抱。孙离老校长刘元明校长曾阻拦喜子考研、曾取消孙离上课资格,但多年后当老校长得肺癌请求帮助时,孙离以德报怨,二话不说,跑前跑后,帮助他。

  全书流动着一股温情,我们看到了向上向善的力量,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庞大的社会之所以向前的正能量。

  封底一行字颇耐人咀嚼:“最恻动的心意是怜恤……这怜恤便有大爱,有大爱便有大不忍,有大不忍则必有大温暖,亦有大伤痛。”确实如此,要怜恤,要善待一切美好的情感,要大不忍,要不忍伤害别人,只有这样才构成一个温暖的世界。

  王跃文的叙事也颇为用心,不动声色的语言里暗藏着机锋。同时草蛇灰线手法的运用,使得作品前后牵连,融为一体,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创作技巧。上述元素使我们看到了一部较为成功的现实大书、人性大书、情感大书。

 


  罗宗宇:王跃文是一个不断进行叙事探索的作家,当人们惯于以官场小说作家来认识他时,他创作了温润的乡土叙事之作《漫水》并获得鲁迅文学奖。当《漫水》所营造的乡土叙事氛围还在弥漫时,他又推出了以都市男女情爱为叙事中心的长篇小说《爱历元年》。小说不再是峻急的官场讽刺,而是以一对青年知识分子孙离和喜子的爱情婚姻生活为主线,以一种温婉而充满日常生活感的情爱叙事为中心,唱出了一支人性向善的歌。

  作为著名的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在《爱历元年》之前的写作重心在官场,《国画》和《苍黄》等小说从官场审察人性,对官场政治和权谋文化进行了多方面近乎原生态的表现,其中也不乏一些情爱叙事。《国画》中就穿插有朱怀镜和妻子香妹及情人梅玉琴的情爱叙事,《苍黄》中李济运和朱芝的情感则是一半官场一半情场的纠结。不过,以上官场小说中的情爱叙事到底只是官场叙事的附加,它并非小说叙事的中心和重心。这一叙事状态在《爱历元年》中被作者有意打破,虽然不能说王跃文的小说创作就此转型,但确实呈现出一些叙事新变。如标题所示,小说首次以情爱叙事为中心,主人公孙离和喜子的“爱历”成为了小说的中心和主线。当然,由于小说以新时期以来至今的时代和社会发展为背景,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小说中不乏一些反映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内容,如孙离父亲八十年代成为了万元户,孙父因要求落实政策而上访和被截访,孙却发财致富后当上政协委员进而为当上人大代表而贿选,马波的妻子网络发帖反腐,江陀子在强拆中失误铲死母亲,宗教局长马波的官场遭遇等等。但这些内容相对情爱叙事来说无论从所占的篇幅比重和地位来说,都不是小说叙事的重心,不影响情爱叙事在小说中作为中心。

  《爱历元年》在情爱叙事中对人性进行探析,写出了人性的向善。这一人性的向善表现在有关孙离和喜子的叙事上就是爱情的温暖与生活的温馨。在孙离和喜子的“爱历”开始之初,孙离背着喜子,关在房间里转圈圈。喜子一会儿趴在背上,一会儿吊在胸前,弥漫着一种浪漫的温情。两人领结婚证回来,一起看芦苇看夕阳西沉,有的是一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温情。婚后,两人虽然有梦醒时分的吵架,但更多的是两口子一起上街买菜,一起做饭菜,一起回忆爱历元年从何时算起的温暖,小日子过得不咸不淡却也有滋有味,并很快有了爱的结晶。后来喜子逃离小县城去上海读研,放假回来为孙离买呢子大衣、为儿子亦赤买皮鞋以及孙离带小孩去上海找喜子给她买毛衣,特别是孙离盼望喜子回来每天按时去火车站接喜子,写出的都是爱情的温暖。小说写二人经历婚外情各自回归家庭后,孙离和喜子意识到各自的错,决心守在一起慢慢变老。亲生儿子郭立凡得了尿毒症要换肾,夫妇俩争着换肾,而且坚决不要郭大哥夫妇给的钱,也不同他们抢儿子,都显示出人性的向善。小说结尾喜子枕在孙离肩上开始“爱历元年”的回忆,关于爱历多少年的对话,孙离以爱历元年作答,与曾经在小县城的温暖爱情生活形成呼应,表明了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叙事在此以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对应结构,留下了一个充满人性光亮的美好结尾。

  在表现人性的向善之时,《爱历元年》中的情爱叙事还深入人物的内心和灵魂对其进行深度逼视和拷问,以孙离和喜子二人分别爱入迷途来深入审察人性。孙离和喜子到了苍市师范大学后,随之而来的是人到中年的情感危机,两人在彼此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分别有了婚外情。孙离与李樵成为情人,喜子与谢湘安偷欢。作者并未对他们各自的婚外情进行道德化处理,甚至有意规避道德判断,在一种人性视阈下显示了他们基于情感自愿的婚外真情。总之,小说中的人物都没有在爱入迷途后放纵情欲和走向疯狂,本能终究没有造成逻各司的反,他们的内心冲突和挣扎正是人性向善的因素在起作用,至于各自回归家庭则是自我的一种道德完善和救赎。在此小说叙事审视人性危机,殊为难得地写出了危机后人们在更高层次上的向善,具有深入灵魂的力量。

  《爱历元年》中的性爱叙事写出人性的向善还体现在对人性恶的揭露和否定。小说叙事显现,这是一个日益功利化和世俗化的社会,在精神沉沦之时人性的恶之花开放,如对钱权色的贪婪等。孙离李樵在河边幽会,听到一对男女在设局骗钱,感到很恶心。马波妻子叶子,精于算计,把自己的婚姻当作利益交换的筹码。先是相信人家的谣言,吵着离婚。离了婚又后悔,要复婚,不是念旧情,而是觉得这样合算。“眼睛里只有钱,只有同人家的交换,她什么时候都在算账,同朋友往来,同家人相处,甚至夫妻之间,在她眼里都是加减乘除。”小说中还有一些表现人性恶但与性爱叙事无关的内容,如孙却致富后搞贿选,江陀子只认钱不认正义,为了钱帮拆迁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主动选择坐牢,以及正在变得现代的乡村中人们认为“有钱大字辈,无钱小字辈”等,作者对这些人性之恶都进行了否定,显示出一种淡淡的忧郁。

  应当指出的是,《爱历元年》并不只局限于以性爱叙事来唱一支人性向善的歌,作为一个充满悲悯情怀的作家,王跃文在小说也表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大爱,作为人性向善的又一证明。小说中这种以爱作底色的相关叙事无疑是温暖的。诸如孙离和喜子以德报怨,帮助和每天看望得肺癌的刘校长。孙离对一个与己不相干的小孩子江陀子全力帮助。对那个曾让他受冤屈的宋小英,孙离也没有记恨,多年后再遇见她时以心怜之,买了两袋木炭送给她,叮嘱她千万不要做傻事。此外,一个不同于以往贪腐官员形象的宗教局长马波出现在笔下,儒雅清廉,被人造谣诬蔑也绝不以牙还牙,都显现了人性的光辉和亮色。


  张文刚:毫无疑问,《爱历元年》是一本描写情爱的小说。书名“爱历元年”有着耐人寻味的寓意。在人生婚恋的悲喜剧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恋爱原点,亦即“爱历元年”,而且一般而论,这个原点或者“元年”都是美好的、值得纪念的。从这里出发,有的人不断发展、丰盈自己的爱情生活和心灵世界,与所爱的人携手到老;有的人渐行渐远,最终偏离爱情和婚姻的轨道一去不回头;有的人在尴尬的人生境遇和心灵迷惑中苦闷徘徊,离开原点最后又回到原点。《爱历元年》描写的正是后一种情形,主人公孙离和喜子,这一对曾有过甜蜜爱情的夫妻,在事业上苦苦奋斗,一个成为了专业作家,一个成为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之至,但是在爱情婚姻的旅途上却经历了从浪漫诗意的顶点跌落情感冰点,再到自我救赎、回归原点的曲折过程。就像他们的名字所暗含的那样:由近乎离散的无奈到回复原点的欣喜。这看似简单的回归,实则是一种超越,是经历恩怨风雨和心灵磨砺之后的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

  进入婚姻围城后,孙离和喜子似乎瞬间就变得“陌生”,成为了陌生的熟悉人和熟悉的陌生人。夫妻关系日趋紧张和陌生的结果,就是各自有了婚外恋情。于是两性之间的亲近与陌生被迅速置换。孙离与李樵因为“采访”相识而感情闪电升温,旋即走进两心相悦的暴风骤雨;喜子和谢湘安由于同事关系,在经历几次偶然事件之后,随即卷入两性狂欢的洪流。本应属于夫妻之间的种种亲昵和缠绵,由于夫妻之间的“陌生”而转移到了“他者”身上,“陌生人”似乎不需要太多的过渡和铺垫就成为了“宝贝”和“亲人”。夫妻之间的陌生不仅加深了相互的隔阂和婚姻关系的危机感,同时还衍生了副产品:父母和儿子之间不断加剧的陌生感;对自己身体和心理的陌生感。现代社会,人生仿佛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被陌生化、甚至被异化的过程。陌生化以及情感的转移,当然有着种种原因。首先来自于人的一种“现代性焦虑”,现代社会所宣示的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以及加在人身上的种种压力和束缚,在改变人的心境和命运的同时,也使人寻找合乎自己的途径释放内心的重荷,以求得暂时的心理满足和快慰。其次是一种社会风习和潮流的影响与裹挟,伴随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人们越来越追逐对财富和声色享乐的占有,也越来越丧失了维护幸福和恪守道德底线的能力。再次从更内在的方面来看,是人的固有心理和欲望的驱动,喜新厌旧的人性弱点和欲望的洪水猛兽,如果不加以节制和防范,则必然改变人的生活链条和心灵生态。

  演绎人生的陌生感和荒诞感,当然也能表现出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爱历元年》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作家合乎逻辑地描写了人物的情感“回归”,并由此传达出一种温暖的气息。心灵生态的失衡,也唯有借助心灵的力量来调节和修复,才能达到新的平衡与和谐。当喜子沉醉于婚外恋情带来的喜悦和神秘的时候,内心的愧疚和忏悔也把她推向了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在经过内心深处十分痛苦的挣扎之后她慢慢回归到平静的家庭生活。相对于喜子的“主动撤退”所呈现出的决绝姿态,孙离体现出的是一种“被动回归”的无奈,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在孙离的婚外恋情中,合与分就像一场“醉酒”的宴会,醉不需要理由,醒也不需要理由。当李樵提出“分手”的时候,孙离陷入了被动的尴尬和极度的痛苦,而在李樵那里则是平静的、无所谓的。熟悉、亲近的人瞬间又变为陌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追问的通过婚恋体现出来的“现代性问题”。作家并没有给予小说中的人物更多的道德评判,只是让人物在自身生活逻辑的演绎中去认识自己、反思自己,从而调整自己;也唯有自身的反省和调整,才足以投射出灵魂深处的光芒。这一点在喜子的身上体现得更为充分和彻底。小说最后用 “错”和“病”来结局,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客观描写,当然同时又是一种立场:有错就得“纠错”,有病就得“治病”。孙离和喜子的儿子出生时由于医院过错与别人家的孩子“错抱”,不仅仅是亲情关系的错位,也指认了孙离和喜子自结婚后感情的背离和错位,因而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要摆正位置,不是简单的交换或归位,还需要长期的心理疏导和矫正,这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小说借孙离的弟弟孙却身体上的“病”以及病痛之后的大彻大悟,实际上暗示人的膨胀的、失范的欲望也是一种“病”,一种更摧残人、折磨人的病。孙却的病除了就医外,乡村游历成为了他身体康复的一剂药方;同样孙离和喜子心理上的“病”除了从外界斩断病源外,还需要“心灵乡土”的静养和滋补,那种来自记忆乡土的淳朴良善和心灵与人格深处的洁身自好和道德操守是防治和解除心理疾患的“美丽山水”。孙离和孙却两兄弟的名字也预示着他们到头来离却、了却情场、商场乃至于官场的种种是非和羁绊,回归本来拥有的安宁幸福的生活。王跃文在近年的一次访谈中曾说自己出生于乡村,对乡土怀有深厚的感情, “正脉脉含情地回望着乡村”。这也许意味着作家今后的创作就题材和价值取向而言会有所转向,《爱历元年》应该说就是这种转向的开端,美丽乡村,包括内心深处的乡土记忆和自然神性都在召唤着作家“还乡”。

  从陌生回到原点,体现在艺术思维与表达上也有许多创新之处。夫妻关系的紧张导致陌生化,以及婚外恋的发生、发展带来的欣喜和狂热,这些东西在人们的识见和经验世界里是太熟悉不过的事情,对于“熟悉”的内容,作者偏偏进行“陌生化”的处理,即饶有兴味、不胜其烦地进行逼真、细腻的描写。功夫也许就在这里,把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进行艺术的审视和表现,从个人的生活琐事触及社会现实,表现人的“当下”处境和心境,从生活的表象进入心灵的深度和人性的富矿,这些都需要相当的铺展能力和聚焦才能。同时,在作者的艺术思维及表达中,还常常有“突转”及复杂化的描写,即从陌生切换到熟悉,或者从熟悉切换到陌生,以及描写熟悉中的陌生和陌生中的熟悉。迅速转换或感觉的复杂化、多样性描写,在造就艺术的新奇效果的同时,表现了生命的自由与局限以及种种复杂难言的生命体验,对生命和社会有着更多本质的探询。作为一部情感小说和生活小说,由“放”而“收”的内在情感线索,也带来结构上的铺垫、悬念设置与前后勾连和照应。亲子关系的“错位”、孙离的“桃色风波”、江驼子的身世和结局,等等,在前面看似不经意的描写中,实际上草蛇灰线、环环相扣,到最后抖开包袱、曲终落幕。这些虽算不上艺术上的出巧和创新,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特别是作为一部情感小说和生活小说,也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在呼应、助推内在情感线索发展的同时,完成了人物命运的塑造和艺术结构上的照应。


  聂茂:《爱历元年》完全可以看成是一部中国式的成长小说,但它既不同于西方经典的成长小说,也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成长故事,这部小说更多的是真实细致地描写主人公的精神、心理、社会、道德等各个层面的发展历程,作者以独特的艺术感觉执著于日常生活的世俗叙事,着力于主观印象的建构与客观氛围的营造,寓言式地讲述着当下普通市民中一个个悲怆的生命故事,一个人的成长折射出一代人的成长,小说艺术笔致的冷酸和精细的描写使它上升到普遍意义的高度。

  主人公孙离碰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班上23个男生光头的事情。作为文本独创性的关键词:爱历元年,它原本是孙离确定与喜子“耍流氓”(即性生活)开始的,孙离说“从我耍流氓那天开始吧。”这是男人对物质的现实的反映,而喜子不愿意把时间确定在这个节点上,说:“这么庄严的事,就得重新考证”,结果是往前推进三年,从全班男生出现“光头事件”那天开始,显示了女性更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浪漫的情怀。吵了三年后,才结婚。但领了结婚证出来,孙离竟“突然觉得喜子非常陌生。”这是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迷茫,为后面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结婚放鞭炮没放好,结婚照放大看起来像是遗像,于是没有挂在家里,许多错位的事情都暗藏在心里。结婚证成了“女巫手里的魔杖”,把两人的生活变糟了。喜子生完孩子回到家,儿子跟她不亲,一到她怀里就哭,喜子就怀疑孩子是不是抱错了。

  小说中,叶子虽然出场不多,却很能代表当下一大批受过教育却失去自我的女性。这些女性,也是迷茫而错位:她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她们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不能安于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尽管她们去追求,甚至因为所谓捍卫爱而伤害爱并最终失去爱。也许她们还能与那个人生活在一起,但有些事情却永远变不回原来的模样。她们的时间,精力,理想,以及青春的岁月,就如此这般在欢笑与泪水之中渐渐逝去。她们爱过一个人,却要把这个人当成自己永远的依靠,而在依靠的日子中,她们忘记了还有一个她自己。曾经的颠沛流离,曾经的卧薪尝胆,曾经的豪情万丈,在追逐的过程中渐行渐远,直到最终彻底消隐。她们大多数满身伤痕,喊着弱者的名字,哭泣,她们觉醒时会恨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不会想到,既然爱一个人,就是要让他快乐和幸福。如果因为种种原因,这个人会离你而去,你也不应该觅死觅活,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因为另一个人的离去而活不下去的。除非这个人有致命的身体上的原因。须知,再深的感情也敌不过缘分的交错。因此,如果缘份已尽,不如放手。在未来的天空和清净的岁月里,偶尔回忆起自己的人生,你仍会觉得,有一个人,住在你的心底,虽不会时时记起,但每次想起,仍会感到无力与悲伤。但这种饱含苦涩的辛酸,正是成长过程中的代价,总有一天,你会释然。

  艺术在于创新。创新的东西,沉淀下来就是后来人的精神滋养和文化源泉。

  王跃文的这部小说,可圈可点的是创新意识强。即便是写喜子的恐慌,写她的成长代价也颇费心思。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爱历元年,可许多人在经历其中时都忘记了这一点,之所以忘记,是因为一般人没有找到治愈心伤的能力。在《爱历元年》中,几乎每人物都有着独自的成长历程,并都能找到治愈的办法,这些办法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传统文化强烈的愈合力。

  喜子与谢湘安的相遇颇有点英雄救美的感觉,这是传统文化的出发点,是小说前进的动力。孙离的亲生儿子郭立凡有着“原罪”的特点。因为他出场很少,唯一的出场就是在医院里,他的出生没有什么过错,真正的过错是医院,他竟然被没有血缘的他者(郭性夫妇)抱错回家。为了回归到亲生亲母身边,作家让他得了一场重病,需要换肾才能得救,而救人者正是他的亲生父亲。这里也隐含着传统文化中“血浓于水”、“血缘和亲情高于一切”的观点。

  小说始于爱历元年,终于爱历元年。但此时非彼时,此景与非彼景,而重生的爱历元年已经经过了岁月的锤炼,已经变得牢固、饱满而悠长。王跃文将现代社会婚姻的现状投射到小说中,以此来思考人性,思考人生。婚姻,其实就是一纸书文,约束你的其实是你内心的原则。当人到中年,可怕的诱惑不期而至,这时候谁能抵挡的住,实难说?作者最后对这段婚姻,以及所有的事情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局,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传统家庭婚姻观念的忠实捍卫,对整个人类的祝福。谢湘安以母亲的去逝作为代价,以参加母亲的葬礼作为成长仪式,这个成长仪式甚至延伸到喜子因为连续的家庭打击变得苍老,熊芸带着谢湘安来看望孙离时,从夜场上看到喜子的长相而变得彻底破碎。小君一心要看住孙却,现在面对的却是一个癌症老公,是报应,更是成长的伤痛和代价。孙离与喜子双双红杏出墙,他们的独生子却不是自己的骨血,喜子在医院生下儿子却被一对郭性夫妇抱错了。20年后,因为儿子得肾病要动手术,郭姓夫妇找到了孙离夫妇,请求救治儿子。家庭亲情这些传统文化的元素最终战胜了世俗的诱惑,上升为这部小说的肯定性价值。孙离无偿地捐了一个肾脏,救活了儿子,让儿子重生,自己也获得了重生。因为他不仅救赎了自己的肉体,更洗去了自己的罪,升华自己的灵。这里反映出传统文化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观念,何况这个被救者还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即便是李樵断然地离开孙离,也是传统文化的力量起的作用。因为有一天,李樵看了泥石流的事故报道,一辆小车被泥石流淹没,而淹没的地方正是李樵与孙离曾经约会的地点。这成了李樵的阴影,认为这是上天发生的警告,从而决心离开孙离,结束这不光彩的偷情生活。这其实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偷情者不耻”的因果报应的说法。


  容美霞:王老师在创作上一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在语言是非常讲究的,以至于《当代》杂志副主编周昌义先生曾经说过,“王跃文的稿件很成熟,文字也干净。做他的责编很轻松,要不是为了政治把关,连发稿程序都可以免了。”这从他的作品的书名也可以看出:《国画》《苍黄》《秋风庭院》还有这次的《爱历元年》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既有文化内涵,也有很切题的书名。

  我原来不知道《国画》这个书名的由来,后来是看到王老师自己的一篇访谈里面说到,他认为反映官场文化与人性,主要是官场八小时之外。所以他在写《国画》的时候就抱定一个宗旨:要把官场八小时之内的工作全部留白,就写官场八小时之外的生活。因为这个设想是来自国画中的留白的技法,所以就取名叫《国画》。这种留白的创作手法我认为在《爱历元年》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首先在这部以中年知识分子家庭情感危机为主线的小说中,作者并没有把过多的篇幅放在感情的纠缠、冲突上,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日常生活细节的铺陈上,哪怕是人物内心剧烈冲突,心潮澎湃的时候,作者也是通过举重若轻的有意味的细节来进行表现的,这应该说与《国画》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此外,在《爱历元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的故事情节上的留白,人物形象上的留白。但是这种留白又不等于一片空白,作者常常在大片的留白中用上那么浓墨重彩的一两笔,就把人物的心理状态、情感状态巧妙地传达了出来。

  比如李樵,她与丈夫为什么离婚,遭遇了怎样的情感波折,她与孙离如何从互有好感的君子之交到产生情感交集而碰撞出火花,她的背后的故事,小说里都没有提到,读者只能做一个猜测。但是不做正面交待不等于作者完全虚置,他是有提示,有埋伏的。小说写李樵孙离在相识多年后的一个冬天,李樵第一次主动请孙离喝茶,很突兀地问他:“你说,人和人之间,可以互相信任吗?”李樵这样的反常一问,暗示了她应该刚刚经历过一次情感的创伤,内心有许多纠结与痛苦,但作者点到即止,绝不过多展开,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一位女性,与一个相交不深的人一见面就谈这么一个不寻常的话题,其实意味着她愿意向你敞开心扉,希望让你分担她的痛苦,其实就是李樵向孙离递出的一根橄榄枝。李樵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有能力有地位,漂亮优雅,为什么会在明知孙离有老婆有孩子的情况下,愿意与他保持一种情人关系,她的内心难道没有纠结与不安吗,肯定有,但如何表现呢。作品的122页,写的是李樵和孙离去快活林吃完饭后,又到了五帝大酒店,然后一切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后,李樵躺在床上深深地叹息着,不说话。然后孙离就急了,问:“我让你不高兴了吗?”李樵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我俩为什么就这样了呢?”这个“为什么”表面上她问的是孙离,实际上她问的是自己,就这么很轻的一句话,很好地表现了她内心的冲突与不安。这种表现方式可能比很用力地去刻画她的各种矛盾、痛苦等等的外在表现要高明得多。孙离的内心冲突,作者表现得也是很有节制,比如李樵说“爱,是这是世上最无力的字”“我们说过很多的爱,又能如何?”孙离想起多年前,他同喜子讲过的话:爱历元年。这些年来,他俩谁也没有提过那个属于他们夫妻俩的纪年。今天,这个初夏的闷热的日子,孙离是不会忘记的。郊外那场暴雨,他也不会忘记。他默默地想着这些,没有讲出来。他怕自己守不住,又讲出爱历元年之类的话。孙离如果是个游戏人生,玩弄感情的人,他就会很轻松顺溜地说出爱历元年之类的话来哄李樵开心,但由于他对李樵的感情是真诚的但又知道自己与李樵的这段感情可能会无疾而终,他怕自己说出这样的话对李樵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伤害,所以他最终还是守住了,这也同时暗示了他们没有希望的结局。

  喜子和湘安的感情纠葛中,作者对喜子的内心冲突着墨不多,但是也很到位。比如她与谢湘安初次见面后,心里突然动了一下。想到她儿子亦赤今年十六岁,谢湘安三十岁,她自己四十岁了。后来又下意识走到穿衣镜前照了照。这都反映出在姐弟恋的情感关系中,女性对年龄差距的敏感。后面跟湘安相处的时候又有几次有意无意提到老这个话题,这既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内心的纠结矛盾。当然,除了对年龄差距的敏感,她也有对孙离的愧疚。但是作者在表现这些内心的矛盾纠葛的时候,从来没有用很直接的,短兵相接的方式,而是很含蓄,很委婉,用大片留白的方式来表现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总的来说,这种虚实相生、“计白当黑”的写法其实是很难把握的,如果没有这些恰到好处的点睛之笔,那么留白就真变成了一片苍白,他的虚是以实为前提,是有根的,所以它落在实处,没有流于虚空,让你既不觉得突兀,又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同时也避免了作者对小说人物的简单的道德评判,达到了以无胜有的效果。当然作品有些留白可能稍稍多了些,如果能写得更扎实些更丰满些,可能会更有说服力,也更符合读者对人物的期望。


  禹建湘:王跃文的《爱历元年》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人性与情感的作品,但透过小说中有关人物及其故事的设计,我们可以借用女性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其中的含蕴,从中读出女性的非自由选择性以及由此而推及的整个人的非自由性。

  《爱历元年》里面有两个最主要的女性角色,一个是男主人公孙离的妻子朱梅芳(也就是喜子),另一个是孙离的情人李樵。这两个女性从社会学的意义来说,都应该算成功女性,甚至可以算得上女强人之类的人物。朱梅芳博士毕业分在高校当上了图书馆馆长,被下属谢安湘追求并开始了热恋。李樵也是名校毕业,学问好,事业有成,但她是一个安静的人,有如兰花的气质,她采访孙离,在两厢情愿下自然而然地走在了一起。小说在重点描写这两对婚外情时,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是处于不同心态,有着不同行为的。无论是孙离,还是谢安湘,作为男人,他们想得到女人,就能得到,并且绝不放手。而朱梅芳和李樵,尽管小说安排了不同的理由,但最后的结局是相同的,她们都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情人。小说中两个女人的放手是主动的,但这种主动选择,就如弗洛伊德在《三个匣子的主题思想》中分析《威尼斯商人》时所说那样,这种主动选择其是非自由的,《威尼斯商人》中巴萨尼奥在鲍西娅的金、银、铅三个匣子中,选择了铅匣子。弗洛伊德分析道,铅,质朴无华,代表着“沉默”,而沉默又是“哑”的象征,按照心理分析的观点,“哑”就是“死”的惯常表现形式。弗洛伊德从神话和其他文学中考证出,命运女神一身化为三姐妹,第三个女神叫“无情的阿特洛波斯”,她就是死神。弗洛伊德说:“我们可以说,男人与女人的三种必然关系──与生他的母亲,与他的同床共寝的伴侣,与他的毁灭者,也被描绘出来了。或者我们可以说,打生命开始,母亲这个形象就以三种形式出现:母亲,根据母亲形象选择的爱人,最后,拥抱每个人的大地母亲。但是,我们却不可说,这位老人(李尔王)由于从母亲那里得到过爱,因此便渴望再次得到女人之爱。命运女神中的第三女神,缄默的死亡女神,将把他拉进自己的怀抱。”这就是说,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男人选择金、银、铅,是代表选择与生他的母亲,与他同床共枕的伴侣,与他的毁灭者。《爱历元年》的女人们的所有选择,也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是非自由的。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们可以无所畏惧地执着于他们的情人,但女人却不能,她们如果不想被毁灭,就只能放弃。因为一旦选择,其实就意味着毁灭,这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必然。作为现代社会极为精明而成功的女人,朱梅芳和李樵在选择了所爱的男人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最后都主动选择了放弃。这虽然是出于她们内心真实的选择,但如果不这样,她们都会由此而被毁灭,成为男性社会的牺牲品,因而她们的放手其实是对社会的妥协,是对社会的畏惧,而男性,却不要考虑这些后果,因为男性的选择是三位一体的。

  启蒙主义者边沁于1791年首倡圆形监狱,即全景式(敞视式)监狱。法国现代哲学家福柯在《疯颠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中对圆形监狱作作了更深刻的认识。在福柯的眼中,圆形监狱首先是一所皇家动物园,只是这个“动物园”里圈养的不是老虎、狮子、熊猫等动物,而是人。福柯之所以把圆形监狱与皇家动物园联系起来,原因就在于它将监视的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了。《爱历元年》中有一个场景,完全切合了现代社会圆形监狱无所不在的情形。在一个偶然机会下,孙离遇到了宋小英,并去看望了她几次,全被警察暗中观察并记录在案。当宋小英遭遇不测之后,警察和拆迁办就找到了孙离,抽出一叠照片。小说的详细描写了这个细节,孙离“去年给小英送木炭,从进门到出门,再到他拿着手机拍老街,都被拍了照片。照片上显示了时间,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他敲门的照片上显示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小英开门的时间是十一点十九分,抬木炭的时间是十一点二十分,他进门时间是十一点二十三分,出门时间是十一点二十九分,他在外面拍照是十一点三十分,他上车离开是十一点三十三分。”孙离与宋小英见面的时间在他毫不知情的境况下,被跟踪了一年,并且他做的每个动作都精确到分钟拍了照片。而孙离是一个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和犯罪动机的作家,他只是在与一个涉及拆迁地区的一个故人简单地交往了几次,就遭到这种待遇,这正印证了福柯所说的,整个现代世界都是一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圆形监狱”,每个人都在监视网络之中,被各种纪律、制度约束,最后都成了“驯服而有用的肉体”。《爱历元年》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细节描写,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场景描写,作者点到为止的春秋笔法,。尼采曾说,上帝死了,那样是人的意志的存在。而福柯则说,人死了,因为权力代表一切,在《爱历元年》中,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福柯这句话的深意。


  晏杰雄:这部作品也许对文学界的冲击,尤其是对主流文学界没有我们预想的大,但对作家自身来说意义重大,可以说是王老师个体创作的一个分水岭。尽管之前有《漫水》,有鲁迅文学奖,但这是长篇小说,是真正意义上大规模大体量的文学转身。我觉得,在被读者长期误读为一个官场小说作家以来,《爱历元年》是王跃文的成功转型之作,也是他作为一个有高度的纯文学作家的自证之作。下面我以三个结合谈一下我对这部小说的感想。

  一是情感叙事和史诗元素的结合。小说在细致讲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日常生活的同时,牵出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在情感叙事中包含史诗性元素,是一部深入人心同时又具有广阔社会容量的长篇力作。看起来作家是写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流转和情感变迁,写吃饭、喝茶、朋友打趣等闲适的生活,实际上作家背后还是隐伏史诗性追求,他还是想通过个体命运反映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写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作家秘密的雄心,比如孙离弟弟孙却、陈意志的小舅子、老虎、小英子,异域、从县城到省城,从官场到佛门。所以它的意义很丰富,具有多元性,不是单纯一部情感小说或人性小说所能概括的。

  二是“好小说和好看小说”的结合。“好看小说”大概对应通俗小说,指主要靠故事、情节和悬念吸引读者那一类小说,通常受到市场的亲睐;而“好小说”则对应严肃小说或纯文学小说,指那种艺术上追求原创性和纯粹性,具有较高美学含量的小说。新时期以来,“好小说”和“好看小说”向来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前者一般占据主流地位,后者则处于受贬抑的地步,雅和俗水火不相容,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往往是不屑一顾的。但在以王跃文为代表湖南作家创作中,这两种小说元素奇妙而自然地结合起来了。虽然这部小说明显体现了作家对纯文学品质和历史深度的追求,但仍然具有很强可读性,很受读者欢迎。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发掘了生活本身的魅力,比如小说取自自身生活经历,小说主人公明显带有作家自传的色彩。比如人物的命运叙述,大量隽永的细节,机智的生活化语言,通透的人情世故,使这部小说充满人间烟火味。让读者直接进入生活本身,感受到生活本身的魅力。可以说不是作品本身吸引人,而是作家以深厚的写实功力感,发掘了生活本身的魅力。生活和命运那么神奇,能不吸引读者吗?我想,这也是王老师不想畅销也难的深层原因吧。,

  三是“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结合。在小说艺术上,采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方法,叙述睿智风趣,话语风格隽永,湖湘文化的浪漫气质和忧患情怀交织在一起,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

  最后,我想谈这部小说的不够完美之处。前十三节写得很好,很扎实,很绵密、叙事节奏不紧不慢,可以说是一部很好的《出县城记》。但自从出县城后,叙事节奏就太快了,有的事件收尾收得太急,比如孙离和喜子双双出轨的收尾,尤其李樵的离去,没有充分合理的解释。小说越到后面叙述速度越来越快,对众多事件的处理也过于粗线条,是不是因孙离和喜子从县城进入大城市之后,生活的场面扩大了,面对复杂的瞬息万变的时代生活,作家存在把握的困难?还是因为龚社长催稿催得太急了,王老师来不及精细化处理呢?所幸王老师是一个很善于自我完善的作家,如从《无边落木》到《苍黄》,《爱历元年》也可慢慢充实调整一下,以后可出一个修订本。

  总之,在《爱历元年》之后,如果要对作家王跃文作一个界定,我觉得可以界定为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无论在对生活细节的铺叙、对人性深层的揭示、对社会风尚的嬗变、对传统道德的回归,都体现了作家本人对自我创作突破的有效实践。。小说提出新的爱情伦理,认同传统道德对婚姻家庭安稳作用。这是一种向后走,从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中寻找精神资源,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进行创化。如果把它放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坐标中,它可能不是高峰,但绝对是高原,创造了一个多种元素相统一的、具有作家个体烙印的独异作品。《爱历元年》只是王老师向全国重要作家、向国际性作家迈进的一个开始,后面还有新的文学高峰。我们祝愿王老师新的文学高峰的出现!


  吴投文:王跃文一直被冠以“官场小说第一人”的头衔,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小说的政治观察视角和人道情怀,另一方面也遮蔽了王跃文创作的丰富内涵。王跃文本身有过公务员经历,在最初走向创作之路时,是溆浦县政府办公室的一名普通干部。由于对官场这一场域有一定的熟悉度,对这一场域里的人性幽暗有深切的体会。每逢时代巨变与社会转型,官场总是能够最先感知到某种隐秘的信息,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官场就是这一片最初的落叶,其中人员的异动总是能最先隐约透露出整个时代和社会的趋势,而官场中特殊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型官员,成了时代巨变与社会转型时期极力挣脱和突围的一群,不愿被社会洪流所裹挟。就此而言,“官场”并不是王跃文小说创作的关键词,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人性”。王跃文大部分小说都选择了在“政治视角”下的人生百态,从不同层面去揭示人性和人生的复杂与世相的混沌,《国画》《梅次故事》《苍黄》《大清相国》等小说就是在“当下政治”和“历史政治”视角下创作的典型之作。王跃文除了干部的身份之外,最初是在湖南溆浦县农村当过农民,由此种下了深刻的乡村情结,他创作过不少的乡村题材小说,中篇小说《漫水》就是民间视域下的底层生活叙述,充满了对乡村生活的温情回顾,在如诗如画的抒写中彰显了一种近乎理想的人生形态。如今的王跃文,人到中年,经历过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的三重身份转换,他的小说中更多了一份沉稳与温和,深刻的批判意识隐藏在文字的缝隙里,不再显得锋芒毕露,而是包裹着一层怜悯和疼惜的情感,最终以救赎的姿态去处理人性沉沦中迷失的知识分子。从这个层面来看,《爱历元年》是一部回归之作,而不是转型之作,作者重新回到了“民间”,以切身体验过的民间为故事的空间场域,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故事的时间场域,编织出了一条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逃离—回归”之路。

  《爱历元年》关注的是来自民间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理想和情感状态,广泛涉及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和风俗文化,用日常生活场景置换了政治生活场景,从而展示了一种特别的存在空间。之所以说《爱历元年》是民间立场下的意义反思,主要是从小说选取以家庭为主要元素的叙事中心来理解,比以往以权力为中心的写作更加贴近民间的日常生活。在这部小说中,隐藏着王跃文本人的地方性体验,以民间立场消解了政治视角。

  在民间立场的观察视角之下,作家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为主要元素和叙述中心,展开了故事的叙说,这一家三代人代表了三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其中以处于转型期的孙离为典型,父辈知识分子的单纯执着和子辈知识分子的叛逆冷漠,再加上作为妻子的女性知识分子的觉醒,构成了这部小说知识分子纵向的精神图景。从横向发展来看,故事发展的地域由开始的乡村民间,到后来的都市民间的延续,不仅是阵地的转移,也是作者由民间视域到社会视角的切换,同时也是时代变迁、社会转型的必然表现。改革开放前30年的风云变幻,使得乡村生活也发生了巨变,处在乡村的知识分子争相向外眺望,试图进入全新时代的轨道,这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也符合小说中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

  《爱历元年》以家庭为叙述中心,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放下了凌虚高蹈之姿,贴近民间和日常。小说关注民间知识分子本身,而不是仕途中的知识分子,将知识分子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转而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不同于以往将知识分子放在权力场域之中,《爱历元年》中的知识分子是处在家庭结构之中的,以孙离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从乡村进入都市,从逃离家庭走向沉沦,又重返初心而回归的心路历程。这是作为一个普通家庭、普通中年人在社会转型时期都可能经历的,只是在这种经历之中,作为知识分子的孙离等人有不一样的立场和精神体验,在这样一个普通的“逃离——回归”的家庭故事中,以孙离等人的视角牵扯出了社会各个角落的现实情态。

  如果说王跃文以往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迷失是指在权力和物欲之下的迷失,那么,《爱历元年》中知识分子的迷失则是知识分子自身在成长过程中,精神境界与现实环境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空虚、迷茫和无助。孙离进入都市虽然是非自愿选择,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在进入都市之后,人生实现了大逆转。孙离已经完全适应了都市环境,在都市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站稳了脚跟,但最初在乡村中的那份平和淡泊的心境已经不再,开始浮躁,开始恐慌,开始四处寻找精神的寄托。在慌乱中,在挣脱和逃离中,孙离找到了李樵。李樵实际是孙离在故乡中一直盼望着的兰花的化身,所以与其说孙离是出轨,不如说他是找寻最初的自己,孙离便把这种理想加注在李樵身上,错误地把自我的实现理解成了紧紧抓住李樵。这种错误一直在持续,直到孙却生病后的觉醒,亦赤离家出走,亲生儿子需要肾源等等家庭变故发生后,喜子一直不离不弃地守候在身边,家庭的温情和男人的责任担当让他清醒,他回到了家庭中来,重新开始了“爱历元年”。

  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喜子是一个很有追求、很有自己想法的人,有新时代女性不甘落后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家庭中,喜子扮演的是女强人的角色,相比孙离来说,喜子的都市欲望更加强烈,在一路读到博士毕业之后,终于也开始寻找自我实现。长期在家庭中扮演女强人的喜子,内心里也渴望有一个人能够无限包容她、照顾她、宠爱她,喜子总是对谢湘安说“你把我照亮了!”因为她在谢湘安身上找到了自己小女子的一面,这种年轻时候没有从孙离那里体验到的、一直被压制着的一面,在外在需求得以满足后彻底爆发。可毕竟是高级知识分子,喜子内心纯善的一面战胜了人性的偏离,用理智压制了任性自我的一面,回到了家庭中来。

  作者以小家庭为切入点,立足民间,探讨社会、人生、人情、人性抑或人道主义的命题,以一种人道主义关怀的眼光来关注知识分子本身,将知识分子放在了自身成长的精神层面上。作者用宽容、温情和爱意去救赎处在中年危机中的知识分子,让这些在成长过程中迷失的知识分子重返初心,但这种初心并不是最初的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初心,而是在经过社会变迁,时代巨变,心境转换之后的初心,这种初心包含了成长过程中的遗憾和伤害,是久经磨练,被社会和时间洗礼过的一种全新的初心,是一种时间轮回之后,尝尽心酸和无助却依然充满爱意的初心。作者将小说取名“爱历元年”正是一种对人生圆融和会通的理解,“曰烦恼即菩提,曰生死即涅盘,曰众生即本觉,曰娑婆即寂光,皆是圆融之理趣也。” [6]王跃文笔下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心绪浮动之后,达到了多元精神价值的圆通,立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浮躁的时代中,也能够保持个体在其中和畅自如。知识分子最终都走向回归家庭,正是这种圆融之后的重生,也就是最终意义上的“爱历元年”。


  陈国雄:我用转折和坚守表达我对《爱历元年》这部小说的看法。

  首先看转折。一是结构与语言上的转折。小说此时此刻不再有情绪充沛的文字和情节来做架设或演绎,不再纠结于艺术化的过度处理。与形式主义密切相关的一种解读日常生活审美的方法称为审美化。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操纵”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活动和物件,使其成为恰当的审美客体。一种称为“艺术化”的操纵方法得到广泛讨论,它指的是把平凡的事件、活动和物体转化为可以审美的艺术和艺术行为。显然,艺术化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审美性质。但如果要作为日常审美的一项程序,尤其是作为处理日常美学困境的手段,它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例如,“艺术语境中的日常生活会丢失日常性:成为非凡的事物”,而爱历元年并没有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非凡性”的展示,造成日常生活原生态的丧失,它更多关注的是对日常生活的素描,从而避免日常生活被“艺术化”所操纵,失却了日常生活的本真之美。二是题材与内容的转折。下行的趋势(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如果说官场小说展现的是官场生态,而《爱历元年》展现的则是民间生活的生态。正如余英时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说,“用传统的语言说,明清有济世之志的儒家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而采取了‘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从民间社会方面去开辟新天地。”这种转折是符合当代美学发展的趋势。

  其次是坚守。一是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中命运的关注。虽然王跃文经常在接受采访中说:“我是个没有写作计划的人,随心所欲,想到什么写什么。”而从现代到古代,从官场到间的位移,在表面上似乎应证了他所说的。但我认为,他在小说世界里一定有自已的坚守。作为知识分子李济运(《苍黄》)与朱怀镜这两个人物纵然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他们都是具备“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都有着正直清廉的本性,他们的周围,都是一张张温情脉脉却又隐含残酷竞争和非法交易的无形大网。。如果说《国画》是朱怀镜从一个年富力强却郁郁不得志的副处级官员处心积虑步步高升同时人格道德底线不断沦丧的连环画,那么《苍黄》是年轻有为本有着大好前途的李济运因恪守原则不够厚黑而被官场排斥摒弃的悲歌。这两个人的不同结局只能说明一点,朱怀镜在仕途的摸爬滚打中人格底线崩裂,是非观念泯灭,他被环境“成功”改造,而在李济运身上我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忧患意识,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可以作为楷模式的人物,但这个形象寄予了王跃文的理想。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塑造了以陈廷敬为主要代表的大臣群相,反映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知识分子的人格、道德和行为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艰难选择。而《爱历元年》中的孙离和喜子为了爱情而定的属于两个人的年历——“爱历”,但“动荡”的生活遭逢,使得孙离和喜子一度离开了自己定制的“爱历”:喜子有了自己的情感秘密,而孙离与某报社长从相识到难舍难分……他们出身平凡,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稳定的工作,事业和生活都处在上升期,却不能免俗地双双“出轨”。侄子大山的到来、朋友马波的家庭闹剧、尼姑妙觉的大情怀、亲子错抱的打击、小英在城中村的出现,一系列的变故,令人眼花缭乱又无所适从——家庭、道德、爱与宽容的力量,使两颗倍感伤痛和孤独的心得到自我救赎,大雪之中,他们依偎着悄然回归情感的起点,重启“爱历元年”。写了一些看似“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但却折射出了文化人(知识分子)在历史和现实中,或能动或无力的日常感情生活——相爱、出轨、复合、温暖的回归,是王跃文散漫地对当代急速转型社会,道德走偏的一种“抗争性观察与反思”。二是生活病态的展示与反思,从动笔到收尾,他共花了7年,这期间更多时间不是用来写,而是在思考。“当社会被种种洪流裹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貌似向前狂奔的时候,我愿意慢下来、停下来甚至往回走,来看看那些狂奔的人都丢失了什么?作者总结这部小说是“无病呻吟,却有大痛”。“无病之病,是为大病。我们从身体到心理,从精神到灵魂,是不是有病?我们还会不会懂得痛?我想同读者朋友们一起喊一声痛,一起面对我们必须面对的人生。这部小说会叫人感觉到疼痛,却又有温暖,有爱和救赎。”


  王跃文:我曾经应一家报社之约写过一个创作谈,今天所要讲的也就是我创作谈的一些创作的心历路程。先说书名,书名是非常好的,它既是书中的一个情节,也是对我小说中所有人物的一个美好祝愿。

  此书创作的初衷,就是想写一个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后来写着写着就变了。所谓中年危机,在自己未进入中年之前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自己进入中年以后,确实意识到中年危机。自己在刚进入中年时,曾经有一段就医时间,诊断结果是得了抑郁症,当时非常的痛苦。在一个即将大学纷飞的黄昏,我实在受不了,离家出走了。给太太留下一封信:你不要找我,我会回来。当时觉得有一股冷风跟着我的脚后跟,我想逃。还记得那天长沙晚报邀请我去参加活动,我在理智和不理智之间交织。活动完之后,我就出门,想着往哪边走。假如前面直行是红灯往右走,绿灯往左走。走到长沙晚报下面是绿灯,就往左走,走上了高速路,我不知道往哪里去,后来找了一个地方睡了两晚就回来了。

  我不停追问生命的意义,同时在创作上也想寻求新的突破点,但是找不到答案,可以说有一种走投无路、荒诞和虚无的感觉。其实我生活的周围也有这样的朋友,很多功成名就、家庭幸福,但是一个个就像空气人,一天到晚呼朋唤友,甚至很多夫妻都知道自己的婚姻不行了,名存实亡了,为了不影响孩子读大学,约好,孩子考上大学以后就离婚。这在前几年间成了一种社会现象,面对这种现象,我一直在思考。

  人到中年以后觉得生命短暂,人生的意义还没有完全敞亮显现,同时到中年后,父母开始老迈,儿子还未成熟,自己又即将老去,站在人生漫漫长路上的中间段上,有一种两边回顾顿觉茫然,有一种过去追不回,未来不可知,同时到了中年以后自己的功业成败已经定局,会反思走过的人生道路是否是自己所需要的,生活是否是自己需要的。这些有时会变得模糊,难以确认,我也感受到中年危机不再是一个玄虚的概念,而是桩桩件件具体可见的,都是生生的逼到眼前来的,中年危机是真正存在的。我想把它写出来,这不仅仅是中年的问题,是孤独、荒诞和虚无的感觉。可能是人类真实的无法摆脱的命运,在中年集中而强烈的散发出来。

  这部小说写下来以后,表层的构架是一对夫妻的关系,他们的情爱、家庭婚姻、亲情、友情等等。最初,我的构思故事最后是阴冷的、破碎的,但是写着写着,就偏离了开头想表达的卑微的主题,越到往后写越温暖。

  从动笔到最后写成花了六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慢慢思考思索的过程。越往后写越温暖、宽容和悲悯,人性自然来的善与暗得到升华。每一个人都在反省和忏悔中,学会去爱别人,自己也因此得到了救赎,得到了爱;他们找回了自己的“爱历”,并愿意将自己的“爱历”继续下去。这么一种结局,是我在写作当中严格追寻生活的规律,追寻我内心的声音的指引,这不是一种粉饰生活的写作,也不是媚俗,而是我在生活当中真真切切感受到的,只有忏悔、思考、宽恕、付出爱,我们才有希望。人是可以救赎的,也可以给予爱,也可以高擎着宽恕和爱,走的更远,就像当初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一样,最初是想写部长夫人的风流,但一旦进入女主人公的内心,他就不得不救赎他。作家如果跟着人物的内心走,结果会不一样。

  我也考虑过小说人物的命运,孙离和李樵,喜子和谢湘安,他们的情感是人性的,若是以世俗的道德去判断,他们又是不道德的,对人性和道德悖反的描写并没有新意,很多小说也这么写过。孙离爱李樵爱的很简单,在这份感情上他没有负罪感,也没有思虑,喜子对李樵的爱的放手也不是自觉的。所以,有读者批评我没有写出人物在情感和道德冲突中灵魂反省和痛苦挣扎,这可能是小说本身的一个弱点,有机会我会做些修正。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是过高了当代人的道德自律,因为中国人内心没有神在看护,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须向神交代,他们可以无所顾忌,没有底线,道德的严格自律只可能发生在那些内心力量非常强大的人身上。孙离不属于一个精神上的苦修者,他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时时在怀疑、挣扎和思辨,他也不是阿廖沙,时时在警惕自己会不会变成一个坏人,但是,孙离的内心有一个本能的向上力量,他还能爱,有一种人的正义感。所以,我让他在小说中活在淡灰色的又向着光明的空气中。我有意料把李樵与孙离的分手写的突兀,决绝,不做交代,是留白的处理。孙离和小英子之间到底什么关系未做交代,是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秘密,每个人都有无法透视的地方,有些秘密是无害的,可以让他保留着,这种对人物处理的姿态,对人的启示,本身就是一个宽容和理解,小说也不必事事处处都交代清楚,不必字字句句都逻辑严密,文学毕竟不是科学。

  喜子与谢湘安的情感受到质疑,有人认为谢湘安不会爱上一个比自己大十岁的女人。在这么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都把女性当做消费品的时代,甚至有些女性自己也把自己当做消费品,年轻貌美的女子才有消费价值。但是,喜子和谢湘安之间的情感不是消费,他们互为镜子,发现对方的美好与温暖,又在对方的身上印证自己的美好与温暖,他们可以说把彼此照亮了,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爱情存在的理由,喜子最后选择分手,是因为她比她的丈夫孙离更善良,她更愿意为他人去考虑。

  我很感谢能耐着性子读完该书的人,尤其评论家朋友们。如果是怀着猎奇心理去读该书那注定要失望,我不是一个喜欢编造故事的作家,尽管我不怀疑自己编造故事的能力。我愿意让读者知道我所写的故事,就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也许你自己懒得说出来,我替你做一次话唠,把它说出来,我一直是这种日常化的写作,这是我的一个风格。当年《国画》出版之前,一个主编写的《文坛那些事》,说到,他们当时要我写《国画》时,其实是有担心的,我的那些中篇小说写的非常好,但是在我的中篇小说里几乎看不到跌宕起伏的故事。这种平静如水的叙述支撑一个中篇小说是可以做到,如果用这种手法去写长篇小说,支撑一个长篇小说是不是做的到?后来我写了,他们看完以后,编辑拍着桌子说,王跃文真的就用他一贯的手法,就是那种情绪把长篇小说《国画》支撑下来了。什么是那种情绪?我们可以换一种解释,我不擅长描写那种宏阔的场面,离奇曲折的情节,过度心理的叙述方式。我习惯把故事写的司空见惯、顺畅、易读、耐人寻味,生活当中的日常状态,扎实而丰美的细节,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小说中人物吃过的饭,看过的天空,走过的街道,他们说某一句话时,浮现在脸上的笑容,这些东西通过小说的书写都定格在时间里,进入了意义里。我写的许多看似琐碎的小细节,小情绪,小故事,比如说,民国老公馆老墙头,那个蒲草;天井上方宽阔的一片蓝天;屋檐上跳跃的小麻雀;河滩上贴地而长的廖兰。生活就是靠这些细节支撑起来的,他让我们感到流逝的时间,不是那么空洞,毫无意义。我记得我当时特别感动的是有一次喜子在家里照顾完自己的小侄子后,开着车子到医院照顾自己住院的丈夫,那种阳光灿烂感觉,是因她完全从过去婚外情的情境中解脱出来了,觉得自己是一个新生。我在小说中并没有这么去表现,我就写的是阳光灿烂那种感觉,当时其实我在写的时候很感动,这些小的细节可以使小说呈现出可以逼视的机理,可以触摸的质感,可以感同身受的感叹,我希望他收到一种悠然神会,妙手来语勿说的效果,我的小说《国画》,《梅次故事》都是这种笔法。在我在办公桌前挂着四个字“大事小说”,小说要从小处写起,这是我的一个心得,以上就是我写小说的最初想法。

  感谢朋友们,对我的小说做了多方面的解读,我也意识到仅仅从情感小说,仅仅用中年危机来说该书,是不够的,有很多话题可以去说。之前在《苍黄》获湖南省文学艺术奖的时候,我发表获奖感言说过一句话,“当社会被种种辨识不清洪流裹挟的时候,当所有人在闹市向前狂奔的时候,我愿意慢下来,停下来,甚至往回走,看看旁边的人丢失了什么。”我想现在是到了慢下来、停下来好好想想的时候了,因为我们过去二三十年来,我们中国人走的太快,很多事情还未来得及想清楚,仓促间就上路了,不管是弯路歧途或者迷宫,我们都已经大踏步的走过去,现在是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了。

  最后,非常感谢各位专家提出我的不足,比如在主题的开掘上,是可以更深一步的,对人物的内心挣扎可以再写写,尤其是故事中的高宇这个人物形象,当时我写完的时候,就有犹豫把他作为一个有机的人物写进去,但因为种种原因未实现,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有必要、有机遇,我会把高宇这个人物有机的融进去,非常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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